任克强 | 作为国家动员机制的政治学习：读马丁·怀特《中国的小群体与政治仪式》

专题导言

政治仪式是一种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政治现象，更是由国家主导或参加，具有周期性与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活动。通过仪式和符号等形式，政治权力能够加强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也能够动员公众参与政治，加强国家凝聚力和稳定性。本专题希望通过整理与呈现有关中国国家政治仪式的过往研究，反思政治仪式中展现的文化现象。这些文献所采用的切入视角往往是通过这些仪式的起源、演变和发展，以及仪式所反映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从而探讨政治仪式在帝制中国和现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政治仪式与政治权力、政治记忆和民间社会的关系。

任克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苏省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专家。

现在一发生问题，就会被归结为体制问题，其实体制都是由机制构成的，当我们进入共产党的内部运作机制中去分析体制时，可能会发现现有体制有弊端，但是也有一些优秀的传统，而通过细致的梳理可以使体制避免成为官僚主义作为的替罪羊。社会动员是党的建设或者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运行机制，而作为一种党的社会动员机制的政治学习仪式则鲜有笔墨提及并总结。政治学习其实是共产党的一种统一思想、传送政令的有效政治动员机制。马丁·怀特在1975年出版的《中国的小群体与政治仪式》一书中对 1960 年代中国由共产党发起并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和单元的政治学习仪式进行了深入分析。本文将结合该书的论述来分析政治学习仪式，首先阐释怀特关于政治仪式与小群体研究的价值；然后分析作为国家动员机制的政治学习，从中国传统的官僚政治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发展模式两个方面分析其起源与形成；接着分析政治学习仪式运作的机制，由此来考察政治学习仪式在1960年代是何以可能的；最后讨论政治学习仪式的特定效果与局限。

一、怀特关于小群体与政治仪式的研究

政治学习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的一个特殊现象，但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封闭性，使得国外对中国的认识受到极大局限。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很难进入中国进行田野研究，中国香港成为海外探窥中国的一个跳板。怀特在1968 ~1969年间对逃难到香港的101位中国难民进行了长达700多个小时的访谈，尽管他没有能够进入中国内地观察中国社会，但是通过对逃难到香港的内地人的访谈，他掌握了大量的、弥足珍贵的经验资料。《中国的小群体与政治仪式》一书正是根据这些访谈资料写成的，书中考察了 1960 年代中国在社会控制和群众动员中非常重要的小团体的政治学习和相互批评的仪式。全书围绕“政治仪式”这一核心，首先谈了小团体和政治仪式的意义，接着分析了其起源，勾画了其理想类型，然后从干部、学生、农民、工人和劳改犯等不同的社会群体描述了政治学习仪式的共性和差异，并从组织设置和政治仪式的关系角度阐发了不同的组织设置对政治仪式的影响。此书讨论了小团体、政治学习和相互批评等在中国语境下具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元素，分析了小团体和政治仪式是如何让中国从“一盘散沙”变成“铁板一块”的。怀特之所以选择以小团体和政治仪式为分析对象，是因为他认为小组和政治仪式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不同于苏联和西方的独特的组织模型的一部分，利用这种模型，可以更成功和彻底地组织和动员民众（Whyte，1975：7）。怀特将中国由“一盘散沙”变成“铁板一块”的社会整合程度的变化作为研究问题，通过对小团体和政治仪式作用机制的分析，展示了共产党是如何改造民众的。笔者发现政治学习小组在政府机关、学校、农村公社、工厂和劳改营五种不同的组织设置中产生了不同的小组效用。在不同的组织设置中，国家改造民众（包括改造行为和观念）的能力是不同的，国家想要达到的是一种内心价值态度和外在行为一致的、与意识形态统一的遵从的状态，而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学习小组所能带来的改造仅仅是行为上的。他的分析包含个人和组织结构双重层面——从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出发，同时又观照了宏观结构对微观个体的影响。怀特用“遵从结构”的概念来分析中国民众的力量，区分了基于威逼和强权的强制性服从、基于奖惩的功利性服从、基于信仰的规范性服从三种不同的服从类型（佟新、沈旭，2007），这种理想类型的划分基于对政府的性质、民众的性质、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关系的深入洞察，深刻揭示了科层化的官僚组织的动员策略及民众的物质需求与精神信仰，对当前的国家—社会互动关系依然具有解释力。这一研究对当前政府开展宣传思想工作，引导民众的行为和观念，形成一种适宜的价值观，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二、作为国家动员机制的政治学习：起源及其形成

对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视角的运用始于 1950 年代，但是既有的研究多侧重于从静态角度看待国家—社会关系，纠缠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阶层，而很少看到国家是如何让权力穿透到社会之中的。动员则是理解国家—社会关系的一条纵向机制。

1.从国家动员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学习

动员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目的，通过各种形式的高强度宣传、发动、组织工作，以促使特定对象形成或改变一定的价值观念、态度与期望，从而产生持续性的参与行为或其他预期行为的过程。动员的主体通常为政府或政党，动员的客体为社会资源、人力资源以及人的精神等。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社会动员可划分为：传统动员和现代动员、体制内动员和体制外动员、人为的动员和自发的动员、组织化动员和准组织化动员等（邓万春，2008；孙立平等，1999）。马明洁认为，在改革前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与政府科层体制的发育不良并存的总体性社会中，政府采取组织化动员的运作方式，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树立典型模范来推动日常管理的顺利进行和对社会资源进行广泛动员（马明洁， 2000：76）。“运动”构成了中国社会运作的一个相当基本的方式。几乎所有重大决策的贯彻和落实都是通过大规模运动的方式来展开和达到高潮的。运动式动员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在延安时代人们就对“大生产运动”耳熟能详。实际上，运动式动员和“总体性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由于国家垄断了全部的稀缺资源，承担了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和管理的艰巨任务，同时其行政管理系统又不足以完成这样的任务，运动式动员就成为一种日常管理的非常重要的补充（孙立平等， 1999：66）。

郭Yuhua、孙立平（2002）的“诉苦”模式和裴宜理（2001）的“情感”模式都是从普通民众的角度，自下而上来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的，“诉苦”可以塑造农民的国家观念， “情感”能够激发农民参与革命的激情，两者都是针对普通大众的一种动员机制。相对而言，冯仕政和邓宏琴则分别从塑造典型和“反省”机制的角度针对干部群体参与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动员机制进行研究，阐释了国家如何改造和渗透社会（冯仕政，2003；邓宏琴， 2009），而本文则尝试从政治学习的角度来重新理解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渗透。相对于塑造典型和“反省”机制来说，政治学习机制可能是共产党内上层精英更重要的一种凝聚党员共识，并把上层的这种共识传达给普通民众的工作机制。政治学习有利于上层精英改变其追随者以及基层民众的态度和行为，并有效调节初级群体和非正式组织规范的影响。

2.传统官僚政治的遗产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是一个官僚政治国家。中国的官僚政治与英、法、美等世界诸国相比，有更为悠久的历史，可以说从秦统一天下开始，持续两千多年，一直到清王朝被推翻，都是官僚政治统治的时期（王亚南， 2010）。官府控制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学术思想、教育和法律统统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工具。这种社会组织结构扼杀了能够引起社会变化的积极因素（路风，1989）。这种总体性的官僚体制和官僚政治是如何作用到普通民众的呢？其实，传统官僚体制的社会整合能力偏弱，一端是作为“帝国中心”的科层式的上层结构，王权止于县政，另一端是作为“边陲”的无数异质性的地方社区，并且“中心”对“边陲”并未发生深入的穿透，中国社会实际上依然为一盘散沙，国家对社会的动员和控制能力严重不足（冯仕政， 2003）。虽然总体上来说传统中国很少有有效整合基层社会的类似于1960年代共产党的学习小组这种基层组织，但是传统中国的统治者一直在设法建立这样的组织。宋朝开始有半官方的组织。最重要的是作为社会控制的保甲制度的形成，根据清朝的文献资料，整个帝国的臣民10户为“甲”，10甲为“保”。保甲制度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还有一个类似的制度是用于税收评定和征收的里甲制度（Whyte， 1975：19），里甲是明代的基层组织形式。清王朝被推翻后，后来统治者依然实行独裁和专制，封建地主制未受触动，现代工商业不仅比重很小，而且大部分被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所操纵；社会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冲突下分裂，人民因缺乏组织而像一盘散沙（路风，1989）。在清朝末期，中国社会开始遭遇现代化的挑战，同时，由于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的衰败，在政治解体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社会解组（孙立平等，1999：2）。利用新的组织机制与动员方式来进行社会整合显得尤为迫切。1942年，毛泽东发起了延安整风运动， 1949年后的政治学习仪式和延安整风运动非常相似，这两个时期的政治学习起源于每个组织成立的学习委员会，是在上一级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的。1949年后的政治学习与整风运动的主要区别在于：学习活动扩大到了更广泛的人群，既包括干部、学生、军人，也包括普通职泛工、城镇居民和其他越来越多的群体。

3. 苏联模式的影响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大量借鉴其经验。毛泽东时代的正式管理体制虽然参考了中国帝制的历史、国民党及根据地的经验，但更多借鉴了苏联的体制。同苏联一样，中国设立了平行的全国党和政府（或国家）管理机构。在中国政治体制的各级——中央、省、地、市、县以及地方（镇或公社）都有一整套党政机构，在政府机构内部设有党委、党支部和党的基层组织（李侃如，2010：87）。但与社会动员的基本取向是功利性的和工具性的苏联相比，中国社会动员的目标更多是在教育群众，改变群众的思想，提高群众的觉悟。苏联的社会动员活动主要局限在党员内部，对道德和意识形态并不是很注重。而在中国社会动员的过程中，转变道德和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社会动员的重要目标，有时甚至将这些目标置于其他目标之上（孙立平等， 1999：63）。政治学习的小组仪式直接来源于布尔什维克党的仪式。但是在苏联，这些活动服务于把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附属机构与其他社会分开，作为一个“组织武器”用来充当社会变革背后的动力。而中国共产党在数十年夺取权力的斗争中错误地创造了一个在党和民众之间更亲密和更有象征意义的关系，扩展出来的党的仪式也被应用于普通民众。通过小组和政治仪式的这种创新，越来越多的人口不是成为党所操控的被动对象，而是成为一个更强大、更雄心勃勃的组织的组成部分（Whyte，1975：35）。

三、政治学习仪式的作用机制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解决从晚清开始的总体性危机以及追赶现代化，如何使国家建立起总体性社会来获取社会中各种资源的控制权成为重要任务。国家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获得了对社会中绝大部分稀缺资源的控制和配置权（孙立平等，1999：3）。国家通过垄断经济资源实现了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总体支配。同时，1960 年代的中国也是一个“革命教化政体”，国家对社会改造抱有强烈使命感，并把国家拥有符合社会改造需要的超凡禀赋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革命教化政体”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和社会动员倾向（冯仕政，2011）。威权体制与革命教化政体的叠加使得作为国家动员机制的政治学习得以自上而下地持续推行。除了上述的结构性条件之外，政治学习作为一种治理术，其微观组织基础和具体治理策略则是政治学习得以制度化的更重要的因素。

1. 小组是政治学习仪式运作的基础

组织是人们最重要的生活环境和最重要的社会化机制之一。一方面，个人的价值观念、认知模式、情感取向和归属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在组织的塑造；另一方面，个人的利益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组织满足（冯仕政，2007）。在夺取政权的阶段，共产党就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理论论断并付诸实施。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通过在所有管理层、工作单位和学校建立党的支部，实现了社会控制（刘瑜，2007）。类似于党支部，政治学习小组是政治学习仪式得以运作的场域。每个小团体有8~15个人，最理想的情况是10人左右，而且小组成员有足够的异质性，既有擅长马克思理论的理论家，也有偏重实践和革命经验的实践者（Whyte， 1975：2-3， 39），小团体或者说政治小组，在工厂里是工作组，但是城市居民区、学校没有正式组织的形式存在（Whyte，1975：3）。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很少提及小组，而是抽象地讨论一些态度是好还是坏、组织纪律是好还是坏、动员是好还是坏。到了WG时期，小组才又以“毛泽东学习小组”的形式重新出现（Whyte，1975：4）。

WG时期农村的政治学习仪式。[图源：sohu.com]

涂尔干当年为转型中的社会开的药方是：重建社会共同体，实现新的社会整合。涂尔干建立社会整合的组织基础是职业，并阐释了职业群体成为社会群体的基础的几个原因。怀特也分析了不同职业群体的整合作用及差异，认为政治学习小组所寄生的不同单位的组织结构特征是“小组”功能——政治气氛形成的决定性条件（杨正联， 2004）。在不同组织中的个人，如在学校和党政机关，由于个人与组织关系较为紧密，组织可以给个人提供有价值的工作机会、向上流动的机会，那么个人倾向于获得组织认可，通过个人行为、思想上的“向组织靠拢”来获得这种认可，形成的是一种比较严格的政治氛围，小组效能相对较强。同时，政治学习小组也具有摧毁个体“初级群体”的能力。而在工厂和劳改营，由于没有如此强烈的激励机制，更多地只是维护一个相对表层的政治秩序，工人和劳改犯可能更多地表现为行为上的顺从，思想上则因人而异；而在农村，相应的奖罚机制是最为缺乏的，小组对个人的影响效用几乎被消解。

2. 政治学习作为一种治理术

小组的形成和建立更多地是来自上层的作用（Whyte， 1975：3）。毛泽东时代的国家目标是通过广泛的小群体组织制度使国民达到程度很高的规范性服从，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国家不得不对一些重要的组织中的人实施奖罚制度，以增加服从程度；另一方面，在奖罚较少的地方，如农村，服从程度则大为降低。对于城市中的工作组织来说，国家只能通过强制的或功能性的手段获得民众的遵从（佟新、沈旭， 2007）。小组成员除了工作、军事训练和学术研究之外，还要对政治学习形成共识，做日常化的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Whyte， 1975：3）。政治学习能够从权力的最上层成功延伸到机关、学校、农村、工厂、劳改营等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基层细胞，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必须满足不同类型的群众的需要。“农村的相对自治和对国家事务的不参与在传统的专制国家是一笔资产，而在精英们试图改变社会以适应现代化的挑战时，则会成为负担”（Whyte，1975：1-2）。在中国农村，相对自治的传统精英被忠诚于党的一代人所取代了。土地改革期间，各处的土改工作队着意在乡间挑选一些赤贫的农民来执行改革，并对他们的激进主义予以政治职位的奖励。中国共产党通过土改这一过程吸纳了三百万党员，这些人后来支配了农村政治组织（刘瑜， 2007）。1960年代，中国是一个以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阶级成分比经济地位更重要，而且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体制试图把孤立各社会群体作为战略的一部分，以限制来自下层的潜在挑战（李侃如， 2010：133）。

土地改革工作队下乡入户发动群众。[图源：town.zjol.com.cn]

农民因户籍制度与城里人隔绝，城市居民在单位制下，也彼此隔绝。干部、学生、农民、工人、劳改犯具有不同的需求，呈现有差异的政治学习仪式。小组政治学习仪式的意义在于整合和动员群众。小团体或者说政治小组通过政治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一套独特的组织技术融入群众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从而把群众整合起来。正如邓宏琴在分析反省机制中所说的，整党、整风、整社运动是将乡村干部的日常错误转化为政治性错误的重要方式，乡村干部参与“三整”的过程就是自我解剖、揭发他人，并受到他人包括干部和群众（代表）在内的检举、揭发、批判和上级鉴定，以及写检查、下决心、制订工作计划的思想斗争和行为实践过程（邓宏琴，2009）。

四、政治学习仪式的特定效果与局限

怀特关于小团体和政治仪式的分析，目的是要探讨一种因果机制。怀特把本文分析的政治学习作为自变量，把“严格的政治气氛”定义为因变量， “政治气氛”是指政治动员的个人行为后果，包括内在的观念和外在的行为，是检验政治学习效果的指标，它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一个组织内所有成员的所有活动都要以官方的思想和行为标准来判定，所有与这些标准背离的行为都会在政治仪式中成为公开讨论的焦点，同时，有效的社会压力也会被动员起来支持官方的标准（杨正联， 2004）。

1924 年，孙中山批评中国人“各自营其私，无顾大局之观念”（孙中山，1981：523），是一盘散沙。1945年蒋介石还是在批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因为中国是家庭主义或者家族主义的，而不是民族或者国家主义的（Whyte， 1975：1—2）。但是1949年后，特别是1960年代，通过大规模的政治集会以及消除“麻雀”“疾病”或反革命的人为运动，中国人不再是一盘散沙了（Whyte，1975：2）。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包括把民众整合到小组中，然后通过动员他们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单元，以保证这些小组不会为了个人而竞争。理想的结果是，一个人发现身边的人不仅遵守上面的命令，而且积极和富有创造性地支持那些命令。小组关于中国社会的每天的日常交流过程也很重要：小组网络可以把诸如计划生育、新的农业技术等通过常规的学习程序进行贯彻执行。小组和政治仪式不但向基层民众传递信息，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试图改变小组成员的态度和想法，小组也被认为是中国的“思想革命”的组成部分。小组还扮演着社会控制的角色，通过小组活动监督和惩罚各种形式的异常行为（Whyte， 1975：11—13）。小组网络可以阻止自治的初级群体的出现，它可能使用单一的方法去整合各种各样的组织，而且保持积极的成效。小组还可以发掘和培养未来的领导人（Whyte， 1975：15）。小组及其政治仪式是一种组织创新，它被设计用来穿透和控制非正式的初级群体，并运用这种控制促进成员对精英制定的政策的支持（Whyte，1975：18）。政治学习通过政治小组这一场域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政治学习仪式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活动，难免会有局限，或者说会产生罗伯特·默顿所提出的政治学习的推行者所没有想到的后果。怀特指出，在政治仪式的期望效果和小组成员的观念层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小组政治学习可以影响小组成员的外在行为，却难以改变其内在观念。“精英们相对成功地造就了统一的和有组织的民众，但他们并没能改变和统一民众不同的希望、担心、需要、愿望和忠诚。有时，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等级化的政治控制有所松动（如在1957年、1960~1962年、1966~1969年），社会中原有的或新的问题以及各种分裂因素便会浮出水面”（Whyte， 1975：235）。行为和观念的偏离会造成形式主义。政治学习仪式的负面效应在WG时期异化为完全形式主义的东西，最为典型的是“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晚汇报”是WG中一段时期内每天要实行的一种政治仪式，即指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一天工作、学习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这种仪式在家或在单位是自觉进行的（雷颐， 2006）。而延续至今，政治学习的这种形式主义倾向依然存在。现阶段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首先反对的就是“形式主义”。在信息化时代，政治学习这种传统的动员机制仍然需要改进。所以，正如怀特在书的结尾所言：“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人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一个剧烈而快速的变化，但是创造一个不需要持续控制和操纵的真正一统的观念和意愿，显然还是一个更长久，也更加困难的未竟的事业。” （Whyte， 1975：235）

〇本文原载于《中国研究》2013年第2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延安整风时期，战士进行政治学习的场景。[图源：dswxyj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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