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无奈——三不老的回忆之二
我母亲叫胡秀珊，生于1920年，扬州人。母亲算是扬州美女。她去世时已届九五高龄。按说她20世纪30年代有幸读到高中，一辈子有自己的职业，应该算是幸运的了。她有儿有女，走时并无重大疾患，可以说人生还算圆满。然而，一想起母亲，我总会想到她平生的诸多的无奈，又禁不住一番唏嘘。
20年代初，母亲尚且年幼、少不更事，她父亲到湖南做官，死在了外任，是寡母一手带大了她。幸好她祖父与外祖父两边都还算家境殷实，她从小倒衣食无忧，甚至家里还能拿出钱来供她读书。然而毕竟是年少失怙，此为她人生所遇的第一层无奈。
扬州的文化底蕴是深厚的，母亲酷爱古诗词。直到她晚年，因腿脚不好，须推着小车助步，还总是一路行走，一路不停地吟诵；后来下不了楼了，即便在阳台上，她也会自得其乐地陶醉在古诗词的意境之中。我嫂子的好友钱茸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专门研究语言音乐学，她曾前来录下母亲的诵读。母亲用扬州话读入声字，使得古诗词更具韵味。上学之后，她不施粉黛，我见过她那时的照片，着一身阴丹士林的学生装。典型的五四范儿。母亲上学一直读到高中。日本人打进扬州城，学业才无法继续。她只得读到高二肄业，去做了小学教员，这是她人生中的又一次无奈。从此，她开始了对我外婆的赡养。
母亲天生丽质，她年轻时是一个书卷气十足的美女。那时曾与在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读书的堂哥的同学一见钟情。可惜仅仅因为外婆说那小伙子是北方人，女儿结了婚要到北方去，而她自己过不惯北方的生活，硬是把他们拆散了。这是母亲人生中再一次的无奈。
五四新思潮对母亲有些微影响。记得她总是告诫我：“女人不能没有自己的工作，不能仅靠男人。”她自己实践了这种主张。1951年，她跟随我父亲到了北京，落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求职。到了考场发现自己没带准考证，她果断叫了黄包车，取来准考证。经过考试，她被北京31中录用了。这是她多次津津乐道之事。
到北京之后，母亲做了一件令她后半辈子想起就后悔不已的事。她给她表姐做媒。姨妈在上海新华书店工作，那时年近三十尚未成婚。20世纪50年代初，很兴换老婆；因为姨妈待字闺中，就有人打她的主意。而姨妈觉得两人差异太大，很不情愿。正好我妈听到有位未婚的工程师，就说给了表姐，哪知就成了！没承想，婚后没几年，这人竟被捕了。他被捕之后，姨妈迫于压力，选择了离婚。70年代末他平反之后，才弄清楚，他并没有任何不法行为；仅仅因为他母亲是日本人，他又是旧职员，运动要凑数，没有别的借口，就把他算成坏分子。他出狱后进了养老院，不久之后死在了那里。姨妈得知后大哭一场。这个媒做的，让母亲一直无奈。现在她们都到了天国，那里应该没有成分一说了。
母亲对工作非常投入。记得一次她生病发烧，父亲让她打电话到学校去请假。她坚持要上班，说实验课要用到危险试剂；她不放心，便撑着病体，坐车去学校了。唐山大地震，夜里电闪雷鸣，山摇地动；第二天一早，她非要赶到学校去看仓库中的那些化学药品是否存放完好。我劝她别去，万一瓶子碎毒气泄漏，对身体有害。她坚决要去，说这是她的工作，是她的责任。
“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了，她还是每天去上班。1969年有一个星期，她被扣在学校不让回家。我当时已经上了北京四中，班主任突然找我，让我动员母亲坦白，否则就要与她划清界限。我一头雾水，不知道母亲怎么了，为什么不让回家？那时的我也不过只有十三四岁，心里紧张得要命。
一周以后，母亲被允许回家了，我迫不及待地想弄清是怎么回事。原来母亲在扬州一所小学教书时，所在学校的校长是国大代表，为了充数，把所有的教员都填入表格，集体加入国民党。母亲并不知晓此事；但是有知情者在“文革”中交代了此事，而不知情的母亲成了有意隐瞒，所以班主任要我动员她坦白。现在我的班主任早已去了天国，我无从了解两个学校之间是如何相互通气的，只知道不能归家的那一周，母亲深受惊恐。这也是她的又一种无奈吧。
母亲从18岁起一直在学校工作，先是扬州的小学，后是北京的中学，工作一生；不上班她便觉得失掉了支撑。20世纪80年代初，年过六十的她被学校通知退休了。那天我回家之后，看着母亲一副失魂落魄，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在那里发懵。我很替母亲难过，就买了两张电影票，带她到小西天看了一场3D电影（只要戴上一副特制的眼镜，电影就变成立体的了），算是满足了一下她的好奇心，也排遣了一点点她刚刚退休的失落感。
父亲病逝时，母亲只有49岁，没有再婚，工作占了她大部分的精力。一退休，她没有亟待投入的事情，就变得无所适从。好在后来经四号楼庞安民伯伯的介绍，母亲在民进得到一份返聘的工作，这才让她那不知如何安放的心灵找到了一份寄托。她又工作了好多年，直到70岁才彻底回家。
母亲好脾气，小时候并不怎么限制我们，由着孩子自由发展：自己想看什么书就看，想做什么事就做，一般不多过问。她对子女的教育是大松心，大撒把，就连上哪所小学都任由我们自己选择。记得我七岁那年，她带我参加了几所小学入学考试，我被二龙路学校录取了。母亲握住楼道里的公用电话问我：“二龙路来电话了，你上不上这所学校？自己决定。要上的话，得坐七站车，你要自己去，没有人接送；也可以上家门口的学校。”我说我上，就这样决定了。开学之前，她让我一个人试着走了一次。她把我领到新街口22路车站，将一个红玻璃丝系着的月票夹挂在我脖子上。“记住在哪站下车了吗？”开学那天，母亲让我哥绕路送我。可那天他要做值日，我就没让他送我到校。公交车到站了，我蹦地跳下了车，跟哥哥说了声“再见！”就自己去了学校了。
任性而无拘无束的我，终于长大。没想到的是，小时候放任的老母亲，却一改从前，竟强硬了几次。一次是四五事件。“四五”那天晚上，我骑车去了广场。夜深人静，包围圈已经拉好，我从唯一的通道推自行车出来，手里拿了些“江桥摇”的传单；到家之后，我把传单放到褥子下面，转身去了卫生间。上完厕所一看，带回来的东西全让母亲给塞到炉子里了。
接着是干预我的婚恋。宽容的母亲，开始十二分地干预起我的婚恋来了，让我颇为意外与不满。我不像母亲年轻时长得娇小漂亮，而是黑不溜秋、一副假小子样。有个邻居姐姐给我介绍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北岛的挚友。此事被我妈知道了，她勃然大怒！她说我要和那个人好，就和我断绝母女关系。当时我哥不在北京，家里只有我们母女相依，我不想让她太过失望，况且我也未曾推开那个人沉重的心扉，就去找北岛的母亲孙阿姨，告诉她我母亲的态度。于是那个人就悄悄地从我的生活里走开了。若干年后，听说他客死异国他乡，愿他的灵魂安息。
母亲既干预我，又生怕我嫁不出去，于是满世界为我张罗，弄得我颇为败兴。她还真托三不老楼里的邻居为自己物色了一个女婿，就是我的丈夫。他是学工科的，不善言辞，生性有几分木讷，并无太强的个性。岁月的流逝，让我慢慢明白了母亲的智慧。她看到、听到、遇到太多的婚变、太多的婚外情、太多被丈夫冷落的妻子，便把相伴终生看得很重。一个人踽踽独行的滋味，她不愿让女儿去尝。她要帮女儿选择一份稳定，为自己魅力不足的女儿撑起一把保护伞。我丈夫用他的宽厚与细致，一直在默默地担当着丈夫、父亲与女婿的责任。他对我母亲一向非常尊重，直到母亲离世；我母亲也把对他的褒奖广布南北亲朋好友之中。
母亲一辈子谨小慎微，晚年还是受到惊吓，这着实是她的无奈。那几年我哥哥和她一起生活。家兄为帮何家栋先生出书，引起了有司的干预。一天清晨，一群人突然进家搜检，把86岁的母亲吓得坐在床边一个劲儿地发抖。我接到电话后，骑车赶了回去，只见母亲由于惊吓、生气，不停地打嗝。我拉住她的抚摸她的背，她还是絮絮叨叨不停地为我哥担心。我只好请亲戚帮忙，开来一辆救护车，把她送到了医院。吃了一些药之后，她的状态才有所好转。
这件事过去没三年，她就搬离三不老大楼了。母亲曾一再表示：“我有儿有女，决不去敬老院。”于是，在她年事已高，无奈已不大能自理之后，就只好在我家和我哥家轮流居住了。这样度过了她人生的最后一段。这段时间，虽然我们为她请了保姆，但或许她内心总有恐惧，或许她工作时长期接触化学制剂，骨质疏松，或许由于她一向瘦弱，她经历了整整五年几乎不能自理的失能状态，生命质量很差。
母亲辞世已近七年。她已经去了天国，也带走了她的无奈。直到临终，她还在为儿女担忧，心里还是怀着深深的恐惧与不安。愿她在天国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