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凭什么敢“炮轰”孔祥熙？

民国著名学者傅斯年恃才傲物、心直口快，脾气暴躁，人称“傅大炮”。他与飞扬跋扈的孔氏家族相斗多年，并于1944年将孔祥熙赶下台。作为一介书生，傅斯年何以如此嚣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1938年，孔祥熙上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傅斯年当即以政府参政员身份致书蒋介石，痛陈孔氏徇私舞弊、贪污腐化、勾结不法商人发国难财的恶行，并提出孔氏身兼多职、才具不足，不能履任行政院院长一职。

蒋介石阅此书后声色不动，未置一词，引起傅大炮的强烈不满与愤慨。此后，傅氏千方百计搜集孔氏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计划在参政会上和盘托出，一举扳倒孔祥熙。此计划曾被胡适得知，胡适写信劝他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惹火烧身”。

傅斯年却并不在意这点“风险”，并给胡适回信表示，我虽然一时之间不能扳倒孔氏，但至少会造成一定影响，他从前是个禁忌，没人敢指出他的恶行，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不敢提及。但从今以后，他就像个溺尿桶一样，人人可触侮。

数年间，傅斯年抓住孔氏家族破坏法度、危害国家的恶行不放，一路穷追猛打，搞的孔祥熙狼狈不堪，几乎陷入崩盘之境。面对“老二”的危局，“老大”蒋介石决定施以援手，他专门屈驾摆了一桌酒席招待傅斯年，留下了傅蒋二人一段流传后世的绝妙对答。

酒席间，蒋委婉地说道：“梦真先生，你信任我吗？”

傅答：“我绝对信任。”

蒋见状，轻咳一声：“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该信任我所用之人。”言外之意，请他放过孔祥熙。

不料，傅斯年竟然干脆利索的给蒋介石也回了一炮：“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上午，空袭了香港英国守军，地面部队同时攻入港岛。12月18日，重庆国民政府火速派出飞机抵达香港，“抢运”政府要员和文化界人士。彼时，身在四川李庄史语所的傅斯年，正在焦急中设法营救滞留香港的陈寅恪。

幸运的是，陈寅恪接到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的密电通知，匆匆赶到了机场。不料，在他准备登机时，却被无情的挡住了。被一同挡住的还有：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监察院副院长许崇智、蔡元培夫人周峻以及郭沫若、矛盾等人。阻挡他们的正是孔祥熙的夫人、女儿、随从和豢养的一大批保镖。

当时，素有“南天王”之称的国民党中央常委，陆军一级上将陈济棠登上了飞机，但孔家二小姐孔令俊竟然把一条宠物狗放在仅剩的座位上，以阻止陈入座。陈怒不可遏，当即痛斥孔令俊，不料孔竟仗着几十名保镖人多势众，嗖的拔出一把左轮手枪，直抵陈的脑门，令他滚出机舱。

孔令俊赶走陈济棠后，从容指挥家丁，把随身携带的家私、床品、箱笼、洋狗甚至私人马桶等装入机舱，强令起飞。一众党国大员与文化名流，只能在飞机屁股下面咒骂和抗议。

此事传到重庆后，被《大公报》发表社评曝光。各地报纸相继转载，社会各界纷纷谴责孔氏家族“飞机装洋狗”的行径，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孔祥熙被戏称为“飞狗院长”。当时许多西南联大的学生误以为陈寅恪耽误了此次“抢运”机会，葬身香港了。悲愤之下，几位历史系学生发表了一篇《悼陈师寅恪》，文中说道“史学教授陈寅恪的命运，不如孔氏家族一条洋狗”。

文章刊出后，激起了西南联大广大学生们的怒火。联大师生组成声势浩大的“讨孔”队伍，走出校园示威游行，沿途加入许多其他学校师生，汇成数千人的游行队伍。当时负责联大校务的蒋梦麟、梅贻琦，对学生的义举没有阻拦，并且尾随在游行队伍之后，以备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后，及时出面调解。

联大及众多学校师生纷纷罢课，并向全国各地高校发出“讨孔”通电，同在李庄的同济大学师生立即响应；史语所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等同仁得悉陈寅恪“已死”，万分震惊，纷纷向傅斯年问询详情，傅斯年闻听后急电重庆求证，重庆回电称同样“听到这个不幸消息”。傅斯悲愤万分、怒火中烧、暴跳如雷，发出了“杀孔祥熙以谢天下”的雷霆之吼。

1944年，傅大炮抓住震惊国民政府的“美金公债案”以及“贪污国库案”，一举“拿下”了孔祥熙。

在此之前，傅斯年已经搜集了足量孔氏贪赃枉法的罪证。孔祥熙勾结中央银行下属侵吞美金公债，国库局正直人士将内部重量级证据提供给傅斯年，傅氏将手头各色“炮弹”尽数编排，拟成提案，交予议政大会秘书处高声宣读。

蒋介石再次施孔祥熙以援手。他请陈布雷向傅说情，以“争取各国对抗战支持，避免造成不利影响”为由，请傅改变提案方式。傅考虑“国事为重”，将提案改为质询案公之于世。此一变动，虽然对孔氏的炮击火力有所减弱，但仍使朝野大哗，以致孔祥熙行政院长之位岌岌可危。

不料四面楚歌的孔氏没有收手，不但继续贪污受贿，还授意手下亲信集体贪污国库巨金。在当时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长郑列的主动协助下，傅斯年起草《傅斯年为国库局案在参政会所提说明书》，于参政会上再次炮轰孔祥熙。在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以及内外力量猛烈夹击下，孔祥熙被迫下台，离开政界。

令人失望的是，孔祥熙下台之后，蒋介石并未痛定思痛，又从自己势力范围内扶植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宋上台之后，其恶行较孔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傅斯年再度出击炮轰宋氏，这是后话了。

蒋氏继任国民政府首脑后，时局纷乱，就连国民政府内部尚且鸡犬不宁，蒋氏统治后期，“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被讽刺为国民政府官员追求的“五子登科”。国民党内战一败涂地，虽因抗日战争军力大损，但腐败成风、不思进取，最终迫退台湾，实是咎由自取。

然而不置可否的是，傅斯年炮轰孔氏，并最终扳倒孔祥熙，民国时期的议会制、进步思想、媒体独立、民众觉醒等因素，都不同程度的有力支持策应了他。

首先，傅斯年是无党派人士，从政任职两袖清风、心怀家国，当时的议会制政体虽然被四大家族干扰的残破不堪，但他依然能够依托体制，以参政员的身份有所作为，发出正义的声音、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从而制止孔氏集团的腐败行为，为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保留一丝民主精神的余温。

其次，正是在上述的政治环境之下，国府内部一部分正义人士，能够支持配合傅斯年长期取证，并在关键时刻拔刀相助，丝毫不惧怕孔氏家族的强势背景与报复能力，使民国最具势力的财阀集团难以应对，最终应声倒下。而且傅斯年在与孔氏家族长期对峙过程中，孔氏也怀着置他于死地的仇视心态，傅斯年却依然能处于较为安全的境地，这股隐形的政治制衡力量不容忽视。

再者，众多报纸媒体在孔氏恶行昭彰的情况下，并不照顾他的特权颜面以及与蒋家的姻亲关系，当着蒋委员长的面“忤逆犯上”，大胆刊发负面文章，独立掌握舆论风向，使得国民政府一度迫受公众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做出牺牲“老二”的决定。这是中国内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媒体自由景观，今日回看，令人即心生惭愧又倍感振奋。

最后，以“洋狗坐飞机”事件为例，当时的西南联大学生，能够在第一时间自发组织，通电全国，形成“倒孔”丛流，其觉醒程度和行动能力不亚于五四学潮。正因为有这样的民众力量基础，作为曾经“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傅斯年，树立了一个谔谔之士的典范形象。这也是当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直斥腐败、批判恶行、听从良知、不畏强权的社会底气。

笔者以为，就宏观环境对个体思想的影响，自秦一统天下之后的中国历史，民国是最值得深入探究的时代。犹如一个多面棱镜，国民政府不正常，但当时社会有正常的其他面，在那样一个三民主义尚在延续的社会，蒋介石做不到一手遮天，因此，棱镜的其他面得到生存之席。在这样的机会当中，有的镜面失去了光彩，最终被历史淹没；有的镜面夺路而出，但却没有顺应世界潮流，甚至镜面的色泽一再陷入空前的晦暗。

这也是令人扼腕窒息的后话了。

（23年11月中旬读《陈寅恪与傅斯年》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