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体验建构：疫情下2020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趋势预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司若

摘 要: 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中国电影产业多年来稳步发展的势头在2020年被按下了暂停键。危机正是反思的时机，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重要参考项，本文回溯了SARS疫情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冲击和后续影响。综合历史经验和当下情境，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和当前电影产业本身发展状态所带来的具体问题，由此提出对疫情后电影产业重点发展方向的预判。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电影产业 保障机制 版权价值开发

2019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在2018年突破600亿大关基础上达到642.66亿元，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在内地取得了50.7亿元人民币票房。中国电影产业不仅在票房数据上进入新阶段，而且有了电影类型更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世界电影方面，《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Avengers :Endgame，2019)以27.98亿元美元票房打破《阿凡达》(Avatar，2009)27.90亿元美元的全球票房成绩，成为影史票房第一名作品。奉俊昊(봉준호)执导的《寄生虫》(기생충，2019)夺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之后，又在2020年奥斯卡奖上史无前例地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等六项大奖。迪士尼(The Walt Disney Company)、苹果(Apple)、Facebook等公司纷纷搭建起了自己的流媒体平台，希望通过原创影视作品增加它们未来在互联网上的竞争力。可见，高盈利的好莱坞商业电影趋于同质化的同时，世界多元文化进入主流视野的机遇也出现了，流媒体的发展更加速了电影产业进入下一个新阶段的进程。

我们处在一个高度流动性的社会状态中[1]，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连接点不断增加、连接速度迅速提高。无论是艺术创作、文化传播、经济发展都因流动、液态的现代社会而形成一种德勒兹（Gilles L.R.Deleuze）所提及的根茎形态——触角繁乱伸延、触点彼此勾连。[2]具体表现在电影产业中，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创作的神经—影像形态；第二，拍摄制作的全球分工；第三，电影宣发的线上线下联动；第四，观看行为转变为更全方位的体验。这些特点都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愈加明显，推动着影像进入了第四阶段“超现代电影”（Hypermodern Cinema），因屏幕无处不在而出现过量影像（Image-excess）、多种类影像（Image-multiplex）和距离影像（Image-distance）的特征，用户在这个阶段获得了更多主动权。[3]

当全球电影产业开启新阶段之际，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似乎按下了这一进程的暂停键，2020年7部春节档电影集体宣布撤档，中国影院乃至大部分商业空间从春节起暂停营业。当疫情散布至全球后，全世界多部电影撤档，拍摄制作工作都出现大面积取消的情况。表面的暂停之下仍有着新变化。以中国电影市场来看：第一，政府相关部门推出政策支持疫情下受困的电影产业；第二，电影各企业都开始思考在疫情中的自救方式，以及疫情过后的新发展战略；第三，线上视频获得了迅速发展机会，国内外多部电影选择直接线上上映，或者在上映后忽略窗口期的规定直接在线上推出；第四，人们对网络的需求极大提升，也直接影响今后的消费、观看等休闲娱乐行为。疫情本身对产业的伤害以及上述新变化，一起给中国电影产业带来了众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首先回溯SARS疫情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冲击和后续影响，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重要参考项。综合历史经验和当下情境，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和当前电影产业本身发展状态所带来的具体问题，并对疫情后电影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做出预判。

SARS爆发之前，中国电影市场正朝着积极方向迈进。2000年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标志着中国电影改革步伐开始全面提速。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面对全球电影竞争，我国的电影政府主管部门加快了对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的推动。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修改后的《电影管理条例》，并于2002年2月1日起施行。这一条例在明确规定中国实行电影许可证制度以及相应的电影审查制度的同时，明显降低了行业准入的门槛，允许国营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人员和机构从事电影摄制业务。[4]同年，中国启动院线改革，地方电影公司变成中国第一批“院线”。政策上的推动让中国电影有了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的动力。

《英雄》（2002）海报

除了政策支持之外，中国电影质量也逐步提高。2002年12月14日，张艺谋执导的《英雄》上映，在国内共收获2.5亿人民币票房。当中国式商业大片初有起色，中国电影产业正蓄势待发之际，2002年底SARS疫情在中国广东发生，并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中国电影产业陷入停摆。

从表1可知，2002年票房过千万的国产片所贡献的票房总量为4.03亿，受SARS影响，2003年票房过千万元的7部国产片没有破亿票房作品，总票房仅有2亿元，其中28%的票房来自2003年12月底才上映的《手机》。当时身处于SARS重灾区的广州，在疫情期间的年度总票房比2002年下降了50%。疫情之下，部分地区文化部门下发了《六类娱乐场所暂停营业》的通知，即使没有暂停营业的地区，电影院的营收也受到重创。

SARS在2003年7月左右才基本结束。为了复苏千疮百孔的中国电影市场，2003年9月28日，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同时颁布了三个自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新规定：《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这三个规定在2002年的《电影管理条例》基础上，为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在更开放的市场环境中繁荣发展提供更大的政策支持。

作为中国电影中不可或缺的香港电影亦在SARS中遭到极大损失。为了扶持香港电影复兴，2003年6月29日，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共同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协议在2004年生效后，内地与香港合拍片将不再受20部引进大片限制，可以作为内地电影进行宣传和放映。香港电影因此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到2007年中国内地电影票房前十名中除了《不能说的秘密》为内地和台湾合拍，《命运呼叫转移》为大陆独立拍摄以外，其他8部皆为内地香港合拍片（见表2）[5]。

合拍片不断崛起之外，好莱坞电影业作为外力也促进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2010年，美国电影《阿凡达》在中国内地收获13.82亿元票房，占全年101.72亿元总票房的13.9%。《阿凡达》是一部对世界电影产业具有变革意义的电影。其票房成绩不仅成为当时影史票房第一，而且这一成绩保持到2019年，才因《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上映而结束。[6]对中国票房而言，《阿凡达》与《唐山大地震》（2010）《让子弹飞》（2010）《非诚勿扰2》（2010）《盗梦空间》（Inception，2010）、《狄仁杰之通天帝国》（2010）等电影一起推动了中国电影年度总票房第一次越入百亿阶段。到了2016年，中国电影产业已可以创造66亿美元收入，略高于英国65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电影产业紧密相连，2016年共同创造114亿美元收入）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7]对中国影院发展而言，《阿凡达》推进了中国影院在数量和设备上的大幅发展。根据表3中国影院数据，2009年比2008年影院增加了6.3%，2010年比2009年增加16.28%，2011年比2010年增加24.83%。银幕数也在2012年突破10万大关，达到13118万块。可见，中国影院从出现SARS的2002年至今，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2017年中国银幕数就在世界电影银幕数量上排到了首位。

可见，SARS带来了中国电影产业的暂时性倒退。SARS之后，因为政策扶持、优质电影的推动、影院技术的发展等因素，中国电影一路狂飙，在2018年年票房破600亿元大关。在2019年又出现了国产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降世》超过50亿元票房的喜人现象，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电影多元化发展的希望。

现如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使国内电影产业陷入寒冬，而且让全世界电影产业都进入共克时艰的阶段。《花木兰》（Mulan）《速度与激情9》（F9：The Fast Saga）、《寂静之地2》（A Quiet Place PartII）等好莱坞电影都在北京时间3月13日宣布撤档，多部国际电影的制作也难以按期完成。这是世界电影的至暗时刻，这一危机中爆发的问题对未来电影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危机中也蕴藏着发展的机遇。

通过对SARS前后中国电影产业情况的梳理，可以看出疫情可能是另一种促使产业升级换代的方式。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面积和影响程度与SARS不可同日而语，当前影院的市场化程度、积压影片所面临的竞争、流媒体对电影产业的变革性影响，都成为电影产业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6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9.06%。2019年中国电影总票房为642.66亿元，同比增长5.4%，增速放缓。影院和银幕数量与票房上涨呈正比（见表3）。2017年全国影院数量突破10000家，2018年全国银幕数突破60000块，居全球第一。在向好的数据背后，充满着曲折的具体问题。根据拓普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产生场次的11469家影院中，全年票房不足500万元票房的影城数量占比63.79%，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影院有无法盈利的问题。2019年的观影人次从2018年的17.18亿上升到17.26亿，但场均人次从15.49人下降到13.55人，上座率从12.09%下降到10.74%，场均收入从574.09元下降到503.13元。[8]随着影院数量的增加，头部影院的票房市场占比有一定程度的下滑，影院的上座率、场均人次、单厅收益等数据都面临挑战。

中国影院在新冠肺炎疫情前就存在的问题，原本有可能会因为春节档而得到缓释。但随着疫情的爆发，年初最具票房实力的春节档、情人节档期接连取消，影院损失已然巨大。况且，如今中国影院在此次疫情中与SARS时期面临的危机有明显的不同：第一，2003年中国电影正处于低谷期，全年仅有11亿元票房。因为2002年中国刚刚开始实行院线制度，所以当时的电影放映业大多处于国有状态。那时大部分影院职工无论营业或者不营业，仍有固定工资；第二，当时不同城市受到疫情程度不同，部分影院仍然正常营业、部分营业半天、部分关闭；第三，根据2003年SARS爆发后有关部门对文娱行业的要求，需要全国没有一例新增病例的45天后才能举办大型活动，因此在2020年，全国影院在上半年大规模重新营业的希望并不大。

2020年中国影院多处于民营状态，此次疫情关停的影城遍布全国。据影院业内人士在2月12日发表的文章估计，中国影院目前损失达到100亿元，而这个数据仅是估算至2月的。新冠肺炎疫情前影院暗藏的经营危机，加上连续几个月的关停状态，影院可能会迎来一波倒闭潮。

中国影院若想在这一次的疫情中生存并且有更好的发展，除了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之外，自救行为非常重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影院的自救行为主要包括：①销售食品库存；②与影迷进行线上互动；③提前预售套票；④与其他企业共享员工，保证员工薪资。

除了应急措施之外，很多影院也开始思考影院盈利不断下降，以及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影院脆弱性等问题的解决之道。2020年美国电子消费展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互联网生活成为越来越多人日常主要状态，当代逃离日常陈规的方式，转而变为从互联网逃离至更具有体验感的公共空间中去。[9]1999年派恩和吉尔摩提出的“体验经济”经济理论在当代愈发显得重要。当今，只有更具优质体验感的空间才有更强的议价能力。中国影院应根据自身的情况，从以下三个方面增强自身空间的体验感：

上海迪士尼乐园

①表演性的植入。这一点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题化布置。无论是影厅还是大厅都进行有主题的装潢布置，增强消费者的沉浸感，让消费者通过自己的社交圈来为影院做宣传。另一方面是服务人员的表演性。例如，海底捞难以复制的优秀服务态度，迪士尼主题公园工作人员都被要求在园区内的服装、行为、语言要与迪士尼整体氛围融合在一起。这些企业的成功与服务氛围、服务人员具有符合品牌的表演性密不可分。影院可根据自身品牌特色，对员工进行有针对性培训，让具有表演性的服务与影院场景更加契合；

②互动设备植入。美国众多知名商场都曾因网络购物盛行面临关闭风险。为了自救，商场引入了具有影视IP的互动类游戏，例如虚拟现实游戏。[10]影院作为电影产业链重要一部分，配合影视IP植入高科技的互动设备，有利于增强空间的活力；

③多样化活动植入。除了观影活动之外，观影前段和后续都有可供开展的活动，例如见面会、分享会、类似于TED的演讲活动等。通过多样化活动的开展，促进影院空间利用率，增强消费者对影院的感情黏性。

2003年SARS期间也导致了多部电影的推迟上映。2001年和2002年，赵薇主演的《少林足球》《天下无双》《夕阳天使》都获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但由她主演，原定2003年3月份上映的《炮制女朋友》因为SARS一再推迟上映日期，到最终上映之时票房只有600万元，而这部电影投资就高达2000万元港币。同样受影响的还有章子怡、刘烨、李冰冰共同主演的《紫蝴蝶》，这部入围了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电影延迟至2003年7月上映，只收获了300万票房。比SARS期间关停影院范围更广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造成了多部影片集体撤档，即使在影院重新开门以后，这些影片也面临着与原本已排在那一档期的影片竞争的问题。第一，对于春节档的7部电影来说潜在损失巨大。前几年春节档票房都占到总票房的20%左右，2019年全年共计600多亿元票房，仅春节七天就贡献了将近60亿元，接近10%。[11]在春节档上映的电影是在制作、宣发上都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且很多都是专门为春节档而拍的贺岁类型，在其他档期或者不能收获足以覆盖成本的票房，或者已经错过了时机。《囧妈》选择在大年初一全网上线，放弃上映，正是因为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为春节档而打造，错过这个时机根本难以完成保底发行协议。《囧妈》从宣布免费上线时的一片叫好，到上线后正面舆情的缺失、豆瓣评分6.0的及格分等情况，都可以看出这部电影拍摄的初衷，更多是为观众带来合家欢的氛围，而忽视了影片质量；第二，2020年在国内还未上映的《花木兰》《绝地战警：极速追击》（Bad Boys for Life）《黑寡妇》（Black Widow）、《速度与激情9》等多部好莱坞电影都已经宣布或者可能推迟上映档期。

《炮制女朋友》（2003）海报

越来越多电影的积压导致未来电影上映和票房情况充满不确定性。可以预期，疫情过后电影重新上映时会面临更大的竞争，稀释所有影片的票房利润。部分电影也许会为了保证投资回收而选择线上播出。总而言之，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市场都会迎来更为严苛的优胜劣汰过程。

本文所谈论的互联网平台发展侧重于线上影视、长短视频方向，因为这一类同质化产品对院线电影具有最直接影响。互联网平台既是院线电影生命力补充剂，又直接分流了消费者，两者关系可谓是“相爱相杀”。目前，我们可以在网络平台观看到的视频内容非常丰富（见表4）。多元丰富的内容不仅极大分流了消费者，而且当下无处不在的屏幕也正在彻底改变消费者的观看行为。这可分为两方面来探讨：

①碎片观看行为影响人们长时间注意力和深入思考能力。短视频瀑布流的观看方式，会让短视频使用者形成仅用15秒—1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能获取娱乐或知识的认知；多屏幕观看让用户获得了暂停主动权，因此就算是观看长片电影的时候，他们也可以选择片段式的观看模式。当碎片化获取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行为习惯后，即使顶着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阿尔·帕西诺（Al Pacino）合作光环的电影《爱尔兰人》（The Irishman，2019），其长达三个半小时片长不仅很难在电影院获得高票房，在传统好莱坞制片厂连投资方都很难寻觅。

②刷片/剧模式带来的个人和集体休闲方式变化。随着奈飞（Netflix）一次性推出一整季剧集的方式出现，加上线上平台赋予消费者可选择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观看多少部或多少集影视作品的权力，这一点与碎片观看相辅相成，给予用户更大自由度。这也必然会造成影院消费者被分流。

疫情前，流媒体虽然具有改变电影产业面貌的影响力，但其进程仍是渐进式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事件彻底改变了电影产业变革的速度，一方面加速了电影行业对流媒体的接受度，2020年戛纳电影节已经宣布推迟，仅保留虚拟电影市场等线上服务项目。《隐形人》（The Invisible Man，2020）、《狩猎》（The Hunt，2020）、《1/2的魔法》（Onward，2020）、《刺猬索尼克》（Sonic the Hedgehog，2020）等电影都已经放弃窗口期规则在线上播出。另一方面也敦促全行业尽快建立更符合现状的保障机制和版权价值开发模式，才能实现全行业的正向发展。

1.更适合中国市场的完片担保制度的完善

好莱坞影视产业能成功运转至今，与成熟的保险业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根据加利福尼亚保险信息网络的数据显示，仅是1998年与电影制作相关的保费就超过1亿美元，其中包括对演职人员的保险、各种涉及侵犯个人权利、诽谤等诉讼的保险、确保整体制作顺利的保险以及完片担保。[12]我国电影产业经历野蛮生长之后，也正逐渐向更成熟更有保障的方向发展。2015年美国电影金融公司（FFI，Film Finances Inc.）中国分公司落户上海自贸区，《卧虎藏龙2》（2016）《长城》等合拍片、《机器之血》（2017）等国产影片都陆续使用了完片担保制度。《机器之血》在台湾拍摄期间遭遇三场台风，在有保险赔付以及专业团队协助电影制作制定拍摄计划的情况下，保证了电影可以顺利完成。但中国电影产业保险制度的进展是缓慢的，当《流浪地球》（2019），《哪吒之魔童降世》遭遇资金不足的问题时，靠的是电影人自身的坚持和行业里的守望相助。这次疫情也再度为中国电影产业不完善的保险制度敲响警钟。我们不仅缺少足够多的优质影片，更缺少为优质影片诞生保驾护航的保障制度。中国电影在疫情后若要在艺术和商业上都顺利发展，不仅需要好莱坞式的完片担保制度，更需要行业与政府联手推动一套切实保护中国电影相对自由发展的措施。只有真正在艺术和商业上成功的电影，才能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更加开放、宽容的中国形象。

《机器之血》（2017）海报

2.行业品牌景观孵化

保险制度更多是对影片本身的保护，对于影视基地、影院等相关电影产业也需要建立相应支持保护体系。在国内电影院停摆46天之后，上海电影集团于2020年3月9日宣布推出全国首支总额达10亿元的“影院抗疫纾困基金”。该基金重点聚焦于长三角地区的影院，不仅希望通过基金的形式来解除影院目前的困难，而且希望以此为开端促进长三角地区影院商业模式出现与时俱进的变革。例如拥有334家影院的联和院线希望在基金帮助下，促进加盟型院线向资产联结院线转变，实现渠道延伸的运营新形态。上影集团也把这次的纾困基金作为战略型布局的必然一步，希望以此推进影院终端产业的优化整合，进而提升上海电影在全国电影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从上海电影集团的联手战略可看出其对打造品牌优质度、扩大品牌影响力的愿景。品牌化也是未来中国电影产业中各行业的发展方向。品牌使商品或服务拥有明确的身份和质量层次，有助于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从而促使其更快做出消费决策。消费者看到皮克斯（Pixar）、维塔数码（Weta Digital）、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汉斯·季默（Hans Zimmer）等工作室或者人物品牌时，便会知道有他们参与的电影作品的质量层次，以及其与自己的潜在匹配度如何。疫情后，除了明星、导演、公司应继续加强品牌化之外，电影中的编剧、后期制作、宣发、经纪人等行业也应考虑行业联手，进行品牌化尝试。电影各行业品牌化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共创出品牌景观（Brandscape）[13]，即一个由电影制作、营销、发行、消费者反馈以及消费者文化共同组成的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电影价值可以得到增长和良性循环。

根据我们上文对疫情后积压电影困局的分析可知，如果只把电影票房作为唯一价值收获方式，投资风险太大。移动网络的成熟和移动屏幕的增加，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休闲或者工作。人们适应了单位时间里多线程的办事，也就带来了对更丰富体验的需求。对电影版权也应进行多元开发，以满足消费者体验需求。

版权开发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版权的反复上映、播出。很多经典影片原先在国内并没有上映过，或者另推出了其他更具体验感的版本，可通过重新上映或者在电视台、点播系统、流媒体播出来获取更多价值。复映在国内早已有很成功的案例。2012年3D版《泰坦尼克号》（Titanic 3D，2012）在国内收获9.46亿元票房，《海上钢琴师》（La leggenda del Pianista Sull'oceano，1998）在2019年11月15日推出4K修复版，国内收获1.43亿元票房，《美丽人生》（La Vita è Bella，1997）在2020年1月3日复映，获得5981.9万元票房。复映策略在正常时期的电影市场上，具有丰富电影产品、活跃冷门档期的作用；在疫情中众多影视拍摄停摆的情况下，这一策略可以缓解影视公司和院线的资金压力，给予新的影视作品更多拍摄、制作、宣发的时间。

《海上钢琴师》（La leggenda del pianista sull'oceano，1998）复映海报

版权开发第二种方法是开发出新的价值形态。英国电影委员会2007年发布的《对狂热电影爱好者的定性研究》（A Qualitative Study of Avid Cinemagoers）指出，电影观众不仅将电影作为娱乐方式进行消费，而且还为了学习语言、了解不同文化，并进一步提高他们对历史、旅行、音乐等的兴趣。[14]一方面，电影版权与书籍、音乐、电视节目之间存在相互吸引消费的作用[15]，电影版权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其他艺术形式的改编；另一方面，电影版权可分解为更小的符号，如任务、故事、台词、服饰、配色、配乐、道具等，赋能空间、媒介、实物，扩大版权价值获取范围，增加获取度。电影版权的主要开发形式包括传统媒介形式、数字化形式、衍生品以及具有影视元素的空间四部分。这四部分可根据不同版权的不同价值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和重新整合（见表5）。

表5 版权价值开放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中，互联网成为隔离期间保持生活秩序的重要工具。疫情之后，互联网的使用面会进一步拓宽。人们习惯线上生活之后也必然导致多种传统经济形式的危机。其中，电影产业方面，影院的上座率会进一步下降，如果这个问题继续恶化，会直接从放映链倒逼整个电影产业发生巨变。

对于已存在的问题和危机，除了上述对未来电影产业如何发展的预判之外，我们还应该从变化中探寻不变的核心——电影产业一定会在社会、文化、技术等力量的推动下发生巨变，但并不代表影院的式微会带来产业的解体。电影之死的说法一直不绝于耳，但正如本文开篇所谈到的，电影产业更可能的是进入到下一个发展阶段，一个影像数量、影像呈现和互联方式急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因分支和接触点的增多，形态上呈现出根茎式。这一形态不仅是互联网中、线下产业中以及线上和线下之间的联结增多，而且强调更细节的发展，如电影创作中对人的特定状态的深挖（《敦刻尔克》[Dunkirk，2017]对战争中个体状态的表达，《蒙上你的眼》[Bird Box，2018]、《寂静之地》[A Quiet Place，2018]对特定感官的恐怖感描写等），再如产业中对品牌景观的建构，影院空间的新利用方式等。

从消费者需求角度来看，因为互联网的出现，消费者的身份出现流动性。例如在现实中有社交恐惧的人，在互联网可能会是一个社交高手。消费者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身份，就会有不同的消费需求；而同一时间中，多线共进状态会促使人们同时兼有几种身份。消费者对内身份的流动性和可塑性增强，需要外界多元体验的配合才能保证内外的同步，这种多元体验的需求与电影产业的根茎发展是吻合的。

综上所述，针对产业上的新形态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政府相关部门应借着5G发展势头，颁布相关政策鼓励影像和影院体验方式的更新换代。产业内各公司、各分支行业应在扩大合作范围、拓宽融资渠道、迎合当代消费者需求、发展品牌景观、寻找新盈利增长点这五个方面发力。若能双眼明亮地望向未来，就会看到暖春已至，盛夏也不远了。

责任编辑：刘洋

注释

[1]参见Z.Bauman,Liquid Modernity[M].Cambrige: Polity Press,2006:1-15中关于社会流动性相关理论。

[2]孙绍谊.“大脑即银幕”:从神经科学到神经—影像[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42.

[3]Patricia Pisters,The Neuro-Image: Deleuzian Film-Philosophy of Digital Screen Culture[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69-70.

[4]尹鸿.2002—2003 中国电影产业备忘(上)[J].电影艺术, 2004（2）:5.

[5]CBO中国票房[EB/OL].http://www.cbooo.cn/year?year=2019,2020-3-6.

[6]Box Office Mojo.Top Lifetime Grosses[EB/OL]https://www.boxofficemojo.com/chart/ww_top_lifetime_gross/?area=XWW&ref_=bo_cso_ac,2020-3-6.

[7]Victor Kiprop,Largest Film Industries In The World[EB/OL].https://www.worldatlas.com/articles/largest-film-industries-in-theworld.html,2018-2-19.

[8]拓普数据.2019年中国影院发展研究报告[EB/OL].https://mp.weixin.qq.com/s/yXUcJoz0ijPyYQuGCdmaBw,2020-1-13.

[9]CES，Story Tech Trend [EB/OL].https:/www.pcbc.com/PCBC/CUSTOM/Exhibits/StoryTechTrendsSample.pdf, 2020-1-13.

[10]Ronald D.White,America’s malls are dying.Owners are hoping virtual reality and fitness centers will save them [EB/OL].https://www.latimes.com/business/la-fi-malls-revival-20180911-story.html, 2018-9-11.

[11]尹鸿.有些影视公司日子更难了，建议政府出台措施帮行业喘口气[EB/OL].https://m.sohu.com/a/373187652_100160903/?

pvid=000115_3w_a&scm=1002.590044.0.28b54ab?_f=index_select_19&from=singlemessage,2020-2-15.

[12]Charles E. Boyle,Hollywood and The Insurance Industry [EB/OL].https://www.insurancejournal.com/magazines/magfeatures/2001/09/17/18502.htm,2001-9-17.

[13]O'Reilly&F.Kerrigan,A view to a brand:introducing the film brandscape[J].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2013，47(5-6):769-789.

[14]UK Film Council,A Qualitative Study of Avid Cinema-goers[M].London:UK Film Council, 2007:25.

[15]F.Kerrigan,Film Marketing[M].Oxford:Butterworth Heinemann,2010:46.

本文刊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学术论坛”栏目，图片均来自网络，媒体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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