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的历史逻辑、现实依据与未来理念┆《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摘 要: 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理念的倡议和阐发，是在中国进入新阶段，文化和电影急需新理念和新格局的背景下提出的。相较凭借内在凝聚力被追认的思想型学派，“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更接近具有紧密制度化、专业化连接的组织型学派，回应着国家战略、产业升级、学术建设以及社会引领的四重历史和现实需求。其理念和主张可以概括为战略观、文化观、美学观、创作观和教育观五个大的方面，对打造具有原创力、竞争力、传播力、影响力和引领力的电影艺术作品，实现电影强国和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新时代 中国电影学派 战略 融合创新 电影强国

“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既是由北京电影学院倡议提出的一项理论主张，更是文化强国、电影强国战略规划的内在组成。这一理念提出的背景是基于中国文化和电影发展面临的三个“新”的情势。

首先是中国发展面临的“新阶段”，站起来、强起来的中国已经面临着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需要新的文化和电影战略布局来应对发展和变化中的内外形势；其次是文化和教育发展的“新理念”，文化强国和电影强国的战略需求和建设“新文科”的指导方针，都内在召唤着一种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框架、解释机制和评论方法；最后是电影事业发展要求“新格局”，我国电影事业、产业和高等教育都面临大而不强、多而不精，独创性、原创性、引领性不够等问题，急需明确中国电影的发展理念，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指明方向。

“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的提出正是在回应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发展需求，规划、建构中国电影事业的新理念、新蓝图，助力形成更具竞争力、原创力、传播力、影响力、引领力的电影教育、学术发展的新格局。进入新时代，“当下中国最复杂、最生动、最具活力的电影实践足以支撑中国人的电影理论思考，足以支撑我们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体系，足以支撑我们建构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1]在新的历史使命和时代命题之下，梳理“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的历史逻辑和现实依据，明确“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的未来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回望历史，现代学术视阈内的学派可分为两类，一是没有特定组织形式，凭借某种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学术思想、思维方式或研究方法，聚集或被追认的学术群体，可称作思想型学派；另一类是具有紧密的组织形式，在共同科研机构进行专业化、制度化或职业化的学术研究，产生具有开创性成果和影响力价值的学术团体，可以称为组织型学派。无论哪一种学派，历史地来看，都是“共襄旨趣的学者群体”。被冠名作学派的学术共同体往往具有鲜明的核心价值、独立的观念体系、超群的人格气质以及严谨的学术主张。

纵观人类历史，思想光芒的绽放与学派繁衍紧密交织，任何学派的兴起与发展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既是对时代问题的思想回应、对时代实践的理论概括，又是推动时代变革的先声。学派涌现是学术繁盛、思想斗妍的表现，换句话说，学派的出现往往对于学术和学科发展具有根本性的促进甚至革新意义。考察世界电影史进程中艺术集群的惯常表述，主要有“运动”“流派”“学派”等概念。首先是电影“运动”，如“新浪潮电影”“新好莱坞电影”，其核心在于对电影创作观念和演进方向的革新变动。

其次是电影“流派”，如“法国诗意现实主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输出领衔时代并持续影响世界电影创作的美学观念和艺术主张。“运动”“流派”主要以引领电影艺术趋势或潮流为特征，群体构成相对松散。电影“学派”则具有明显的国别地域特征，如“布赖顿电影学派”“苏联电影学派”“波兰电影学派”“新柏林电影学派”，它们不仅革新观念，引领美学，更内含自觉化的国族因素，对外彰显为更稳定的艺术共同体。一个国家或民族独特的时代境遇、社会思潮和审美追求是滋养电影“学派”的本源，成熟的电影“学派”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体，其旨趣和追求甚至能超越电影艺术本身，成为文化的、价值的、学术的共同体。

电影作为舶来品，其发生发展必然受西方观念制约。但自从扎根中国，早期电影拓荒便与中国的文化运动、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相随相伴，在动荡的中国土壤中培植出了鲜明的民族气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电影的民族化探索更为自觉，依托革命话语发展出人民电影美学。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创作主体意识觉醒，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突围和跨越。进入新时代，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题中之义，中国电影产业的空前盛况与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共同提出构建中国电影学术共同体的要求和使命。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2]遵循这一指导思想，结合电影学术自身发展的迫切需求，北京电影学院提出“中国电影学派”的主张和倡议，其影响力成燎原之势，中国电影学派从概念渐成显学，相关研究也从电影学院的一家之言发展为众声应和的学术焦点。“区别于美国电影、日本电影、俄罗斯电影，中国电影有自己的特点，有蕴含着独特民族特色的创作方法，自然也存在着发现、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可能性。”[3]

“中国电影学派”的构建，是中国电影学术共同体意识的凸显，也是基于中国电影自身发展道路的学术自信和学术自觉。中国电影学派是要构建“一种能够熔古铸今、兼收并蓄的中国电影的评价体系。这种评价体系的建构不仅能够为世界电影的总体评价体系提供新的理论参照系，同时，为世界电影的艺术创作提供可以借鉴的导向维度”[4]。进入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的历史使命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电影理论体系，并为中国电影在世界版图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理念的倡议和阐发，是基于国家战略、产业升级、学术建设以及社会引领的四重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

首先，是国家战略发展的需求。世界发展趋势的外在推动是文化强国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和“硬软实力失衡”是文化强国战略提出的内在动力。中国正值和平崛起，扮演引领新全球化的核心角色，同时也面临着对外舆论格局、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念的三重冲突。电影作为彰显文化自信的主流载体，肩负回应国家战略的历史使命。中国电影巩固本土优势的同时，急需在战略层面增强国际传播，凸显中国声音，扩大话语权，通过提升海外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来实现文化软实力的有效输出，进而推动中国引领新全球化。电影无疑是最具文化穿透力的艺术媒介，中国电影的实践与理论应为中国文化的输出做好必要的舆论准备、意识形态准备和价值观准备。从这个层面来说，“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的构建和发展呼应了文化强国和电影强国的战略需求。

其次，是文化产业升级的需求。当前中国电影的生产体量、银幕增长、票房产出和观影人次等内生指标毫无疑问在世界电影市场独占鳌头。但论及行业在全球范围的外向竞争，中国电影技艺同欧美甚至日韩都存在显著差距。面对产业升级的迫切要求，中国电影需在主题立意、格局视野、科技含量、艺术品质和文化引导上持续提升国际化水平，增强国际化表达，彰显中国电影的文化内涵，开创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主流电影品牌，锻造具有中华文化标识的文化产品。当前急需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中国电影产业实现精准布局，打造出中国特色的产业发展路径，从内容原创力、基建竞争力、人才引领力、艺术影响力和文化传播力全方位带动中国电影产业的结构性优化升级。

再次，是电影学科建设的需求。“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的构建，核心基础仍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学术思想。中国电影在长久的发展过程中，先天背负两重矛盾。一方面中国电影在创作上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引导，早期中国电影取经好莱坞，“十七年电影”借鉴苏联模式，新时期电影又重新徘徊于欧美主导的创作范式；另一方面，中国电影在百年进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历史、美学和批评等本土经验，却未能系统高效地反哺创作实践。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学科建设逐步树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的电影学科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创新能力日益提高。“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创新包含国外相关学说的本土化、中华传统智慧的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相关实践的概括化等多种途径，其影响表现在具体影片的阐释评价、电影IP的创造性转化、电影产业链的政策引导等多个环节。”[5]“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电影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它所形成的话语体系，也是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学术传播的角度而言，中国电影学派在整个人文学科当中极有可能率先实现对外传播。

最后，是社会文化审美的需求。电影作为解读宣传“中国梦”的有力载体，肩负着弘扬中华文化，传播主流价值的职责与使命。做好电影学术的社会效益转化，以电影理论成果回馈社会形成良性文化循环，是电影学界作为学术共同体为文化强国建设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长期以来，北京电影学院注重通过开展影视评论、学术交流、电影节展来引导社会话题，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电影活动，增加大众的审美力、判断力和家国情怀、道德情操，尤其注重引导年轻群体树立正向审美价值，致力于为整个社会营造一个优雅良性、健康繁荣、有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文化环境。就文化生态建设而言，“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作为引正审美、引领风尚、引导价值的文化引擎，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

基于以上“中国电影学派”发衍的四重现实依据，关于“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的理念和主张，我个人梳理为“五观”，即战略观、文化观、美学观、创作观和教育观。

（一）战略观

所谓战略观，指的是超越局部战术层面的具有整体性、前瞻性、系统性的观念。“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的学术理念对接的是国家文化战略，服务于电影强国的远景目标。电影在当前中国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中处于相当特殊且重要的地位，中宣部专门成立电影局来主控中国电影发展的未来布局，电影产业的事务性管理已初显成效，国家也从制度、法规和市场各层面不断调整电影的文化战略定位。但仅仅是主管部门和相关事业产业部门当下阶段性的任务与目标的实现，还是远远不够的。针对未来的战略性规划，“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必须形成具备长线应对能力的战略智库。文化自信作为国家战略思想，“不仅体现在对本土独特战略资源的开掘、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上，还体现在对外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在世界电影版图上构建起自己的话语体系，释放出中国电影应有的美学自信、理论自信和产业自信”[6]。事实上，中国电影产业也一直在寻求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总体战略引导，“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的顶层设计即是为当前电影产业的国际认同困境提供中国特色的理论指导和战略建议。

（二）文化观

所谓文化观，指的是从精神与价值层面，对于社会整体辐射的观念。“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当代中国人的审美诉求和时代精神为导向，继承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在电影创作与理论研究领域彰显文化自信。当然，承袭传统绝非闭门造车，中国电影需要吸收和借鉴有益的外来文化，保持中国电影文化的多样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文化理念的建构和践行，要发挥文化凝聚、文化建设、文化传播和文化引领的作用，对内扎根人民，产生文化凝聚力，对外传播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与中国力量，将带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电影文化自信开放地融入世界电影潮流。

（三）美学观

所谓美学观，指的是从美的生产和审美接受层面体现出的观念。艺术学派的核心是美学。“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倡导的美学观念，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本土与外来的结合，精英和大众的结合，以中国智慧、中国气韵表达人类共同价值。“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崇尚的艺术目标，是锻造出具有鲜明中国气质、中国风度、中国神韵的作品，价值追求中和美、内容讲求伦理美，艺术表达诗画美，使中国电影成为世界人民认识中国、想象中国、阐释中国的重要文化资源。

（四）创作观

所谓创作观，指的是面向创作、生产、传播，融技术、艺术等于一体的观念。当前电影的技术观念、艺术观念和传播观念均处于重大的变革时期，电影工业模式不断跃迁，电影类型频频位移，传统的线性创作观念已被非线性的技术观念所代替。在技术革新浪潮下，“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实践应当注重电影理念、方法和路径的融合发展，以影媒融合、影游融合、影产融合驱动产业发展，打造“来自中国、体现中国、代表中国”的优秀作品。

（五）教育观

所谓教育观，指的是以人才培养为核心，集学科专业建设为一体的观念。“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的教育观念体现于中国特色的专业设置，以思政、人文和专业三位一体，促进高质量人才培养。在教育体系建构上，以三项融合发展实现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创新。首先是科教融合，即要把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其次是产教融合，要及时捕捉时代最前沿的产业发展景观。最后是社教融合，要将社会文化、社会资源和社会生活融入电影教学，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观察力和剖析力，为电影创作的艺术探索和思想萌发打下基础。

此外，“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的发展教育观还包括专业学科的创新，要对当前学科和专业进行整合，打造中国特色的电影类专业和学科，要有适合于中国高等教育的专业和学科设计。高等电影教育想要服务文化强国战略，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要输出最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电影专业人才。电影市场的全球化导致对电影人才需求愈发多样化，中国电影必须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和特定领域的尖端人才，才能切实增强中国电影的国际竞争力。第二，既要出人才，还要出思想。“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建设为文化强国提供前沿的艺术理论和学术观点，在学术上，要培养出一支素质过硬的中国特色电影理论研究队伍，输出具备学派共同体特征的学术成果，并实现成果的学术转译和国际传播。

新时代呼唤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的发展以高举中国特色旗帜，扎根中国现实土壤为核心，凝练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的管理体系、学术体系和实践体系，以此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行业发展需求、学科建设需求以及社会审美需求，力求打造具备竞争力、原创力、传播力、影响力和引领力的电影艺术作品，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提升中国电影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电影强国和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做出贡献。

注：本文由王昕、尹鹏飞、柳宏宇、胡雨晨参与整理

责任编辑：刘 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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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饶曙光.建构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J].电影新作，2015（5）.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02）.

[3]王海洲.“中国电影学派”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核[J].电影艺术，2018（02）:3-8.

[4]贾磊磊.中国电影学派价值体系的时代建构[J].艺术学研究，2019（02）:46-50.

[5]黄鸣奋.新媒体环境下的中国电影学派建设[J].艺术百家，2018，34（06）:128-132+235.

[6]饶曙光,李国聪.阐释与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历史考察与当代反思[J].艺术百家，2018，34（05）:60-66+241.

本文刊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特稿”栏目，图片均来自网络，媒体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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