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推荐｜(丹麦)马斯·艾辛/文 铁小茜 孔新峰/译：《社会理论中的人类世: 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走向新唯物主义》

引言

    在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个新的地质时代，“人类”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星力量;人类世的产生蕴含着一个迷人的故事。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人类力量增强的故事?人类易犯错误的悲剧?或者完 全是别的什么?在本文中，我介绍了近年来在社会和政治理论中引起越来越多兴趣的三个不同的人类世故事:由所谓的生态现代主义者提倡的“好的”人类世，由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批评的“坏的”人类世，以及最后，由新唯物主义者设想的“奇异的”人类世。笔者回顾了每一个故事，追溯了它们在每个传统中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的学说中的展开，并特别注意每个故事回答问题的方式，例如:人类世的起源是什么，谁是它的主要角色?人类世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回应来解决这些问题?

    虽然这三个故事都为在人类世中的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我认为，人类世的新唯物主义故事比另外两个选择更可取。这有几个原因，包括需要重新关注人类世的气候和生态危机之超人类的复杂情况，以及认识到这些危机不能被归结为技术危机或政治危机，而是更深层次的文化危机，甚至精神危机。然而，在本文中，我强调了支持新唯物主义故事的另一个论点:它有能力解释和保持空间开放，以实现人们所称的“本体论多样性”，而不是坚持人类世单一宏大故 事的普遍性。正如人类学家罗安清(Anna Tsing)等人所指出的，人类世不是一个新的、普遍共享的全球 条件，而更像是一个由多个不同的局部组成的“拼凑 物”，这些局部不能整齐地扩展成一个统一的全球整体 [1]。这个论点并不是说人类世的所有宏大叙事都是完全错误的，而是说它们充其量是部分真实的，它们只或大部分与某些局部有关，因此，它们必须以一系 列规模更小、位置更具体、开放式的故事为中心，讲述多物种在被破坏的星球上的生存故事。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笔者首先简要地追溯了人类世概念的起源，从它最初在地质科学中的起源，到它首次进入各门社会科学，如人类学和社会地理学，一直到它目前流行于社会和政治理论中关于气候变化和生态学的辩论前沿。在接下来的三节中，分别阐述了关于人类世的三种叙事——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和新唯物主义的叙事，指出了它们的理论起源以及它们在当今气候政治领域中的社会学再现，然后进行了批判性评论。最后，在最后一节中，提出了支持新唯物主义故事的论点，坚持认为它最好被视为一种元叙事，呼吁多元、具体、开放式的故事，这些故事试图铲除当今人类世的主导话语。

一、起源故事:从地质学到人文社会科学

    在 21 世纪初，作为自然科学中关于地质分期讨论的一部分，人们创造了人类世概念。自此以后，人类世的概念广泛传播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甚至超出学术界传播到艺术、音乐和舞蹈中。[2] 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经常被认为是将这一概念引入社会科学的学者。在 2009 年发表的一篇重要的文章《历史的气候:四个主题》(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中，查克拉巴蒂指出，人类世的到来重新安排了“人类”历史和“自然”历史之间的古老区别，因为人类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地质 力量，社会和自然的历史已经密不可分 [3]。

    在过去的十年中，人类世概念进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旅程为思考新的时代条件开辟了新的理论途径，同时目前围绕这一概念涌现了众多的图书、文集和研究文章 [4]。然而，尽管这一概念丰富多样，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人类学和社会地理学学科，这一概念仍然存在高度争议，因为人们批评它既过于男性化，又过于西方化，而且过于白人化 [5]。这些问题继续分化着正在进行的关于人类世的学术辩论，并引入了一些替代概念，包括新词汇，如资本世(the Capitalocene)、克苏鲁世(the Chthulucene)、植物世(the Planthropocene)等。尽管如此，人类世及其替代概念等概念已经成为许多关于气候变化的当前和未来，以及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的理论争论的基础。

    在这个旅程中，围绕人类世的讨论也与以下问题有关:失败的“技术修复”和殖民历史如何与新病原体和其他难以与之生存的生命形式的传播纠缠在一起 [6] ; 一种新型地缘政治的兴起，将其重心转移到整个地球系统的管理上 [7] ;批判性地呼吁“可持续消费”作为应对与人类世相关的挑战的一种方式 [8]。与本文目的最接近的是安德斯·布洛克(Anders Blok)和卡斯珀·詹森(Casper Jensen)在 2019 年的贡献，他们认为人类世“事件”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利用“科学技术研究”(STS)的传统，要求放慢速度，并“内在地关注在整个实践生态中展开的各种问题的政治”[9]。

    虽然对布洛克和詹森的哲学规划表示同情，但本文试图通过将“缓慢”和“内在”的注意力转向相互竞争的人类世概念如何预示着当今气候政治的不同愿景，从而建立和扩展他们的论点。更具体地说，本文探讨了过去十年中获得特别关注的三种相互竞争的人类世叙事: 生态现代主义者提出的“好的”人类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批评的“坏的”人类世，以及新唯物主义者设想的“奇异的”人类世。这些愿景都蕴含着对当下的不同解读，提出了不同的未来轨迹，并取决于本体—认识论世界观的不同基础。通过更仔细地观察这些创造世界的规划，我们不仅了解了人类世的概念，还了解了对当前时刻的不同解释是如何影响和塑造政治的。

二、现代主义与“好的”人类世

    当今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对气候政治最广泛的做法无疑是以现代主义的人类世观点为基础的。 在许多方面，这种现代主义观点站在 21 世纪初自然科学对人类世的科学理解的肩膀上。这里的人类世就是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和淡水生物 学家尤金·斯托默(Eugene Stoermer)在 2000 年的科学通讯中首次描述的人类世，他们经常被认为创造了这个概念:

    基于这种观点，人类世的概念在今天变得相当重要，因为人类的力量增加了:人类重塑这个星球轮廓 的空前能力已经达到了现在需要引入新的地质时代的水平。克鲁岑和其他著名的地球科学家后来提出，由 于这种新的人类世环境及其带来的生态危机，人类是时候承认自己作为地质力量的新角色，成为地球的“管家”了 [11]。

    2015 年，《 生态现代主义宣言 》(Ecomodernist Manifesto)将这种对人类世的科学理解及其对人类的责任纳入了更明确的社会和政治层面。[12] 与美国智库突破研究所(The Breakthrough Institute)相关的 18 位科学家、新闻记者和环保主义者制定了如何实现 “好的甚至伟大的”人类世的政治蓝图。[13] 有趣的是，宣言对当前的景色高度乐观。这种乐观主义的背景是过去两个世纪发生的持续经济增长和人类繁荣的选择性历史:全球生活水平提高，预期寿命增加了一倍多，同时个人经济和政治自由在世界各地蔓延，正如宣言所述，“今天被广泛接受为普遍价值观”[14]。

    根据生态现代主义者的说法，人类“好的甚至伟大的”人类世的成就取决于人类“将环境从经济中解放出来”的努力，或者生态现代主义者所称的“脱钩”[15]。 脱钩的一个成功例子是从 17 世纪中期到 19 世纪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这使普通人种植作物和粮食所需的土地减少了一半。今天还发生了其他一些类似脱钩的明显过程，包括人口增长停滞、城市化加剧和资源耗用强度降低。每一项发展都有可能减少人类对环境的总体影响;但它们必须得到技术创新的帮助和加速。提升应对人类世的气候和生态挑战，最终是技术进步的问 题。正如宣言的作者所写:“如果没有深刻的技术变革，就没有可靠的途径来有效缓解气候变化。”[16]

    这是生态现代主义故事的一个核心要素:避免气候变化的危险不仅取决于人类与自然的脱钩，还取决于加强对自然的技术控制。事实证明，创造一个“好的”人类世取决于我们有效干预和控制自然生态系统的能力。马克·林纳斯(Mark Lynas)是一名环境记者， 也是该宣言的共同作者，他在 2011 年的书中这样描述:“如果创造不致遭受不可挽回的破坏甚至毁灭，那么在行星层面扮演上帝(从智能设计师的意义上讲) 至关重要。”[17]正是人类日益强大的力量和影响力使地球陷入了当前的混乱，现在是人类利用自己的力量使其重新回到正轨的时候了。

    这个近乎神圣的人类力量的故事与当代试图通过所谓的地球工程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尝试深深纠缠在一起，地球工程指的是“对环境的有意大规模操纵，特别是旨在减少不希望的人为气候变化的操纵”[18]。宣言的 18 位作者中的另一位是哈佛大学应用物理学教授戴维·基思(David V. Keith)，他是加拿大碳工程公司(Carbon Engineering)的创始人和执行主席。该公司致力于开发和商业化碳捕获和储存技术，这些技术 可以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碳，以减少全球变暖。这些技术虽然还没有完全开发，但仍然只是一组更大的地球工程“解决方案”的一个子集，这些解决方案在技术复杂性、范围和影响方面差异很大。

    这一连续体的一端是相对较低级的技术和简单的技术，如重新造林和旱地再绿化。这类技术的缓解效果并非微不足道，但它们充其量还是以更全面的方式支持措施 [19]。然而，在这一连续体的另一端，是更激烈、更深远、更危险的技术，这些技术有可能给地球生态系统带来根本性的变化。最流行的高风险、高影响的地球工程技术之一是“太阳辐射管理”(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它需要控制进入大气层的阳光量，以减少全球变暖。2006 年，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发表了一篇关于“平流层气溶胶注入”(Stratospheric Aerosol Injection)潜力的文章，首次引起了有关“太阳辐射管理”的科学争论。“平流层气溶胶注入”涉及向高层大气中喷洒硫酸盐气溶胶，试图阻挡阳光，从而降低全球温度，类似于大型火山爆发时的情况[20]。

    基思在其2013年的著作《气候工程案例》(A Case for Climate Engineering)中，为“平流层气溶胶注入” 提出了一个明显的生态现代主义案例。他写道:向上层大气注入硫酸颗粒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价格低廉，技术上也很容易”，这使其成为坚持经济增长和气候缓解不可分割的生态现代主义者的理想地球工程解决方案。这项技术可能会在“几年内以好莱坞大片的价格”投入使用 [21]。但问题依然存在:应该这样吗?基思最终在衡量维持现状的危险时，坚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毫无疑问”，它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地球工程措施，在未来几十年内显著减缓全球变暖并减少其最严重的影响 [22]。

    尽管就这些技术的可取性和长期效果而言 [23]， 评审团仍不确定，但对许多生态现代主义者来说，地球工程提案仍然是一个希望之地。这种希望得以维持，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将人类世理解为人类力量增强的故事。正如宣言的开场白所言:“地球是人类的星球，这一说法越来越真实。”[24] 在生态现代主义的人类世中，正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造成了当前的混乱，而人类现在正凭借其改变世界的力量，确保一个美好甚至伟大的人类世，即使这需要成为微型神。

    有几个理由对这一生态现代主义故事持怀疑态度，其中包括它强调可持续经济增长是“好的”人类世的先决条件，以及它对技术干预的天真乐观。但为了了解生态现代主义世界观的问题到底有多深，我们不妨转向下一个由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人类世故事。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与“坏的”人类世

    从表面上看，生态现代主义者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类世的故事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当生态现代主义者将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视为在现有政治和经济制度内通过脱钩和技术创新解决的挑战时，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解决这些危机的任何可行方案都需要与这些制度彻底决裂。生态马克思主义传统有着悠久的思想史，但最近几十年，尤其是像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这样的思想家，以及他的“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理论，帮助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回到了社会和政治理论的前沿 [25]。为了了解这一生态马克思主义传统如何与人类世的概念达成一致，更具体地说，我们将转向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圈子里的另一位杰出人物，即人类生态学教授 安德烈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

    在 2016 年出版的《化石资本》(Fossil Capital)一书中，马尔姆对人类世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描述。[26] 与生态现代主义者不同的是，今天的主要生态问题不是人类总体上的意外综合后果，而是他所称的“化石经济”(Fossil Economy)的系统效应: 一种“基于化石燃料消费增长的自我维持增长的”社会 生态结构 [27]。马尔姆将化石经济的历史起源定位于英国工业革命和 18 世纪末蒸汽机的发明。虽然蒸汽机本身并没有导致全球变暖，但蒸汽机的引入和传播，以及更广泛的化石经济，有助于巩固新的社会和经济权力关系，使一个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精英以牺牲人类的利益为代价日益强大。因此，解决与人类世相关的挑战的第一步是追溯这些权力关系的人类起源，以便我们能够确定“至少一种假设的改变方向的可能性”[28]。

    马尔姆对化石经济的历史描述是这样的:在蒸汽机发明之前，英国经济主要依靠水力，但蒸汽机的出现，以及从水力转向煤炭，为私人资本所有者创造了几个优势。首先，煤炭可以商品化、储存和在市场上流通，这是河流无法实现的。它不需要同样的劳动力管理方案，比如共用一条公共河流，而且与河流不同，它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可移动的，允许雇主自由移动到最容易进入和最有利可图的劳动力资源的地区。此外，蒸汽机的引入为资本所有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好处:它可以推动机器，使雇主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并使他们免受工人的抵制。正如马尔姆所写:“反对劳动力的斗争需要机械，需要蒸汽动力，需要煤炭。”[29] 这些因素的结合促使 18 世纪晚期的英国资本所有者采用蒸汽机，从而使世界走上了化石燃料燃烧、温室气体和全球变暖的道路，我们今天仍在继续这一切。

    基于这一历史叙述，我们可以开始理解马尔姆对人类世的更广泛的主张，以及他对生态现代主义者提倡的人类世叙事的异议。毕竟，不是“人类”开创了化石经济，也不是所有人类都应对全球变暖负责。事实上，安装蒸汽机并开创化石经济的是 18 世纪末英国资本家中的“极少数”，一个“全男性、全白人”的小阶层 [30]。即使在今天，排放世界上大多数温室气体的仍然是人类的一小部分:在 21 世纪初，“最贫穷的 45% 的人类产生了当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7%，而最富有的 7% 产生了 50%”;一个美国公民“排放的温 室气体相当于埃塞俄比亚、乍得、阿富汗、马里、柬埔寨、布隆迪的 500 多名公民排放的温室气体”[31]。 因此，生态现代主义者提倡的叙事的核心问题之一是， 它否认了人类内部的有差异的责任 [32]。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方案是什么?马尔姆在其 2018 年出版的《这场风暴的进展:变暖世界中的自然与社会》(The Progress of This Storm: Nature and Society in a Warming World )一书中直接探究了这个问题。在这里，马尔姆放弃了更具历史意义的化石资本研究方法，开启了一个明确的哲学和规范计划。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本书试图绘制一张“概念地图”，帮助指导革命性的气候行动和抵抗 [33]。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应对气候变化，这种方法将人类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置于首位 [34]。这样一种方法的目的是突出当今极端富 裕的资本主义精英与其他人之间存在的根本对立。在一个“ 最富有的 1% 的人的碳排放量是最贫穷的 10% 的 175 倍 ”的世界里，我们“ 绝不能不做出区分 ”[35]。

    因此，一个适合人类世的社会理论必须致力于削弱资本主义精英和其他人之间的区分，并将这种对立推向极端的两极分化。只有这样，才有希望推动激进的政治行动，并为寻求将自然和人类从化石资本主义的破坏中解放出来的革命性生态政治作出贡献。避免最坏情况的可能性仍然很小，但即使是那个窗口也在迅速关闭。目前的气候变化轨迹无疑是灾难性的——为什么人们必须“敢于感受恐慌”，然后将这种恐慌作为激进行动的催化剂 [36]。最终，根据马尔姆的说法，人类世的到来及其生态危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选择:“致力于最激进的、坚定不移的反对这一体制，还是坐视事态恶化。”[37]

    在杰森·摩尔(Jason W. Moore)2015 年出版的《生命之网中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一书中，可以找到这一人类世之生态马克思主义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虽然这里的主要批判目标仍然是化石资本主义，但摩尔坚持认为，最好把资本主义理解为“组织自然的方式”，而不仅仅是社会或经济制度 [38]。 摩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史是一部不断侵占自然环境并将其转化为资本价值的历史。全球资本主义只有通过实质性地改变其环境，不断生产摩尔所说的“廉价自然”:廉价劳动力、廉价食品、廉价能源和廉价原材料，才得以生存和繁荣。资本主义的成功归功于对这些廉价自然从物质上和额外的经济上占有以及原始积累，这是自 16 世纪漫长的殖民扩张以来就不断发生的事情。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问题，以及当前危机背后的原因，是“越来越难让自然——无论是哪种自然——有更多回报”[39]。面对农业停滞、抗生素耐药性、生产力放缓、生物多样性崩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最重要的是全球变暖等相互交织的挑战，化石资本主义正面临自身的生物物理极限。事实上，摩尔发现当今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如此深刻，以至于 他认为这种制度的持续生存是不可能的，并预测“资本主义将在下个世纪......让位给另一种模式”[40]。

    摩尔的世界生态方法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界仍然极具争议，这既因为它消除了社会和自然之间的任何明显区别，也因为它对化石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崩溃持乐观态度。马尔姆将摩尔的学说称为“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肆无忌惮的混杂物”[41]，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采访中表示，摩尔的学说已经“转向另一边，现在反对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和整个社会主义(甚至激进主义)”[42]。这让摩尔的故事在这里变得更加有趣，因为它揭示了持续存在的思想斗争:什么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世的“正确的”故事?并且提醒我们，可能没有一个单一的叙事。

    尽管如此，马尔姆讲述的故事仍然是关于人类世的主要生态马克思主义观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与现代主义直接对立的故事:在那里，生态现代主义者主张技术修复，并试图捍卫现存的政治制度，包括其自由主义世界观，而像马尔姆这样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旨在通过革命性的政治行动推翻并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尽管这两个故事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它们也有着潜在的相似之处:人类世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故事也是一个人类力量增加的故事，即使力量的增加不是归因于整个人类，而是归因于人类的一部分，即对所有人(以及所有事物)都拥有权力的资本主义精英。与生态现代主义的故事相反，这一新的时代条件没有任何好处或希望。事实上，人类世及其生态危 机代表了一个具有根本破坏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固有的坏结果。尽管如此，人类世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故事仍然是一个明显以人类为中心的故事，完全由人类的主角和反对者组成:一小群资本主义精英，而不是人类，将我们带入了这场混乱;现在，我们剩下的 99% 的人，应该奋起反抗少数人的统治，推翻化石资本主义，从而避免迫在眉睫的气候灾难的危险。

    与对待生态现代主义的故事一样，有几个理由怀疑关于人类世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故事。这些理由包括，它将资本主义视为当前唯一的包罗万象的弊病，并将人类世的起源归因于早期工业化的英国。这不仅反映了潜在的欧洲中心主义，而且还错误地认为，当前危机的许多社会和经济动态都是以一种方式追溯的，至少源于漫长的 16 世纪和殖民主义定居的持续历史中。 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世的观点存在的问题比这更为深刻，为了看到这一点，我们现在转向新的唯物主义关于人类世的观点。

四、新唯物主义与“奇异的”人类世

    新唯物主义者讲述的人类世的第三个故事，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踩下刹车的地方开始:即通过颠覆社会与自然、人类与世界其他事物之间的区别。[43] 我们可以通过转向新唯物主义传统中的一个中心文本，即简·贝内特(Jane Bennett)2010 年出版的《充满活力的物质:事物的政治生态》(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她在书中阐述了支撑关于人类世的新唯物主义故事的水平本体论。贝内特和其他当代新唯物主义者并不是第一批、也不是唯一一批声称人类和超人类的世界是深深交织在一起的，他们也没有声称各种形式的起作用的事物分布在社会和自然之间的人为分离区。正如一些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洞见借鉴并来源于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土著和非西方思想的悠久传统，以及 20 世纪下半叶深层生态学和女权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44] 新唯物主义中的“新”并不意味着前所未有，它仅仅意味着一种不同的唯物主义，一种可以与早期形式的唯物主义(如“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对比，一种认真 对待物质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唯物主义 [45]。

    新唯物主义故事的出发点是，当前的生态危机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如生态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也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而是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文化和生存问题。 在《充满活力的物质》一书中，贝内特认为，主导的西方世界观认为物质是惰性和被动的，它为人类“征服和消费的幻想”提供了哲学燃料，将自然世界视为一种有待开采的资源，从而导致了目前地球上生活条件的破坏 [46]。因此，今天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政治，同时也是一种哲学和感知上的重新定位，它挑战了将世界划分为被动物质和主动人类的本体论分离——希望这种重新定位能够帮助培养新的欲望和情感，从而使人类与超越人类的世界之间建立更明智、更合乎道德的关系 [47]。

    贝内特通过一系列理论思考开启了这一规划，她将这些理论思考称之为推测性的“ 本体故事 ”(Onto-Story)而非本体论，从而强调了本体论论证所固有的可争论性和不可知性的条件 [48]。借鉴斯宾诺莎和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等思想家的观点，贝内特的“本体故事”是这样一种理论:世界上的一切本质上都是由“同样古怪的东西，同样的建筑模块”构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子、夸克、粒子流或物质能”[49]。这些建筑模块存在于一个“动荡的、内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各种不同的物质碰撞、凝聚、变形、进化和解体”，构成了我们人类所感知的世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仅是人类，还有蠕虫、岩石和金属物质——都表现出一种内在的驱动力，能够持续并发挥不同程度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影响其他物体，增强或削弱它们的力量”——它们蕴含着贝内特所说的物质本身固有的活力 [50]。

    所有事物的这种内在活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很难辨别，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物质事物看起来都是僵硬的、没有生命的，但这仅仅是因为它们的运动和变化速度“以低于人类辨别力阈值的速度或水平进行”[51]。从其他时间性的角度来看，如生物进化或深层地质时间，矿物和山脉等看似稳定的事物很快开始移动、转变，并成为世界的积极塑造者，同时“带有备受赞誉 的自主行动能力”，看似主动的人类力量，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变得更加被动 [52]。因此，对这些和其他时间性的关注有助于挑战传统观念，即人类是唯一的甚至是最重要的角色，在一个被动的物质世界中活动。

    从生态的角度来看，人类只是“一个特别丰富和 复杂的材料集合”，在本体论上、物质上和实践上都存在于一个总是由无数其他人类和非人类力量居住的世界中 [53]。人类的力量与多种其他类型的非人类角色合作与对抗，这些角色共同塑造并经常超越我们人类改变世界的能力(即使它们在不同的规模和时间上这样做)。通过以这种方式理解人类，如同在与世界其他地方相同的本体论层面上运作一样，新唯物主义故事取代了坚持将人类与自然区分开来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后者将人类置于“本体论的中心或等级的顶点”[54]。人类的这种失位并不意味着不否认人类的“通常令人敬畏、可怕的力量”的重要性 [55]。然而，这确实需要一种明确而积极的尝试，即“更慷慨地分 配价值”，激发“更大程度上意识到所有物体都是亲属，在紧密的关系网络中密不可分”[56]。

    这种对关系性和本体论纠缠的强调对新唯物主义故事尤为重要。正如贝内特在对斯宾诺莎的回应中所写，任何现存物体的物质和本体条件都“依赖于许多物体和力量的协作、合作或互动干扰”，因此“从来不会真正单独行动”[57]。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都是通过它与许多其他事物和存在物的复杂和重叠的关系和相互联系而存在并成为它的样子。为了捕捉这种本体论的纠缠，贝内特借用了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的“集合”(Assemblage)概念: 集合是生动多样的星座，它们是“不受任何中心头脑支配”的“各种充满活力的材料”。 [58] 例如，人体是由细胞、微生物、肉、水分子、欲望、思想等组成的复杂集合，所有这些都在决定其能力方面发挥着作用。同时，人体是众多其他复杂集合的一部分，例如工作场所或政治共同体，而这些集合又由众多其他人类和非人类实体组成。即使是地球本身，正如詹姆 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和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提出的“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别复杂的集合，由许多其他复杂的集合组成，这些集合不断侵犯其他集合，并相对于其他集合发展 [59]。

    2017 年，在名为《面对盖亚:新气候制度的八场讲座》(Facing Gaia: 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e Regime)的一系列讲座中，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引用了盖亚这一集合概念，讲述了他对人类世的新唯物主义故事的看法。当从全新世(Holocene)到人类世——从稳定的地球形象到活跃的盖亚集合——一种后启蒙时代的宇宙论以人类已经逃离自然或可以与自然区分为理由，在人类和自然之间设立了分野，这种观点不再成立。因此，对于拉图尔来说，就像贝内特一样，迎接人类世的挑战不仅需要 一种新的政治，还需要一种全新的宇宙学，或者他所说的“反哥白尼革命”[60]。

    正如人类世的危机所表明的那样，盖亚已经开始 “把我们当作敌人”[61]。在整个全新世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然环境基本上对分散的人类活动的微小影响无动于衷，但今天它们“不再对我们的行动无动于衷”[62]。 因此，为了避免对地球发动彻底的战争，人类世时代的人类必须学会如何谨慎地应对盖亚，以及如何摆脱最初造成这种混乱的无限增长或无限进步的幻想。只有接受人类存在的有限性，回到地球，成为拉图尔所写的“地球人”，人类才能开始在这个星球的边界内寻找和学习新的生活方式 [63]。

    最终，对拉图尔来说，人类世的生态危机将人类带入了一种新的敌友之间的施密特战争(Schmittean war)状态;这场战争的一方是那些仍然“生活在全新世时代”的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地球正在他们脚下移动，另一方是那些生活在“人类世的地球人”，他们意识到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来到地球，学习如何感知和应对自然、盖亚 [64]。虽然拉图尔关于善与恶之间的战争的简单故事似乎很吸引人，但生态女权主义哲学家唐娜·哈拉韦(Donna Haraway)在其 2016 年出版的著作《与麻烦同在》(Staying with the Trouble)中对拉图尔关于人类世的故事提出了挑战。战争与冲突的故事在友敌之间划出了新界线，与之不同，哈拉韦邀请我们追寻她所称的“触手”(Tentacular)思维:“一种追踪的方法，在黑暗中、在一个危险的真实冒险故事中追循线索，谁在哪里生活，谁在哪里死亡，以及如何更清楚地培养多物种正义。”[65]

    怀着一种有趣的好奇心，哈拉韦将这种触手线带到了许多地方，从南加州的艺术活动项目中找到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些项目培养了人类和鸽子之间的种间信任，从希腊神话中戈耳贡(Gorgons)的地下世界，到共生生物的生物学研究前沿，以及由阿拉斯加土著因纽帕特人的经验所启发的电脑游戏的科学艺术世界。如果这听起来有点麻烦，也有点推测，那是因为它确实如此。哈拉韦在引用新的概念和依赖于推测、虚构和科幻小说的讲故事模式时，有意打破现存科学认识论的局限。对于哈拉韦来说，这项推测性工作是 必要的，因为人类世让我们处于黑暗中，没有方向，除了那些过时的二元论——自然 / 文化、有机体 / 环境、主体 / 客体——之外，没有任何故事或概念可以依靠，我们再也无法用它们来思考 [66]。

    但我想我们必须这样做!因此，我们必须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当这样做时，我们和谁以及我们的想法就变得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哈拉韦不同意拉图尔讲述的朋友和敌人的故事的部分原因，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有许多共同点。拉图尔将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作为自己的思考伙伴，从而陷入了一个依赖英雄、胜利和失败等男性喻义的战争故事，伴随着所有对立的二元论和启示录式的未来 [67]。哈拉韦坚持认为，今天需要的是一种不同的故事:更为生动、耐心和有触手的故事，将它们的网向多个方向延伸，其中包括大猩猩、蜘蛛、珊瑚和章鱼(仅举哈拉韦的几个主角)。这些故事寻求其他世界、新的世界，可以帮助想象和预示多物种正义的到来。

    正如她的书名所暗示的那样，哈拉韦敦促我们与麻烦同在。她希望我们保持在当前的麻烦和混乱中，而不是回到简单的宏大叙事或跳进不确定的未来。与麻烦同在意味着承认复杂、缠绕、经常是破坏性的历史，这些历史已经产生，并且在当下仍然存在——比如殖民定居者的历史，它们今天仍然遍布各地——而不会因此屈服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行动不可能或已经“太迟”了 [68]。这意味着认识到——在这里，她同意拉图尔的观点——仍然有时间讲述新的和不同的故事，但这些故事不能依赖于启示录或救赎的宏大叙事;它们也不能依赖于回归稳定的过去的幻想，而这种幻想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正如今天种族—民族主义运动中流行的那样。哈拉韦认为，我们必须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的希望，这些解决方案将我们投射到未来，或者希望回到过去，而是开始在麻烦的当下寻找混乱的希望。然后，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开始学习在这个被破坏的星球上与他人一起生活。

    最后，贝内特、拉图尔和哈拉韦讲述的关于人类世的新唯物主义故事，给我们留下了与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现代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故事所传达的世界 观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这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不再是人类，而是更广泛的角色，包括海洋、河流、金属、珊瑚、蜘蛛、神话生物和盖亚。在这个故事中，对当前危机的认识从单纯关注二氧化碳排放或化石资本主义转向更广泛的哲学和文化问题;考虑到这个世界上的超越人类的居住者，这个问题与我们作为人类思考和行动的方式有着深刻的联系。

    对于新唯物主义者来说，人类世的状况需要一种 不可思议的双重运动。[69] 一方面，人类世标志着(某些) 人类创造世界的力量超过其他人，包括许多自然环境。 另一方面，生态危机和随后的人类反应不足同时表明了人类力量的极限，并提醒我们，地球上居住着许多力量超过人类许多倍的实体。对新唯物主义者来说，人类世的危机是一种挑战，挑战我们当前思考和处理社会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的方式，并开始更多地关注跨越和打断这些区别的依赖、缠绕和共鸣。 以这种方式对问题进行改革，既改变又扩大了必须参与的政治范围。通常的政治、技术解决方案，甚至摧毁资本主义，都不会再削减它。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理解世界上的我们，一种全新宇宙观。

五、讲述其他故事:不只一个，而是多个

    生态现代主义者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故事都依赖于二元本体论，这个二元本体论将世界划分为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积极和能动的人类，另一个领域则是被动和遵守规律的自然环境。它们仍然以明确的人类和社会中心主义观点为基础，这些观点高估了人类创造世界的能力，低估了我们对无数非人类力量的依赖以及它们的积极力量，这些力量扰乱了我们的控制欲。这些后启蒙故事使非人类物质的世界变得被动和惰性，依次使我们对其主动和能动(物)力量的关注和反应更少。通过讲述几乎完全以人类为特征的人类世的故事(这个故事还包括“存在于那里”的自然环境，它作为必须由人类保护并为人类着想的东西)，居住在我们世界中并塑造我们世界的所有其他无数的存在者和事物仍然是看不见的，没有意义的。

    新唯物主义故事明确地挑战了其他故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这并不是因为人类在人类世中已经无关紧要。事实上，人类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不仅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从生态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正如哈拉韦所写:

    但即使从纯粹利己的人类角度来看，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与其他事物和生物合作，无论是我们肠道中的微生物、重要生态系统中的传粉者，还是对流层中的氧气。当然，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摆脱我们独特的人性视角;我们通过我们作为具有特定时间性和空间性的人类的肉身来认识和体验世界。既没有任何理由抵制我们自己的人性，也没有理由因为我们的视角立场而拒绝我们对他人的特殊道德承诺 [71]。

    然而，我们可以开始培养一种新的、更有生态意识的人类情感，面向一个超越人类的世界，而这样做的一种方式是讲述其他故事。这些故事锻炼了我们关怀和应对多物种他人的迟钝能力 [72]。如果说讲故事是一种思维实践，它锻炼了我们的关怀能力，那么我们讲的故事既代表了又重新改造了我们认为值得关怀和能够关注的东西。因此，为了开始认识超越人类的他者，并专注它们和有能力回应它们，我们必须更好地讲述较少以人为中心的故事 [73]。这些故事试图取代或者至少更体面地取代西方对人类个体的独特理解，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还有什么，还可能有什么。

    新唯物主义者坚持关注的超越人类的集合及其能动能力，这为生态现代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故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反叙事。但是——这很重要——如果人类世的新唯物主义故事只是另一个宏大的叙事，它将自己定位为与理解当前状况相关的唯一故事，那么我们还没有走多远。正如哈拉韦在《与麻烦同在》一书中所说，我们讲述的气候和生态危机的故事总是处于“太大”的边缘，使我们无法看到和感知其极限之外的事物。这也适用于新唯物主义的故事。如果近年来新唯物主义理论在大学中的日益流行意味着它将自己定位到一个新的霸权地位，并且(违背其最初的承诺)使我们忽视了(例如)新技术的潜在利益、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和消费模式的破坏性动态，或者边缘化群体的具体斗争，那么它肯定会受到批评。

    为人类世的其他故事腾出空间需要肯定多样性和创造性实验，而不是坚持单一的总体叙事。但这正是新唯物主义故事比生态现代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方案更可取的部分原因:它认识到今天不能讲单一的故事，并寻求为一个复杂而相互关联的社会和生态多样性世界保持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可能更适合被认为是一种元叙事——用作家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Le Guin)的比喻来说，它是一种手提袋——为其他故事腾出了空间，而不是渴望成为完整的故事。因此，人类世的新唯物主义故事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故事，而是一个可以补充和填充的故事，这些故事讲述了当今世界各地群体为促进生态可持续性和多物种正义而进行的许多分散和持续的努力。

    对人类学家玛丽莲·斯特拉瑟恩(Marilyn Strathern) 最初的说法的一个有趣的逆转，我们可以赞同罗安清及其合著者的观点，即人类世“不是一个，而是多个”[74]。它不是一个，因为它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的统一整体状况;它是多个，因为它由不同的、具体的、日益脆弱的人类世现实(人类和非人类)拼凑而成，不断超出我们用普遍术语描述它们的能力 [75]。因此，如果人类世概念要继续培养对正在发生的生态和气候危机的深刻理论见解，对人类世的新研究就必须超越对新时代的抽象分析，转向对具体的人类世现实的更具体分析，这有助于挑战并丰富将人类世视为共同的全球时代条件的宏大叙事 [76]。

    换言之，并不是每个人都生活在同一个人类世。这听起来像是承认政治失败:如果我们甚至不同意前提，如果我们甚至都不同意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我们如何才能开始反击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但这个问题反转了真正的政治挑战:它假设，如果所有人都同意，例如，我们生活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设想的人类世，那么我们最终可以从同一个概念的角度开始开展政治活动。但政治从来没有这样的共同基础。政治是关于创造或者用拉图尔的术语“构成”尚未存在的共同基础。如果预设一个新的共享全球条件，而这个条件还不存在，无论这个条件是用单一的“人类” 还是单一的敌人“资本主义”来描述，都是行不通的。相反，尽管存在本体论的不确定性并认识到具体差异，但迫切需要采取行动。因此，在人类世进行政治活动必须从“事情的中间”开始，从政治产生的复杂而混乱的现实开始。只有从这里，我们才能开始为人类世构建新的、更合乎道德的多物种关系。

注:本文译自 Mads Ejsing 的 The arrival of the Anthropocene in social theory: From modernism and Marxism towards a new materialism， 原文于 2023 年发表于The Sociological Review 期刊第 71 卷 1 期， 第 243-260 页。

责任编辑：董馨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