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电影研究｜ 齐 伟 陈 坤：《瑞典电影产业分析(2010—2019)》

一、以瑞典电影协会为主导的国家电影资助体系

    作为一个只有约 1000 万人口的北欧“小国”，瑞典民族电影业的发展更多依靠以国家为主导的扶持政策和资助体系。重视电影的文化价值及其影响力是瑞典政府和社会一以贯之的传统。因此，政府对于本国及本地区电影的资金扶持被认为是国家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投资之一。早在 1963 年，瑞典政府就曾签署过一份文化政策协议 [2]，从此瑞典政府开始定期为支持瑞典电影进行财政拨款，宣布免征电影院票房收入的娱乐税，而电影院则需要把票房收入的 10%拨给同年建立的电影基金会——瑞典电影协会(Swedish Film Institute)。以瑞典电影协会为主体，瑞典逐渐建立起一系列完善的国家电影资助体系。作为瑞典电影资助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主体，如今的瑞典电影协会承担着三项任务:支持新电影的制作、支持在世界范围内发行和放映有价值的瑞典电影以及保护和呈现瑞典的电影遗产，形成了以制作为“主体”、放映与保护为“两翼”的国家电影资助体系。

    在支持新电影的制作方面，瑞典电影协会主要是通过电影专员奖基金(Film Commissioners Award Funds)来进行资助，其下设短剧情片、短纪录片、长剧情片、长纪录片以及儿童和青少年电影共五个电影专员基金项目。电影协会每年会组织电影专员(Film Commissioners)对申报电影项目进行审核，最后经过董事会评估来确定当年资助的电影项目和金额数量。根据瑞典电影协会的数据统计显示，2010—2018 年间瑞典共制作上映了影片 411 部，其中获得资助资金的影片有 261 部，约占影片总量的 63.5%。在 2010— 2016 年间电影协会年平均的资助总额约为 902 万瑞典克朗(约合 86 万欧元)，其中剧情片约为 796 万瑞典克朗(约合 76 万欧元)，纪录片约为 106 万瑞典克朗(约合 10 万欧元)。以上数据表明每年约有 50%— 70% 的瑞典影片获得过瑞典电影协会的资助，剧情片和纪录片的资助额度比例约为 9:1(表1)。

    尽管电影协会的相关文件中并没有对于申请项目的对象有其他的限定条件，但从最终获得资助资金的电影项目来看，仍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两个特点。一是，从申请人上看，电影协会偏好扶持新人和女性导演的电影项目。在 2010—2016 年间获得电影专员资金资助的影片中，由新人导演执导的剧情片比例为 43%，纪录片比例更是高达 56%[4]。换句话说，有近一半的电影专员基金给予了新人导演，瑞典电影协会的电影专员资金计划在扶持本国新兴导演力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 2010 年，电影协会资助了伊朗裔导演巴巴克·纳贾菲(Babak Najafi)自编自导的长片处女作《赛比》(Sebbe ，2010)，该片不仅荣获了当年瑞典金甲虫奖最佳影片奖和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也使得导演成为瑞典影坛的新起之秀。同时，获得资金资助、 由女性导演执导的剧情片比例为 41%，纪录片比例为 45%[5]。当然，这与瑞典电影业为实现电影业两性拥有平等发展的机会和权益而付出的努力不无关系。电影协会在考量资助电影项目时，一条重要的参考标准便是确保在导演、编剧和制作方面，以女性为主导的项目比例不低于 40%。如擅长拍摄儿童和青少年导演电影的埃尔拉·莱姆哈延(Ella Lemhagen)，尽管她在这一电影类型领域早已颇有建树，但其在千禧年后拍摄的几部影片均获得了资助资金。二是，从申请项目上看，电影协会倾向于资助剧情片、纪录片以及儿童或青少年电影，而较少将基金给予惊悚片、动作片和喜剧片等类型元素较为浓厚的影片。因为后者相较前者更容易在市场上热卖，也更容易在前期得到更多的商业投资。如 2012 年票房排名第一位的瑞典影片《汉密尔 顿:国家利益》(Hamilton: I Nationens Interesse，2012)， 尽管这是一部商业性质的惊悚犯罪片，但由于制作费用的高昂，影片依旧是依靠电影协会的资助才得以顺利完成。在影片大卖后，续集《汉密尔顿:绑票危机》(Hamilton:men inte om det gäller din dotte，2012)也顺势立项，这一部的制作由于得到了更多地来自市场的商业投资而并没有获得电影协会的资金。

    除了在政府主导下设立的资助资金外，电影协会同时也会与其他机构进行合作，为电影创作者提供多元化的资助项目。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其与瑞典国家电视台(Sveriges Television)合作创立的“移动瑞典”计划(Moving Sweden)。该项目于 2013 年创立，旨在为那些突破传统电影制作领域、开拓新的叙事模式的影视作品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每个项目的资金 从 50 万瑞典克朗到 600 万瑞典克朗(约合 4.8 万至 57.2 万欧元 )不等，主要取决于影片的类型 [6]。这一 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瑞典电影创作者勇于探索新 的电影语言和美学形态。

    在支持在世界范围内发行和放映有价值的瑞典电影、保护和呈现瑞典的电影遗产方面，瑞典电影协会为此建立了专门的电影资料馆。该机构保存了有历史记载以来瑞典电影院放映过的所有本国及外国电影以及各类电影剧照、海报和书籍等。它也是瑞典唯一的有关电影文化的资料馆。馆内所有资料均向民众免费开放，人们也可以从电影协会的官方网站进行在线访问 [7]。除此之外，电影协会也会积极寻求与各大影院、电影俱乐部以及电影节的合作，通过在瑞典本土和世界各地放映经典或最新的瑞典影片，来更好地向全世界传播瑞典的电影文化 [8]。

    同时，在千禧年前后全球电影产业一体化的情况下，跨国联合制片也成了瑞典乃至北欧五国的电影进一步走向国际化的必然选择。早在 1990 年，北欧五国便成立了北欧电影电视基金会(Nordisk Film & TV Fond)，这是北欧区域内最重要的国际合作电影基金。 基金会主要目标便是通过提供先期融资的支持，支持北欧五国进行高质量的电影及电视的联合制作，每年度资金预算约为 1 亿挪威克朗(约合 997 万欧元)。仅以瑞典为例，在 2012—2018 年间，北欧电影电视基金会共支持瑞典与其他国家联合制作了 69 部影片，在与其他北欧合作国家中瑞典与挪威制作了 20 部、与丹麦制作有 18 部、与芬兰和冰岛分别为 9 部和 2 部，占总影片量的 71%[9]。可见北欧电影电视基金会在促进北 欧各国间的联合制片产生了重要作用。

    而就整个欧洲地区而言，成立于 1989 年的欧洲电影基金会(Eurimages Cinema Support Fund)也对包括瑞典在内的欧洲各国跨国 / 地区电影合作影响深远。作为欧洲委员会的文化支持基金，其旨在通过鼓励电影的联合生产和共同发行以及促进专业人士之间的合作来促进欧洲电影业的发展，这有利于各个国家共同分担影片的制作风险、抵御美国电影的冲击。其年度资金预算约为 2600 万欧元，并且在扶持的欧洲影片数量上没有限制。相关数据显示，2010—2018 年间欧洲电影基金会共扶持欧洲国家地区联合制作影片 698 部，其中北欧国家为 81 部，由瑞典作为主投资方的有 16 部 [10]。欧洲电影基金会将瑞典的国际合作伙伴和资金流动进一步从北欧推向整个欧洲。

    可以说，在如今美国电影占据全球大部分电影市场的情况下，作为“小国”的瑞典一方面通过以瑞典电影协会为代表的国家电影资助体系，谋求本国电影产业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寻求与北欧乃至其他欧洲国家间的跨国 / 地区电影合作， 开拓其国际电影市场空间和文化艺术影响力。

二、“少大、多小”的瑞典电影制片业

    在瑞典，由于电影业大部分的收入会归影院经营者和发行商所有，这导致了制片方的盈利额一直处于较低的状态。在电影制片主体方面，在 2012—2016 年间，瑞典平均有 238 家制片公司，其中营业额不足 1800 万瑞典克朗(约合 172 万欧元)的制片公司平均 有 211 家，而营业额超过 9000 万瑞典克朗(约合 858 万欧元)的公司平均只有 7 家(表2)。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瑞典制片公司都是由电影导演或制片人个体经营的小型公司，而几家较大的电影公司则通过从事电视、广告、后期制作和电影发行放映等其他业务增加 收入额。这便形成了如今瑞典电影业“少大、多小” 的制片格局:少数几家大型电影公司负责主要的影片生产并形成较为稳定的风格，而大多数的小型电影公司则零星地进行影片拍摄，作品风格也千差万别。

    目前来看，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五国在电影制片方面基本采取的是以下两种模式:一是，以投资艺术电影为主，通过在国际电影节上的展映来将影片销往全球市场，以扩大本国电影在全球电影业中的“可见度”。二是，以投资类型电影为主，通过精准定位本国主流观众的类型趣味来获得更好的本国 / 地区票房收入。目前来看，这是瑞典主要电影公司最重要的制片导向与主要模式。其中，西部影业公司(Film I Väs)和黄鸟影业公司(Yellow Bird)是最为突出的两家大型主流电影制片公司。西部影业公司于 1992 年成立，公司总部位于瑞典西南地区的特罗尔赫坦，其发展目标是将瑞典西部地区建立成为北欧最重要的电影制作区域。它专注于艺术电影的制作，同时也与北欧其他国家进行电影合拍，曾在千禧年前后凭借对于新人导演作品的精准投资而蜚声瑞典。近年来该公司的投资规模也一直在不断扩大，以 2017 年为例，这一年西部影业公司就制作了包括曾获第 70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的《方形 》(The Square，2017)、与挪威合拍的惊悚奇幻片《西尔玛》(The lma，2017)以及与芬兰合拍的人物传记片《芬兰的汤姆》(Tom of Finland ,2017)等多部极具艺术气息的影片。而黄鸟影业公司则是一家极有辨识度的类型电影公司，于 2003 年由丹麦制片人奥勒·森恩贝格(Ole Søndberg)和瑞典作家亨宁·曼克尔(Hen- ning Mankell)在瑞典创立。该公司专注于制作具有“斯堪的纳维亚黑色风格”的惊悚犯罪片，其中大多数影片都改编自包括瑞典在内的北欧知名推理作家的黑色犯罪小说。其最为著名的作品是根据斯蒂格·拉尔松(Stieg Larsson)创作的“ 千禧年三部曲 ”所拍摄的《龙纹身的女孩》(Män som hatar kvinnor，2009)、《玩火的女孩》(Flickan Som Lekte Med Elden,2009)和《捅马蜂窝的女孩》(Luftslottet Som Sprängdes ，2009)。“千禧年三部曲”不仅创造了瑞典惊悚片有史以来的最高票房纪录，也成为在海外票房收入最高的三部瑞典电影。

表2 2012—2016年瑞典电影制片公司营业额总体情况[11]‍‍‍‍

    电影创作主体方面，由于艺术与商业的二元制片模式的普遍存在，电影业工作者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创作特征。一类导演执着于对电影艺术性的追求，通过影像来进行个人话语的叙述。另一类导演则专注于商业类型电影的制作，在瑞典本国市场上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尽管也有部分导演同时进行过艺术与商业电影的创作尝试，但成果却不尽如人意。在更具探索和先锋意味的艺术片领域，尽管如今瑞典并未再出现能够比肩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Victor Sjöström)或者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这样的顶级大师，但也 有人凭借着自身独特的美学风格而闻名于瑞典和海外市场。其中罗伊·安德森(Roy Andersson)和鲁本·奥 斯特伦德(Ruben Östlund)是最为杰出的两位作者型导演。罗伊·安德森善于使用戏谑的黑色笔触，其影片都充斥着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忧虑和反思。而鲁本·奥斯特伦德则偏好荒诞的情节设定来讽刺和批判瑞典中产阶级的虚伪，展现了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与信任危机。两人的作品都凭借着对于人性的深层挖掘而频频在国际电影节上摘得大奖。这不仅是对他们作为导演的才华、也是对瑞典电影一直以来所具有的人文关怀性质得到传承的肯定。在商业片领域，瑞典导演们也在好莱坞电影的猛烈攻势下开拓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如擅长于拍摄青春爱情片的安德雷亚斯·厄赫曼(Andreas Öhman)和惊悚犯罪片 的谢尔·松德瓦尔(Kjell Sundvall)等。汉内斯·霍尔姆(Hannes Holm)这位当代瑞典喜剧电影大师则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人物。其偏好拍摄社会类喜剧，通常是以小人物的普通生活为主线，通过主人公所经历的酸甜苦辣来传递对人生的哲理思考。他的电影基本都在瑞典本土市场上收获了极高的票房成绩。但相比于艺术片导演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而言，瑞典仍然缺乏在商业片领域的领军人物。

    创作主体方面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瑞典女性导演。正如前文提及电影协会偏好扶持女性导演的电影项目，这与瑞典电影业一直致力于实现两性从业人员的平等有很大关系，通过政策的保护使得有大量女性导演能够在银幕上展现她们的话语空间。这也是瑞典电影业工作者中极为特殊的一类群体。在这批女性导演中，莉莎·朗塞特(Lisa Langseth)是最为突出的一位，其影片都以女性为中心视角，探讨了女性在现代社会应该如何直面自身的欲望以及对自我主体意识的发掘。同时其他女性导演如赫莱娜·贝尔格斯特勒姆(Helena Bergström)、安娜·奥德尔(Anna Odell)、加布丽埃拉·皮克莱尔(Gabriela Pichler)和阿曼达·克尔内尔(Amanda Kernell)等人的作品都将视点投射到了包括同性婚姻、校园霸凌、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等瑞典当代社会的种种议题上......尽管女性从业者的人数和影响力仍低于男性，但瑞典电影业中的性别平等状况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

    总体而言，目前瑞典电影制片业呈现出“少大、多小”的格局，大型电影公司负责稳定地出品具有辨识度的影片，而小型电影公司的“野蛮”发展则丰富 和开拓了瑞典电影的表现性;不同导演在艺术和商业电影领域各有所长、齐头并进，但如何使当前泾渭分明的二元制片模式能够有效融合，使艺术片能够更为观众所青睐、商业片能进军国际市场还需要继续探索;女性从业者已成为当前瑞典电影业中极为重要的创作主体，政策的保护使得她们有足够的空间积极发声，在促进瑞典社会性别平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瑞典电影的市场格局与消费偏好

    尽管本土市场依旧处于好莱坞电影的强烈压制阶段，但瑞典电影产业在千禧年之后整体上处于稳步发展的态势。近年来，瑞典电影产业表征有如下几个特征:

( 一 )缓慢回落中的影院建设

    电影院和银幕的数量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某一国家电影市场的现状和发展情况。对于总人口仅有约 1000 万的瑞典来说，其发展状况并不乐观。自 2005—2014 年以来，瑞典的电影院数量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从 2005 年的 609 家下降至 2014 年的 404 家，银幕数量也由 970 块下降至 765 块(图1)。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来源于新旧影院的更新换代，在大城市中集观影、购物、休闲为一体的多厅影城数量在逐渐增加，与之相对的大量单厅影院和艺术影院相继停止营业，这一现象在城镇及乡村地区尤为明显。在 2015 年后随着多厅影城逐渐成为瑞典电影院的主流经营模式，电影院数量也逐渐趋于平稳，银幕数量则出现小幅上涨状态。

图1 2005—2018 年瑞典电影院及银幕数量[12]

    同时，由于新影城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电影院对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尤其体现在对银幕进行数字和 3D 化的进程上。在 2009 年，瑞典共有 848 块银幕，其中数字化和 3D 银幕只有 31 块。而到了2010 年，数字化和 3D 银幕分别迅速增至了 144 和 140 块。直到 2016 年，瑞典的 808 块电影银幕中已 经有 99% 实现了数字化，68% 实现了 3D 化(图2)。 瑞典影院基本完成了由胶片放映到数字放映的转换，这一良好的观影环境为吸引观众入场观看影片提供了必备的前提条件。

图2 2009—2016 年瑞典电影数字及 3D 银幕数量 [13]

    相较于美国、中国等电影大国而言，800 余块的银幕数量显得不值一提。但是作为一个人口仅有 1000 万的“小国”而言，其平均约 12376 个瑞典人就拥有一块银幕的人均银幕数反映了瑞典电影市场的成熟度。尽管电影院和银幕数量在逐年减少，但从总体数据来看，瑞典有着较为成熟和稳定的电影观众群体。在 2010—2016 年间，瑞典电影院平均有 1680 万人次的观影次数，2015 和 2016 年更是突破了 1700 万人次。平均每年的总票房约为 17 亿瑞 典克朗(约合 1.6 亿欧元)，且瑞典的年人均观影次数一直稳定在 1.7—1.8 人次左右。这一数据表明瑞典民众去影院看电影已经是一种习惯，观影已成为人们日常娱乐的重要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7— 2018 年间，瑞典人口的上升趋势并未使电影总票房有明显增加，相反总观影人次和人均观影量出现了小幅下跌。这与近年瑞典经济状况和平均电影票价的变化有关。尽管在总观影人数和总票房数量上瑞典无法与中国这一巨大的票房市场相提并论，但在人均观影量和人均银幕拥有量上，瑞典电影市场则远胜 中国(表3)。

(二)“三分天下”的市场格局

    尽管有包含瑞典电影协会在内的一批官方或民间资助集团对瑞典电影业的扶持，但在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的压制下，瑞典电影的发展依旧举步维艰。自 2010 年以来，瑞典电影市场基本是以美国电影、本国电影和其他欧洲国家电影三大部分组成。虽然还有其他国家的电影上映，但因为占比只 有约 1%，可忽略不计。在 2010—2018 年间，瑞典电影院的年平均上映影片为 260 部，来自美国的影片就平均有 110 部之多。在 2010—2016 年间，美国影片更占据有大约 62.4% 的市场份额，而瑞典影片平均只有 21.1% 的市场空间。瑞典电影的市场份额有近三分之二是由美国电影所占据。从发行数量上看，好莱坞电影与欧洲电影的数量大约处于同一级别，瑞典电影数量则约为好莱坞电影的 30%—50%(表4、表5)。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行数量仅次于好莱坞电影、排行第二位的欧洲影片中大多数影片都来自北欧其他四国。这同样是北欧国家电影发行的共性:本国电影 的海外票房收入大部分都来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的邻国。由于北欧国家的地缘亲近性，极为相似的文化使得这些影片能更为观众所接受。从类型上来说喜剧片和动画片这类文化门槛低、较为合家欢的影片票房更高。如在 2014—2018 年间，在瑞典上映的北欧其他四国电影的观影人次约为 100 万，其中排行前十影片的观影人次就有约 62 万，其中七部为喜剧片和动画片 [15]。

( 三 )瑞典电影市场的类型传统与观影偏好

    为了尽可能地抵消好莱坞电影对瑞典本土影片市场的“入侵”，瑞典电影工作者通过拍摄更为本土化的题材类型来赢得观众的青睐。惊悚和喜剧类影片 是这其中最为突出两种类型，它们一方面在内容上与瑞典本土文化有十分紧密的联系，相较于好莱坞影片对观众来说更有熟悉感;另一方面在制作上积极 学习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创作方式，在画面效果上也并不逊色，从而涌现出许多票房口碑双收之作。

    首先，作为有着深厚北欧犯罪题材小说土壤的瑞典，瑞典的惊悚片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这种冷峻的现实主义风格影响。由于在 2009 年电影“千禧年三部曲”取得了巨大成功，使 “瑞典黑色电影”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和关注度。来自海外市场的关注进一步促进了瑞典惊悚片类型的发展和与斯堪的纳维亚黑色风格的确立。其中“千禧年三部曲”和“不义之财三部曲”是瑞典最为著名的惊悚 IP 系列，两者均改编自同名小说。以“不义之财三部曲”为例，该系列着眼于三个生活在斯德哥尔摩的边缘人物的犯罪生活，一次偶然的意外使三人的命运从此纠缠在一起。影片侧面反映了当下瑞典社会移民问题的积重难返，其罪案题材与导演凌厉的风格和紧张的节奏相当搭调，呈现出一种独具特色的黑色幽默感。

    其次，聚焦“儿童与青少年”的瑞典喜剧片表 现突出。瑞典的喜剧电影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其特指以儿童和青少年为主演的、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的并带有喜剧元素的影片。由于瑞典的高福利政策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带孩子的家庭对于瑞典电影院来说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观影目标群体。瑞典喜剧片大多走的是彻底的本土化之路，在故事结构上充分体现了瑞典的本土特色文化内涵。这类影片大多情节设定巧妙、笑点十足，在波折过后以大团圆结局而收场。其中较为著名的喜剧 IP 系列有“假日旅途”系列以及“杰瑞和玛丽”系列，均改编自同名儿童丛书。以“假日旅途”系列为例，其故事的情节都基本围绕着瑞典一户四口之家在假期的外出旅行中所发生的种种趣事展开。该丛书目前已出版 34 本，系列改编电影已有 3 部。3 部影片都凭借幽默的对白、夸张的肢体动作以及对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真挚而细腻的情感描绘而大受欢迎。

    总体而言，瑞典电影市场已处于相对成熟阶段期。 电影市场的总量已经进入饱和阶段，未来电影票房的波动更多取决于影片的优质内容。在好莱坞电影占据市场的半壁江山、影院及银幕数缓慢回落的状态下， 提高本土影片的竞争力是增加本土电影观影人次和本土电影票房的唯一有效措施。

四、海外影响力:从“高光”的艺术电影到中小成本影片的强势发力

    瑞典政府和电影界一直非常重视本国电影在海外市场的传播和影响力，因此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常能看到瑞典电影的出现，并屡次斩获多项重大奖项。但由于电影节本身对于电影艺术性的强调，使得在 21 世纪前 10 年，全球对于当代瑞典电影的认知依旧停留在“艺术而小众”的尴尬位置。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 2010 年前后才得以改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在 2009 年电影“千禧年三部曲”系列在票房和口碑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导致了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惊悚犯罪题材的影视作品开始畅销海外，各国的经销商都发现了北欧电影这块极有价值的处女地，瑞典电影人也顺势抓住了这一机会，以惊悚犯罪电影为契机开始向海外输出特定的商业类型电影。其次，在 2012 年由阿尔及利亚裔青年导演马利克·本杰卢尔(Malik Bendjelloul)拍摄的《寻找小糖人》(Searching For Sugar Man，2012)成了这年在海外市场中观影率最高的瑞典电影，并且其在各大国际电影节和颁奖典礼上斩获多项大奖。这一成就改变了当代瑞典艺术电影不为大众所熟知的窘境，使得更多的瑞典艺术电影包括纪录片也开始销往许多国家。最后，新数字技术的突破和社交媒体的发达使得瑞典的影视作品传播变得更加快捷。一个例子便是2015年瑞典短片《功之怒》(KungFury，2015) 的巨大成功，这部充满了 20 世纪 80 年代怀旧气息和无厘头风格的影片在 YouTube 上传后观看人次迅速突破千万，使得该片导演兼主演达维德·桑德贝尔格(David Sandberg)一举成名。

    即便取得了如此多的成绩，但将瑞典电影推向国际市场仍然是困难的。因为在大多数国家，很少有瑞典电影能得到广泛的发行，它们只能在限定的部分电影院上映，从而导致了观影人数无法有效地提升。再加上瑞典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使得其很难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得到观众的认可。瑞典电影在国外电影院的入场率更加依赖于在电影营销上的手段。

    近年来由于以好莱坞为首的大制片厂越来越多地转向特大制作的电影投资，瑞典制片商与发行商便选择“以剧情片为主的中小成本影片”作为向海外输出的主要路径，使瑞典电影能带给海外电影市场观众不一样的观影体验。在 2012—2016 年间，在国外影院观影人数最多的前十部瑞典电影包括剧情片、喜剧片、惊悚片、纪录片和动画片等不同类型，且均为中小成本制作(表6)。

    从不同的国家来看，德国是瑞典电影入场人数最多的国家，有高达 21.4% 的观影比例，其次是法国(10.6%)、 美国(10.5%)、 丹麦(9.7%)和 挪威(7.6%)。 至于从在电影院放映的瑞典电影的数量来看，荷兰以 62 部的数量居于首位，其次是挪威(53部)、拉脱维亚(51部)、芬兰(49部)和瑞士(48部)。总体而言，这些国家都与瑞典有较为相似的文化氛围和生活习俗， 因而当地观众对于影片的接受度相对更高。除欧洲地区和美国之外，韩国也是瑞典电影最重要的出口市场，这是因为两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有着十分密切的往来。在 2012—2016 年间，尽管在韩国电影院上映的瑞典电影数 量并不算特别多(16部)，但也有多达 3.1% 的观影人次比例(图3、 图4)。

图 4 2012—2016 年国外电影院上映瑞典电影数量 [20]

    瑞典电影在海外的广泛传播，也带动了瑞典电影人积极走出国门，来到异国继续进行他们的电影事业。在导演方面，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拉塞·哈尔斯特勒姆(Lasse Hallström)， 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凭儿童影片《狗脸的岁月》(Mitt liv somhund，1985) 和《喧闹村的孩子们》(Alla vi barn iBullerbyn，1986)蜚声瑞典，并成功进军好莱坞影坛。其作品一向以细腻而丰富的情感刻画而出名，凭借着朴实的真实感打动了无数观众。和哈尔斯特 勒姆一样，最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瑞典导演、演员、编剧和摄影师等也前往美国电影界发展，在好莱坞商业片创作领域赢得了一席之地。这种人际流动的趋势在最近几年变得越来越普遍。一方面是由于瑞典本土电影市场的总体容量有限，大量电影从业者希望寻求更好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则因为好莱坞对于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有着极为迫切的需求，外来电影从业者的加盟能使作品在进入他国市场时赢得更高的票房收入。

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面对着好莱坞电影在瑞典乃至全世界电影市场所占据的主导地位，瑞典电影产业仍然在政府的文化资助下，经由一批才华横溢、各具特色的电影从业者们在电影中融入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 使其能在国内甚至在国际市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并通过对新人及女性电影工作者的扶持，瑞典向全球传递出了一个致力于追求平等多元的现代国家形象。同时其积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电影传播和影人交流的模式也为其他国家电影业的发展和开拓国际影响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注:本文系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青年文化与中 国电影新业态研究 ”( 项目编号:2018CC02595) 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