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动态的世界中，企业家才能成为一个健壮的人物

我们的调查显示，历代企业家精神理论既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然而，经过反思，很明显，只有动态的企业家精神理论才具有重要的操作意义。在一个静态的世界中，既没有变化，也没有不确定性。企业家在静态状态下的角色只能是上面第2项（金融资本提供者）、第6项（经理或主管）、第8项（企业所有者）或第9项中所暗示的（生产要素的雇主）。在一个静态的世界中，企业家是一个被动的元素，因为他的行动仅仅构成了对过去已经学习和实施的程序和技术的重复。只有在一个动态的世界中，企业家才能成为一个健壮的人物。其余的每个定义都暗示了一个动态环境。

一旦我们消除了该主题的纯静态表述，企业家精神理论的分类就可以通过关注三个主要的知识传统来简化，每个传统都是由坎蒂隆催生的。仅出于识别目的，让我们将这三个传统称为芝加哥传统（奈特–舒尔茨）、德国传统（冯·屠能–熊彼特）和奥地利传统（冯·米塞斯–柯兹纳–沙克尔）。

这种相当松散的分类需要一定的附言。首先，连接线并不像暗示的那样简单。奈特不承认坎蒂隆是他自己的企业家精神理论的鼻祖，但是这两种理论的亲缘关系太强了，以至于无法忽视。舒尔茨（Schultz, 1980）公开将他的理论与奈特的理论结盟。然而，冯·屠能和熊彼特之间的联系很脆弱，冯·屠能和坎蒂隆之间的联系也是如此。我们这里的联系更多地基于方便而不是历史事实。这种联系有一定的逻辑，因为冯·屠能是第一个用熊彼特所共有的语言将企业家描述为创新者的人。同样，关于冯·屠能和坎蒂隆之间的联系，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联系证据。然而，冯·米塞斯和柯兹纳之间的联系是毫无疑问的。沙克尔与奥地利学派一起出现，因为他对企业家的基本概念是奥地利学派，但他通过拒绝均衡范式将自己与他们（以及与本概述中的其他作者）区分开来。

尽管明显过度简化，但这种分类方案可用于多种目的。例如，它提供了知识界的快速概览。它强调那些最推进企业家主题的作者是在经济动态和均衡范式的背景下这样做的。本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强调感知、不确定性和创新（或其他特殊能力）。一些作者，如熊彼特，断言企业家创造了非均衡。而其他人，例如柯兹纳，则认为他在一些外源性冲击后恢复了均衡。但这是一个细微的差别，对于全面理解动态经济中的企业家功能而言意义不大。熊彼特当然认识到经济中其他努力恢复均衡的力量的普遍存在。

关于该主题的经济学文献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企业家应该根据功能而不是个性来定义。然而，熊彼特列举了为什么功能理论可能无法涵盖商业实践中已知的所有企业家盈亏的两个原因。首先，站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之间的企业家更有能力利用有利条件——捕捉某些“残留”或剩余。其次，无论其他方面的性质如何，实际上企业家的收益几乎总是与垄断定价有关。

我们发现这些论点中的第一个比第二个更有说服力，特别是考虑到柯兹纳（Kirzner, 1973）试图澄清竞争和垄断之间的区别后。根据柯兹纳的推理，真正的企业家收益与“正确”意义上的垄断无关，后者意味着存在进入壁垒。然而，在我们看来，谁对经济剩余拥有合法权利的问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它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困扰企业家精神理论。

一个破坏企业家精神的历史研究的问题是企业家是否承担风险、不确定性，或两者兼而有之。早期的讨论很少或根本没有区分风险和不确定性，但随着弗兰克·奈特的贡献，所有这些都改变了。今天，越来越多的共识是，非企业家决定发生在风险条件下，而企业家决定发生在不确定条件下。这一理论发展的影响将在下面讨论。

最后，当代经济学继续努力解决企业家与企业的适当关系。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家被视为企业的替代品；在另一些情况下，他被视为公司的先驱和指导之手；至少在一种情况下，有人认为企业家就是企业。

风险、不确定性和组织

每个人在某种情况下都是潜在企业家这种观念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必须应对非均衡变化的学生、家庭主妇、劳动者、退休人员等（按照舒尔茨），或只是对机会保持警惕的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按照柯兹纳）。但是，经济话语由这一事实所主导：企业家经常组织企业以聚集和协调利用市场机会所需的经济资源。

最近沙伦·阿尔瓦雷斯和杰伊·巴尼认为企业的建立是为了不同的目的：“企业家企业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组织起来的，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与无法在交易开始时知道交易价值相关的交易困难。”相比之下，非企业家企业“是在风险的条件下组织起来的，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与在一笔交易里进行特定投资的人中分配已知交易创造的价值相关的交易困难”。阿尔瓦雷斯和巴尼认为，认识到这些不同的目的不仅有助于区分企业类型，还有助于将企业家精神的边界定义为一门研究学科。

要求研究边界这一事实是企业家精神这一主题断裂性质的直接结果，而这又是其多样化历史演化的结果。沿着阿尔瓦雷斯和巴尼建议的思路追求这一主题，要求研究人员不要专注于传统研究的企业家的人格属性，而是专注于弗兰克·奈特引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因此，在未来，奈特可能比熊彼特更与企业家精神主题相关，至少在研究企业家精神的管理专家中是如此。

阿尔瓦雷斯和巴尼发现现有的关于公司组织方式的理论不足，因此发展了一种企业家企业分类，范围从“基于团体（clan）”到“基于专家”再到“基于魅力”的组织。基于团体的企业家企业的决定不是等级制的——老板告诉别人该做什么——而是民主的；它的领导者倾向于在所有为公司做出特定投资的人中寻求共识。因此，基于团体的企业家企业的特点是高度信任参与做出交易专用性投资的人。基于专家的企业家企业采用某种传统的等级制度，但对“老板”的选择是基于他加入公司的机会成本，而不是基于他的监督和控制能力。这个“老板”最有可能是拥有对公司成功至关重要的专业知识的人。决定权将以该专家为中心，该专家可以做出或委派关键决定。基于魅力的企业家企业也是等级森严的，但行使控制权的“老板”基于他的魅力和远见，而不是他的特定专业知识或监督和调整激励措施的能力。如果其他公司成员与企业家的愿景相同，他们将决定权授予他。这个“老板”将在组织中建立剩余索取权。

阿尔瓦雷斯和巴尼面临的更广泛的问题是，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分有助于对企业家行为进行分类。在基于风险的理论下，将机会视为等待企业家发现的客观现象可能是合

理的。但在基于不确定性的理论下，企业家与其说是在发现利润机会，不如说是在创造利润机会——往往是通过他们的组织努力。

从他们的研究所揭示的讽刺意味中，阿尔瓦雷斯和巴尼认识到，由于不确定性的条件通常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定，因此组织企业家企业的基础不太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定。特别是，一旦通过经验了解与不确定交换相关的结果的概率分布，基于不确定性的企业可能会转变为基于风险的企业。换言之，企业家企业可能是暂时的，但它们的持久性仍然是经济企业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过去作为序幕

预测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未来方向是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但是可以从对过往思想的研究中吸取一些教训。一个教训是，企业家精神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与其说是理论问题，不如说是方法问题。经济理论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这门学科试图通过结合数学方法来模仿物理科学时，企业家被挤出了经济学。显然，数学为经济学带来了更高的精确度，从而有望增强其预测能力。然而，将数学引入经济学（大约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时代）是一把双刃剑。它锋利的边缘切开了现实世界复杂性的纠结混乱，使经济学更容易处理，并加速了它的理论进步。然而，它的钝刃使经济生活的基本力量之一——企业家变得迟钝。由于当时和现在都没有令人满意的数学来处理经济生活的动态，经济分析逐渐退入比较静态的阴影中，企业家扮演了纯粹被动甚至无用的角色。

另一个历史教训是，在其最富有成果的阶段，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理论化一直是对经济生活动态基本原则的更广泛探索的一部分。经济生活的动态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物质的关系。随着经济学变得更像力学的一个分支，它达成了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牺牲了它的“灵魂”以更好地了解未来（即预测）。然而，这种未来本该一直受到怀疑，因为静态方法完全抑制了变化。相比之下，动态就是变化，最重要的是，变化是企业家的职责。

企业家是引发变化还是仅仅适应变化的人这个问题是否重要？如果我们依赖企业家精神的最基本特征——感知、勇气和行动——答案是，可能不重要。企业家行动意味着创造机会以及对现有情况作出反应。企业家行动也意味着企业家在不确定性面前勇于承担风险。感知、勇气或行动的失败使企业家无效。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从这些要素中寻找概念的独特性，而不是行动或反应的环境。

正如当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生活的动态时，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理论最富有成效一样，当经济学将自己局限于静态世界时，它也最没有成效。因此，在我们的探究结束时，我们面临最基本的问题：经济学的功能是什么？是为了让我们了解经济生活的基础，还是为了预测尚未发生的事件的进程？如果是前者，我们必须照原样看待经济生活，包括其不完美、其风险和其不确定性。如果是后者，我们有理由从我们的理论模型中挤出某些现实生活条件，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样做的成本。

我们终于面临终极的科学困境。一方面，我们可以牺牲现实主义来获得精确性；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放弃精确性来获得现实主义。我们所做的选择决定了企业家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归根结底，企业家之所以成为经济学家如此重要的研究主题，是因为他的功能和特征深入到经济学的核心，并提出了从未被解决的经济方法的基本问题——事实上，甚至还没有从经济的角度来被充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