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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村之计”何以成为“治国之策”

金轩 浙江宣传 2023-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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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华武义县后陈村的“后陈经验”展示馆内,有一块牌子十分引人注目。上头写着,“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这块牌子意义特殊——把“村监会”并列挂在村党支部、村会的牌子旁,后陈村是首创

成立“村监会”,顾名思义,就是构建一个与村两委不存在隶属关系的村务监督机构,来开展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监督工作。

19年前,后陈村的实践,为基层民主监督探出了一条新路子。《习近平浙江足迹》记载,2005年6月17日,在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一周年之际,习近平同志来到后陈村调研。他鼓劲说,希望你们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这一做法,为全省提供有益的经验。

2004年6月,后陈村建立“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


历经19年,“后陈经验”不断深化发展、完善推广,从一项“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那么,这一创举在当年是如何被挖掘和推广的?对当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又有哪些启示?




上世纪90年代末,后陈村和浙江不少村庄一样,经历着城镇化进程中的阵痛和“成长的烦恼”:工业园区一次次征地,村集体资产像滚雪球般暴增。这些钱到底如何花、如何分?村民都很关注。而一旦处理不妥当,便会激化干群矛盾。

有那么几年,后陈村“状况频出”:有村民多次上访,900多人的村庄,红手印按了500多个;2001年,乡长坐着吉普车进村调解,被发泄不满的村民掀翻了车子;2002年和2003年,连续两任村支书由于经济问题被查处落马。

为了让村里各项工作能够充分得到村民的监督,2004年6月,武义县率先开展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试点,在后陈村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村级民主监督组织。村监会根据民主监督原则成立,由村民代表会议表决产生,经村民代表会议授权。

金华武义县后陈村


想不到,这一小小的探索收获了奇效,村里的“火药味”渐渐淡去。时任后陈村村委会主任陈忠武回忆道,“以前,村民总是怀疑我们,见到我们都没有笑容,我们感觉腰板挺不直。但是现在,村民见到我们,老远就打招呼,我们也能理直气壮地做事了。我们给了村民一个明白,村民也给了我们理解和尊重。”

后陈村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习近平同志一直关注着。《习近平浙江足迹》记载,2005年6月,习近平同志来到后陈村调研并指出,“后陈经验”是很有意义的探索。据报道,此后,习近平同志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指引“后陈经验”深化完善。

更想不到的是,一颗生命力蓬勃的种子,在这里悄然孕育着。“后陈经验”走过19年,一直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后陈村集体收入增长了40多倍,还创造了村干部“零违纪”、村民“零上访”、工程项目“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的“四零”纪录。

地方的成功实践,也为全国的立法提供了借鉴。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吸纳了后陈村的创新做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

通过发挥群众的能动性来管住村里的人、财、事,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在四川省乐山市小凉山腹地,后池村脱贫摘帽,解剖后池实践,可以清晰看到“无微不治”的村务监督路径;在上海金山区高楼村,沪上首个村监会被村里人称作“小纪委”......“后陈经验”,从浙江的一个村子走向了全国。

金华武义县后陈村




19年,“后陈经验”已成为浙江基层民主发展的一张“金名片”。笔者认为,要分析“后陈经验”成功实践背后的原因,可以用三种事物来作比喻:阳光、草根和沃土。

“阳光”,指的是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曾经,一些乡村存在着“用权一句话、决策一言堂、花钱一支笔”的现象。但有了村务监督机构,大到组织上千万元的项目投资听证会,小到村里的日常开销,都有了制约和监督。在后陈村,连买一瓶墨水、胶水以及一次性茶杯等都要张榜公布,每一笔支出都落到了实处。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就像鱼缸里的金鱼,不跑出视线之外,老百姓才会相信没有暗箱操作。村务公开一方面规范了小微权力运行,从源头上减少了村干部违纪违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老百姓对村干部的信任感,提升了基层干群关系。

“草根”,指的是基层民主实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基层民主的实践,不能“有形式无实质”。正如有人说:“农村实现民主直选之后,更多的问题是如何对选出来的干部进行监督。选举后没有监督的民主是‘半拉子民主’。

“后陈经验”以民主监督的制度设计,补齐了“半拉子民主”留下的漏洞,畅通了村民常态化行使民主权利的通道,走出一条“村官村民选、村策村民定、村务村民理、村事村民管”的新路子。

“沃土”,指的是治理创新的环境与条件。基层,常常是改革创新的发源地。后陈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源于基层群众的创新创造。而从“枫桥经验”到“浦江经验”“后陈经验”,再到“三治融合”的“桐乡经验”,很多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做法都是从浙江走向全国的。它们,也勾勒出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的实践轨迹。

可基层也历来是矛盾、问题的交汇地。凡要进行创新,往往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非常考验各方面的能力与智慧。在推进过程中,也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去调查研究对策,而不是一味地推诿和否定。只有对基层治理创新进行悉心呵护与引导,并及时进行经验的总结推广,才会有更多好经验从基层的土地上“冒”出来。

金华武义县后陈村




古人说,“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层治理一直都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根基所在,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着。笔者认为,要更好地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后陈经验”,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探索。

比如,自治、法治、德治怎样有机结合?自治、法治、德治是维持乡村治理格局良性运转的不同治理方式。三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往往是“能人治村”,而“后陈经验”构建起更加严密的“制度笼子”,使得乡村治理向现代治理方式转变。但在一定程度上,乡土文化中的人情社会、宗族关系也有可能影响民主监督的实际效果。

因而,深化发展“后陈经验”,要继续确保监督有章可循、务实管用,防止村监会流于形式、成为摆设,也应注重成风化俗,深入挖掘熟人社会中的道德力量,发挥好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再如,事前、事中、事后怎样全程贯通?“后陈经验”的核心是源头治理,体现在权力受到约束、村务全面公开、群众有效监督、自我能够纠偏。这突出的就是一个“早”字,防微杜渐、防患未然,把问题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而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尤其是在“一肩挑”后村级权力趋于集中的新背景下,如何贯通事前前置监督、事中跟踪监督、事后审查监督,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监督,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统筹能力,这是当前村务监督的短板,亟需进一步破题。

又如,理论、实践、制度如何相互转化?“后陈经验”的实践起于民主法治领域,但绝不仅限于此。从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基层党建等更多维度赋予“后陈经验”新的内涵,是“后陈经验”得以螺旋式上升的必由之路。这必须经历一个在实践中总结为理论,再到新的实践中去检验,最终固化为制度的过程。

基层民主自治与民生密切相关,直接反映群众的利益诉求。“后陈经验”的生动实践昭示着,基层民主实践的成效如何,要从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是基层创新创造的根本目的,也是“八八战略”历经20年不断焕发新光彩的原因之一。

从“治村之计”走向“治国之策”,“后陈经验”也必将继续随着人民的呼声、时代的呼唤,被印刻在一座座城镇乡村的发展变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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