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孙磊：狂欢化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2022-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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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关键词：狂欢化

摘要：

“狂欢化”是巴赫金文论思想的核心术语之一, 与他的一系列术语, 诸如“复调”“对话”“时空体”“体裁诗学”等互为支撑, 成为他思想体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狂欢化是巴赫金借用民间诙谐文化所体现的“狂欢”精神提出的有关阅读、解析文学作品与审视文学历史的一个全新策略。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的文学作品, 是指作品中所体现的一种“狂欢”精神, 亦即创作主体狂欢化的世界观和客体文本所呈现的狂欢化的生活。本文从狂欢化的源头民间诙谐文化中的狂欢节谈起, 从民间诙谐文化与拉伯雷的创作、狂欢化的“笑文学”与果戈理的创作、狂欢化小说的体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等三个方面具体、详细地解析狂欢化的丰富内涵。

关键词：

巴赫金; 狂欢化; 拉伯雷; 果戈理; 陀思妥耶夫斯基;

略说

“狂欢化” (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я/Carnivalesque) 是巴赫金 (М.М.Бахтин) 文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与他一系列的文论观念诸如“复调”“对话”“时空体”“体裁诗学”等互为支撑, 成为他文论思想体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巴赫金采用社会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批评相结合的方法, 借用民间诙谐文化所体现的“狂欢” (карнавал/carnival) 精神, 提出了阅读、解析文学作品与审视文学历史的一个全新策略, 即狂欢化的批评思路和文化理念。他所说的狂欢化的文学作品, 是指作品中所体现的一种狂欢精神, 亦即创作主体狂欢化的世界观和客体文本所呈现的狂欢化的生活。狂欢化理论如今已超越出单一的文学批评范畴, 成为应用于人文科学多领域的学术话语和跨学科的文化概念。狂欢化这一极具穿透力的隐喻式术语, 被用来表示人类文化史中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艺术理念、文化形态。

综述

“狂欢化”理论深深地植根于民间诙谐文化, 特别是狂欢节文化的沃土中。狂欢节, 即狂欢式的庆典和仪式, 是狂欢化赖以存在的基础, 起源于人类原始时代的祭祀仪式。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酒神节和农神节, 中世纪罗马的狂欢节, 欧洲各国的愚人节等都是不同类型和形式的狂欢节。与将不平等神话化的官方节日不同, 在狂欢节期间, 一切等级关系被暂时取消, 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坦率、平等、自由的关系;人们摆脱了日常礼仪规范的制约, 并形成了一整套狂欢节特有的行为方式、言说形式和仪式风格。狂欢节是人们打破各种禁忌, 充分放松身心, 自由狂野地宣泄情感的一种方式, 体现了一种强大的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巴赫金认为, 狂欢节中有三个“狂欢”的基本要素:一是一种独特的感受世界的类型, 即狂欢化的世界观;二是一种充满了节庆喜剧因素的行为方式, 从全民性的狂欢活动到个体的狂欢行为;三是充分体现前两个要素的“象征性的语言形式”。

从文化的发生学来看, “狂欢式”的民间诙谐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存在。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 它因时代、民族和庆典仪式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色彩。在原始人的民间文化中, 既记录有严肃的祭祀神灵的活动, 还有嘲笑和亵渎神灵的诙谐性祭祀活动;既有严肃的神话、英雄传说, 也有诙谐、辱骂性的神话以及戏仿、嘲弄英雄的故事;在古希腊罗马时期, 既有庄重、严肃的悲剧创作, 也有狂欢式的亦庄亦谐的喜剧作品。当国家制度形成,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 民间的诙谐文化形态便被非官方化、边缘化, 并逐渐变成人民大众的世界感受和民间文化的基本形态。全民性的参与使得这种诙谐文化成为生活现实本身, 自然、真实、批判性和自由精神成为这一诙谐文化的本质特征。

中世纪, 在强大的教会所维护的官方文化的控制下, 狂欢节成了人民大众抵制教会, 摆脱宗教桎梏、神秘主义的一种公开和合法的方式, 成为对日常的、官方认定的生活制度暂时的超越。巴赫金指出, 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和广场上的各种诙谐表演、不同形式的诙谐的语言作品、不拘形迹的广场言语, 是此类民间诙谐文化的三种基本形态。民间诙谐文化虽然形态各有不同, 但具有共同的狂欢节性质和诙谐嘲弄的笑谑特点。它们与死板、严肃、教条的官方文化格格不入, 在看待世界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充分表现出非官方性、非教会性、非国家性, 具有取消一切等级关系、追求平等自由、回归人的生命本体的文化意义, 表达了构建一个不同于官方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形式的乌托邦理想。

在文艺复兴时期, 民间诙谐文学在继承了此前传统的同时, 其形象体系也达到了艺术上的高峰, 成为充满自由批判精神的时代历史意识的表现, 狂欢式的世界感受成为这一时期整个文学乃至文化的深层基础。巴赫金说, “在文学发展的所有时代, 狂欢节, 在这个字眼的最广泛意义上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但是这个影响在多数情况下却是潜藏着的、间接的、难以把握的, 只有在文艺复兴时代它才不仅格外强烈, 甚至直接而清晰地表现在外在形式上。文艺复兴, 可以说, 这是对意识、世界观和文学的直接狂欢化” (6:317) 。文艺复兴时期诙谐文化强大的狂欢化传统保持着思维、形象、话语、风格的强劲性和连续性, 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灿烂图景并强化了文学的民主传统。巴赫金认为, 16世纪是欧洲民间诙谐文化史的高峰, 而站在这一高峰顶端的是拉伯雷。

但是, 从17世纪开始, 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稳定化, 民间文化的狂欢节仪式逐渐受到限制并被淡化了。节庆生活同时发生了向国家化、日常化的转向:一方面, 昔日狂欢节上众人享有的特权日益受到限制;另一方面, 那种全民性、自由性和对未来的向往的特殊狂欢节感受成为人们一般的节日情绪, 逐渐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官方文化的基本特征在理性主义和古典主义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渗透着专横的严肃性。到了18世纪, 狂欢节的一些基本特点虽然仍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意识中, 但只是以已显贫弱的形式保留着一些民间的节庆因素。民间诙谐文化的精神传统虽然没有断流, 但强度在减弱, 风格在退化, 一些形式甚至开始背弃民间诙谐文化的历史感受和乌托邦精神。巴赫金说, “四个世纪内, 欧洲资产阶级的艺术创作和意识形态思想沿着几条大路和老路发展, 但其中哪一条都不可能使我们贴近于他[拉伯雷], 时代将他与我们分隔开来” (6:3) 。当时, 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在西方文化和文学中只是以一股隐性的反叛潜流存在着, 星星点点地燃烧着, 到了19、20世纪的文学中才得以实现它的新形式的全面复兴。

巴赫金指出, “狂欢式”的形式复杂多样, 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文学现象。然而, “狂欢节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 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这一语言分别地, 可以说是分解地 (任何语言都如此) 表现了统一的 (但复杂的) 狂欢节世界观, 这一世界观渗透了狂欢节的所有形式。这个语言无法充分地准确地译成文字的语言, 更不用说译成抽象概念的语言。不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同它相近的 (也具有具体感性的性质) 艺术形象的语言, 也就是说转为文学的语言。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 (5:160-61) 。巴赫金还指出, “如果文学直接地或通过一些中介环节间接地受到这种或那种狂欢节民间文学 (古希腊罗马时期或中世纪的民间文学) 的影响, 那么这种文学我们拟称为狂欢化文学” (141) 。由此可以看出, 狂欢化文学并非一个封闭的自足体, 而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具有内在统一性和无限创造力的开放体系 (夏忠宪177) , 这种狂欢节的世界感受具有蓬勃的改造力量, 具有无法摧毁的生命力并表现出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和话语形态, 因此巴赫金认为, “对一切像浮士德那样的世界性形象 (以及与其有机联系着的整部作品的情节和结构类型, 即体裁类型) , 都应该从世界文学的根本来源民间节庆和狂欢节的角度来重新认识” (6:555) 。

狂欢化理论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 它是巴赫金的思想体系中最多义的术语之一。巴赫金说, “我们赋予‘狂欢化’这个名词以广泛含义……我们有权在广义上使用‘狂欢化的’这个修饰语, 对它的理解不光是指狭义上的和纯粹意义上的狂欢节形式, 而且还指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具有自身基本特点——在随后的那些世代里, 当其他多数形式已经死亡或者蜕化后, 这些基本特点就鲜明体现在狂欢节上的整个丰富的、多样化的民间节日生活” (6:249-50) 。“狂欢化”这一术语, 如今已经成为揭示各种文化文本意义和价值的一种隐喻性的话语和独特的方法论。在文学理论中, 文学的狂欢化问题, 是“历史诗学”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поэтика) 、主要是体裁诗学 (жанроваяпоэтика) 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 有着独特的言说方式和艺术时空;在哲学理论中, 狂欢化思维反对“独白性”思维 (монологичноемышление) , 主张中心与边缘、崇高与鄙俗、神圣与亵渎的对话;在美学理论中, 狂欢化倡导一种新的审美方式, 以狂欢化的审美结构颠覆理性化的逻辑结构, 坚持以多元共存取代二元对立的审美理念;在文化人类学中, 狂欢化张扬人生命存在的自由形式, 用鲜明的平民意识与非精英意识打破人类文化传统中的等级制度, 用狂欢化的“快乐哲学”来重新审视世界秩序, 构建一种狂欢节的宇宙观和人类发展观。

狂欢化的民间诙谐文化

与拉伯雷的创作

巴赫金在《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一书中指出, 自16世纪末以来, 无论作家书写的内容发生怎样的变化, 对文学的判断始终有着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规范和标准, 这些规范和标准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和美学的“正宗”的艺术理念和意识形态思想的反映。从那以来文学历史的书写始终坚持着严肃性、完成性、稳定性的历史文化逻辑, 体现了一种足够清晰、自律和坚固的精英传统, 而民间广场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民间诙谐表现形式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甚至遭到了曲解。巴赫金在这一文学的精英传统之外看到了一个文学的特例, 他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作家拉伯雷。巴赫金强调, “拉伯雷与民间源头的联系比其他人更紧密、更本质……这些源头决定了他的整个形象体系及其艺术世界观” (6:2) 。

巴赫金发现, 拉伯雷是从古老的方言、俗语、谚语、习惯语、玩笑话等民间话语中, 从傻瓜和小丑的嘴里采集智慧的。他继承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优秀的民间诙谐文化传统, 作品中拥有丰富而又繁杂的民间诙谐文化资源。“对深入到民间诙谐文化最深层的本质而言, 拉伯雷是不可取代的。在他的创作世界中, 这一文化所有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内在统一性特别鲜明地得以展示。须知, 拉伯雷的作品就是一部完整的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 (6:68) , 而其长篇小说《巨人传》就是民间诙谐文化的一个光辉典范。

首先, 小说中有着极为丰富的民间诙谐文化资源。如民间传说中奇诡多样的魔怪故事、充满想象虚构的传说、日常生活中的笑话趣闻等。此外, 小说中还塑造了许多滑稽可笑的形象, 除了卡冈都亚、庞大固埃外, 还有饕餮的约翰修士、淫荡而又不安分的巴奴日、长着酒糟鼻子的讼棍、愚蠢的小丑特里布莱等形象。在拉伯雷的小说里, 整个形象体系具有紧张的、积极的、充分自觉的生命力。重要的是, 所有这些构成长篇小说基本元素的诙谐、喜剧资源不是外在的, 而是作家拉伯雷用来审视和理解世界的内在形式, 深刻且积极, 旨在“清除意识中虚假的严肃性、教条主义、任何不清醒的感情冲动” (6:161) 。

其次, 拉伯雷的小说中有一种独特的“广场因素” (факторыплощади) 。主宰着节日或集市广场上的是一种特殊的、自由自在、不拘形迹的交往, 人们使用的是一种只有在民间广场上才有的“脏话秽语”。在这里, 无礼的戏言、诙谐的闹剧、粗鲁的笑话、俚语脏话、打赌发誓、撒谎吹牛, 对诗人、学者、僧侣、骑士的高雅语言和官方语言的讽刺摹拟可谓无处不在。这些杂语现象大行其道, 使得等级制度下的单一的官方语言遭到遮蔽, 甚至被冲得土崩瓦解。小说中还充斥着对类似排泄、抛掷粪便、患有梅毒等污秽的生理行为和肮脏疾病的各种描写, 然而却没有任何粗俗的自然主义、生理主义或者诲淫的东西。这种欢愉的、丰裕的、战无不胜的肉体性, 是与中世纪官方恐吓性的思维方式相对立的。巴赫金说, “恐怕世界文学史中还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像拉伯雷的小说那样如此全面、深刻地反映民间广场生活的全貌” (6:175) 。小说中这些广场因素不是孤立的, 而是与“狂欢化”的人物形象和小说的整体结构有机相联的。在一种无拘无束的广场气氛中, 作家表达了崇高与卑贱、神圣与渺小、赞美与辱骂、威严与随意等都拥有平等的权利。

第三, 小说呈现了丰富、多样的节日期间的民间生活, 具有鲜明的民间节庆的形式和形象, 例如“谢肉节”“愚人节”“宰牲节”“圣体节”“葡萄节”等。在这样的节日里, 婚宴游戏、滑稽演出、饮酒作乐、国王脱冕、乔装打扮、辱骂亵渎、打架斗殴的场景应有尽有, 烘托出一派狂欢节的图景, 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意义与风格统一的整体。与此同时, 人们对食物、肉体的享受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谢肉节”将日常生活中的宰杀牲口, 将丰裕、饮宴、欢乐、自由、歌舞甚至调情、追逐、生育、成长、排泄统统联结在了一起, 造就了一种鲜明的物质与肉体因素占优势的狂欢化特质。狂欢节仪式给予了民众一种随便和狎昵的权力, 打破了官方制定的生活规范。巴赫金说, 所有这些狂欢节上的行为都具有广义的象征和双重的意义:既是摧毁性的, 有时又赠予新的生命;既结束旧事物, 又开始新事物。作家试图创造一种充满自由、欢快的游戏式的节庆氛围, 以实现对黑暗、陈旧的“哥特式的阴沉”的反叛。巴赫金指出, “这些民间形象有助于掌握的不是现实生活的自然主义的、转瞬即逝的、空洞的、无意义的和琐屑的形象, 而是现实生活的形成过程本身, 是这个形成过程的意义和方向。由此才有了民间节日形象体系的最深刻的包罗万象性与清醒的乐观主义” (6:242) 。

第四, 《巨人传》还是一部集古代神话、英雄史诗、民间故事、骑士文学、市民文学等不同体裁之大成的长篇巨著。拉伯雷拒绝史诗、庄严、抒情、雄辩等文体的“单体性” (мономерность) , 对不同的文学体裁资源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态度。他一扫中世纪宗教文学的说教风尚、骑士文学的言情传统、市民文学的媚俗倾向, 以幽默、讽刺、讽拟 (пародия) 为主体, 用庄谐结合的方法, 实现了小说文体的“杂体性” (полижанровость) 和“多声性” (многоголосие) 。拉伯雷寓深刻的思想主题于滑稽可笑的传说故事之中, 或揭露教会的黑暗和司法的不公, 或鞭笞官吏的贪赃枉法, 或针砭时弊, 或张扬自由意志, 或歌颂人的力量和智慧, 具有对社会生活现实的狂欢化的颠覆功能和充满人文精神的重构功能。巴赫金说, 欧洲文学的发展中, “狂欢化也一直帮助人们摧毁不同体裁之间、各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之间、多种不同风格之间存在的一切壁垒。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 消除了相互间的轻蔑, 把遥远的东西拉近, 使分离的东西聚合” (6:177) 。这就是狂欢化在文学体裁和文学历史上的巨大功用之所在。

巴赫金指出, 拉伯雷的小说是对“四个世纪”以来欧洲文学的一个有力的矫正, 因此他认为“必须对整个艺术和意识形态的把握方式加以实质性的变革, 必须对许多根深蒂固的文学趣味要求加以摒弃, 对许多概念加以重新审视, 重要的是, 必须深入了解过去研究得很少且肤浅的民间诙谐创作” (6:3) 。

狂欢化的“笑文学”

与果戈理的创作

“笑”是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之一, 它有着深厚的人文基础, 是“狂欢化”文学具有本质意义和重要价值的精神特质和情感表征。

巴赫金从人文科学的哲学基础出发, 不赞成康德、柏格森对笑的消极性、否定性的单一认知, 认为笑谑是一种重要的且具有多种功能的文化现象。他从认识论出发, 分析了“严肃”与“笑”这一对独立而又相互制约的思维形式和认识形式的矛盾, 认为严肃性既体现在人的面部表情上, 也反映在人的内在心理上, 它始终伴随着紧张、危险、恐惧, 而一旦危险消失, 人躲过了危险, 便不再恐惧, 会发出轻松的笑声。故而, 严肃性表现的是一种必然性, 而笑则是自由性的体现。巴赫金将这种对于“严肃”与“笑”的认知运用于文学分析中, 认为它有助于阐明小说的起源、历史、理论等一系列重要而又深刻的问题。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指出, “笑, 是对现实的一种确定的但却无法译成逻辑语言的审美态度, 亦即艺术地观察和把握现实的一种确定的方法, 因之也是架构艺术形象、情节、体裁的一种确定的方法” (5:218) 。

巴赫金认为, 作为节庆的诙谐, 狂欢化的“笑文学” (смеховаялитература) 具有这样三个特征:首先, 笑的性质不是对一个局部的、单独的可笑现象产生的个体反应, 而是全民的、大众的。狂欢化的笑克服了“非艺术的个别性”而获得了概念性、抽象性、共通性、哲学性, 是“保留了个人特征的普遍化”的态度和立场, 是人民大众对世界形象的普遍性认知。其次, 笑的对象是包罗万象的, 是针对一切事物和人的, 其中还包括嘲笑者本人在内。它与纯粹否定的讽刺文学的根本不同就在于, 不把嘲笑者本人排除在嘲笑对象之外。从笑的角度来看, 整个世界都具有相对的可笑性。第三, 更为重要的是, 狂欢化的笑是双重的, 既是欢乐的、兴奋的, 同时也是沉郁的、冷嘲热讽的;既是否定的, 又是肯定的;既是埋葬式的, 也是再生式的。“笑文学”的这种两重性赋予了狂欢化以世界观的品质和乌托邦的特性。巴赫金说, 狂欢式的笑的深刻的双重性是民间诙谐文化的精髓所在。这种双重性使得狂欢式的笑永远是未完成的, 即笑不断地在埋葬可笑的旧事物、旧人的同时, 又在不断地生成新事物、新人。

巴赫金在《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一文中指出, 现代文艺学的一个主要不足在于, 它企图把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在内的整个文学全部纳入到官方文化的框架内, 而实际上拉伯雷的作品只有放到民间“笑文化”的巨流中才能被真正地理解。民间文化的思维形式和认识形式是笑谑的, 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上, 都是同严肃的官方文化相对立的, 并形成了自己看待世界的独特观点和形象反映世界的独特形式。巴赫金强调, 拉伯雷“从不用抽象的概念式的语言说话, 而是用民间笑的形象语言说话” (6:509) ;“拉伯雷是数千年民间笑谑的继承者和完成者。他的作品是理解全欧笑文化最有力、最深刻、最独特表现的一把无可替代的钥匙” (6:6)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自身的变化, “笑文学”中最古老的诙谐性仪式中对神灵的嘲笑, 那种祭祀性和限定性的成分逐渐消失了, 而全民性、包罗万象性和乌托邦的成分却保存了下来。

巴赫金指出, “现代笑文学中最重要的一个现象”, 是果戈理的创作 (4:6-7) 。果戈理的创作具有丰富的民间诙谐文化的“笑文化”资源:节日之笑、广场滑稽之笑、宗教神学院的学生之笑、饮宴之笑等等。著名的果戈理研究专家曼 (Ю.В.Манн) 说, “狂欢化原则是进入果戈理艺术世界的一把钥匙……这一狂欢化原则体现于一种独特的民间笑文化的类型中” (9) 。从果戈理早期的浪漫主义小说《狄康卡近乡夜话》, 到晚期的现实主义小说《死魂灵》, 都充分体现了强大的民间“笑文化”因素。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 父亲与儿子有平等追逐爱情、喜欢上同一个女人的权利, 儿子可以有训斥并惩罚逾越伦理的父亲的举动, 村民可以随意将村长套在袋子里戏弄, 大斋期间有人可以享受到吃肉食荤的快乐, 老妪能有变为少女的幸福。乌克兰民间节庆和集市的生活, 悠闲快乐的节奏, “违规出格”的言行, 始料未及的结果等决定了这些故事的情节、形象和语调的高度的笑谑性。在《死魂灵》中作者所依赖的是狂欢般地游历地狱、漫游死亡国度的形式, “死魂灵”的世界是欢快的地狱世界, 充满了各种狂欢式地狱的因素。乞乞科夫遍访外省贵族地主家的游历不啻是一次人间精神地狱之游, 他收购死魂灵以及人们对这一行为的各种不同反应, 可以视作民间对于生死关系的独特认识, 是狂欢化的对生与死的嘲弄。

巴赫金在《果戈理之笑的历史传统和民间渊源问题》一文中说, 果戈理的笑不仅仅是讽刺之笑, 他比讽刺作家要广博。《旧式地主》和《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中作家对人物笑谑性的称谓, 外貌肖像的怪异描写, 地主夫妇伊万诺维奇与伊万诺芙娜相互之间恩爱有加、甜腻过度的称呼, 对宗法俄罗斯社会婚姻、家庭生活的描写等都应该看作是这种狂欢化“笑文学”的重要因素。其“笑”的两面性和普遍性中蕴含着对贵族地主那种善良、温和、生命本体的咏赞, 又有对生命的猥琐、贫乏、庸俗的鞭笞。在《死魂灵》中, 果戈理将贵族地主的名字、故事发生地的名称绰号化、丑陋化、荒诞化, 充分表达了吹捧与辱骂的双重性质。小说中形形色色的贵族地主无不是人间的“死魂灵”, 过着行尸走肉、没有精神内涵的生活, 然而他们又是在“精神地狱”里生活的凡人, 有着各自的追求、喜好、快乐、苦恼。小说对驾着三套马车疾驰的俄罗斯人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一种酷爱漫游、憧憬未来的心境——在一种疾速的奔跑中既隐藏着某种恐惧, 又蕴蓄着腾飞的渴望。在小说的这种叙事中, 一切静态的界限被打破, 一种始终在寻觅、探求的感受屡屡出现, 无不带有狂欢式“笑”的品质。

在果戈理的文学作品中, “笑”还是语言建构的重要因素。源于民间的非标准的言语生活, 奇怪费解的、一语双关的、非逻辑的、音义相关的词语, 成为果戈理小说语言的重要构成。作家厌恶那种远离乡土和民众精神的异样生活, 反对僵死的、外表化的语言, 渴望重返鲜活的, 意义丰沛的, 节日中、欢宴上使用的, 会笑、会骂、会唱的民间话语。这种语言结构创造了一种连接两个世界、两种文化的“交往场域”:一种合法的、官方的、向往都市严肃规范生活的话语场, 另一种极不严肃的、来自民间的、十分可笑的, 追求欢快自由的而不无荒诞的生活的话语场。摆脱法律、制度、道德的枷锁, 纵情享受民间语言所带来的洒脱和自由, 在这样的语言面前, 本该威严的法律、规定、严肃话语斯文扫地。

巴赫金发现, “笑文学”有一种特殊类型的形象观念, 或者说一种关于存在的特殊的审美观念——“怪诞现实主义” (гротескныйреализм;6:23) 。这种怪诞现实主义借助于对物质—肉体的自然原素的书写, 来表达强大的自然生命力以及与外在世界的对立。在对生命肉体的书写中, 有一种对“下体”的特别关注, 其审美功能在于“降格”, 即将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抽象的置于物质、肉体之下, 这是对崇高的一种降格和贬谪。怪诞现实主义有着独特的语言风格, 其作品具有一种畅所欲言的生动、活泼的形式。

中世纪的狂欢化的“笑文学”就是建筑在怪诞的人体观念的基础上的。巴赫金说, “只有怪诞的躯体观才了解躯体的象征意义” (6:591) 。在文艺复兴时期, 怪诞现实主义的物质、肉体的艺术观念仍然保留并执行着降格、贬谪的功能。显然, 这种肉体的自然原素不是欲望的、色情的, 不是孤立的生物学个体意义上的, 而是宇宙的、全民的;表达的是不断发展、生生不息的人民大众的生命和智慧, 旨在反抗与世隔绝和无视自然、生命的自命不凡的事物。显得夸张的物质、肉体的描写具有积极、肯定的性质, 主导着一种丰腴、生长、再生和丰沛的情感。巴赫金强调, “怪诞躯体是前色情和超色情的。在怪诞躯体中实现了关于整体世界的最古老、最深刻的思想……” (592) 随着文学不断地发展, 怪诞现实主义的形象体系和话语形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世纪之后的三个世纪里, 怪诞现实主义的“笑文学”淡化了物质、肉体的再生意义, 而更多采取了幽默、反讽、讥嘲的形式, 比如果戈理的创作。巴赫金说, 在现代“笑文学”中, “果戈理的怪诞不是简单地突破规范, 而是否定任何企图变得绝对永恒的那些抽象的僵化的规范。这种怪诞要否定‘不言而喻’之事的显而易见性, 要否定‘不言而喻’的世界;它要表现真理的意外性和不可预料……这种怪诞蕴涵着人民的更新和向上的思想” (4:17) 。

“狂欢化”小说的体裁与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

小说这一体裁始终是巴赫金关注的重心, 他认为小说在颠覆官方的权威话语、等级制度方面有着强大的力量。比起诗歌与戏剧来, 这种文学体裁具有更多的变易性和开放性。“散文 (主要是指长篇小说, 而不是诗意的散文) 产生于语言中非官方非正式 (笑谑和亲昵) 的层面……这是不甚了然的领域……以并非现成的存在、没有完成的存在为目标, 这个存在原则上就是非完成性质的” (巴赫金, 4:59) 。巴赫金指出, 欧洲小说发展史上的三条线索是叙事、雄辩、狂欢体, 其中的狂欢体正是各种狂欢化小说变体的源头, 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话型”小说 (диалогичныйроман) 变体的发源地。

狂欢化的世界感受, 经过多个世纪漫长岁月的文学沉淀, 被吸收到了多种文学体裁之中, 特别是小说体裁中, 成为狂欢化小说独特的体裁构成因素。狂欢化体验一旦转化为小说的狂欢化体裁因素, 便成为艺术地把握生活的强大手段, 获得具有巨大象征性的、向纵深概括的力量。巴赫金提出, “文学狂欢化的问题, 是历史诗学, 主要是体裁诗学的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 (5:141-42)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巴赫金指出, 狂欢化的文学体裁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两种“庄谐体” (серьёзно-смеховойжанр) 体裁:“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讽刺” (менипповасатира;5:143) 。前者生成于民间狂欢节, 深刻地渗透着狂欢节的世界感受。它形成的基础是苏格拉底与人们关于真理的思考之间的对话, 这种对话有两个特点:一是对话的主体都是思想家;二是对话的内容都是思想意识的碰撞与交流。正是这种思想的以及思想者的对话, 决定了未来对话型小说体裁的基本形态。以古希腊哲学家梅尼普命名、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较为流行的“梅尼普讽刺”强化了亦庄亦谐的诙谐性特点, 这种体裁摆脱了书写史实、书写回忆、讲述道理的局囿, 大大增加了“笑”的分量。作者通过异乎寻常的、甚至有着宗教神秘因素的想象性的故事、奇遇、传说, 借助于大量的虚构和幻想, 实现“笑”的结果, 达到讽刺的目的。“梅尼普讽刺”采用的是闹剧和插科打诨的言说方式, 是一种鲜明的讽刺性摹拟, 内容具有乌托邦色彩, 形式上具有多种文体杂糅的特点。这两种庄谐体的作品具有尖锐的时代性、经验性、自由虚构性、杂体性以及多声性。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 狂欢体小说在上述庄谐体文学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体裁特点, 这充分体现在小说中一种“脱冕型结构” (структураразвенчания) 的出现, 即小说具有一种所谓的“加冕”和“脱冕”的仪式性结构。作家借助于这一结构实现对“威严”“崇高”“神圣”的人 (如国王) 或事物 (如天神、权力) 的肯定和消解, 强调交替与变更、死亡与更新的文学精神, 体现了嬗变与危机的两个极端:诞生与死亡、祝福与诅咒、夸奖与责骂、愚蠢与聪明、青年与老年、上与下, 这种两重性、两面性的特点是狂欢化小说有别于单纯揭露型、批判性的道德小说或社会政治小说的本质性特点所在, 是狂欢化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

巴赫金认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狂欢体小说, 从人物形象到情节结构, 从艺术时空到言说方式, 充分继承了“庄谐体”的传统, 并赋予了其新的内涵和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中的所有人物, 几乎都没有同时期俄罗斯小说刻画人物时所采用的生平传记记叙, 也没有典型化的社会属性和独特的人物性格。他的主人公多是一种缺乏性格的完整性, 缺少行为、思想完成性 (идейноезавершение) 的人物。他们或是生活在“地下室”的幻想家, 或是踟蹰在生活底层的落难者, 或是一个为了验证一种思想认知而铤而走险的杀人犯, 或是一个偶合家庭中的成员。他们的话语、行为摇摆不定, 模棱两可, 拥有清晰可辨的两重性, 常常带有明显的奇诡、滑稽、可笑的因素。他们往往都处在一种精神、意识、生命存在的临界状态, 游弋在生与死、谎言与真理、理智与疯狂、愚蠢与机智、地狱与天堂之间。《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白痴》中的梅思金、《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无不如此, 都是一个个充满矛盾、亦庄亦谐的人物, 是“聪明的傻瓜”和“悲剧性的小丑”的集合物。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类型 (体裁类型) 的历史》一文中列举了《同貌人》《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中狂欢化的人物、情节、场景等大量实例, 揭示了小说中众多的“狂欢景象”。作家笔下的人物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失去了他们在等级社会中应有的位置, 现存的法律似乎也暂时被取消了。这里的奴隶、庶民能与皇帝平等, 妓女和凶手能同圣徒和法官走到一起, 老爷会同婢女交媾;私生子的凶蛮、厨子的恣肆、教会长老发臭的肉体、弑父现象的发生、癫痫病的发作……人与人的相遇、交往、冲突无不充满了错乱、奇诡、神秘的狂欢化特质。巴赫金指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任何古怪可笑之事, 都带有狂欢节的性质” (4:51) 。作家将对物质、躯体下部的描写化作了独特的心理因素:生殖器和臀部化作了罪恶、淫乐的念头, 成为堕落、犯罪、无耻和充满矛盾、分裂的内心想法, 正常人变成了疯子, 罪人获得了神圣性, 同貌人具有奇特的两重性, 还有上层与下层的结合, 脸与臀的结合等。小说完全失去了此前欧洲和俄罗斯小说所具有的整体性, 传统小说里作者意识中的统一世界在这里变成了整体的一部分。读者似乎走进了小说的叙事迷宫, 找不到有出口的通路。他们只能发觉个别人的声音, 却听不出整体的声音, 无法确定作家统一的艺术意图。

陀思妥耶夫斯基改变了传统小说所描述的对象, 凸显的是人物的意识和思想, 人物成为各自意识和思想的载体。巴赫金说, “思想成了描绘对象, 成了塑造主人公形象的重心, 结果导致小说世界解体, 分裂为众多主人公的世界;这些主人公世界是由左右着主人公的思想组织而形成的” (5:29) 。思想变成了一种能为所欲为地左右、扭曲人的意识和生活的东西, 而且人物的思想都是各自独立的, 与他人的不相融合。因此给读者的印象是, 小说中生活着的不是人物本身, 而是他们的思想。各种不同的思想和深层意识总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与他人的思想发生碰撞、交流、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人物都是思想对话的参与者, 紧张的对话形成了其狂欢体小说叙事极大的内在张力。他的狂欢体小说整体的统一性, 不再是情节的统一性, 也不再是以主题思想统领的单一的思想上的统一性, 而是超情节和超思想的统一性。

与人物体系和叙事的对话形式相一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中出现了非同寻常的狂欢化的时空结构。作家在小说中主要采取的是空间叙事, 而不是以时间为引领的线性叙事, 时间往往不是渐进的, 而是瞬间的、突变的, 缺乏长度。无论是发生在地下室、大门、入口、楼梯、走廊等逼仄的地点, 还是在房间、客厅、大厅、餐厅等有较大空间的场地, 都是独特的狂欢化节点。巴赫金说, “他作品中的每一个房间 (如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棺木般小屋) 都是广场的一角 (或者是地狱和天堂的一角……狂欢广场的一角) ……按照狂欢节和农神节方式解决等级关系, 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个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 是以一种特殊的农神节的方式, 从普通的非节庆的日常生活规律中抽取出来的。以打破言语交际规律与规范的话语为追求的目标……” (5:51-52) 。这些失去了时间进程的空间呈现的是一种“转折瞬间”, 一个个这样的瞬间以独特的方法相伴为邻, 交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 大街上和室内群众场面中似乎复活和再现了古代的狂欢节和宗教神秘剧中的广场。它们聚合在一起形成了小说中独特的“门坎式”艺术时空 (хронотоп«порог») , 将处在危机中的人物的堕落、死亡、复活等独特的狂欢化意义隐喻式地展现了出来。作家通过独特的“门坎”时空体蕴涵, 实现了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骤变。巴赫金指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把人放在门坎上来描绘, 或者换句话说, 放在危机状态中来描绘” (5:386) 。

狂欢化一旦渗入小说的体裁结构, 便决定了作品的狂欢化特质。显然, 陀思妥耶夫斯基狂欢体小说的体裁结构不仅仅是形式的, 还是内容的。巴赫金强调, “我们即使在研究审美的形式时, 也应把它视为艺术的意义形式” (Литературно-критическиестатьи75) 。狂欢体小说的所有要素均有其深刻的独特之处, 其所有的内容、形式特征都是为作家的艺术目标服务的, “所有这些要素都取决于一个新的艺术任务……这就是:创造一个复调世界, 突破基本上属于独白型 (单旋律) 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 (5:6) 。也正因此, 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模式称作“对话型”或复调型的狂欢体小说。

结语

巴赫金的渗透着革新精神的狂欢化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思想精妙, 实现了审美诗学上的重大突破, 他在举重若轻之间将文学的文化批评和形式批评进行了有效的融合, 令人耳目一新。这一思想理论无论在开掘文学作品和文学历史的文化阐释方面, 还是在反思传统认知, 树立新视界、新理念的创造力上, 都实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 达到了文学与思想的诗性飞扬。我们不能将巴赫金单纯地理解为一个文学理论家, 在探寻文学命题与思考社会文化问题两者之间, 他常常会偏重于后者。他的理论著作中有很多复杂的思想和文化面向, 他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众多具有颠覆性的、重构意义的人文精神。当然, 需要注意的是, 巴赫金的文学思考、人文理想和文化实践本来就具有同一性。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学家之一, 他有两个最为鲜明的特点:一是具有十分宽广的世界文化和文学视野, 二是他的政治、思想、文化判断大大超越了他个人的人生境遇。他所有的文化判断都来自于其细致入微的文学判断、严肃认真的社会观察和全面深刻的文化思考, 而不是个人境遇顺逆穷通的政治意识的反映。巴赫金用他的“狂欢化说” (теория«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я») 实现了对既有文学理论、人文思想和人类文化秩序的一种颠覆和重构。

为数众多的理论家、批评家对狂欢化的思想有着相同、相似或截然相反的解读, 甚至有“谬论说”与“神话说” (凌建侯218) , 多维的解读本身就印证了这一术语的复杂性。阅读巴赫金的论著, 必须不断地变换视点, 否则很难做到融会贯通, 甚至可能会不得要领。需要指出的是,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显示出它的有效性、实用性的同时, 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命题。有中国学者指出, 巴赫金较多关注的是“狂欢化”民俗积极的一面, 而对其病态的、阴暗的、情欲的浊流, 即负值的一面, 叙述分析不够, 未彻底揭示出狂欢化诙谐的辩证法 (夏忠宪183) 。还有中国学者认为, 狂欢节所体现的狂欢精神是具有时代性的, “中世纪的狂欢节是一种反封建和反教会的亚文化, 随着封建社会官方文化逐渐消亡之后, 狂欢节的批判功能在现代和当代逐渐减弱……从拉伯雷到雨果的文学作品里, 狂欢化的描写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为不同形式, 也起着不同作用” (吴岳添360) 。有俄罗斯学者提出, “尽管狂欢化这个概念在巴赫金提出的所有术语中几乎是最著名的和最流行的, 但是它在文学史、文学理论和其他研究领域中的有效性仍然是值得商榷的” (Николюкин339) 。

（参考文献略，本文摘自《外国文学》2018年第03期，侵删）

作者：孙磊，北京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