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文物鉴定与鉴赏》2023年第5期，第1-5页作者 | 梁信（文博馆员）、刘新国（副研究馆员）、马海真（文博馆员）
摘要：滨州所处的黄河三角洲地区尽管在历史上属于黄泛区，但随着滨州邹平、博兴、惠民三地汉画像石的相继出土，尤其是邹平彩绘画像石的面世，证明了该地区在两汉时期的繁荣和发展，为丰富整个山东地区汉画像石分布和研究谱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通过上述三地汉画像石共性与个性的梳理和分析，对黄河三角洲地区的人们在两汉时期的生活状态和社会习俗进行探究。
关键词：滨州、汉画像石、研究、黄河三角洲、邹平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作为该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宣传文化部门和文化界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山东地区是全国四大画像石聚集地之一，其画像石分布密集且数量庞大，在全国范围内占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地位①。据考古发现，2005年徐州韩山汉墓出土两块西汉早期汉画像石，系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汉画像石②，它以独特的方式反映出中国2000多年前汉代的社会、文化与信仰的演进历程，揭示出当时的文化内涵及审美表达方式，对于探知与把握图像表达的未知世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黄河三角洲主要包括山东省的东营市、滨州市全部地区，以及潍坊北部寒亭区、寿光市、昌邑市，德州乐陵市、庆云县，淄博高青县，烟台莱州市，共涉及6个市的19个县（市、区）。据调查，滨州邹平、博兴和惠民三地均出土了相对成套的汉画像石，具有较高的美学、艺术、历史研究价值；东营市仅有广饶县发现了2块汉画像石，初步判断为门柱。高青县花沟镇宋套村发现汉墓并出土汉画像石墓门一套③。据资料初步统计，目前黄河三角洲共出土汉画像石41块，其中滨州市34块、东营市2块、淄博市高青县5块。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汉画像石出土墓葬形制和葬式资料缺失，为综合呈现黄河三角洲汉画像石的特点带来了一定困难。在黄河三角洲6个市中，滨州出土汉画像石相对数量最多、资料最为丰富，因此确定以滨州汉画像石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资料收集、实地调研和史料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和方法，通过对该地区出土汉画像石图案纹饰、雕刻风格进行对比研究，揭示该地区汉画像石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状态。1 滨州地区出土汉画像石纹饰及风格
学术界普遍认为，在历史上黄河三角洲地区为黄泛区，地下文物埋藏较少，但滨州邹平、博兴、惠民三地出土汉画像石恰恰证明这一固有认知并不可靠。这些汉画像石丰富的雕刻内容和风格为研究黄河三角洲地区的汉代民俗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1.1 邹平汉画像石
邹平市出土汉画像石墓门一套，系2007年11月邹魏电解铝厂汉代墓地7号墓发掘。7号墓为南北向券顶砖室夫妻合葬墓，整体分墓道、墓室和墓门三部分。墓室南北长7米、东西宽2.6米，有前、后室和耳室三室组成。墓室前室出土了绿釉耳杯、陶盘、陶罐、陶魁等具有东汉时代特色的器物，最具研究价值的是在墓室与墓道之间出土彩绘汉画像石墓门一座。该墓门由1个门楣、2个门柱、2扇门扉和1个门槛等6块青石组成，除底部门槛素面无纹饰外，其余均为单面彩绘画像石，以凸面阴线刻制。石墓门外有两道封门砖，面向墓道的一侧绘有红地白色菱形图案。拆走两道封门砖后，便看到墓门（图1），门扉带轴反装，图案朝向墓室一侧。其中左门扉高105厘米、宽40厘米、厚10厘米，右门扉高105厘米、宽46厘米、厚10厘米，阴线刻饕餮兽形铺首衔环纹饰，纹饰区域大部有红色点彩分布，其中饕餮牙齿区域绘以朱砂；门扉上方为倒“凹”形门楣，长147厘米、高48厘米、厚20厘米；门楣整体分上、中、下三部分，主题纹饰突出。上、下两部均为装饰边框，其中上部边框为两道平行弦纹，内刻连弧纹，表面以朱砂彩绘；下部刻三角纹和三道平行弦纹。门楣正中刻一羊头，两侧为《车马出行图》，为左向行进构图样式，其中羊头中部有黑、红两色彩绘；最左侧刻一侍者双手抱于胸前紧握缰绳回顾，其后为一彩绘马鞍及缰络的奔马，墓主人端坐其上；羊头右侧刻一马拉车纹样，根据车的外形，结合墓葬规格分析，初步认定为辎车，马车缰络及车幔均以朱砂绘制。门楣装饰边框与左右门柱弦纹相接形成边框，其中左门柱高108厘米、宽19厘米、厚20厘米，右门柱高107厘米、宽22厘米、厚20厘米。两门柱浅浮雕纹饰较为模糊，据李曰训教授辨认应为四神图案，其中左门柱上刻青龙下刻白虎，右立柱上刻朱雀下刻玄武，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画像石线条简洁、流畅、粗犷，富有浓重的汉代风格。为便于展示，邹平市博物馆将门扉校正，如图2所示。图1 邹平汉画像石出土时照片（摄影：刘凯）
图2 邹平出土汉画像石墓门陈展现场照片
据李曰训教授介绍，山东省虽然已发现不少汉画像石，但都没有彩绘，此次彩绘汉画像石的发现尚属首次，同时在表现手法上采取雕刻与彩绘两种技法协调配合、相辅相成，让汉画像石雕刻的形象更加生动，填补了山东省彩绘汉画像石的空白。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徐光基教授也对这几块彩绘汉画像石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如此精美完好的彩绘汉画像石在国内也是非常罕见，十分珍贵。
1.2 博兴汉画像石
据《博兴县博物馆藏汉代画像石》④一文记载，博兴县馆藏汉画像石共计25块，主要出土于博兴县南部几个镇区，后征集入馆，当时墓葬形制和葬式无考。25块汉画像石均为青石质东汉画像石，以凸面阴线刻制为主，间有减地平面线刻。其中，第八石至第十石、第十九石、第二十石风格与嘉祥武氏祠、宋山小祠堂等相似，时代当在东汉晚期的桓灵时期，其他20块画像石风格则与济南章丘黄土崖东汉画像石墓、淄博张庄东汉画像石墓极为相似，画像整体布局、刻画内容具有一致性，时代为东汉晚期⑤。仅湖滨镇出土一套完整的画像石（图3，第一石至第五石，拓片拼接样式），包含门楣、左右立柱、左右门扉等5石，经统计，博兴全县共出土门楣画像石5个、左右立柱画像石各1个、门扉画像石7个（其中左门扉3个，右门扉4个）。所有门楣的主纹饰都包含羊头和车马形象，门扉均刻有铺首衔环，立柱以鹿、虎等瑞兽纹饰为主。该套画像石在纹饰和刻制手法上与1984年淄博市张店区张庄村东张店热电厂建设工地出土的汉画像石⑥极为相似，在此不再赘述。
图3 博兴县出土完整汉画像石墓门拓片拼接图
博兴县汉画像石在内容和形式上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图案内容较为丰富，不仅有铺首、羊头和车马出行图等内容，还出现了“尧二女”“帝尧”“尧母”“舜后弟”等形象，并附有榜题标注；二是博兴汉画像石中出现了吉语题记，如第十四石刻有“此上人马皆食大仓，饮其江海”，表达出墓主人在天界衣食无忧、永享荣华富贵的美好愿望⑦。
1.3 惠民汉画像石
惠民县至今出土青石质汉画像石4块，均采用浅浮雕的雕刻技法。据惠民县博物馆齐向阳馆长介绍，该馆藏画像石为20世纪文物工作人员收集，系惠民县石庙镇百姓耕种过程中发现，挖出置于田间地头，当时墓葬形制和葬式亦无考，详情如下：第一石（图4），长222厘米、宽45厘米、厚15厘米，上部弦纹边框附有连弧纹装饰，下部刻《车马出行图》，该图从左向右依次刻侍者、三导骑、三轺车和打躬施礼者，有三骑、三车、前后两位侍者和打躬施礼者，导骑均为一人一骑形象；三辆轺车，第一车乘主仆二人。后两车均为一马一车形象，人物均为随从，显示出墓主人超凡的社会地位，整个场面十分煊赫，威武壮观。该《车马出行图》是当前黄河三角洲地区所有已知出土汉画像石中轺车数量最多的，同时也预示墓主人地位的崇高。
图4 惠民县出土汉画像石第一石（摄影、拓片：齐向阳）第二石（图5），长177.5厘米、宽35厘米、厚15厘米，主要浅浮雕一苍龙图案，身体修长，龙尾右侧有一2厘米长、1厘米宽、1厘米深的方孔，初步推测为一墓门立柱。苍龙，四神瑞兽之一，四神也称四灵，是汉画像石中多见的瑞兽图案。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也称四神，龙在古代是人们图腾崇拜中的神灵之一，能呼风唤雨，象征东方、左方、春天，为四神之首。汉初营造未央宫时东立苍龙阙，汉代流行将龙的画像用于建筑构件上。
图5 惠民县出土汉画像石第二石（摄影、拓片：齐向阳）第三、第四石（图6、图7），为汉画像石门扉，其尺寸分别为：高93.5厘米、宽61.5厘米、厚15厘米和高89.5厘米、宽94厘米、厚10.5厘米，其一残、缺。每个门扉上均刻有两组相同的铺首衔环图案，铺首为“山”字冠，怒目圆睁，面部肥而短，下部衔环内均刻有一鱼，似在游动，富有生机。据刘玥《汉画像石中“鱼”图像文化阐释》⑧文中所述，在汉代人的观念里鱼有祭祀、生殖崇拜、吉祥、升仙等意义。
图6 惠民县出土汉画像石第三石（摄影、拓片：齐向阳）
图7 惠民县出土汉画像石第四石（摄影：齐向阳）
滨州地区横跨黄河两岸，位于鲁北平原、黄河三角洲腹地，为山东汉画像石分布区域的边缘地带，出土汉画像石数量较少，但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在刻制样式上存在纹样细节简化、纹饰单一化雕琢风格多样化等三大特点，简述如下。第一，纹饰内涵基本一致，纹样雕刻呈现细部简化特点。汉画像石表面均雕刻羊头纹、铺首衔环纹、四神纹、车马出行图等纹样，主要体现祥瑞、辟邪和守护等精神内涵。与鲁南地区济宁、临沂等地区出土汉画像石相比，纹饰复杂程度出现明显差异。山东地区的汉画像石主要出现于西汉晚期，兴盛于东汉中期，衰落于东汉晚期⑨。自西汉末年王莽改制至豪强地主的壮大及黄巾大起义等事件，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发展缓慢，进而导致汉画像石整体创新和变化不大，在纹饰内容上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纹饰寓意和组合，如羊头纹、铺首纹、四神纹、车马出行图等。滨州地区目前发现的汉画像石制作年代均为东汉时期，根据蒋英炬、吴文祺两位先生在《试论山东汉画像石的分布、刻法与分期》一文中总结的六种刻制方法，滨州地区汉画像石尽管风格繁简不一，但在刻制技法上大都采用了凸面线刻一种样式，减地的方法与武氏祠画像石和嘉祥宋山画像石一致，减地后留下整齐的竖线凿纹。同时，相较鲁南、临沂、嘉祥等地出土汉画像石纹样繁复、细腻的特点，本地区汉画像石在纹样处理上更加简化、大气。第二，纹饰的组合方式上呈现单一化倾向。通过鲁南地区出土汉画像石与邹平、博兴、惠民汉画像石中铺首纹饰组合方式的对比可以看出，滨州地区的汉画像石大多在门扉上刻有单独的尖角“山字冠”铺首衔环，与鲁南和济宁等地汉画像石相比，纹饰组合上呈现单一化倾向。尽管同为门扉装饰，在上述地区的汉画像石中出现了铺首衔环与凤凰、四灵、代表地位与权力的帛带等的组合，而滨州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中仅发现铺首纹与鱼纹的组合，表现形式和纹饰组成较为单一。门楣图案的安排上也出现类似的倾向，与其他地区相较，滨州地区主要纹饰大多为羊头加车马出行图，表现形式和内容较为单一，相应的寓意表达也较为简单。滨州地区的汉画像石墓墓主人通过在画像石上刻制铺首衔环和鱼纹等表达其更重视墓葬本身安全和荫庇后世子孙的意愿，并没有其他地区墓主人对死后飞升途径、生活等事宜的表达，表现了当时滨州地区人们朴素生活观念的局限性。第三，汉画像石刻制风格呈现多元化。据前文所述，滨州邹平、博兴、惠民三地出土的画像石刻制风格均不同，即使是博兴县出土的25块画像石也出现了至少两种风格。相关特点简析如下：邹平彩绘画像石的图案造型简练、概括，仅以阴线刻画其重要结构和轮廓，图案细部通过彩绘方式进行平涂、勾勒和点彩，造型简约大方而不失细节。遗憾的是山东省内至今未发现与其风格完全一致的彩绘汉画像石，故其粉本也难以溯源。博兴县出土的25块汉画像石从图案风格上看主要有两类。以第一至第五石为代表的刻制风格所刻制图案造型均给人以纤细、拉长的感觉，整体造型风格与淄博市张店区张庄村出土汉画像石非常相似。第八至第十石、第十九石、第二十石则相比更注重图案的轮廓和结构，同时也关注图案的细部刻画，但整体造型给人以敦厚、重实之感，与嘉祥武氏祠、宋山小祠堂等相似。惠民县出土的4块汉画像石整体造型风格偏向敦厚，尤其是墓门所刻铺首衔环造型，其为三角形“山字冠”，面宽肥厚，鼻子细长，与1991年昌邑市上台村出土画像石墓门中的铺首衔环样式相仿。3 结语
纵观整个滨州地区出土汉画像石，尽管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很多墓葬当时的资料不够完备甚至缺失，如博兴县和惠民县两地汉画像石均为征集或采集，造成了研究上的一大缺憾，但通过对本地区汉画像石纹饰内容、雕刻风格等方面的研究，依然可以获得很多关于汉代社会风俗等方面重要资料。第一，初步探明黄河三角洲汉画像石分布范围。从当前黄河三角洲地区出土汉画像石的位置分析，淄博市高青县处于滨州邹平、博兴和惠民三地的怀抱之中；从该地区汉画像石的年代分析，高青县汉画像石年代最早为西汉时期，滨州邹平、博兴和惠民三地出土的画像石均为东汉时期。结合位置和时代特点，为我们呈现出以高青县为中心向邹平、博兴和惠民等地辐射的分布图。第二，汉画像石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物。多处发现汉画像石，证明两汉时期盛行厚葬制度。同时人们在思想上向往永生、敬畏死亡，有着“事死如生”的观念，并与当时盛行的儒家文化提倡的“天人合一”“以孝为人之本”等思想观念交织，将为先人修建汉画像石墓门作为孝道的一种体现。尤其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汉代，解石、运输和雕刻均靠手工和简单机械完成，期间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做支撑。这说明在食禄丰厚或经济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斥重资修缮墓葬并请专人刻制画像石成为当时上流社会风尚。第三，当地人们对习俗理念有了统一认知。尽管滨州邹平、博兴和惠民三地出土汉画像石刻制的纹饰和技法不尽相同，但汉画像石墓门均包含羊头纹、四灵纹、铺首纹和车马出行图等纹饰和纹样，这说明在两汉时期黄河三角洲地区人们对于吉祥纹饰和丧葬习俗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认知和观念。滨州邹平、博兴和惠民三地出土汉画像石的中所刻车马出行图均采用左向行进构图方式，体现了当时人们“左上右下”的生活理念；羊头、铺首纹、四神纹饰等出现，表明当时人们注重墓葬安全和对后世子孙的庇护和关照。第四，汉代的黄河三角洲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从制作流程看，普通画像石需要经过解石、打磨、画样、雕琢等一系列步骤，邹平市出土彩绘汉画像石还要增加彩绘这一环节，它们的问世说明在两汉时期黄河三角洲地区手工业发展较好。同时，从博兴县和惠民县出土汉画像石中车马出行图的规格，可见当时官宦阶层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经济条件，在死后如生前一般“食太仓”“饮江海”，衣食无忧。第五，对滨州邹平、博兴和惠民三地出土汉画像石年代进行初步判断。邹平市出土汉画像石风格简约、大气，辅以彩绘装饰，简约而不失大方；博兴县、惠民县出土的汉画像石纹饰复杂，雕刻更为精美。因此根据汉画像石发展历史和工艺发展情况，初步推断邹平市出土汉画像石应略晚于博兴县和惠民县出土的汉画像石，三地画像石大约在东汉晚期。第六，墓门反装情况较为罕见。邹平市博物馆馆藏汉画像石墓门门扉在出土时出现反装情况，至今未发现此类相同现象，初步推断因东汉社会动荡匆忙下葬造成的，也存在特殊原因导致门扉反装的可能。综上所述，滨州邹平、博兴、惠民三地出土汉画像石，表明滨州地区在东汉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较好，尽管与嘉祥和山东鲁南地区的临沂、济宁等地汉画像石有一定差距，但依然向我们清晰展示了东汉时期官宦和地主阶层的生活理念、风俗样式、社会地位和精神谱系。尤其是邹平市出土的东汉彩绘画像石墓门作为山东省目前出土的唯一存世彩绘汉画像石，也为黄河三角洲地区乃至整个山东地区汉画像石墓门研究谱系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实物资料。东汉彩绘画像石墓门，邹平市博物馆藏。图片来源：梁信、刘新国、马海真《滨州汉画像石发现与研究》
注 释
①蒋英炬，杨爱国.汉画像石与画像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18.
②朱存明.论汉画像石的地域分布及特征[J].地方文化研究，2013（1）：14-22.
③王焕文.山东高青西汉墓出土画像石[J].文物春秋，2015（4）：58-62.
④⑤杨勇，张淑敏.博兴县博物馆藏汉代画像石[J].海岱考古，2019（12）：90-101.
⑥王焕文.淄博市博物馆藏东汉画像石墓门[J].文物春秋，2018（2）：54-56.
⑦王煜.也论汉墓中的“天仓”：兼谈汉代人有无升天观念[J].四川文物，2019（4）：54-60.
⑧刘玥.汉画像石中“鱼”图像文化阐释[J].青年文学，2019（23）：189-191.
⑨蒋英炬，吴文祺.试论山东汉画像石的分布、刻法与分期[J].考古与文物，1980（4）：10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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