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中的时间性：时间政治社会学的新转向引言：时间和时间性是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的共同主题。关于时间的社会学文献仍然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而理论上的阐述则通过速度和加速度的概念，集中在现代性、资本主义和技术上。尽管现有的关于时间的研究充满了政治问题和进程，但作为研究权力和政治关系的子领域，政治社会学还没有巩固一个用于研究权力结构和政治现象的时间词典。这篇评论将最近的三本关于时间和政治的书置于更广泛的关于时间的社会学文献中，并呼吁建立政治社会学的时间。我认为，发展一种将时间作为权力要素的概念装置，对于建立跨经验材料和跨学科的对话至关重要。最后，我为时间的政治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三个途径。作者简介：Birgan

经济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一个根本性的批判摘要:文章将对关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文献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批判。作者认为，既有的文献有四宗罪（四大缺陷），而其中每个缺陷都包含更具体的不足。这四大缺陷是：概念化和度量问题、理论严谨性不足、现代辉格式神话，以及对制度变迁与发展的非进化的理解。正是这四宗罪使得新制度经济学无法给出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的系统性阐述。这一根本性批判将为作者在别的地方系统性地阐述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奠定部分基础。作者简介: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陈树渠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论文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年第6期本文作者唐世平导言：什么制度至关重要？在关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文献中，“制度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一说法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此前的评论见Williamson，2000；Acemoglu

国家工业理解能力：基于中国铁路机车与汽车产业的比较研究摘要：本文采用信息的视角来剖析“国家工业理解能力”，即国家通过特定结构从工业中获取信息，进而建构其理解工业活动的能力。这一能力为国家发展有效的产业政策提供了知识基础。国家在特定产业中的管理结构是否能长期存续、是否能实现对工业功能的有效覆盖是该问题的关键。本文通过比较1949-2005年的中国铁路机车和汽车产业对以上观点进行了检验，由此把人们对国家能力的关注从政策制定与执行前移至政策决策的信息基础，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作者简介：封凯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姜子莹，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赵亭亭，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文献来源：Cirone,

税收与国家建构：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研究视角摘要：文章旨在通过税收来解释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和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税收通过影响一国财政支出水平、征收方式、税收结构及其调节社会分配等机制作用于国家的制度建设、治理能力和政权维续能力。同时，税收还影响代议制的产生和发展。文章介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代议制形成过程中税收的作用及其局限性，讨论了税收和代议制的理论基础，指出这一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还很不足，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本文还讨论了税收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情况。作者简介：张长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文献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绩效的镜头还是不平等的引擎？大学排名系统和弱势学生的入学情况摘要:排名系统的普及增加了公众对组织信息的获取，但人们越来越担心，排名会减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体对商品和服务的获取。然而，这种说法的证据和基本理论仍然不清楚。本文提出了两种可能性：(1)位置优势，即排名增加了社会对排名较高的组织的需求，并且排挤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体；(2)算法权衡，即排名引起组织在标准上进行优化，而这些标准与为弱势个体提供服务相冲突。这些理论的范围条件已经确立，关键预测通过管理型数据被检验，这些数据也和与U.S.

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个争议话题摘要：阶级形成是分析工人阶级的重要概念。本文通过文献梳理试图从阶级意识、阶级反抗的理由、阶级形成的场域、阶级形成的关键条件、阶级形成的模式等五个方面来展现阶级形成所包含的内容。在阶级意识层面,理论界存在自我生长和外在灌输两种意见;在反抗的理由层面,理论界存在反抗剥削、反抗商品化、反抗地位歧视三种见解;在关键条件层面,不同的研究者分别强调了新话语的形成、居住空间、组织、国家的重要作用;在形成场域层面,学术界围绕公共领域、生产领域、国家领域展开了争论;在形成模式层面,研究者存在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等不同的理论主张。作者：汪仕凯，发表时工作单位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现工作单位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文献来源：《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3期。本文作者：汪仕凯工人阶级从出现之际就是一股引人瞩目的力量,今天它仍然是社会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动者。毫无疑问,工人阶级是重要的研究对象,那么该如何认识工人阶级的工作与生活、思想与行动、苦难与抗争、历史与未来呢?自马克思以来的很多理论家提出和沿用了阶级形成(class

政治的生活？社交平台点赞中的政治极化摘要：美国日益增长的政治冲突使人们猜测极化是否会延伸到日常生活。然而，由于缺乏全面的数据，关于政治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受到限制。本研究将1200多名受访者的调查和Facebook的

与斯考切波对话：国家与政治社会学编者按：这是《美国政治学年鉴》杂志对Skocpol（斯考切波）的访谈记录。在节选部分中，这位著名学者讲述了自己的生平背景、职业生涯、各代表作的研究心得，并在文末回顾了在学界争取权利的艰难历程，寄语有志学术的后代学者。摘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讲席教授

论帝国的兴衰编者按：俞可平先生认为，帝国研究的回归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其背后反映出全球化面临的挑战。全球化一方面动摇了以主权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体系，另一方面又未能给人类提供有效的新世界秩序。而帝国作为历史上主要的政治环境，难免激发起现代人的“帝国想象”。全球化究竟是如何影响和冲击现代政治秩序的？21世纪以来的帝国研究又呈现出了怎样的特征？下面的文章可作为我们思考上述问题的线索。（载PKURCCP公众号）作者简介：俞可平，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文献来源：俞可平：《论帝国的兴衰》，《山西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本文作者:

卢曼、非平凡机器与新控制论的真理体制摘要:本文试图重构卢曼对欧洲理性的重新描述，尤其是他对媒体和机器历史条件的描述。要点在于，卢曼的理性史揭示了系统论的技术无意识，以及它所属的新时代的想象。在冯•福斯特(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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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近200个国家及其之间近2万个双边关系形成的复杂国际关系网络进行结构性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具有突出优势。现有国际关系领域的社会网络分析主要基于无权网络分析指标(如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等)

Complex)、协同治理理论（Orchestration）、全球治理架构碎片化理论（Fragmentation)、全球实验治理（Global

History一书评论，作者将此系统称为“战争资本主义”，并认为欧洲国家使用武装部队来重组世界棉花产业是工业革命的前提。

Process）：职业许可规则的发展往往包含一套知识体系和保护公众利益的话语。在制度主义的组织社会学研究之中，现代组织的发展更多来自于适应制度环境而非由于竞争和效率要求（DiMaggio

本文认为，在有关政治参与的讨论中，特别是对审视自身行为的讨论中，将规则理解为既定的，根深蒂固的变化和因果关系的机制和结构是更加贴切的。我们将适用这一规则的政治领域称之为政治舞台(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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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各个学校的教学强度正在不断变大，一个新世纪前后出生的学生能够最直接地感受到，自己所经历的教育压力要远大于仅仅高自己几级的学长，却又远低于仅仅晚自己几年的后辈。

2001）。非NLRB组织的标准“模板”工会拥有更大的策略性自由，可以获得公司作为其雇员的授权议价代理的认可。尽管这样的灵活性对工会有明显的好处（Benz

Triangle表明，如果不能牢固掌握每个国家执政集团内部的力量平衡，就无法对伊朗，埃及和土耳其的关键事件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现代殖民国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1）主权被国外政治权力所控制；（2）土著居民被宗主国以“次等”种族区别对待，即差别原则。需要注意的是，殖民国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宗主国，总督和地区专员有一定自治权。

History（1961：21-203）的整个较早部分都论述了各种形式的物质和金融手段的侵占，这些形式除其他外构成了在整个历史中无处不在的资本主义，尽管而不是合理的形式。Coll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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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学习：报名成功后，请同学尽快加入钉钉群“组织社会学专题”获得相关课程材料（需用钉钉APP扫码，后台留存有报名成功者微信昵称，入群验证时劳烦输入您的微信昵称，方便工作人员验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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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研究】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也有些年轻学者不太关注老一辈的成果。现在主要是比较浮躁，所以也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就是比较强调学术规范，你要研究什么东西，一定要把已有的研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Formed以上相互依赖的理论模型，面临两个可能得结果：首先，大众对于战争形成和国家形成的不同。其次，战争形成、汲取、国家形成和保护彼此之间的相对平衡关系，对它们所催生的政府组织形式有着重大影响。

本文认为，尽管米歇尔·福柯的自由主义系谱及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与约翰·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对规范性和描述性的关切有着不同的表述，但它们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

theory进行介绍与自我评述，定期组织各科大佬参与评论：翻译、科普、评论是我们的三个小目标。我们期待政治学与社会学人投稿｜关注｜分享｜加入「热爱生活，热爱中国。」含情脉脉地摸索中国的政治与社会

年飓风袭击新奥尔良等紧急事件对应失败的调查报告也一再发现类似的组织失败原因。（注2）在克兰纳伯格有关芝加哥的热浪事件应对过程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类似因素的再次呈现。当我们第一次发现(或读到)

第三，这里所指的公共利益随着不同时间和历史过程而异；各国具体路径和特点也颇有不同。在普鲁士，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十九世纪前后，带有其特定的历史色彩。这本书的主题即是追溯普鲁士这一历史演变过程。

同时，我们发现，伟大的游牧部落都集中出自东亚地区。这是因为中国帝国的强大，游牧部落背靠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农业政体，会通过学习形成游牧部落军事优势和农业文明组织优势的合体，从而提升自己的实力。

Will）教授撰写了长篇前言，于1999年出了法文版；然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又于2002年推出了英文版。孔飞力的第三本书，是2008年出版的《生活在他者世界的华人：现代的人口迁徙》（Chinese

作者：陈心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社会组织和教育社会学。本文转载于《社会学评论》，本文系陈心想发至《社会学评论》的新文，发布时间为2019年1月。“行动伦理”概念的中国元素

进步史观源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圣经史观（Melzeretal.，1995)。比如，奥古斯丁在圣经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发展的阶段论，认为历史会经过相应于上帝创世纪的六个发展阶段，而后终结于被上帝救赎

国家政治中的多律背反现代化是一个艰难而危险的梦想——那么多国家历尽波折仍难以跻身发达国家俱乐部，反倒由于实现现代化的努力而带来政治动荡，因为打破原有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伴随着强大的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此时政治制度的发展却十分缓慢。正因此，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名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才要强调：处于现代转型期的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政治发展落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恰恰需要权威来控制可能出现的政治不安定，从而坚定地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变革深入进行下去。这构成了一组内在的矛盾：试图现代化的努力会带来社会震荡，但现代化本身却又需要稳定的政治框架。能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并不多。在西方社会之外，唯有东亚率先达成了工业化，这或许正是因为东亚是历史上除西欧之外唯一拥有发达官僚政治体制的区域，因而在其国家政治中具有某种后发国家中罕有的组织化、效率和稳定。如果说欧美近代政治传统是“强国家、强社会”，一些失败的后殖民社会是“弱国家、弱社会”，那么东亚历来则是“强国家、弱社会”——在走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剧变中，国家不仅是几乎唯一一支高度组织化的力量，而且与其它社会力量相比强大得不成比例。由此便可以解释从日本到中国（乃至香港和新加坡），政府在这一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主动性了。如果说中国有什么特殊之处，那或许在于：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程度令人痛心，这造成了一种强烈而普遍的赶超心态，中国国家治理中时刻隐现的一个使命一百多年来始终未变，那就是如何在保持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实现赶超西方。一代代的政治人物相信，这不能等待社会的自动发展，而需要有率先觉悟的政治家领导。就像1950年代任南罗得西亚总理的加菲尔德·托德曾说的：“我们掐着非洲人的脖子走，对他们说：‘和我们一块儿到20世纪去。’他们走过来了，就会感到高兴的。”这种想法假定：人民早晚会理解，为了现代化的梦想，眼下的痛苦是必要的，所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在中国，这一点又被那种“先锋队”的革命理想所强化，导致“想要积极有为”成为官僚体制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在应对这一棘手使命时，中国的政治人物不能不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特殊之处：它是唯一重生的古典文明，也是唯一将19世纪之前的统一帝国模式几乎完整地转化为主权国家的社会；由这一巨大规模所带来的治理难度；以及“一穷二白”之下追赶的高度迫切性。概言之，它在空间和时间的双重意义上都提出了世所罕有的难题；而对社会学界来说，这也是个吸引人的问题：如何解释中国曾有的停滞、重生以及近几十年突然迸发出来的巨大活力？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很多政治问题重复出现，运动式治理、政策贯彻执行不力不过是其中几例。社会学者周雪光认为，这些问题的背后，都共享着一个稳定的制度逻辑。他感兴趣的并不是去批评（当然也无意赞美），而在于发掘和解释这种逻辑。在他看来，中国政体的基本特点是“一统体制”，强调通过唯一的力量中心来治理整个国家；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正在于，如何在这样一个规模巨大、人口又是世界最多的国度内进行有效治理。他敏锐地意识到，仅仅将新加坡模式、日本模式类比是不恰当的，因为“国家治理的规模”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在超大的规模之下，国家组织机制及其负荷和挑战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了，这也迫使人去重新思考组织方式、组织成本等一系列问题。这样，“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就成了中国历来在国家治理中的一个深刻矛盾：前者通过官僚体制和大一统观念来维系国家的完整性，贯彻落实中央的政治意图；但后者则面临着现实生活中千差万别的状况，如果想要落实势必得灵活变通，但太灵活又会导致各行其是、偏离失控。这个矛盾无法解决，只能不断在动态中寻求一个暂时的平衡点。用1980年代时那句著名的顺口溜来说，便是一个“一死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死”的怪圈。虽然一直有人呼吁要走出这一怪圈，但事实证明并非易事，相反正如周雪光所言，“国家治理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这一矛盾而演化发展起来的，体现在一整套制度设施和应对机制之上”。一统体制太刚性，必然削弱了地方上的灵活性和积极性，甚至造成像大跃进这样的灾难；但太偏向地方上的有效治理，又会导向各自为政的过度分权，这两种极端所造成的恶果在中国历史上都不乏先例。政治终究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在面临有限的资源和工具时，不得不有所取舍、侧重和调整，何况不同地方和时代的情形的确千变万化，“因地制宜”是明智之举，然而在地方性差异中保持大一统的局面却又是中国自古以来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虽然这看上去是个矛盾的“怪圈”，但中国之所以能重现活力，靠的或许正是这一套机制。由于中国实在太大，成熟的政治家不得不面对现实，为了实现有效治理而不得不考虑到地方上的特殊情形，因而中国人的口头禅之一是“看情况”，总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很多学者注意到，毛泽东时代的许多政治决议是在地方上召开并决定的，而从解放区时期的特区制度到改革开放时的经济特区，新中国也惯于先在多个地方谨慎地试点后再推向全国。事实也证明，对各省各地的放权与“解放思想”，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政治基础。这是根植于中国政治现实的治理逻辑。毕竟国家太大，也没有人能事必躬亲，“行政发包制”这样的多中心治理形式是必然选择——中央提出大方向，制定绩效和目标，由各地自行解读并完成。借用邓小平的名言，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给了执行者很大的灵活自主，使各地可以参照自己的具体状况去完成目标。然而，正由于这种现实主义太成功，常常为人所忽视的一点是：这也造成了中国社会浓厚的“结果导向”的思维。连司法界都会说出“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无事就是本事”这样的话，全不在意程序正义及其合规性，而只看结果。在全社会都急于赶超的心态下，上级有时会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总是一副“我不管你能不能做到，我只要结果”的架势，并且不听任何解释——实际上，导致“大跃进”灾难的也是同一种心态。由于那个任务按常规办法是无法完成的，这就给执行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整天去想着“弯道超车”、“超常规思维”、“跨越式发展”，这在激发出巨大能量的同时，也使决策行为缺乏连贯性，常规程序总面临着被迫打断的状况，甚至可以中途改变游戏规则，而上级还保留着任意干预、随时叫停的权力。于是这又造成了一种新的困境：看上去很热闹，并且分别看似乎也都是达标的，但整体效果却是低效率的非理性活动，也正因此，前些年才提出“不折腾”吧。对每个基层人员来说，他们无暇考虑整体，念兹在兹的只是如何去完成自己所分摊到的任务，因为这直接与他的升迁挂钩。赵鼎新因此提出“绩效合法性”的概念，认为中国这些年的成功，正在于各级政府都有强大的动力去完成绩效；但周雪光的研究则揭示出另一个面向：基层官员为了完成绩效，常常不得不采取非正式的“变通”办法，而上级也往往默许或鼓励他们因地制宜，形成某种“共谋”；有时甚至为了敷衍过关，还串通起来编造成绩和数字。为了完成短期任务，又不得不支配和调配、挪用资源，造成各种后遗症。不仅如此，在实际运作中，上下级单位之间还会结成微妙的政治联盟，以共同应对更上一级的核查。由于在上下级之间的核心是向上负责制，而行为评判又缺乏客观标准，于是广泛出现了各种非正式博弈（通过口头的、非正式场合的互动，还往往涉及老乡之类的特殊社会关系），“揣摩上意”不仅在所难免，而且是生存诀窍。周雪光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官僚体制不仅是一个组织制度，而且是一个人际关系交错相连的社会制度。”这意味着，对制度的考察，须深入到它所嵌入的那个社会中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在这复杂的宏大画面中，套用康德的术语来说，彼此之间存在着“多律背反”：多个遵循不同逻辑的原则之间无法避免地存在矛盾冲突，激励机制与逻辑目标之间也未必对应，政府部门之间的多重政治目标和利益之间也往往要进行反复博弈，这既是种种问题的根源，又是其灵活发展的动力所在。这其中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中国是一个“多样性统一”的超级国家，而又过早地实现了大一统，因而不得不长期依赖一套不够现代化的混合制度去管理社会。正如周雪光所言，“规模”是关键变量，最早的现代国家都是威尼斯、荷兰、英国这样的小型经济体，这并非偶然。布罗代尔就曾说过：“我常常想到，与法国相比，英国的有利条件之一正是其国土的相对狭小；国土之大足以构成一个国家，国土之小恰好便于统一本国的经济。我以为，法国命乖运蹇正是由于国土宽广，因而单靠为民族经济服务的一个城市的力量，即便是巴黎，也不能够安排好本国的经济。”相比起法国，中国又大了近二十倍，要“驯服丰富性”，实现标准化的理性管理之难度更大得多。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社会的“合众为一”又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自发联合达成的，相反有一个排他性的政治力量扮演积极干预的角色，因为在中国完成统一的年代，唯有政治能承担起将社会组织化的职能。中国出现这样的局面，从根本上说恐怕也是因为对“秩序”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阿诺德·坦能鲍姆曾说：“社会组织是对人类个体互动的有序安排。控制过程有助于限定特异行为，并使他们服从组织的理性计划。组织需要一定的服从也需要对多样行为的整合。正是控制的功能使得服从达到组织的要求，并实现组织的终极目标。控制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分歧的利益和成员潜在的弥散行为中制造出协调和秩序。”所不同的是，对中国人而言，“秩序”往往便是一个有差等的“社会秩序”，但在西方人（尤其是英美）的观念中，“秩序”却是一个由“无形之手”的隐形规律所主导的状况，重要的不仅是怎么做，还在于“如何不做”，因为这种观念强调违背规律的干预还不如不做。中国政治治理的逻辑在很多层面上的确来自与西方颇为不同的制度渊源，这是一个古老文明两三千年以来的生存智慧，但正如周雪光所指出的，它的那种适变能力和灵活性是以低效率为代价换来的。在面临多律背反的现实时，政治家必须做出选择：是要社会稳定、政治安全还是行政效率，这三者可谓是中国政治中的“不可能三角”，无法同时达成。历史上反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明清帝国以低成本来维持社会基本稳定，而牺牲了效率与技术发展。不过，周雪光的论述似乎过多强调了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源自中国传统的一面，也就是说，他更注重这种历史的延续性而不是变革，但后者显然是不容忽视的。在此他忽视了一点：现代中国尽管因其惯性而沿用了许多传统制度，但它的重生正是由于对近代以来的巨大挑战所作出的回应。晚清新政的核心便是改变那种“永不加赋”的小农帝国“仁政”，转向那种西方模式的“追求富强”，从而锻造一个具有强大汲取和干预能力的政体来应对国际国内压力。中国官僚体制的组织性、动员能力及其治理层次之深入，与其说是源自泛泛的传统“一统体制”，倒不如说是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产物。新的体制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忽视“效率”了，因为这是生死存亡的关键，尽管在博弈过程中，“效率”仍不时屈从于其它目标。从传统上说，无论东西方都几乎普遍地采取间接统治模式，但大体从1750年起，西欧各国普遍开始激进地转向以“直接统治的制度直接干预地方社区、家庭生活以及生产企业”，并“开始直接与社区、家庭和企业发生联系，扫除了这一过程中自发的中介”（Charles

对于战争的动因，蒂利认为最重要的便是对“贸易、领土”等资源的欲望，高度分裂的欧洲君主们会为争夺能掌控这些资源分配的权力而大打出手。[

原本来自于赵鼎新2016年刊发《学术月刊》文章“国家合法性与国家社会关系”本文摘录文章主要部分。赵鼎新于2018年国家合法性与国家社会关系赵鼎新2016意识形态，程序和政府绩效是国家合法性的三个最根本的来源意识形态合法性：（1）意识形态合法性在一个国家统治中的地位越重要，价值理性在该国家民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也就越占据重要地位。程序合法性：（2）程序合法性在一个国家统治中的地位越重要，形式理性在该国家民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也越占据重要地位。绩效合法性：（3）绩效合法性在一个国家统治中的地位越重要，工具理性在该国家民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也就越占据重要地位。国家合法性的三个来源各有特性，本身很难说有什么优劣之分，关键在于这三个基本面向在一个具体的国家中的组合，以及一个具体组合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改变的能力。时代变了，一个国家合法性来源的侧重也得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