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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雪涛《飞行家》【小说月报2期精彩】

2017-03-22 小说月报
精彩导读

通读双雪涛现有的所有作品,不难发现,他对大历史变革与个体/群体日常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是及其敏感的,只是他不愿意把这些故事变成关于历史进程的肤浅论证材料。所以,大部分时候,讲故事时的双雪涛是这幅样子:他只是在以从容、舒缓的反讽语调推进着故事,偶尔会暼向历史、投过去一两个漫不经心的眼神然后继续心无旁骛地讲述下去,哪怕是与历史正面相撞的时候,他也会视若无睹地穿行而过,似乎谁也不能阻挡他把故事讲完。事实上,当我们意识到历史从未在他的故事中缺席的时候,才会发现,他早已把历史与人的紧张对峙编织进故事的纹理中。


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尊严、前途和命运如何成为历史怪兽的养料,双雪涛心知肚明且有切身体会,只是他不相信历史只有一种抽象的表情,哪怕仅仅只是狰狞和吞噬,也会有具体的姿势和形态,更何况历史与时代的每一次狭路相逢,最终要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来承担。所以,在双雪涛的小说中,故事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而历史不只是背景,同时也是以各种形态渗入进故事的有机构成部分。


《飞行家》大概是双雪涛创作中相对来说比较直面历史的一部。一个壮志未酬的下岗工人,和他的以替别人讨债为生的儿子,以一种极其荒诞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做了了断。历史创伤的代际遗传只是这个故事表层意蕴,“飞行梦”及其承载的历史反讽才是有意味的形式。1979年的初夏之夜,李明奇酒后在屋顶畅想飞行梦是这篇小说最精彩的地方,让人觉得“世间伟大的事情,好像都是从李明奇目前这种手舞足蹈的醉态里开始的”……只是时过境迁之后,先进工作者变成了社会弃儿,不变的只有个体的持续迷醉及其顽固的飞行梦,它矗立在那里醒目而刺眼,以一种极其尴尬的方式提醒,历史随心所欲而又极其功利地对人的角色和身份进行赋予和篡改。


——方岩《诱饵与怪兽——双雪涛小说中的历史表情》




一九七九年,李明奇第一次来高家时,高立宽十分光火,并不是因为李明奇当时穿了一条喇叭裤,系着一条花皮带。当然这样的仪表也许是个起因,最主要的是,高立宽从李明奇出生就认识他,还有他的两个弟弟李明耀和李明敏,还有他的六个妹妹,名字无法列举,但是确有这么一大家子人,就住在高家后面那一趟房。再后面就是一九六七年修的红旗广场。广场原是日本人修的,铺的大理石砖,据说是从阜新开山运来的大石。建好后日本人在广场放了一群鸽子,中国人第一天都给逮走,回家吃了。第二天广场上又放了一群鸽子,还有几个日本兵,端着枪看鸽子,中国人才知道鸽子是喂的,不是吃的。广场的四周是日本人的银行和办公楼,后来日本人走了,这些东西就都留给中国人。一九六七年在大理石广场上立了一座毛主席像,施工时鸽子就都飞走了,再没回来,就此称为红旗广场,因为主席像的底下有一排士兵,为首的一个戴着袖箍儿打着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李明奇一家就比邻广场,与高家的后窗户隔了一条马路。房子大概三十几平方米,也是日本人留下的,举架很高,墙窗足斤足两,跟高家一样,是印刷厂分配的住房。不同的是李明奇的父亲李正道自己做了一个隔板,搭在半空,也就是说,凭空盖了一层吊铺,墙上嵌进五个台阶,一家十一口人,女的住在底下,男的住在上面,安排得蛮好。


高立宽看不上李明奇除了他的仪表,还有重要的一条是李明奇的父亲李正道过去是高立宽的徒弟。高立宽是市印刷厂的高级技师,拿手的本事是古版印刷,一通百通,所有关于印刷的活计都难不倒他,在厂里很受尊敬,厂长见面也要给点根烟再开口说话。受尊敬不光是手艺,高立宽是个老党员,一九三六年就入了党,那时说叫共产党,更通用的名字叫地下党。高立宽因为是个苦出身,让人一说,心一横,就入了地下党,偷着印传单,他印的传单比别人的都好,色泽鲜艳,历久弥新。高立宽虽然小时候没读过书,不过在印刷厂里认了字,字认得多了,还能措个辞,上级派下来的口号,他有时候给改改,鼓动性更强,上级后来给他写了一封信,说真是行行出状元,没想到有人还是天生印传单的料。那时他不是高师傅,还是小高,小高就印了两年传单,期间蹲了一次国民党的大狱,蹲了一次日本人的大狱,都挨了打,日本人那次打得略狠,一只眼睛瞎了,出来之后便被唤作独眼小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独眼小高高兴了一阵,不过也没觉得如何,新世界新气象,他还是在印刷厂印东西。没过几天,他才品出这个新世界不一般,那个给他写信的上级当了副市长,一天把他想了起来,给他厂里打了电话问还有没有他这个人,是不是牺牲了。回答说,人在,还是搞印刷,只是眼睛瞎了一只,过去调色是瞪着两眼,现在是一只眼,调得依然没问题。市长就派人把他接去,还提醒他把信带着。聊了一会儿,把信拿回,拍板让他去干部学习班,学习几个月就当副厂长。高立宽当即说,我只有一只眼,不好看,另外也不是当官的料,嘴笨不说,一看人多就哆嗦,当年参加革命不为当官,现在有了新中国,自己已然高兴,还是继续当工人为好。市长说,你这一只眼是为革命丢的,欠你一只眼,该还,你又有点文化出身又牢靠,这样的好机遇不可浪费,不干也得干,明天就去学习班报到。


高立宽从市政府大院回来,心里不舒服,把徒弟李正道找到家里来喝酒。李正道第一次去师傅家喝酒,拎了半只熟鸡一瓶白干,两人把鸡掰碎,边吃边喝,高立宽说,正道,你这鸡不错,哪儿买的?李正道说,师傅,买不着,我自己烤的。高立宽说,你当工人白瞎,开个店能发财。李正道说,我烤一只得烤半天,开店准赔死,给师傅吃正合适,下次给您烤只兔子。高立宽心里高兴,觉得这徒弟不但会烤鸡,每次说话都让人舒服,就喝了一大口酒,给他讲了些印刷的门道,李正道歪头听着,时不时把鸡的好位置递给高立宽。高立宽喝得有点快,想起要倾诉的事情,说,今天去了趟市政府,心里不舒服。李正道说,师傅你这话怎么说的,今天您被大轿子接走,厂里都炸了锅,您是老革命,过去您也不说。高立宽说,这玩意儿说个屁,有人脑袋大,旁人一眼就看见,有人屁股圆,总不至于天天脱裤子给人看。李正道说,您说的是。高立宽说,市政府那个院子,过去是日本人的地方,我这只眼就是在里头打瞎的。墙上还有日本字儿,没刷干净。这个干部班我是不想去,可是不去不行,市长得罪不起,不过别看我就一只眼,可是看得清楚,我啊,去也白去,河里游的扔马路上——一步也走不了。这天喝到半夜,李正道就睡在高立宽家,两人脚对脚,高立宽鼾声如雷,李正道一宿没合眼,第二天天一亮,就爬起来给高立宽沏了一大缸子茶,去上班了。


高立宽的看法没有错,人贵有自知之明。学习班上除他之外,都不怎么识字,有几个比他说话还笨,说的一口方言,除了自己谁都听不懂。还有一位有鸦片瘾,中途犯了瘾,倒在地上乱滚,让人送回家了。高立宽虽然相貌有些缺陷,可是仪表堂堂,宽肩阔背,一张方脸,说话虽然不比授课的老师,可是硬要说两句,也是能说出两三点,就这分出两三点,不是一锅粥,就压死了人。可是他的问题就出在喝酒上。去了半个月,大醉十天,打伤了两个同学,把一个巡查的老师也打破了脑袋。不单是醉人彪悍,是高立宽从小跟北市场的老师傅学过点把式,要不然也不能两次大狱都活着出来。打伤同学是小事情,打伤的那位老师去过延安,是比高立宽资格更老的老革命,不但是老革命,要命的是还是一位女同志,愣让高立宽揪着头发走了半个走廊,最后拽下一大块头皮来。这位女同志包着脑袋,连夜给组织写了一封信,从太平天国说到十月革命,从十月革命说到义和团,从义和团说到延安整风,总之,是用血的教训确信无产阶级的队伍里也藏着流氓,需要彻底地改造。高立宽卷着铺盖揣着休学的证明回了印刷厂,这回没有大轿车,自己坐公交车回来的,李正道把铺盖卷接过,什么也没问。实话说,师傅好酒,李正道早知道,师傅喝酒之后喜欢动手,他也知道,他就挨过几次打,有一次在饭馆喝到一半,师傅喝得兴起,把他连人带椅子顺着窗户扔到了大街上。这还是自由自在的时候,到了学习班关起来,心里憋闷,半夜跑出去喝酒,醉酒闹事,都在情理之中。李正道是山东人,家里吃不上饭,父母饿得走不动,他一人揣着一包种子跑到东北来种地,四○年河坝决了堤,把地冲了,他就跑到市里来,先是在旧书店给人打工,夜里睡在门板上,白天卖书码书,也认了几个字,后来几经辗转,到了印刷厂。要说无产者,他比高立宽更合格,只是没蹲过大狱,没跟市长通过信,但是他酒量大,不闹事,心灵手巧,也知道时局变了,就像发大水,虽然啥都没了,一地的泥巴,可也是新的机会。


到了傍晚,高立宽终于说话,正道啊,明天给师傅烤只兔子。正道说,好,明晚拎您家去。高立宽说,我手欠,把人打了,这学习班念不下去,市长把我保下来,让我反省反省,下周再去,实在是要把人折磨死。正道一边把裁纸刀擦好,搁在工具箱里,一边说,要不我替您去?高立宽噌地站起来说,你情愿?正道说,看您这么遭罪,我心里难受。高立宽说,得去一个月,见天儿关在屋子里讲马克思列宁,晚上大门都上锁,你行?正道说,我试试,不行的话您来接我。高立宽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说,行咧,算我欠你一回,明天我去趟市委,把这事儿办了,你家是山东哪儿来的?正道说,山东蓬莱曲南县李家村,我爸我妈都让日本人杀害了。这句和事实有点出入,李正道的爹妈是饿死的,不过如果日本人不来,不打仗,不征兵纳粮,也饿不死,所以从根上说,也不算撒谎。高立宽捉住李正道的手握了握,说,徒弟,以后就算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家里也算你一口。明天最后一遭,市委的门儿我再也不进了。李正道有点感动,也有点内疚,决心明天把兔子烤得好一些。


握手是个新事物,高立宽在学习班学的。


所以一九七九年李明奇来家,就算高雅风不说,他也知道这是李正道的儿子,两人长得一模一样,瘦高,挺长的脖子,眼窝深陷,像个德国鬼子。打过招呼李明奇掏出个手绢,把椅子擦了擦,坐下,白色的喇叭裤贴在木椅子上,只坐了一个边儿。高立宽心想,德行,看你憋的什么坏。高雅风二十三岁,在变压器厂工作,长得不太好看,眼珠子有点突出,牙也有点往外凸,顶着嘴唇。但她是高家姐弟三人里最能说的,虽然年纪不大,一旦让她说起来,便跷起腿,一只手拽着脚腕子,眉飞色舞说几个小时也行。就靠这张嘴,说动了老师,给她弄了一个假病历,于是没有下乡,初中毕业早早就进了变压器厂,每个月领二十多块工资,工龄比同龄人都长。可是一九七九年秋天的这天下午,高雅风老老实实坐在李明奇旁边,没有说话,她怕她爸,就像是八哥看见猫,再怎么抖机灵也是没用的。她看着大姐高雅春前后忙活着给李明奇倒茶,心里一边觉得果然是亲姐,平常怎么闹还是给她些面子,一边嘴痒痒想说点李明奇的好处,可是看见高立宽浓浓的挤在一起的眼眉,又都咽了回去……





大姑打电话把我叫醒的时候,我刚刚睡熟。挨到凌晨三点,还是不困,就下楼买了一瓶啤酒,喝到第三瓶,终于有点困意,赶忙到床上趴着,也没有马上睡着,啤酒胀肚,五点钟起来撒了一大泼尿,才睡下。北京的冬天不比家里,每天雾气昭昭,冻人不冻水,到了夜里从窗户缝里渗进一股阴冷,这啤酒喝得有点作妖,直打哆嗦,只好把自己深深地裹在被子里。第二天是周六,约好了陪领导踢室内足球,我在大学时是个足球健将,司职右边锋,能甩牛尾巴,现在胖了三十斤,换好运动服就出一身汗,不过也没关系,踢球不是重点,重点是踢完球喝酒,喝酒也不是重点,重点是听领导讲他在大学时是个足球健将,左右脚七十米长传,点对点。问题就出在,因为睡得比较晚,以为得混到天亮,手机没有静音,清早七点半,大姑的电话打进来,我其实刚刚进入深睡眠,忘了自己身处东四环附近的一家出租屋里,腮帮子发紧,以为自己睡在家里那张硬邦邦的单人床上,后来单人床不见了,梦见自己在高考的考场,政治题怎么想也想不出,伸脖子想看别人的,别人都离我很远,且用胳膊把卷子蒙住,急得我想把自己脑袋揪下来。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我一激灵坐了起来。哎,是小峰吗?我一听就知道是大姑,虽然已经两年没联系过,但是她的锦州口音辨识度太高,尾音永远是挑上去,像唱歌一样,而且不说喂,说哎,好像对方接听让她觉得很突然。我说,大姑啊。大姑说,你个死孩子,过年也不说给大姑打个电话,你奶天天念叨你。我说,大姑,我还没睡醒,一会儿给你打回过去吧。大姑说,别撂,大姑不是让你还钱,有正事儿找你。我就怕她说这个,大学的学费是大姑给我拿的,毕业五年了,钱我一直没还,其实一共三万,想还也还了,不过她给我拿钱的时候说是给,没说是借,我就认为是一种捐献,欠的是情,不是钱。我大姑是我爸姐弟几个条件最好的,也愿意当家主事。后来她有时候和我联系,让我去看我奶,从北京到锦州倒是不远,只不过锦州确实没什么好玩的,我奶八十岁之后就有点糊涂,见了也跟没见差不多,从没去过。大姑就在电话里说,我也不让你还钱,就让你来看看你奶,就你这么一个大孙子,你也就这么一个奶,哪天她死了,我跟你说,这么大岁数的人,放个屁都可能过去,到时你想见就得看照片了。她这么一说,我觉得难过,马上答应去,放下电话又觉得太麻烦,终归还是没去。可一回味,这个不让还钱有点微妙,似乎还是借给我,只是不着急要,本质和过去有了区别。我说,大姑,你给我卡号,我一会儿把钱给你打过去,这么多年算上通货膨胀,我给你打四万吧。大姑说,你这孩子听话就能听半句,我没说钱的事儿,我说有正事找你。我说,您说。她说,你二姑夫李明奇丢了。还有你哥,李刚,也丢了。我口渴,没有水,只好喝了一口昨夜剩的啤酒,说,啥?啥叫丢了?大姑说,就是找不见了,两人上周五早晨一起出去吃豆腐脑,然后就再没回来。我说,报警了吗?大姑说,你哥是个啥人你不知道?去年刚放出来,你二姑说了,李明奇跑之前跟邻居借了钱,现在邻居天天敲他们家门,所以是处心积虑,咱们别报警,自家人找自家人,先找找,实在不行再经官。我说,那您坐火车去沈阳吧,我在北京给您打打下手。大姑说,狗东西,你大姑腰脱五年,还不是你爸死的时候护理你爸累的,你赶紧给我回沈阳找去,找不见我把你奶送回去。这句话有分量,主要包含两个往事。第一是我爸得癌的时候,我妈六神无主,我刚刚考上大学,我大姑从锦州过来主持局面。一天晚上抬我爸去做介入检查,把腰闪了,再没好。第二是,我爸去世之后,我大姑看我家这个情况,就把我奶接走了,给我和我妈减轻了巨大的负担。我说,姑,我不是推脱,我是学法律的,现在在银行当法务,不是搞刑侦的,专业不对口,另外我奶在您那儿住惯了,您也说了她老人家身子骨脆,经不起折腾,咱们不要意气用事。大姑说,你是翅膀硬了,还教你大姑怎么做人了?我跟你说,公检法不分家,你马上回去把你二姑夫和你哥找着,要不然我给你奶买张火车票,去你单位静坐,别看她糊涂了,腿脚比我好使得多,你自己掂量。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说下午的球去不了,一咬牙,顺便请了一周的年假。本来这个年假答应我妈,带她去香港玩一圈,她天天在家看TVB的剧,想去香港吃吃便当。实话说,我也想去,想去迪士尼,坐坐半空中翻滚的那几个器械。有些人恐高,我家人从来不恐高,而且有个特点,喜欢上高,我爸活着的时候,一跟我妈生气就自己上房顶坐着。我妈说,你是猴子变的?我爸也不言语,坐到天黑,下来,气就全消了。领导听说我要请年假,有点不乐意,我手里压着六七份合同,还没改完。但是工作了三年,我一次年假也没请过,他带着老婆孩子全世界的景点玩了一半,有时在国外遥控我加班,所以我第一次张嘴,他也没提出大的异议,让我注意安全,心别玩散了。


到沈阳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家里没人,电饭锅还热,刷好的碗搁在水池边上,还有水珠。十二月的沈阳正式进入冬天,我家是个老小区,暖气没有分户,大家谁也不交钱,但是如果一点暖气不给,又怕冻死几个,闹成新闻,于是就给一点,手凉的时候能摸出一点温度。我妈那双深红色的羊毛拖鞋摆在地上,已经瓢得不成样子,好像两只烤地瓜。这还是我上班第一年春节时在无印良品给她买的,我妈说送鞋不好,好像是暗示她应该改嫁。我说全没这个意思,是现实主义的考虑。我妈脚干,一到冬天脚后跟就开裂,袜子的毛屑渗进裂纹里,看着很不舒服。这两年事情多,没有注意她的脚怎么样,是不是穿上羊毛拖鞋之后有所改善。我走进自己的屋子,一张单人床、一个木书柜、一把能旋转的塑料椅、一盏旧台灯。椅子背后是衣柜,曾经比我高,现在到我下巴,衣柜顶上摆着我的储蓄罐,一只微笑的小猪。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一晃半年多没回来,我拉开抽屉,里面摆着钢笔和钢笔水,还有我初中时买的打口带,一个老外吹的萨克斯。每次回来都很匆忙,这个抽屉已经好久没有拉开过,里面还有我小时候的作业本,还有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送给我的贺卡。我一点点翻看,在紧底下,没有记错,我收藏了一张便笺,上面写着:“小玲,我今天临时出差,你给小峰做饭,馒头在冰箱里。旭光。”我爸生病之前,职业生涯的后期,经常被派到各个村庄去修理拖拉机,这个便签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家里我爸做饭,这点可能跟一般家庭不同。


窗户冲东,窗外是一个大酒店,挡住一天中大部分时间的光,只有到傍晚时分,夕照的日光经酒店的窗子反射,才能照进屋内一点。这时酒店的窗户亮了三分之一,大多拉着帘子,有一扇没拉,一个保洁工人在里面铺床,双手抻着被单,用力一甩,罩在一张洁白的双人床上。


门响,我妈回来了。我推上抽屉从房间走出来,我妈正在脱鞋,她弯着腰抬头看我,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遛弯去了?她的头发又白了一片,眼袋也比上次见她大了一圈,体型倒没怎么变,还是微胖界人士,穿着褪了色的红羽绒服像一只棕熊。跟楼上的二嫂去广场了,她说。她每天活动的区域不会超出周围两公里。我说,妈,你知道二姑夫和我哥丢了吗?我妈说,知道,你二姑前天给我打了电话,你吃饭没?我说,在车站吃了,俩大活人咋说丢就丢了呢?我妈说,我问你,这十年,你跟你二姑夫你哥说过几句话?我回想了一会儿说,我爷去世的时候说了几句,我爸去世的时候说了两句,其他的想不起来了。我妈说,我再问你,你爸有病的时候,他们来过几趟?我说,想不起来了。她说,来过一趟,你爸住院一个月了,说不出来话了,他们来了,坐了二十分钟,买了两斤苹果一盘香蕉,扔了两百块钱,就这么一次。我说,啊,我都忘了。我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从小记性不好,丢三落四,但是这种事我记得清,一样一样都码在光底下。我说,光底下?她说,就像光照着,那么清楚。我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别说了,明天我去看看我二姑,你去不去?我妈瞪着我说,你就为这儿回来的?我说,啊,我大姑早上给我打的电话。我妈说,请了假?我说,请了年假。我妈说,香港还去不去?我有点愧疚,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胳膊说,妈,明年。我妈说,行,要不是你爸死了,我指着你?说完走进自己的房间,把门锁上了。


我妈过去是个十分温和的人,听我爸说,我妈年轻时是个开心果,虽然有点任性,但是十分招人喜欢,梳着一条黝黑的大辫子,一打扑克就偷牌,见谁都笑。工厂倒闭之后,两人自谋生路,我妈变得阴郁了一点,老房子被拆迁,住到郊外的棚户区去,我妈又阴郁了点。回迁之后,房子没有阳光,楼道无人清扫,楼上住着一些以打架斗殴为生的少年租客,直到父亲去世,这一重击,使我妈彻底变成了一个阴郁的中年女人。不过她也没有完全放弃,想要去香港,便是一种努力,可惜我让她失望,想来想去,我在心里恨起大姑的馊主意来。


第二天一早,我妈的房门没开,我站在房门口听了一会儿,她应该是起来了,不过没有电视机的声音,也许就是在坐着。我找东西吃,饭已经做好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小碗鸡蛋糕,都温在电饭锅里。一个棕色的电话簿,放在饭桌上。我翻开,是我爸的字迹,记着很多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找到二姑的地址和电话,不知换是没换,看字迹至少是十年前写的。铁百东,第一个胡同右拐,看见一个卖布鞋的门脸再右拐,二单元三楼,黑色盼盼防盗门。铁百就是铁西百货商店,位于铁西区的中心,我小时候去过,每到周日人山人海,对面是一家新华书店,有两个开放式的书架,其余的书都在售货员的背后,想看或者想买,需让售货员扔过来。小本的其中几页写着好多数字,轴承六个,螺丝八盒,折叶七盒,汽油三桶,底下写着一个字:欠。看样子是当年做工人时记的账。我敲了敲房门说,妈,本我拿上了。没有回答。传来一声窗帘的滑动声,不知是拉开还是拉上。我穿上羽绒服走出门去,把电话簿揣在怀里。


几乎没怎么变,还是一个十字街。除了新华书店消失了,变成了一家必胜客。铁西百货没有了,变成了一家小超市。我在里面买了两箱牛奶。那家做布鞋的店还在,也做寿衣。几个老人穿得圆滚滚,戴着帽子手套坐在院子里聊天。二楼三单元,确有一扇黑色盼盼防盗门。上面贴满了小广告,像一张波普艺术的画。门旁边有一个三元牛奶的木箱,上面写着:高雅风。我敲了敲门,没人答应。又敲了敲,一个声音说,谁?我说,二姑?那个声音说,谁?我说,小峰,高小峰,你侄儿。那个声音说,我侄儿?然后听见拖鞋蹭到门口的声音,那个声音说,劳驾你把猫眼的广告撕了。我撕下,听见里面说,真是我侄儿。门开了。


……


——摘自中篇小说《飞行家》,作者双雪涛,原刊《天涯》


阅读全文请关注《小说月报》2017年2期,2017年2月1日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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