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点蓝字关注，机会就要飞走了哦

灯  塔

夏  榆

我喜欢排山倒海的忧伤。

——奥尔罕·帕慕克

1

7月的日头像一枚银币悬在天空，阳光苍白映照长街。地面投下建筑物的暗影。一条倾斜而上的狭长空巷，两边是旧楼房，路边随处可见废弃的水泥沙土，陈列的旧文物。听到吵闹声，我的心脏骤紧，脚步迟疑。有人从空巷的尽头奔跑而来神情慌张，显然出了什么事。恐惧是必然的。在伊斯坦布尔街头，你总会有不安感。因为异域的陌生，也因为这里的人性情暴烈——你以为他们性情暴烈。那些眼神阴郁，浓须掩面的男人，蒙着黑面罩穿着黑袍的妇女，无论男女都高深莫测。到达伊斯坦布尔的第二天，我已经看到过聚集在街头的人群，带给你不祥感。这个空巷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内心惊慌，然而没有克制住好奇心，走到空巷的尽头察看。一个土耳其壮汉挥舞着厨刀追砍一个妇女。那人吼叫着，几个男人从背后搂抱着阻挡他的砍杀，男人手持菜刀依然暴躁吼叫，因恐惧而发抖的女人被人撕扯着难以脱身只有拼命喊叫。

楚库尔主街区。标识在伊斯坦布尔市政地图的中文译名。

这是伊斯坦布尔的老城区，被称为古董一条街。那天看到街头暴力的一幕，我更深地理解了奥尔罕·帕慕克。空巷临街的位置是一栋外墙漆成铁锈红色的土耳其式三层小楼。达尔戈奇·契柯玛泽街24号，这就是以小说命名并改建的纯真博物馆，据说是小说女主人公芙颂家族的老宅。这是建于1894年的旧楼。我们在到达伊斯坦布尔的第二天寻找纯真博物馆。临行之前预约定帕慕克的访问，我是在成都西岭雪山旅行时接到帕慕克回复的消息。我的合作伙伴X发手机短信给我说收到帕慕克的回复，X年轻、新锐，受过良好教育，曾经留学美国，他是个可以走遍世界而没有语言障碍的人。帕慕克在电子邮件里建议我们到伊斯坦布尔先去纯真博物馆看看。

到达伊斯坦布尔的第二天下午，我们先在自由大街见一位土耳其的摄影师，他也是帕慕克的密友。我们坐在临街的咖啡馆露天座位商谈访问的各种细节。这时听见大街上传来抗议声。人群呼叫着口号，听不懂喊什么，能感受到暴躁而愤怒的情绪。土耳其的摄影师提醒我们注意安全。抗议者是伊斯坦布尔的某个政治团体，抗议声振动着空气，加剧着我们的紧张。隐约可以闻到橡胶被焚烧过的味道。有亲人牵挂我们的安危，看到新闻我们心怀侥幸，因为在骚乱发生的时候，我们刚好在索非亚大教堂里游览，伊斯坦布尔让我们又爱又惧。

据说这座城市经常会发生袭击游客的事件。我们团队的C先生是专程从巴黎赶来的，他是《时尚先生》驻欧洲代表，他提醒我们不要独自上街，尤其不要单独去银行的ATM（自动柜员机）取钱，那是最容易受到袭击的地方。“遇到危险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土耳其的流氓对日本人会更客气一点儿。没有理由，他们就是喜欢这么干。”C先生说。

陪同我们的向导M是旅居土耳其的中国商人，他说抗议示威在土耳其很正常，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组织发动抗议示威。半小时后，抗议声减弱，我们知道抗议者离开这条大街去别处示威了。我们出发寻找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走到示威人群聚集过的那条街还心有余悸。

我们在一个迷宫般的街巷走，按照谷歌的导航图寻找要找的街区。

看到纯真博物馆时，我高涨的好奇心略微失落。博物馆所在的街区凌乱而有种颓败感。

纯真博物馆的楼体是铁红色的，有三层，欧式建筑风格，大门上绘制着蝴蝶的标识，三层楼的展厅里密集陈列着纷繁的老照片和旧物品，那都是帕慕克在虚构作品中写到过的东西。

我带着《纯真博物馆》的中文版，在书的后页附有纯真博物馆的地图。“门票就藏在小说里。”帕慕克在电子邮件里说。穿着西装的门卫为我带的书盖了戳，门卫的西装是黑色的天鹅绒材质，这是小说里男主角凯末尔规定的材质。走进博物馆，最先看到的展品就是一整面钉满了烟蒂的墙壁。“这是一个男人承受长期痛苦的证明，他在心上人嫁给别人后，偷偷积攒了她的4213个烟蒂。”展品的注释如此说明。据说4213个烟蒂，每个都是芙颂吸过的，这些烟蒂像昆虫标本排列在一个框架中，以装置艺术的形态陈列在玻璃橱窗里。

《纯真博物馆》以富家子凯末尔的视角记述追求远房表妹芙颂的过程，此过程情意绵绵又惊心动魄，当芙颂最终远去时，无法忍耐的思念让凯末尔开始收集爱人的一切，也勾连起整个伊斯坦布尔的往昔。这些便成为纯真博物馆的馆藏，这既是小说中的故事，现在也成为伊斯坦布尔的现实。里面的每一个展区、每一件展品，都是帕慕克本人的收集。

博物馆的藏品与同名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相互对应，不同的展区都各有主题。楼梯旁一个放着盐瓶的玻璃橱窗是为纪念凯末尔曾在那里用餐的情景。一条当芙颂被凯末尔吸引时所穿过的裙子陈列在橱窗。在主题为“慰藉仪式”中的展区，还有耳环、发夹和火柴盒等收藏品；在“爱和痛的开端”主题词下，展品从破碎的瓷器心脏到玩具三轮车，男主人公的皮鞋、千奇百怪的钟表和钥匙、酒瓶子、旧茶壶、破雨伞、锈迹斑斑的洗手池，众多的老照片、旧电影海报，还有小说手稿及博物馆设计图等。博物馆再现了小说《纯真博物馆》和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20世纪50年代至2000年半个世纪间的生活。

帕慕克还在构思小说的时候就出资买下这幢老宅。从2008年到2012年，整个建筑的装修烦琐而耗时，据说帕慕克退回了市政府的拨款，坚持独立完成了这个工程，用诺贝尔文学奖的100多万欧元，再加这本书的版税。帕慕克重操旧业，画图纸、做模型，亲自设计，亲自监工，里面的每一件展品，几乎都是他亲自收集、撰写说明甚至布展。博物馆内部装潢简朴而低调，运用色调、灯光及各类展品的区隔营造出一个舒适亲切的游览空间。展品分成83个小展区，对应着小说的83个章节，帕慕克偶尔会穿着西装小心地来照料展品。

扶着把手一阶一阶地沿楼梯走上去，观者会看到83个展柜，对应着小说中的83个章节。展柜暖色的光线照射着它承载着的一件件私人物品，每个都变成了一盏小小的光源。它们共同组成凯末尔对芙颂的思念。在展区空间里，只要戴上耳机就可以听到帕慕克的声音，优雅而平和，不失幽默感。一个虚构的真实世界，由真实的物的细节实现对虚构之世界的呈示。

这是浪漫柔情又诗意弥漫的空间。

在伊斯坦布尔访问的几天里，我数次到纯真博物馆。独自在那里观看由帕慕克多年以来为写作小说从各处搜集的实物：钟表、油灯、针线、钢笔、电话、打印机、各种玩具，不同时期的老照片，这是浩瀚的物的世界。“三十年来我所积攒的所有收藏都在阴影里静静地待着，”帕慕克借助小说的主人公的语言陈述他建立博物馆的初衷，“我能够看见所有的东西，就像一个能够发现物品灵魂的萨满巫师那样，我在感受它们的故事在我心里的骚动。” 

有时候我会独自去纯真博物馆。

有一天下午我走出博物馆，就看到那个挥舞着长刀追砍女人的土耳其男人。

对很多人来说这或许不是个有意味的细节，然而对我是。我以为这是重要而独特的发现。

如同面对一个取景器。我们呈现什么取决于看见的视角和看见的内容。

我恍然间想到自己的家乡。晋北矿区。少年的时候，只要出街，总能看到街头的暴力事件。走在马路上，突然一阵混乱。回头就看到有人狂奔，狂奔的人的身后有更多的人手持菜刀追来，追上前边奔跑的人一阵乱砍，后边赶来的人又拳脚相加，被打倒在地的人挣扎着躲避，招来更猛烈的殴打。这多半是年轻人的街头斗殴。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心里都会有悲伤感弥漫。我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区别只是年轻人手里的凶器的变换，有时候是板砖代替刀具，有时候是铁棍代替板砖，还有的时候是斧头，或者长杆猎枪。年轻人在街头聚众械斗，火并，残酷和血腥是相似的。我不能看人的肢体流血，不能看人的肢体绽开创伤，看见会有呕吐感，但在那时总是会看到。后来我到了北京，然而读小学的女儿还留在矿区。每次回到家乡，我的悲伤都覆压心头。年轻人街头暴力、贩毒吸毒，赌博，这些恶习都在侵蚀着矿区。想象女儿生活在这里的情景，暴力频繁的街头，我的心脏就颤抖。后来女儿升至初中的时候，我不顾一切带她到了北京，即使交纳昂贵的择校费，我也要让女儿脱离暴力的矿区到京城读书。最后还是因为外省籍的子女不能在京参加高考，女儿再度返回煤城的故乡。这是我持久的悲伤。

暴力对诗意是一种撕裂。就像一块丝绸被刀锋划破。帕慕克的生活里未必有多少男人持刀砍杀女人的事件，他所居住的城市也未必有多少。说到底这只是我在街头的偶然遇见。然而我记得最初热爱他的缘由，那是我看见的一次由他做嘉宾的讨论会，主办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参与者是中国若干著名作家。在那次讨论会上他发言谈论最多的是耻辱和愤怒，他说：

“唯一的希望就在于保持自我，坚守自己的习惯乃至愤怒。”

帕慕克是具有力量和质感的作家，可他也是慈父。他有一个女儿叫如梦，小姑娘会画各种简笔画。他书籍里的有些插图就出自他女儿的手笔。在伊斯坦布尔海边孤岛访问他的时候，因为知道他与妻子离异。我很想问问他女儿的近况，那是我同为一个女儿的父亲微小又诚挚的关切。然而时间仓促，我还是没来得及提问。这当然是后话前述。

2

对伊斯坦布尔的体验从离开北京就开始了。

首都国际机场。阿联酋航空公司波音777飞机，EK309航班。

2015年7月，应《时尚先生》杂志邀请，我为它们在9月的专题《巨匠与杰作》赴土耳其做帕慕克的访问。此时我从供职的媒介辞职三年，转型职业文学写作。出发前我们是怀着隐约的不安。同行的合作伙伴X说：“我们的航班会飞临叙利亚交战区。”我看到那个位于战区的国家在某夜投掷的炸弹如暴雨倾泻，我们想不会遭遇那样的坏时刻。然而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旅程体验到的是别样的不安。

从登机开始就显现出异样。身穿米色空中制服的空姐在制帽之侧垂下白色纱巾，她们笑意款款。出现在机舱里的文字有英文，也有阿拉伯文。全程11个小时的飞行可见抵达之地的遥远，首航7个小时之后需要在迪拜转机，在迪拜机场停留期间，不时看到全身蒙着黑纱披着黑袍只露出眼睛的女人，看到身穿白色长袍脚踩拖鞋留着黑白络腮胡须的男人，到某个时刻，机场的广播器传来男人以阿拉伯语唱诵的“唤拜”（ad-ban），这一切都令我感到异境的神秘，也感到某种不安。这是对一个陌生的国家，对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人群所怀有的不安。我将这不安命名为：“文明的隔离。”

从不同的视角看伊斯坦布尔，会有完全相异的镜像。这是我在土耳其旅行奔走的体验之一。当飞机抵达土耳其的领空，在万米高空沉缓下降，逐渐接近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承认内心是悸动的。这是距离我们遥远的异邦之城，它古老而神秘，悠远而苍凉，现在它以诗意而迷蒙的城市风貌成为世界最具感伤气质的都城。

当地时间17点50分。巨大的震动之后，飞机降落到伊斯坦布尔机场。

走出机舱时劲风吹袭，跟随着乘客踩着铁制的阶梯向下走，所有下机的人都要乘坐摆渡车到航站楼。海关检查缓慢而低效。入境的人群拥挤在大厅，排队等候的队伍达数百米，边检检查口只有四个。边检人员不紧不慢地查看着人们的护照和签证材料，合格的放行，不合格的拒绝。人群缓慢地移动。通过入境检查之后走出机场换乘出租汽车到酒店，沿途看到已经在高空看到过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看到海面上行驶的游轮和船舶，看到海边漫走的游人。然而也恰在这时遇到交通晚高峰。堵车。在世界任何一座城市都可能会遇到交通高峰期的拥堵，我觉得伊斯坦布尔是最严重的。汽车很快就淤积在钢铁的洪流里难以挪动。

这是令人绝望的拥堵。7月是伊期兰国家的斋月期，倾城出动的车辆使城市的交通瘫痪。广播里是听不懂的语言。陌生的面孔，陌生的语言。不时有男人骑着摩托车驰过，摩托车后坐有蒙着黑纱的女人。看不到疏导道路的警察。听着耳边出租司机相互对骂的声音，听着城市的嘈杂之声，看着老城荒败的城市街景，到处是破损的楼房，我生出对伊斯坦布尔的失望。

预订的酒店在新城的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Meydani）附近。这个广场被称为现代伊斯坦布尔的“心脏”。坐出租车抵达酒店已是夜色降临。办理好入住手续进入酒店的房间已经是人困马乏，加之时差的变化，赶紧在洗浴之后睡觉。然而我忘记查看酒店的窗户，其中一扇是开着的。彻夜都是喧闹和嘈杂。不断有汽车轰响着在石板路上开过，车轮急速碾压着石板的声音轰响。土耳其的司机们在车里装了重金属的音响，汽车走过，音响轰鸣。到凌晨的三时半，我再次听到清真寺的宣礼塔上响起阿訇“唤拜”的诵祷声，这声音提示我进入的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如同在街上随处可见的蒙着黑纱穿着黑袍的妇女和留着络腮胡子的男子。

这是座神秘而异质的城市。 

人的感受和体验会随着旅途境况的变化而不同。

次日清晨从睡梦中醒来时看到酒店外的老街意外地感觉美好。

海鸥、鸽子和麻雀，这些类别不同的鸟就在窗外的楼群之间或展翅飞翔，或落地嬉戏。街上不时看到慵懒着走过的猫狗。街巷安静，人们多在睡眠之中。我独自走出酒店沿着老街走，到临街的塔克西姆广场散步，观看这老城的街景和人群。

诗人布罗茨基在其随笔《逃离拜占庭》中所称伊斯坦布尔为“历史的郊区”。

那里的街道是弯曲的，污秽的，可怕的，极难看地用鹅卵石砌成的，堆满垃圾，垃圾不断被当地那些饿鬼似的猫乱翻乱寻；那座城市，以及城市内的一切，强烈地散发着阿斯特拉罕的味道。“阿斯特拉罕”在注释里是“俄罗斯西南部城市”。那是布罗茨基厌倦的城市。

1985年，布罗茨基写作《逃离拜占庭》时45岁，他坐在雅典的利卡贝托酒店里回忆对伊斯坦布尔的感受：“东方的谵妄和恐怖。亚细亚尘埃滚滚的灾难。只有先知的旗帜上才见得到绿色。这里除了胡须什么也不长。世界一个黑眼睛、晚餐前胡楂丛生的地区。篝火余烬用尿浇灭。那气味！臭烘烘的烟草和汗水湿透的肥皂与裹在腰部如同另一件包头巾的内衣裤的混合。即使在城市里也不断飞入你口鼻的无所不在的沙粒，把世界挤出你的眼睛。”

其时布罗茨基自由地在世界旅行，自由地在陌生国度的街头漫步。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和母亲在奴役中生活，也在奴役中死去。

然而布罗茨基被语言所隔绝，他在1985年回忆着那个时刻：“我穿梭在一条没有尽头的大街上，那里拥塞着人群和车辆，汽车喇叭在我耳中狂号，由于一句话也听不懂，我突然觉得这其实就是死后的生活——觉得生命已结束，但活动仍在继续着；觉得永生就是这个样子。”

我想象着布罗茨基当年在伊斯坦布尔漫游的样子，对比着自己在今天的所见。

到达伊斯坦布尔的次日清晨。我与女友L穿过自由大路在塔克西姆广场散步。两年前，为了表示对政府的不满，伊斯坦堡民众聚集在塔克西姆广场表达了别致的抗议，他们和平并且沉默地站立。他们以站立读书的方式，表达抗议。他们手上的书籍反映他们的想法。如奥威尔的《1984》、卡谬《西西弗斯神话》、村上春树《世界末日与冷酷仙境》、卡夫卡《变形记》等。

此时的塔克西姆广场安静，有流浪汉和狗静卧在塔克西姆纪念碑下睡觉。

也有游人蹲下身子用手里的面包屑喂着栖落在广场的成群的鸽子。

有个长发面容黝黑的年轻人（很难判断他的国籍），模样像中东人，看见L就凑过来。我看见那人伸出手抚摩L披开的长发，我拽了L一把，那人冲着她吹了声口哨。他或许没有恶意，但在这陌生的异域，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偷窃或者抢劫外国游客的事情经常会见诸报端和电视新闻，我们不能不警觉。L随身的包里带着我们的护照，欧元和土耳其币，如果被抢劫就惨了。这么想当然很恐怖，然而真实发生的劫难会更恐怖。这是世人都看得到的。

沿着长街返回酒店的时候，我们也刚好可以浏览一下伊斯坦布尔的街景。

作为外来的旅行者，我对这座城市的感受是衰落与颓败之美共存。

伊斯坦布尔在它的城市史中有过不同的名称，比如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它曾经是土耳其历史上历代帝国的首都，作为奥斯曼时代遗留下的城市遗迹，它记载了曾经由极盛时代的辉煌转向衰落时光。世事已如烟海飘逝，而历史也已化为尘埃，我们能面对的就是它的遗迹。

我以为，到伊斯坦布尔除了它的城市风貌，它所拥有的自然与历史遗迹也是必须要看的。

圣索非亚大教堂、托普卡帕宫、蓝色清真寺、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是我想要体验的场域。

位于黑海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将欧洲和亚洲、安纳托利亚州分隔开来。在海峡西岸，伊斯坦布尔的欧洲部分又被金角湾分成南边的老城和北部的新城。苏丹艾哈麦德区位于历史半岛区的尖端，它是伊斯坦布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遗产地的中心。从这里可以找到这座城市大部分的著名遗迹。

踏上土耳其的国土以前就知道索非亚教堂的影像，了解它在世界宗教史、艺术史乃至文化史的显赫声名。这次有机会亲眼见识它辉煌的文明的遗迹，这是我所期待的。

由当地友人陪同，乘坐出租车由入住的酒店出来，在陡立的石径上走，升起或爬行。伊斯坦布尔的城市是建在山上的，建筑群没有高楼，只有顺着山体建筑的楼群。驶出隆起或迭出的山体建筑区，来到一个相对平坦的区域，那里就是历史遗迹较为集中的伊斯坦布尔老城区。老式的有轨电车响着车铃从城区的钢轨穿过。

看到圣索非亚大教堂的轮廓，直觉内心被震撼。湛蓝的天空之下，巨大的圆顶，高耸的石柱，矗立的宣礼塔，厚重的砖石砌成的城堡令人震撼。在烈日之下，我跟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进入圣索非亚大教堂，进入前庭院，脚下是长方形石条垒砌的石径，那些石头粗粝浸透了风雨的侵蚀，如同斑驳的古堡砖墙显示出时间流逝的印痕。从主入口进入内外两道前厅。

皇室之门，这是进入教堂穹形大厅的必经之道。出现在正面穹形顶壁上的是左右两枚奥斯曼大勋章，在勋章的上方是一幅镶嵌画，它描绘了“万物主宰耶稣”的肖像，穿过这扇门就是建筑的主空间，它以圆顶、巨大中殿和金色镶嵌画而著称。这个空间的重点是壁龛和华丽的镶嵌画，我看到那幅著名的《圣母和圣婴》的画像，这幅镶嵌画创作于9世纪。壁龛上方的镶嵌画曾经描绘了大天使加百利和米迦勒，现在只剩下不完整的片段。历任拜占庭国王都是在圣索非亚教堂加冕的，加冕时王座放置在正厅里那块装饰着一圈圆形大理石的登基方石中心。奥斯曼时期新增的建筑包括一处讲道坛（mimber）和用来指示麦加方向的圣龛（miheab）,镌刻着镀金阿拉伯字母的19世纪巨大的勋章、造型奇特的凉亭，以及登基方石后面的华丽图书馆都成为今人观赏的历史细节。

圣索非亚大教堂见证了政教与世俗力量的相互崛起、彼此争夺和最后的征服。

如今圣索非亚教堂矗立的位置曾经有两座被暴乱摧毁的教堂，公元532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建造第三座教堂。在1519年被塞维亚主教座堂取代之前，有一千多年，圣索非亚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这座恢宏的教堂展现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相互征服和最后的融合。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将大教堂转变为清真寺。1935年2月1日，随着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这座历经血雨腥风见证多个帝国兴盛衰亡的建筑以博物馆的姿态对世人开放。

圣索非亚教堂的二楼是镶嵌画的画廊。从内部前厅北端走上一段回转的斜坡即可进入画廊。这是由大小不等的卵石铺砌起来的坡道，长久被人踩踏，卵石被磨出光泽。穿过曲折回旋的坡道上到二楼，这是皇后观礼的位置，一个由绿色大理石铺就的大圈标识出皇后座位的方位。二楼的画廊保存了多幅镶嵌画，其中有一幅名为《最后的审判》（Deesis）的残余部分，这幅创作于13世纪的镶嵌画绘有耶稣基督，圣母马利亚和施洗者约翰在一起的肖像。

美丽之门（Beautiful Gate）是离开教堂必经的通道，这是一座铸造于公元前2世纪的宏伟青铜之门。走出“美丽之门”，放眼回望教堂，重新打量这座气势恢宏，结构繁复的精美圣殿。圣索非亚教堂以其创造性的建筑形式、丰富的历史内涵、宗教价值以及非凡的艺术之美成为伟大的历史遗迹，置身这辉煌而精湛的圣殿之中，我们只有惊叹人类杰出的创意和构建能力，是这杰出能力创生出了不同时代的人类文明。

3

游轮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中航行的时候，我站在船舷已是船两侧。盯着船体划开湛蓝的海面，白浪从船体过处泛起，散开时化为繁复的泡沫。我想记住海水的颜色，流动的形状，记住游轮穿海而过时的姿影。因为这是在亚细亚半岛，黑海与地中海的交汇，做梦都难以抵达的世界。

最早我是在初中课本《世界地理》看见博斯普鲁斯海峡。那是很薄的一册课本，然而对我来说如同天书，因为资质愚钝，教科书死活啃不动，拿起来不能读，读起来难进入。我从没记住过这册课本描述过的世界地理概貌，山川河流，陆地海洋。女教师在讲台上讲课，我坐在课桌前走神，神思在外游荡。盼着下课铃敲响，想跑出教室到操场玩，或者躲在墙根下晒太阳。因为暗恋一个面容白皙的女生而没有结果，我的学业荒废。在少年时代，地理课本描述的世界距离我很遥远，我想那些景物这辈子都不可能有机会看一眼。对于生活在晋北矿区的孩子来说，能否走出矿区都可疑，我的理想是在矿上找一份不下矿井受重苦的工作。每天能活着回家就很好。是的，有的人早晨走出家门就无法再回去。在地上好好行走的人下到矿井遇到矿难，冒顶、透水、跑野车，然后就死掉了。不死也会是终身残疾。在矿区我经常看见那些披麻戴孝的妇女孩子，看到身穿白衣的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出殡，而那些残疾人是历次矿难的幸存者。

在阳台支起来的一张简易木桌。少年帕慕克坐在桌前写作，他面前的桌上铺着大稿纸。他手握着笔写作的样子沉静而专注。他在图片里占据构图的中心位置，能看到阳台的围栏和远处的街景。帕慕克穿着白衬衣，留着齐耳的头发，清瘦而沉静，看不到他的正面像，只能看到他的侧影。这样的照片透出的意境令我心有戚戚。我心里可以确认，少年时期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举止和神情酷肖。现在我们走着不同的道路，生活在不同的国度，然而我以为少年时期我们如果见面，一定会将对方视为孪生兄弟。当然我们有很多不同。家庭出身不同，成长环境不同，受教育的背景和程度不同，才华和思想都不同，甚至是蚂蚁和大象的感觉。然而我们的一致性也很难得，也很珍贵。那就是我们对失败和耻辱的书写，对忧伤和哀愁的关注和思想。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境前往伊斯坦布尔的。少年时期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记忆，使我在见到它的时候格外亲近。当然最亲近的还是帕慕克。以前我看到过他的一张照片。一个少年坐在书桌前眺望着远景。少年瘦弱，忧郁。看到他，我想起自己少年时期拍过的照片。两个身体瘦弱，神情忧郁的少年的形象叠印在一起。或许这是我后来喜欢帕慕克的隐秘的理由。看到他我觉得是看到自己。没错，从世俗的意义说，帕慕克的今天是我无法企及的，然而无法企及的事物刚好可以构成精神的导航图，他是我的路标，或者灯塔。伊斯坦布尔，当我乘坐阿联酋航空公司的航班飞临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空时，看到辽阔的蔚蓝而深邃的海洋，看到清真寺金黄色的圆形塔顶，索非亚大教堂的尖顶，这些昔日帝国的象征物都一览无余。然而当飞机降落机场，乘坐出租车驶到伊斯坦布尔的城际公路时，首先就看见了它的陈旧混乱。交通堵塞。汽车淤积的河流。司机暴躁地挥舞着拳头怒骂。夕阳西下，满眼废墟般的城市剪影。

作为土耳其的“咽喉”，博斯普鲁斯海峡北连黑海，南连马尔马拉海和地中海，全长30千米的这条海峡是黑海沿岸国家出外海的唯一通道，亚欧两岸的山地有着华丽的王宫和辉煌的圣殿，有尖顶教堂，有穹顶清真寺。也有造型奇崛的别墅群和朴实而简约的乡间居所，它们都隐没在茂盛的山地丛林中。在乘坐轮渡游览海峡之前，我在博斯普鲁斯大桥上走过。海鸥在身边飞翔，雄鹰在空中盘旋，麻雀在钢架的桥梁上嬉戏。“假使这城市诉说的是失败、毁灭、损失、伤感和贫困，博斯普鲁斯则是歌咏生命、欢乐和幸福。”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写道：“在伊斯坦布尔这样一个伟大、历史悠久、孤独凄凉的城市中游走，却又能感受大海的自由，这是博斯普鲁斯海岸之行令人兴奋之处。”

20世纪60年代中期，帕慕克还在就读伊斯坦布尔的罗伯特学院，其时他花了不少时间站在从贝希克塔斯（Begiktag）到萨瑞伊尔（Samyer）的公共汽车的拥挤走道上，眺望亚洲那岸的山丘，看着如神秘之海熠熠闪耀的博斯普鲁斯随日出变幻的颜色。“一个以城市的废墟与忧伤为题的作家，永远意识到幽灵般的光投射在他的生命之上，沉浸于城市与博斯普鲁斯之美，就等于想起自己的悲惨生活和往昔的风光两者相距甚远。”帕慕克追忆到。

我对帕慕克的造访首先是对他心灵的造访。

不。不是作为新闻记者对文化英雄或文学偶像的造访——对此我的热忱已经消失。我是作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造访，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造访，这两个人或者两个生命有着相同的品质。他们同样敏感、内省甚至脆弱，同样热爱美和心灵的诗意以及精神创造。我当然会摒除世俗意义的差异，拒绝市井才会重视的等级。换句话说我愿意将他视为自己的兄长，尽管我自己的同胞兄长事实上跟我形同路人，相互隔膜。我还是愿意以兄长视之。

简而言之，他令我亲近，心灵和精神上的呼应和契合。

在纯真博物馆我看到一幅黑白照片。那是帕慕克在少年时期居住的一幢临海的房子。

照片的注释说：在那幢房子里居住，他经常在窗口看到大街上的人们为死去的亲人悼亡。

看着出殡的人们抬着棺木在街上走过。这时我理解帕慕克持续多年的忧伤因何而来。

我是沿着熟悉的事物寻找帕慕克在一座城市的遗迹。这是他的出生地。我沿着破败的街区走，狗懒洋洋地在街上伏着。还有猫。这是我看见的猫狗最多的城市。到处都是。大街上。楼房的门洞里。窗台上到处可以见到。在餐馆用餐的时候，腿间就会有猫狗出现。这些猫狗并不伤人。土耳其的人对它们很友好，找来食物喂它们。我觉得伊斯坦布尔简直就是猫狗的天堂。还有那些穿着黑袍用面纱遮着脸的穆斯林的女人。不时在街上出现。到伊斯坦布尔之前我被各种人警告，在做旅行攻略的时候，我也看到旅行书籍对游客的警告，这让我有隐约的不安。然而真正踏入这个国家的国土，真实进入这个伊斯兰国家的领地，我知道恐惧并不是常态。

7月，是穆斯林的斋月节。走在伊斯坦布尔的老城区，在街心公园和城市广场到处可见席地而坐的人，人们铺展着地毯，放上带来的食物与亲人朋友共同分享。成千上万的人群在下午就开始聚集，到黄昏的时候占满街头的每一处空间。被成千上万的人群占据的城市街头竟然有喜乐安详之感，人们等待着蓝色清真寺的宣礼塔上响起阿訇“唤拜”的诵祷声，夜晚来临的时候我们进入蓝色清真寺。

这是气象恢宏瑰丽的一座建筑。进入的人都要将鞋子脱掉存在储存处。清真寺的地面是青石铺就的，那些青石地面被人们不穿鞋子的脚磨得光可鉴人。到处都是静默祈祷的人，将内心的疑难向上主告解。人们神情肃穆安静。在恐怖主义在世界甚嚣尘上，恐怖力量制造的灾难肆虐全球的时候，人们简单地将穆斯林视为异端。这浩大的人群显示出信仰者的隐忍和静默的力量，它与我们在公共媒介视听所见的穆斯林相异。

在蓝色清真寺，我躺在回廊之间的青石台上，枕着手臂仰望着璀璨的星空。

无论是夜空的群星，还是大地上的青石台都是洁净而一尘不染。

这是我眼见的异域。在伊斯坦布尔，每到相对闲散时刻，我们都会在酒店外廊坐下来喝杯咖啡。看看从马路上走过的土耳其人。那些神情严肃却面孔英俊的青年，身材挺拔，行色匆匆。土耳其的女性是美的。虽然大多数妇女都蒙着黑纱穿着黑袍难以看见其真实的面貌，然而她们显现的气韵有神秘之美。她们习惯了自己的生活，也习惯了自己的国家。她们的神情透出安然祥和。不安的是我们这样的外来者，不仅在他们的生活之外，也在他们的信仰之外和文明之外。

4

然而帕慕克体验和传达的更多是“呼愁”，他是深植祖国传统和现实的人。

加哈格尔街区的中心区域是帕慕克住过的地方。到伊斯坦布尔时我带着他的几乎所有著作的中文版，作为旅行指南的是《纯真博物馆》和《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我依照书里所附的城市地图和所描写的城市细节确定方向和路径。关于加哈格尔街区，帕慕克在受访时说：“我的某部早期作品是在这里完成的，在我祖父的房子里。夜里我常常被妓女和她们的壮汉保镖们惊醒，有时能听到她们和客人的交易，当然也有缠斗和厮打。” 

踏入土耳其疆界，居于伊斯坦布尔之城，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和这座城市对帕慕克具体而细微的影响，他书写的事物和人生故事在这里获得印证。我们入住的位于塔克西姆广场的一家酒店大堂就摆放着他的英文版《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在书店里有他新书《头脑里的怪想法》的土耳其文版在热销。在纯真博物馆地下有一面墙的书架排列着帕慕克不同版本的书籍。我一直记得他关于写作与世界的关系的感言，这些片羽般的感言和他的繁复书写一样，显示出一个世界观察者和体验者的内心维度。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古老和现代感交织的城市，多种民族及多种宗教共存，繁华和衰败同在。因为城市依山势而建，道路蜿蜒曲折，上下起伏。走在纵横交错迷宫般的街道，我仿佛看到帕慕克在这老城游走的踪迹。“土耳其人像我一样，既渴望现代化，但又处于惧怕丢失自己文化和身份的焦虑中。”帕慕克的很多小说都有对祖国的历史文化与文明的洞察，他的思考可以从他的著作中读到。《我的名字叫红》《黑之书》《雪》《纯真博物馆》等，都有对逝去文明的追怀和挽悼。“呼愁”是他使用最多的词语，它起源于和忧伤一样的“黑色激情”。

帕慕克说：“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不仅是由音乐和诗歌唤起的情绪，也是一种看待我们共同生命的方式；不仅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种思想状态，最后既肯定也否定人生。“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

帕慕克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还在做记者，负责国际文化报道，很自然就做帕慕克的报道。通过在瑞典的作家万之做帕慕克友人的专访，谈他的文学生涯，通过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采访谈授奖给帕慕克的理由。采写报道的过程也是对帕慕克的熟悉过程。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学巨擘、政治性作家，这些描述性词语勾勒出来的印象牢固印在我脑海里。某年，纯真博物馆开张的时候，出版方希望我能去土耳其做帕慕克的访问。因为档期的问题没能成行。后来我认识了他在中国的出版人，每有帕慕克的新书就会赠送我。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黑之书》《白色城堡》《雪》《寂静的房子》《纯真博物馆》《新人生》，文论集《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别样的色彩》，这些书都被我读过，每本书页都贴着各种颜色的标签，用虚线在书页间画下与自己内心契合的文字段落。有很长时间我从台北诚品书店买回来的帕慕克的长篇小说《黑之书》和他的文学演讲《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就摆放在我的写字桌上。并非是帕慕克教会我什么，而是他让我更笃定地确信某种写作信念：

要做作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经年累月耐烦的追求，才发现“秘密的他人”在你里头的人，一个使其成为人的内在世界；当我说到写作，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一部小说，一首诗歌，或者文学传统。而是一个人关在书房里，坐在桌前，孤独地内省；在内心的阴影之中，他用词语建立起一个世界……当一个作家的秘诀不是灵感，因为谁都不知道灵感从哪里来。作家的秘诀是固执，是耐心。一句可爱的土耳其俗语说：“用一根针挖一口井。”

我经常将热爱的作家当作我的精神共同体，当作内心的知己。他们在无形中排成一个强大阵列伴随我的生活，他们是我可以汲取的不竭的精神资源，是可以用来防卫和救助自己的武器库。

2007年我访问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创办人聂华苓女士，她讲到帕慕克在爱荷华时的状态。帕慕克是当年受邀请的作家中最勤奋的一位。这是1985年，帕慕克33岁。那时正在写《白色城堡》，生活日益颠倒，写作通宵。聂华苓对他评价道：“帕慕克是土耳其的社会良心，但他不以社会异议者自居。他尊崇的是艺术，但他也决不放弃说话的自由。”

希什利区也是帕慕克长久生活过的地区。在祖母独自生活43年的三层楼房正对面的法庭里他有过一次受审。2005年，他面临诉讼——因为在一次访问中谈到土耳其历史上有过100万亚美尼亚人和3万库尔德人被屠杀，他受到司法指控。帕慕克是唯一一个有勇气谈论它的人。相关访问被刊登在了瑞士的一家媒体上，同时也在土耳其引起了轩然大波：他受到了死亡威胁、媒体的诋毁，土耳其当局甚至以“公开诋毁土耳其人民尊严”为由对他进行指控。当局的指控在一片国际抗议声中于2006年被撤回，而对他的死亡威胁也慢慢地减少。

5

在伊斯坦布尔，位于楚库尔主街区的纯真博物馆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

这座建于1897年的建筑距离我住的酒店不远。出酒店，穿过一条曲折的街巷，再折回与酒店平行的另一条道，那是一条平缓下行的坡道，两边是经销旧文物的商铺，各种光线幽暗的房子堆积着数不清的旧物品。当然也有昂贵的器物，首饰、酒具、木雕，我们还进去那些店铺察看那些旧物品，我买下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士兵遗留下来的黑铁铸的收信箱，将它带回到在C城的家里。走在那条街上的时候，我猜想帕慕克就是这样在这条街上漫游的，他就是这样在街头店铺寻觅，那些物品出现在他的小说里。“我一边写小说，一边留神各种物品。”帕慕克在他的演讲集《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里讲述道：“二手商店、跳蚤市场、热衷收藏的熟人家里，我都在寻找那些在他想象中从1957年到1984年住在老房子里的虚构家庭使用过的物品。各种旧药瓶、一袋袋的纽扣、国家彩票券、扑克牌、衣服和厨房用品。”

有一次帕慕克在逛一家二手商店的时候，发现一件浅色的裙子，上面装饰有橘色玫瑰和绿叶子。他认为正好适合小说女主人公芙颂，他把裙子摆在眼前，写芙颂身穿这件裙子学开车的场景细节。走进纯真博物馆我看到帕慕克收集到的东西，这是物品的森林。芙颂穿着的那件裙子就摆挂在博物馆的一层的橱窗里，还有她吸过的烟蒂如装置艺术摆满玻璃橱窗。物是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它的具象形态很容易被理解。看到那些物品的森林，我仿佛看到我的家族往事。缝纫机、座钟、针线盒、自行车，这些始自祖母的物品，我也在我家里看到过。仔细观看着那些旧物仿佛在体察流逝的时间。这样的生活也是我们经历过的生活。尽管国度不同，文明不同，然而人的生活并无区别。

然而真正面对帕慕克的时候，我确凿体验到了忧伤。

这是语言相互隔绝的忧伤。除了语言的隔绝，还有文明的隔绝。

访问帕慕克是在炎热的7月。正午阳光炽烈，这是马尔马拉海岸的光照。马粪的气息在集市弥漫，数十辆马车停在集市上，毛色各异的高头大马们喷着响鼻儿等待着人们坐到装饰着的马车上。这是大岛的集市。从伊斯坦布尔市区到大岛需要坐轮船40分钟，我和同行者——《时尚先生》的采访团队从伊斯坦布尔街区乘坐轮船抵达大岛，帕慕克隐居在这里。大岛依山麓而建，四面临海。这里不通汽车，马车是唯一的交通工具。柏油路不断有高头大马载着客人奔驰而过，马蹄踏响的声音时疾时缓。下午三时，预约访问的时间到，土耳其陪同给帕慕克打电话，很快他就出来迎客。帕慕克从临海一幢别墅推开木栅门走出来，他穿着墨绿色的T恤，黑色短裤，光脚穿着一双棕色皮凉鞋，他戴着眼镜，微黑的面孔，像个斯文的园艺工人。

这幢临海的别墅是帕慕克临时的居所，这些年每到盛夏的时候他会住在这里写作。一条在茂密的树丛之间开出的小径向下延伸百米长，小径的尽头就是帕慕克借居的别墅，他带我们进入居所，穿过居所的廊道来到开阔的椭圆形阳台，那里面朝大海，海上有数十艘轮船或者行进，或者停泊，海风吹拂，沁凉的海风迎面而来。椭圆形的阳台是帕慕克的写作空间，两张长方桌对接拼在一起，铺着墨绿色桌布的桌面上堆满杂物：他正在写作中的小说手稿，画满图画和符号满是修改的痕迹，剪刀、针线，几管黑色钢笔和颜色多样的铅笔，堆在桌上的东西看上去凌乱而随意。帕慕克身材高大，友善而活泼，采访团进入阳台工作间后他回卧室迅速换下短裤，换上深黑西服出来，接受摄影师的调度拍摄。摄影机前的帕慕克不时跟人逗趣，露出他的标志性微笑，这是狡黠和顽皮的笑。来自瑞士的摄影师双手高举摄影机跪在地上扣动快门快速连拍，照相机发出清脆的声响。帕慕克在摄影灯光的烘烤下衣服迅速被汗湿透，他不时地朗声大笑，他的声音硬朗，说话时语气坚定，听着是一个性情果断的人。

我送给他特意从中国带来的礼物，一个雕有龙凤的砚台。他高兴地接过去打开看。这里海风吹拂，空气宜人，气氛友好。我的悲伤来自内心。来自我真正面对他时清晰感受到的隔绝。我是如此深入地了解他的内心和精神，也甚深地理解他的思想。任何细微的经验、感受和体察，我都熟悉也理解。然而当我们各自用母语说话的时候，相互间都无法听懂。借助翻译的表达总是粗疏简陋词不达意。我坐在他的面前，身后是架着摄像机的摄影师，旁边是翻译。我们只能彼此注视和微笑，内心涌动的悸动和脑海中回旋的思想都无法捕捉，无法准确传递给他。只能按照准备好的访问题纲对他提问，关于他的生活近况，写作中的作品，他的成长及写作生涯，他的故乡和居住的城市，他对国家的看法，对政治的态度，对作家职责的理解，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关于他所背的官司，作为被禁作家的安全，他与政治人物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他对文学的价值理解，他的家人和隐居之地，所有这些都是我关切的问题，我紧张地提问，他声音清朗语速快捷地回应，然而因为少有的慌张，也因为转译的障碍，有时候我根本没来得及仔细听清楚他的回应。我被焦虑感所困扰，想尽量减少打扰他的时间。然而其实在他答应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是做好被打扰的准备的。他是经常被新闻记者打扰的作家。仿佛有一个升起的灵魂之眼在注视着我仓皇的工作状态，意识到这些的时候，悲伤如潮水冲刷着我。我们只能借助翻译交流，我想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初到美国遇到语言障碍时说过的话：“终于悲哀的外国语。”

这种隔绝是宿命的。也是深彻的。悲伤一直笼罩着我。即使有跟随我同行的朋友，英语很棒的X先生的接力提问，我还是深陷沮丧中。这沮丧是我在看到两个精神相近的人却因为语言而彼此隔绝。因为语言隔绝而思想与意识隔绝。我们同时也被彼此所携带的文明所隔绝。

访问结束，摄影师拍摄照片，摄像师摄像。帕慕克应要求摆出各种姿势。

他不时地开着玩笑。临别时我们轮流跟他合影。站到他身边更感觉他身材的高大。辞行时帕慕克伸出他的手与我紧握，我感觉到他手劲的力道。走出他临海的居所，穿过庭院的林间小径时，我们看到一个漂亮而优雅的年轻女性走进庭院来。那是帕慕克新的恋人。几年前他和前妻分手。然而从我离开帕慕克的隐居地，到徒步走到港口乘坐轮船返回伊斯坦布尔，在回到酒店的时候，悲伤都跟随着我。

我造访过，相比进入一个人的心灵的视域和精神的疆界，我在实质的造访所得微乎其微。

我对作为新闻记者访问名流已失去热忱。与其说我是在造访远方的名流，不如说是在造访心灵的朋友，精神的同道。然而我的欢乐和喜悦是那样稀少，只有沮丧和悲哀真切盘桓。

后来。依旧是帕慕克的一句话解救了我的深度自我怀疑。

他说：“作家带着自身秘密的伤口，隐秘到连我们自己都不察觉，承认这些痛苦与伤口的秘密，当作我们写作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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