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说“不” | 不妥协 : 她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钱，她自由了

凯瑟琳·克罗是19世纪中期最受欢迎的作家，她著作等身，到1850年时已出版了八本畅销书，为各类期刊和报纸撰文不计其数，即便如此，她的一大波忠实读者还是恳求她创作出更多的作品。

她是少数几位成就可与艾略特、狄更斯和萨克雷等同时代更负盛名的人物比肩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之一。埃德加·爱伦·坡效仿她，查尔斯·狄更斯背弃她，当时家家户户都知道她的名字。

家境优越的凯瑟琳经历过懵懂，成长，荣耀与挫折。她结过婚，也离过婚，她出版过大热门作品，也曾因为沉迷超自然的力量而惹上麻烦。

从始至终，她没有放弃写作，也没有放弃获得生活的力量。

春节福袋 · 一

在家的第三天，和家人相处愉快吗？有没有勇气，去过你想要的人生？文末留言，参与本期“春节说不”系列之“不妥协”，关于婚姻大事，关于人生理想，关于未来目标，小编将从留言中精选出三位，各送出南大社著名品牌“守望者书系”中图书一本，助你开启卓越的一年，快来吧~

凯瑟琳·克罗生性活泼，天生热情好客，她是个健谈之人，还擅于讲故事，不过在其幼年时期这些特征都没有显现出来。她如初生的婴孩般纯洁无辜，也不像其他女作家那样活跃：至今未发现其少年作品或书信；也没有任何其早年事迹的记录。

凯瑟琳的青少年时期平淡无奇，因此挖掘其早年生活经历变得困难重重，甚至其出生时间也尚无定论。凯瑟琳的父亲约翰·史蒂文斯是摄政王时代伦敦顶级酒店的业主。酒店成了达官贵人经常光顾的地方，约翰·史蒂文斯用酒店的营收为他自己买下了伦敦梅费尔的住所，还在巴勒格林的肯蒂什村为家人购置了一栋住宅。凯瑟琳似乎对这两个住处都很满意，因为她在书中既流露出对伦敦的了如指掌，也表现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我们也可以推断，尽管凯瑟琳在两地来回奔波，但她仍然接受了正规的家庭教育：她德语流利，有一定的法语基础，还会弹奏竖琴。

总之，凯瑟琳多才多艺，完全符合上流社会的淑女形象。

她也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钱：

凯瑟琳·克罗自由了

凯瑟琳和家人住在克拉吉斯街36号，在此居住十年后，1822年，年轻的凯瑟琳·史蒂文斯遇到了约翰·克罗上尉并与之结婚。约翰·克罗是个迷人的高个儿爱尔兰人，曾在滑铁卢战役中立下战功，不过他比凯瑟琳年长，而且对家庭生活也没什么兴趣——尽管必须要指出，凯瑟琳本人可能对家庭生活也没什么兴趣。

此时凯瑟琳大概已经三十二岁了（按照她生于1790年来算的话），很显然克罗上尉的求婚是个不容错过的机会。她可能感受到了压力，觉得必须找到一个人，或者说随便哪一个人，和他结婚，让自己不必忍受维多利亚时代可怕的独身生活。但是，即便此时凯瑟琳接近“正常”的结婚年龄，从她的书信以及后来与丈夫分居的结局我们可以知道，无论她与约翰·克罗经历了怎样的求爱过程，两人的婚姻都是短暂且平淡的。不过在当时，凯瑟琳还是履行了妻子的职责。

6月6日，两人在奇切斯特大教堂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后凯瑟琳和克罗上尉动身前往科孚岛，和军团及士兵家属住在一起。1823年7月6日，凯瑟琳顺理成章地诞下独子约翰·威廉·克罗，成为妻子和母亲群体中的普通一员。三年后，灾难降临。丈夫克罗薪资减半，而且立刻被撵出所在军团——他已过四十岁，不再年轻加上脾气暴躁，不可能继续服役。于是老约翰·克罗的军旅生涯戛然而止了。克罗和家人不得不结束海外生活，来到布里斯托尔附近的温泉小镇克利夫顿，这让克罗深感惋惜。对于一位功勋卓越、名副其实的军旅英雄来说，这场人生变故必定是当头一棒；不过对凯瑟琳来说，这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在克利夫顿，凯瑟琳种下了未来职业发展的种子。

一位寻求刺激的老兵为何会选择在寂静的克利夫顿郊区度过退伍生活，个中缘由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或许像众多退休的人蜂拥至佛罗里达一样，克利夫顿宁静的生活正是约翰·克罗心之所向。克罗并非孤身一人；克利夫顿租金低廉，冬季气候温和，风景秀丽，温泉遍布，还有不少舒缓的娱乐活动，吸引了众多女王军队的前军官，这里是“半薪名人的集聚地”。克利夫顿聚集了一大群有着辉煌过去、现在却生活拮据的人，在这里，克罗上尉起码生活在体面的环境中，有一群惺惺相惜的朋友相伴。

凯瑟琳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生活在一群曾立下战功的军人中间倒也不错。她住在下哈利广场的排房里，临近埃文河。这个住处地理位置优越，可以漫步林间，享受克利夫顿·格林的便利设施，左邻右舍之间的社交活动也非常丰富多彩。埃伦·沙普尔斯夫人和女儿罗林达就住在隔壁的下哈利广场2号，两人都是画家，她们的作品都曾在皇家艺术学院展出过；从罗林达的日记可以看出，当时两个家庭交往甚密。沙普尔斯夫人的作品于1807年展出，而罗林达则举办过三次独立展览。两家人经常一起喝下午茶，克罗夫人常常以竖琴伴奏；每周日，她们还会手挽手去教堂；在这个沉闷的小镇里，她们努力发掘各种有趣的方式，为生活增添欢乐。有一个夏夜，罗林达和凯瑟琳在荒野里驾着驴车到处游玩，欢笑声持续数小时不歇。沙普尔斯母女两人都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就；尤其是罗林达，她做事极为认真，总是全身心地投入一个接一个的项目，凯瑟琳很可能觉得和她在一起有趣又刺激。

通过沙普尔斯母女，凯瑟琳还结识了另一位文学大师——西德尼·史密斯（麦考利勋爵曾称之为“文匠中的文匠”），当时史密斯在文学领域已有不少成就。西德尼·史密斯在晚宴上贡献了许许多多诙谐幽默的评说和议论，凯瑟琳坐在这样一群聪慧勤奋的人中间，内心一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悄然生长。1828年到1838年这十年间，凯瑟琳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她再次出现之前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我们知之甚少），不过鉴于她的生活中发生了诸多变故，我们可以推测，她认真审视了摆在眼前的路，结果发现它索然无味。

我们知道的是，1833年，凯瑟琳的父亲去世，原因不明；父亲的去世让她获得了财务自由，而她与史密斯的友谊给了她极大的勇气，并指导她如何运用这份勇气。（后来凯瑟琳说过，与这位耀眼夺目的文学大家相识是她人生中的关键性转折点。）不管究竟发生了什么，1838年，凯瑟琳与丈夫分居并搬往爱丁堡，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她的婚姻画上了句号，她也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钱：凯瑟琳·克罗自由了。

生活不过是一种手段

——载着我们漂向光荣或快乐的地方

凯瑟琳大器晚成，一路飞奔，像每个为出走谋划多时的人一样，满怀自信地径直扎入新天地。很快，凯瑟琳潇洒地拉开了后半生的序幕，这是一段丰富而充实的生活。刚刚摆脱束缚的凯瑟琳成了有自由思想的女性，并用父亲的遗产过上了相配的生活：她在爱丁堡的达纳威街买下了一栋华丽的独立小楼，小楼是乔治亚风格的，配有高大的落地窗；雇了一个助理；不需多时，凯瑟琳的会客厅里便挤满了各类社交名流。在建立人脉方面，西德尼·史密斯助了凯瑟琳一臂之力，他执笔为凯瑟琳写了一封推荐信，将她引荐给弗朗西斯·杰弗里勋爵。杰弗里是一位响当当的文学批评家，1802年，史密斯正是和他一起创办了《爱丁堡评论》。以杰弗里为跳板，很快，凯瑟琳便游刃有余地穿梭于苏格兰的上层人物之间。在杰弗里位于克雷格卢克城堡奢华的客厅里，她认识了查尔斯·狄更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化学家塞缪尔·布朗博士，以及大名鼎鼎的骨相学家乔治·库姆。凯瑟琳是库姆的忠实信徒19，她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过其包括《人的构造》（Constitution of Man）在内的多部作品。当时她已经对超自然现象以及人类灵魂的奥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话题后来给凯瑟琳的人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大概可以认为，她与乔治·库姆之间的来往尤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了社交外，凯瑟琳无拘无束，也没有经济负担，因此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小说创作上。必须再次指出的是，至今未找到证据证明在此之前凯瑟琳已经有了创作尝试，不过从其早期作品中展现出的娴熟笔法可以推断，她肯定在1838年前就写过不少东西（凯瑟琳的首次创作尝试发生在何时至今仍是一个谜，还有待发掘）。但是，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作家，她或许还弄不清楚什么样的书会大卖，是优质的作品还是低劣的创作。因此，凯瑟琳的第一本书有点类似于在文学领域一次小心翼翼的试水：《阿里斯托迪穆斯》（Aristodemus）是一部为舞台创作的诗体悲剧，由于结构陈旧老套，现代学者一直将其称为“被遗忘并且易被遗忘的”作品，所以这本书卖得不好也在情理之中。尽管存在不足，但凯瑟琳的诗中仍蕴藏着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以诗中谈论老少价值观差异的诗句为例：

凯瑟琳在出版《阿里斯托迪穆斯》时署名“某夫人”，这种罕见的匿名方式又一次给女作家带来了好处。虽然这本书销量惨淡，不过鉴于无人知道作者姓甚名谁，凯瑟琳便可轻易将其抛在脑后，继续努力创作，名誉也不会受到丝毫影响——事实也确实如此。凯瑟琳重新坐到书桌前，思索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不到两年她就给出了答案。

1841年1月，《苏珊·霍普利历险记；又名旁证》出版，仅仅比《莫尔格街凶杀案》早了几个月。小说的情节与后来爱伦·坡的风格如出一辙：首先发生了谋杀或者失踪案，紧接着侦探剧拉开序幕，整个故事错综复杂，直到结尾才豁然开朗。《苏珊·霍普利》语言流畅，显示了作者妙笔生花的写作技巧（这仅仅是凯瑟琳的第二部作品），而且取得了爱伦·坡梦寐以求的成就：一部极为成功的畅销书。当时人手一册《苏珊·霍普利》，大多数人爱不释手，这本书也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间犯罪小说竞相效仿的对象。“毋庸置疑，它非常震撼人心，”一位评论家曾这样说道，“读了前二十页后，就再也放不下这本书了。”

《苏珊·霍普利》情节编织巧妙，巧合层出不穷，读者读到后面才会发现之前忽略了许多细节。故事在不同的叙述视角间迅速切换，很快读者就会清楚地意识到，苏珊并非常见的简·爱式主人公；相反，她是错综复杂的人物和事件中那条清晰的线索。关于这位不同寻常的女主角，这里有一段描写：出类拔萃，不同凡响的苏珊！诚然，苏珊被塑造成了一个平凡而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物，实际上她却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勇士。

根据苏珊的主人哈里·利森的叙述，这个安静、诚实又善良的女孩来到他家，为他捧上“甜到心里”的茶，陪他聊天，让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而很多年前，她却是一系列调查中的首席侦探，每次都能将罪犯绳之以法，还无辜之人清白。起初，苏珊和哥哥安德鲁受雇于哈里·利森的养父——善良的温特沃思先生，两人和温特沃思及其女儿范妮住在一起，他们生活富裕，其乐融融。然而，范妮的未婚夫加韦斯顿先生却费尽心思地想要霸占温特沃思留给范妮和哈里的遗产。一开始，加韦斯顿想要溺死小哈里（多亏安德鲁高超的泳技，他才没有得逞），接着亲爱的温特沃思先生被发现切喉而亡。这时候，安德鲁和一个健壮的女仆梅布尔一起失踪了，于是大家立刻断定：他杀死了温特沃思先生，然后逃往国外。

苏珊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她觉得其中必有蹊跷，于是立即决定“仔细搜查事发现场，亲自检查房间里的每个角落”。虽然苏珊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她还是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一对链子连接起来的小饰扣，每颗扣子上都镶有彩色玻璃；其中一颗上面刻着字母W. G.……正是加韦斯顿先生名字的首字母。”28然而，尽管苏珊发现了线索，但她只是一个女仆，并且是哥哥免罪的受益者，一旦她站出来说明真相，必定会有人质疑她的动机。因此她只好去伦敦开始新的生活，在那里几乎没人认识她，也很少有人知道她“不幸的故事”。

在伦敦，苏珊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一次次经历表明，她是一个福尔摩斯式的人物。苏珊的一个雇主被指控盗窃，苏珊证明了她的清白；另一位雇主的女儿嫁给了一位意大利伯爵，而苏珊是第一个怀疑其伯爵身份的人（她的怀疑没有错）；后来，苏珊陪新娘在欧洲大陆旅行，路上她认出了梅布尔，就是人们认定苏珊的哥哥谋杀了温特沃思先生后，跟他一起逃走的那位女仆。此时梅布尔已经改了名字，并和一位法国贵族结了婚。她对多年前英国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因为阴险的加韦斯顿先生早在实施犯罪前就把她骗走了。事态的发展让梅布尔错愕不已，于是她和善良正直的苏珊以及一群侦探一起，开始寻找行凶之人的踪迹。最后，一切终于尘埃落定：加韦斯顿先生走出了法院，等待他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声名狼藉地度过余生，要么含羞而死。想到这些，他以最快的速度逃回了布鲁塞尔。立下遗嘱后……他回到酒店的房间里，开枪自尽。

凯瑟琳·克罗因为这个情节以及小说中其他阴暗的片段（毕竟都充斥着蓄意谋杀和无辜之人受累的情节）而遭到诟病。不过，尽管故事情节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苏珊·霍普利》还是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疯狂热卖。克罗巧妙地将所有叙事线索编织成了滴水不漏的结局，如此高超的技巧也让评论家们赞不绝口。“我们根本猜不到小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位评论家说道，“这本书相当难以捉摸……刚开始，某件事情的发生只是无意之举，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却变成了举足轻重的事件和苦心经营的阴谋。”另一位评论家写道，“在错综复杂的故事中”，苏珊“轻而易举地拨开迷雾”，直奔结局，就像“（复仇女神）德亚·文迪克斯解开所有的绳结一样”。

尽管《苏珊·霍普利》令人惊叹，也有一部分人觉得这种新的创作风格有些让人难以接受。盖斯凯尔夫人认为，只有那些“因懒惰而不愿思考或追求深刻感受的人，那些只想看着一幕幕场景从眼前经过，不需思考它们之间关联（就像我们在孩子面前展现的图景一样）的人”，才会觉得这本书好。

文字背后真切的常识，

感受事物真实状态的力量

在19世纪上半叶，工业化在英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肆意发展的工业化给社会带来了诸多变化，也催生了一丝隐隐的不安情绪。人力为钢铁和蒸汽所取代；科学和技术成为一切事物向前发展的动力；工业和生产力是万物之主。在物质主义大行其道的状况下，哲学领域日益对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事件抱有深刻偏见，因此，即使随着新型贸易市场的发展，数百万美元涌入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人们还是普遍感觉到情感和心智上的空虚。冒着烟的灰色城市和咔嗒作响的机器不能给出一切事物的答案。

在这种情况下，唯灵论运动在英美两国兴起，运动的全新重心不仅是试图证明除了我们可感知的世界外，还有另一个世界存在，还包括如何到达这个世界，如何与之交流并在其中活动。凯瑟琳的《自然的夜界；又名鬼魂和鬼魂预言家》是其关于超自然思考的集大成之作，在当时乃至今日，这本书都是其最著名的作品。《自然的夜界》可以算作一部鬼故事集，但实际上它也是开放自由的价值观念与催眠、圣伤、幽灵及其他奇异现象的故事相交织的产物，整本书生动活泼，让人如临其境。凯瑟琳旁征博引，借用从古至今的一个个故事，呼吁人们用不偏不倚的态度看待“另一个”世界存在的可能性，并抨击了那些彻底否定其存在的人。生活在一个工业化、机械化、利益至上的科学所营造的现实中，人们能适应更为广阔的世界吗？

凯瑟琳友善的语气真诚又易于接受，再加上她包容的态度，号召了许多人加入自己的行列，这本书也热销数千本：六年多的时间里，《自然的夜界》共发行六版，畅销欧美各地，读者纷纷沉醉于凯瑟琳描绘的“神秘的边界”，无法自拔。一位评论家曾这样描述这个地方：“目之所及是乌云密布的苍穹，双耳所闻是妙不可言的声音，抑扬顿挫却无章法可循，双足行走在幽深的群山间——这里，在自然的夜界，就是克罗夫人安营扎寨的地方。”接着，这位评论家表达了对自己早年信奉物质主义的懊悔之情——“这种惯常的恶习好像总觉得自己比世人聪明似的”——并称赞凯瑟琳在处理许多人难以理解的问题上技高一筹，她的观点“确切可信……读者通常会顺着她的思路走”。

不过，《自然的夜界》的畅销却掩盖了凯瑟琳的其他成就；甚至在她在世期间，其小说作品也鲜有人问津，而她装满超自然现象的头脑也开始分崩离析。《自然的夜界》让凯瑟琳一举成为爱丁堡乃至更大范围内社会、艺术、文学以及科学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四年后，到1852年，凯瑟琳已经出版了六部小说，并着手创作第七本；编纂短篇故事和中篇小说集《光明与黑暗》（Light and Darkness），于1850年出版；还为期刊投稿三十余篇。罗伯特·钱伯斯经营的《爱丁堡杂志》上刊登了凯瑟琳的多篇作品，1850年，查尔斯·狄更斯在其新创杂志《家庭箴言》（Household Words）上连载凯瑟琳写的故事《暗中搞鬼》同年，凯瑟琳之子约翰·威廉辞去在第八十三军团的职务，回到达纳威街与母亲同住。10月，约翰与苏格兰军官之女菲米·孟席斯成婚，不到一年，凯瑟琳成了祖母。家庭和工作上的事务一定让她不堪重负。

即便如此，凯瑟琳还是没有停止超自然现象研究，甚至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她日夜研习文本和日记，沉迷于各种理论，想要验证人类到底能不能与灵魂交流的欲望日益强烈。凯瑟琳还急切地想要出版《自然的夜界》第二部，概述自己对超自然现象的看法，不过她觉得还需要收集更多的证据才能以理服人。因此，凯瑟琳似乎没有被自己满满当当的时间表吓住，她长时间穿梭于爱丁堡、伦敦和欧洲大陆，参加降神会和展示会，除了记下自己的见闻外，心无旁骛。然而凯瑟琳已不再年轻了——此时她大约在五十二岁到六十四岁之间——时间一长，身体和精神劳累造成的损害就显现出来了。

1854年2月，凯瑟琳身边的一切看起来都惨淡无光，四处游历可能也是她散心的方式之一。其最新小说《林妮·洛克伍德》（Linny Lockwood）的市场表现不及其他作品，而凯瑟琳本人在探索唯灵论复杂世界的过程中进展缓慢，让她渐生挫败感。她的猜想一个也没有得到证实，最终凯瑟琳只得向同意出版《自然的夜界》续集的美国出版商坦白，印刷时间还需延后——还有“许多与这些现象紧密纠缠的东西未被发掘”。凯瑟琳需要一个友善的环境，于是她决定回到爱丁堡，和罗伯特·钱伯斯以及乔治·库姆聊聊。但此时已是2月，经过旅途颠簸，最终安顿下来后，她已经身患重病。凯瑟琳情绪低落，身体虚弱，未完成的工作和毫无进展的猜想让她头脑一片混乱，没过多久，凯瑟琳就跌入人生的最低谷。2月26日晚，罗伯特·钱伯斯发现凯瑟琳出现在爱丁堡街头，身上一丝不挂，口中念念有词，认为自己是个隐身人，后来他把这幅场景描述为“可怕又疯狂的暴露”。据说随后凯瑟琳立刻被裹上衣服，由挚友们扛进室内，不过在整个过程中她已经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很快，女作家裸奔的故事就在爱丁堡传得沸沸扬扬。

凯瑟琳立刻致信各大报纸，详细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然而已于事无补。当时，女性已经因为昏厥、抽搐，最糟糕的还有“癔病”（当时人们竟然认为这是子宫在身体内自由游走造成的）而饱受诟病。那些本来就对女性持有偏见之人，更是抓住机会，利用凯瑟琳的故事抗议女性在社会中新取得的突出地位，指责唯灵论只是带有欺骗性质的哗众取宠。凯瑟琳的闹剧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笑料，她的故事也被人们口口相传。

尽管凯瑟琳获得了许多朋友的贴心支持，这件大事仍然给她的职业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让她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中。《自然的夜界》第二部的出版计划被永久搁置，后来凯瑟琳仅出版了一本关于唯灵论的书，内容简略而且遇到了“重重麻烦”。但是凯瑟琳没有放弃写作，她转而为孩子们写书，创作出了更为简单轻松的作品。凯瑟琳分别为儿童和青少年精心改编了两个版本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还出版了《阿瑟·亨特和一先令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hur Hunter and His First Shilling）、《猴子历险记》（TheAdventures of a Monkey）等书。这些收入足够凯瑟琳度过惬意的余生，不过看到一百五十多年来，她的其他作品无人问津，我们不禁叹惋这场灾难给凯瑟琳带来的沉重打击。要是在今天，这个事件不用多久就会被其他名人的出格举动盖住风头，不过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受到礼仪和社会声誉的管束，这样离经叛道的轻浮行为等同于职业生涯的毁灭。

但这并不代表1854年之后凯瑟琳一直生活在无尽的懊悔之中。相反，她一如既往地展现出令人羡慕的热忱，重新获得了生活的力量。凯瑟琳身体复原后已是夏末，随后她去比利时和儿子、儿媳以及孙女住在一起，泡温泉，享受天伦之乐。她甚至与四年未见的威廉·萨克雷偶遇，萨克雷像个老朋友一样把她称作“欢快温厚的克罗夫人”。1860—1870年间，这位杰出的语言大师四处游历，或与友同行，或独自度假——新婚之时在希腊的时光还历历在目——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安享迟暮之年。凯瑟琳和儿子在温德米尔湖畔租下一处房屋，不时从巴黎、滨海布洛涅和迪耶普寄信回来。不久之后，凯瑟琳和儿子约翰·威廉以及儿媳菲米在肯特福克斯通的桑盖特路22号定居。

1872年，已上高龄的凯瑟琳去世。尽管凯瑟琳·克罗在写作生涯临近尾声之时，失去了许多拥趸（也因此没有得到当代读者的关注），但她仍然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最天赋异禀、博学多才的女作家之一。评论家未曾忽视凯瑟琳的文学才能，尤其是她的写作风格——将看似不可能发生的场景与简单易懂甚至司空见惯的人物和对话结合起来：一位评论家曾说过，“一言以蔽之，这位作家深谙真实的力量”。

守望者·传记

《不只是简·奥斯汀：重现改变英国文学的七位传奇女作家》

(美) 谢莉·德威斯 著

史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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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对女性及其生存困境的描写也大受称赞，她描绘了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而非独立个体，因而面对成年生活时手足无措的故事；讲述了无知以及父母的冷漠无情怎样导致可怕的婚姻；反映了女性因缺乏教育而在英国不断变化的社会中不堪一击的现象。凯瑟琳将心目中的女性形象付诸笔端：她们足智多谋、勤勉努力又勇猛豪迈；这样的人物形象，是对随后维多利亚时代日益推崇的理想女性形象的早期挑战。“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可能会被简·奥斯汀学派的人贬低成无药可救的低俗，”1897年英国作家阿德琳·萨金特写道，“但是克罗夫人在处理这些人物及其所处环境时，不带一点粗俗的色彩……读者可以体会到文字背后真切的常识，感受到看见事物真实状态的力量。”

本文选摘自《不只是简·奥斯汀：重现改变英国文学的七位传奇女作家》

内容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