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里一位临时女清洁工，一个老知青难忘的记忆

1983年初，我从乌拉山下的一家企业到巴市地区报社学习，在报社副刊部做一名实习记者。副刊部有四名编辑，同在一间不足八十平米的屋里各自忙着自己负责的版面而忙碌的工作，版面作完了就清闲了，而我来的时间不长，有时偶尔也出去采访，但每天大部分时间在屋里干着永远干不完的审稿的活。在编辑部呆了几天时间，我却发现了副刊部里的几位编辑见面时互相都很客套和热乎，背后却互相指责嘲讽拆台，从乌拉山下初来的我感到很不习惯，在这文人堆里生活环境，我很感到有些窒息。但是我还是对报社的生活充满了新鲜感，以火热的激情去揭开我在报社生活的新的一页。

负责报社新闻、副刊、文化、群众工作四个部的室内卫生清扫及打热水的是一位临时请洁工。一个干瘦的姑娘，看样子有十七八岁，她细高挑，瓜子脸，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长得很秀丽。但他那一身破旧肥大的衣裳和穿着一双廉价的塑料凉鞋，可以看到出她的日子过得贫困和辛苦。在她的眼神里似乎潜藏着一种忧伤和惆怅。

每天早晨8时，我们上班来到报社，这位临时清洁工已基本将他负责的四个编辑部的清扫卫生已做完，她又继续地将四个编辑部的八个暖瓶热水打满，活干完了，她已疲惫地坐在副刊部门前的一个简陋的破旧的木椅上歇着。

在我来报社的一段日子，使我看到了我不愿看到的不愉快的真实场面，除了几个年纪大一些的老编辑还很自重，其他的年轻的编辑都在心安理得地象使唤自家的佣人一样使唤着这位临时女清洁工做这做那。好象那位清洁工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大清早刚清扫干净的地面就很快地有了烟头，食物包装纸等，常有人就出去喊她来清扫。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和果皮等，本来是编辑们随手就扔在屋外的垃圾桶内，可是还是等着这位清洁工来收拾走。特别是那些穿的光鲜亮丽很时尚的从大学新安排来的女编辑记者，自以为自己高贵有文化有修养，更是居高临下，鄙视这个临时女清洁工。大热天，这些高傲自负的女记者每次看到这个穿着一身褴褛，蓬头臭汗的女清洁工时，她们总是捂住鼻子，窃窃私语。她们几乎每日很晚才来上班，到了编辑部，一边品着咖啡或饮着牛奶，吃着面包，一边看着报纸，看她们很清闲的样子，好像在报社当编辑记者没有一点工作压力。一会儿，她们又开始吃零食，将瓜子皮水果皮随意扔在地上，而那位女清洁工弯着腰而默默地清扫收拾这垃圾。她似乎没有一点怨言，她知道生活真不易，她还要坚持下去。

有一次，我去新闻部查找资料，就听到二位新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来报社青年编辑在议论这位女清洁工，有一位说：“我看这位清洁工吃苦耐劳不是她的美德，而是她的谋生的手段。”另一位说：“她为什么不买一件好衣服穿呢？我还没有看见她吃过巧克力和面包。”我听后没有吱声，我心里想，这二位讲吃讲穿的年轻女编辑永远不会理解这位穿的破旧衣裳的临时女清洁工的心里真实的想法，这位临时女清洁工不会想穿什么漂亮的衣裳或想吃美味的食物，她只想回到家里能吃上饱饭。

出于一个实习记者的职业的敏感，我开始关注这位报社里的临时女清洁工，关注这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于是我走近了她。

白天我在报社工作，晚上在报社大院里的报社宿舍休息，上班离编辑部很近。有时候为了赶审稿件就早晨提前一个小时到报社编辑部。那是头一次，我提前到报社，就看到那位女清洁工正在忙碌地用墩布擦地，她早晨五点半上班，有四个编辑部的室内地面和桌子都要过水擦洗，工作量很大。当我看到她忙碌的满头大汗时，我就常常主动地帮她干一会儿活，为此她对我很感激，她问我：“老师，您贵姓？您是这个报社的好人，能看得起我这个临时清洁工，还帮我干活。”我告诉她：“我姓傅，我是从企业来报社学习的实习记者，因我也是从苦日子过来的人，所以很同情受苦的人。”渐渐地我与这位女清洁工熟了，于是我采访了她，她给我讲述了她平时不愿意让人知道的她的苦难的身世。

她叫白茉莉，父亲白夜，原是上海人，曾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高材生，由于学习优秀被留校当了一名讲师。1958年，21岁的白夜思想很偏激，同年年底随百名有思想问题的人被下放到甘肃夹边沟劳动改造。1960年，大半数的人都逃走了，白夜在一次饥饿中昏倒在沙丘上，被一位当地甘肃乡村姑娘救起，捡了一条命，这个善良的甘肃姑娘后来成了他的媳妇。就在白夜在夹边沟农场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内蒙古乌达煤矿一次发生瓦斯爆炸，看到很多矿工遇难，几乎整个矿区的矿工脚底抹油——溜了。为此，内蒙古煤炭局向甘肃告急，这样白夜和一部分有思想问题的人又发配到乌达煤矿掏煤。来到乌达煤矿当了井下掘进工人，虽然工作环境危险，但是比甘肃农场强多了，首先人身自由了，而且分配的高粱米和玉米能填饱肚子，白夜很满足。1963年，矿区给白夜分配了一间小房子，他与那位甘肃姑娘结婚了。

白夜在乌达煤矿累死累活地干着，但是他的思想有问题的的帽子一直跟随着他。一度因他的笔杆子硬，被借调到矿务局宣传部写材料，他还给矿务局工会写过小品，剧本，一时在矿务局颇有影响。1964年，四清审查中，调查出白夜的父亲历史有重大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为此他又被调回煤矿井下掏煤。

白茉莉在小学和中学读书的时候，她一直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学生。但在他加入少先队和中学加入共青团组织时，她因为父亲思想问题和爷爷历史问题，政审不合格而都告吹。白茉莉从小就喜爱音乐与舞蹈艺术，她还在邻居的一位舞蹈老师辅导下，进行过舞蹈基础训练，她在家里也不时地苦练。在她读中学第一年的时候，上海舞蹈学院来大西北各个地方挑选舞蹈学生时，在乌达煤矿中学却挑选上了白茉莉，可最终还是因为父亲和爷爷的历史问题而政审不合格，而被刷掉了，她心中彩色的舞蹈梦被残酷的现实撕的粉碎。这一次给白茉莉的打击是很大的，为此她消沉下去了。在白茉莉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在井下不慎将腰部砸伤了，煤矿行业不景气，他在家长期休养，矿上只发基本生活费。她下面还有二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母亲没有工作还常有病，家庭已陷入了揭不开锅的困境，她只好含泪辍学，在社会上四处打工来维持家里的生计。

二年前，那位在饥饿年代逃荒流浪到巴市近郊农村的并一直打光棍的茉莉大舅去世后，留下二间土平房给了茉莉的母亲。茉莉一家才离开了乌达矿山，来到了巴市郊区农村落脚。新来到巴市这个陌生城市，更是让茉莉两眼抹黑，学历低更不易在社会上寻找到固定的饭碗，幸好一位好心的开车跑运输的村民认识一个在报社做饭的厨师，帮她在报社找了一个临时清洁工的活，所以她格外地珍惜在报社清扫卫生的饭碗，不论受多大累和苦，她也要坚持下去。

我知道了白茉莉的身世，也知道了她的生活困境。我心里常常询问自己，为什么生活对白茉莉如此地不公平？为什么沉重的生活担子这样过早地压在这个花季少女的肩上？难道就因为她有一个右派的父亲和有历史问题的爷爷？不知怎么了，我仿佛被一个无形的东西触及着我的心灵深处，我的心里开始对这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而产生了怜悯之情和同情之感。我想尽我一点微薄之力来帮助她。是的，这位比我小十二岁的女孩子就象我苦命的妹妹一样。

▲桑干河的女儿——我骨肉分离的妹妹

1958年，在涿鹿县政府工作的父亲因为有“政治言论”，被下放回老家雁北一个小山村。当时母亲患神经病而疯了，我上面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姐姐，一个四岁的妹妹，五个孩子，父亲无奈将小妹妹寄养在城郊农村一个农民的家里，我的妹妹至今还生活在桑干河畔一个小山村里。我的身世似乎与白茉莉的身世相似，也许这就是我对她同情和想帮她一点原因吧。

以后的清晨，我大早地提前来到编辑部，帮白茉莉干一些活，因为我只能为她做这些事，我只是一个从企业来的普普通通实习记者，没有一点权力和社会人脉关系。我告诉她，不要自暴自弃，不要沉沦下去，年纪还小，要努力学习，等家庭经济条件好转，再回到学校复读考大学。在我的唠叨声中，她便感觉到眼前亮了。从此她开始自学了，她需要的书，我到报社的图书馆给她借。我还托人为她寻找到高中的数理化的旧课本，供她学习。打那以后，我在报社每次遇见白茉莉，发现她的精神面貌变了，她穿的衣服尽管是旧的，也是干干净净的很整洁，她的眼神里流露出一种自信和坚毅。那一天清晨，可惜的是我没有相机，但凭着我文学创作的灵感，我捕捉到了一个充满诗意的荡漾着青春气息的特写的镜头，在朝霞余晖中，快乐的茉莉姑娘正在擦着编辑部的玻璃窗，她的脸上不仅有着纯净的劳动的汗水，她的脸上还有世界上最美的微笑。

有一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帮助白茉莉干清扫卫生的活，白茉莉笑着对我说：“傅老师，您以后早晨不必提前来帮我干活，您帮我找到高中课本和其它书就已经帮我大忙了，在父亲的辅导下，我每天晚上坚持学习了，我父亲看到我的转变而很高兴，因为他一直为自己的失败人生而连累了家庭和子女，他便深感到内疚和自责，他很感谢您在我生活处于低谷的时候，无私地帮我重新杨起希望的风帆。另外他创作的中篇小说《八百米井下深处的歌》已在南京《钟山》杂志发表了，影响颇大，并被长春电影制片厂已改变成电影文学剧本，即将被搬上银幕了。我父亲说，希望快要来了，也许我重返学校复读的日子不远了。”听完茉莉的一席话，我倒是感觉到很难为情，我帮她一点忙，让她们父女这样挂在心上。另外我对她父亲在磨难中还刻苦的从事文学创作，并已取得了成功，我对白茉莉的父亲充满了深深的敬意。我对茉莉说：“茉莉，我把您当做我的小妹妹，这是我应该做的事，热爱文学，要作好文，首先要先做好人，在文学创作上，我还要向你的父亲学习，以你父亲为楷模，走出一条成功的路。”我的话刚说完，只见茉莉清清喉咙，拿起随身携带的水壶喝了一口水说：“付老师，您是这个报社我遇到的最好的人，您不像有些编辑和记者看不起我这个临时清洁工，您还将我当做小妹妹帮助，我真的很感激您！”茉莉还告诉我，她家是南方人都很喜欢饮茶，饮茶有助于人的养生和健康。让我养成爱喝茶的习惯，她期望买一包茉莉花茶，晚上下班前把茶杯洗干净后备好茶，转天清晨她来报社干活时提前为我泡一杯茉莉花茶。我对她说：“谢谢你的一片美意，但是我一直没有养成喝茶的习惯，我也喝不出什么味道。”茉莉笑了笑地说：“慢慢地就习惯了，喝茶还帮助消化及去火，对身体很有益。”茉莉还让我转告同屋的其她编辑，晚上下班前，提前把茶放到杯子里，她转天来的早，负责给每人的杯子里沏上热茶。茉莉姑娘的心眼真好，她想的还很周到。

以后，我每天八点去编辑部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办公桌上一杯泡好的热腾腾的茉莉花茶，一阵飘逸着浓浓的茉莉花香扑鼻而来，一直香在心里，屋里其他编辑的杯子里也泡着热茶，为此大家都很感激！我从心里很感激这位纯朴善良的女清洁工，她贫穷而有真诚。我又联想到报社里其它部门的有些所谓的有文化有休养的知识分子却是那么地冷漠虚伪和傲慢。我也发现，这位善良朴实的清洁工的勤快和真诚，她最终没有焐热这些高知冷的报社文化人。

谁能想到一场厄运已悄悄地向这位女清洁工扑来。

一天中午，我刚结束去巴市长途公交汽车站调查落实一封群众来信的事，回到报社在食堂就餐时，就听到群工部的范编辑讲述了今天上午在新闻部发生的一桩偷盗案件，新闻部的一位女编辑的一支金星钢笔丢失了，说昨晚上下班时而放在办公桌忘了拿了，今早上才发现丢失了，于是她到报社保卫部门报案。很快来了两位保卫人员，他们一口咬定是临时清洁工白茉莉偷盗的，理由很简单也很荒唐，说这位临时清洁工低贱、贫困而萌生盗意，是值得怀疑作案的主要嫌疑人，又说这位临时清洁工借打扫卫生便利机会可以出入各个编辑部的房屋。那两位保卫人员大喊大闹，编辑部里一片混乱，当时有好多的报社的编辑和工作人员在场围观。他们都亲眼目睹了两位保卫人员在现场审查这位清洁工茉莉，并搜查了她随身带的布包，但是报社编辑们没有敢站出来阻止，在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一个编辑为这位被诬陷的清洁工说句公道话。他们是来看热闹的。最后，清洁工白茉莉被这两位保卫人员带走了。到了晚上下班时，我听说清洁工茉莉在保卫部门写一份上班的经过材料，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清洁工白茉莉被允许回家。但因为报社丢钢笔的事件，报社将这位清洁工白茉莉辞退了。

过了几天，新闻部传来了一个消息，那位女编辑所丢失的那支金星刚笔已在自己的家里的沙发底下找到了。为此，报社里一片哗然，也有个别人为清洁工白茉莉被诬陷而被辞退回家而抱打不平，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当时想不通，报社的保卫人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竟粗鲁地对待一个临时女清洁工。

那天我工作不怎么忙，我找到了报社的于总编。于总编又兼任巴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为人厚道老实，是个廉洁正直的老干部，他在报社是出名不收礼的领导。当他看到我去找他，他很热情地接待我。他对我有好印象，在我刚来报社学习的时候，正遇到巴市（地级市）召开全市农民体育运动会。当时副刊部指定我跟随宋埔良老师（编辑兼记者）一同采访。（这次现场采访，正是我和宋埔良老师学习的好机会）谁料到在采访的第二天，宋埔良老师突然患病住医院治疗，只好我一人完成采访运动会的任务。当时我感觉到压力很大，怕完不成采访任务而辜负了报社及宋埔良老师对我的栽培和信赖。只好不辞辛苦地整天奔波在运动会的场地，晚上继续跟踪到各个县体育代表团的下榻的宾馆采访，与运动员们一起就餐，和他们聊天，苦苦挖取素材和抓典型。运动会开了六天，我跑了六天。终于在运动会结束的前一天晚上，我完成了四千多字的人物通讯《农民康万斤进城赛球》，我提前又到医院让宋埔良老师审查稿件。文章见报后，颇有影响，市委领导给报社总编辑来电话，说此文章抓住了当前的政治形势，体现了市政府带领富裕的农民进行体育运动。那天取得本次全市农民体育运动会篮球赛第二名的那个县的体委和县体育代表团的领导及运动员代表康万斤都来到报社致谢。转天，于总编招见我，还有副刊部主任在场，于总表扬了我，说我采访中抓住了典型，配合了当前的政治宣传工作，完成了报社的采访任务。说要留我在报社正式当记者，并征求我个人意见，当时我没有答应。只说我要考虑一下，最后还要听企业领导的决定。这次我找他，我便开门见山地说：“于总，我找您反映有关清洁工白茉莉的事被无辜辞退的事。于总没有吱声，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他很热情给我泡了一杯茶水，他很关怀对我说：“小傅，这件小事由报社行政部门负责管理，你不要插手管此事，你很年轻有才华，到报社学习，多努力创作，我很欣赏你，你是干记者的好苗子，如果你愿意留下，我肯定把你调到报社来，在报社里不要管闲事。我当年从上海复旦新闻系毕业来到西北后，我的头脑也很单纯，也有一股冲劲，后来慢慢地适应这个现实环境了。你走吧，我还要到市里开会。”

听罢于总编所说话，我久久没有开口吱声，我细细地品味着于总编刚才话里的意思，他不让我管闲事，要我安分守己，要适应这个现实社会环境。我知道了这个社会很复杂，于总编对我确实是一片真诚和善意。此时我的心里似乎才醒悟了……我诚恳地说：“谢谢于总编对我的一番真诚的教导”最终于总编没有开口说话，他向我点点头，我站起来向他辞别，我怀着沉重心情离开了总编办公室。（几天后，报社又来了一个清洁工，是个中年妇女，据说是报社一位领导的一位同乡）

转天，我大早到编辑部上班，我看到昨晚下班前备好茶叶的杯子没有热水，空着。其他编辑的水杯也空着，我立刻提着二个暖瓶去锅炉房打热水，回来才泡上茶。想立刻饮，却喝不出提前泡一段时辰的茶好喝，喝不出那一种细腻体贴的心和对待人热情的清洁女工的善意，没了生活真诚的滋味。日后，我有了喝茶的习惯，通过喝茶品茶，我悟出了泡茶人比泡茶的技术更重要。饮茶的心比茶叶更重要。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体贴关心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有同情，有善良，有真诚，泡着人生的大茶杯，就更有滋有味了。

在清洁工白茉莉离开报社日子，我似乎成熟了。多少年后，我想起在报社实习的日子，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实习记者，竟想为一个临时清洁工抱打不平，想起此事，感觉到我当时是多么地天真和幼稚？即使在一个单位寻找理由开除一个正式职工，又有什么关系！何况当时报社要辞退一个临时清洁工！此后我在报社日子里，我失去了我初到报社实习的激情和希望。通过白茉莉被诬陷而无辜辞退的事，真让我每每疼痛，让我灰心和失望。

我最终也没有留在报社，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报社的于总编和宋埔良老师对我的扶持和厚爱，以及我又结识了几位报社的记者朋友，其中有的是蒙古族记者朝达格莱、巴特尔、王铁军等编辑，他们的朴实与真诚给我帮助很大。不久我接到了单位何书记的电话，他征求我的意见，是否要继续在报社学习？还是有其它想法？他告诉我报社的领导也来过电话，想挽留我在报社工作，询问我是否愿意调到报社工作？我说我想回单位继续搞文体宣传工作，何况将来我还要调到天津去。（妻儿在天津）何书记说：“好，那你准备回单位，”其实当时我的思想很矛盾很复杂，但是我想到了我在报社遇到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我失去了往日到媒体单位当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激情和愿望。我放弃了我一生唯一的当新闻记者的机会，也许这就是我的命运。半个月后，我从青山镇硫铁矿采访回来，带着旅途的风尘回到了乌拉山下，结束了我在报社当实习记者的生涯。一年后我接到了报社的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提到白茉莉去报社找过我一次，她已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我为这个在苦难中拼搏奋斗儿走向成功的矿工的女儿而高兴并默默地为她祝福。

四年后（1987年）我离开乌拉山下，调回了天津，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作家。我离开原来实习的巴市报社已有四十载了，报社的编辑记者们的面孔因为时间而模糊了，但那位曾在报社工作的那个临时清洁工茉莉姑娘的面孔非常清晰地越过时光，依旧鲜活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还有她为我泡好的一杯杯茉莉花茶，还仿佛热腾腾地从我的心里涌了出来。

（文章里白茉莉与家人及于总编等部分人物用的化名，照片中的人物是实名。）

2023年4月11日初稿于天津顺通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