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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小龙：“在精神创造的孤寂中，锲而不舍并豪气万丈”——李昊《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研究》序

申小龙 文化语言学新视野
2024-09-11
一、丰满的两翼 
2004年，德国著名的学术出版社PETER LANG出版了德国汉学家布里吉特•欧恩里德撰写的专著Wie chinesisch ist das Chinesische? Shen Xiaolong und die Kulturlinguistik（《中文的中文性研究——申小龙与文化语言学》），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的著作。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是欧洲人于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各地作深入调查后写的。它的雏形是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博士论文。 

时隔20年，李昊的《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研究》出版了，这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研究文化语言学理论的著作。这本书的调研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大大超越了前人。它的雏形，是复旦大学的博士论文。 
作者李昊清晰指出了两本书（德本与中本）的不同： 
1.研究视角不同 
德本站在欧洲语言学的立场，以中国语言学发展中文本土理论的必要性为视角。
中本以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中西关系为视角，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世纪之争和中国人文科学的历史长河中研究文化语言学理论。 
2. 切入问题不同 
德本提出的问题是：中国文化语言学是不是语言学的“科学革命”？
中本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文化语言学引起国内外极大的反响和争议？为什么文化语言学主张大泛系新语言学科？为什么文化语言学影响深远？ 
我认为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材料取向不同。
德本的研究资料以历史文献为主，中本的研究除了搜尽各种正式出版和非正式出版的历史文献，还特别建立了文化语言学口述史音像资料库。
作者和同学一起，从2015年到2019年，自费在全国各地访谈了49位老一代文化语言学相关学者，涉及语法学、词汇学、文字学、音韵学、语音学、修辞学、方言学、哲学、中学语文教育、外语界、出版界等众多领域。
这些受访学者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南昌、海口、广州、厦门、福州、成都、杭州、郑州等12个城市的46所大学，包括南京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清华大学、郑州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年龄最大的受访者已经90岁，而一些学者在访谈后不久离世，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口述历史记忆。
如此丰富的口述史资料，为作者积累了生动而真实的体验和感悟。 
访谈中的前辈老师给了李昊的探索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极其严格的要求。
例如周光庆教授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语言文化思潮时慨言，申小龙最可贵的是开风气之先，“他的思想对我启发极大，可以说，是申小龙真正开启了我的学术生命”。
王远新教授说：“我先不回答你们的问题，先问一个问题：你们说说自己为什么要报考申小龙老师的博士生？”

苏新春教授说：“如果你们最终只是申小龙的复制品，对文化语言学就不是推动。”
潘文国教授说：“文化语言学是有哲学的语言学，你应该从哲学高度对其理论本体做一个整体性建构。”
孟华教授说：“距离感是思想的本质。思想的本质是区分的自由。”
李昊在她55万字的博士论文终于完稿时感怀万端说：前辈受访学者“思想的冷峻和追求真理的执着”，“焕发出一种惊人的力量。可以说，没有这种力量的支撑，这本论文很难在精神创造的孤独中，锲而不舍并豪气万丈。” 
豪气万丈的李昊，也用自己的辛勤探索，给了前辈受访学者丰富的回馈。经她“重写”后的前辈思想，获得老师们的高度评价。例如孟华在看了李昊的文字后说：
“我的观点也有很多人引用和评论，但很少有人把它们放到一个系统里思考这些结论，也很难放到一个历史的维度评价它。在你之前，我有申老师这样的知音，现在又多了一位。
“你的这篇论文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我本人还要清晰地梳理了我的思想脉络，让我感到有些意外。这得益于你站在学术史和文化语言学理论高度的重新审视。”
可以这样说，李昊整整五年的博士课题研究，论文的完成是成果的一翼，另一个亟待“比翼”的重要成果是深度“穿越”到八九十年代文化语言学中国潮的学术访谈。虽然这些访谈内容已经浸入了李昊的论文，我们仍期待李昊把这些珍贵的史料整理出版，真实再现20世纪中国语言学在一个世纪西学规制下艰难探索中孕育的极其可贵的文化反思、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和思想启蒙。 
二、意兴中的哲思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学术史上激荡人心的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学术思潮以不容置疑的“科学性”成为语言学乃至其他社会人文科学的学科规范，而西方的理论方法与中国语言文化特征的深刻冲突也日益清晰地暴露出来。
最早认识到这一冲突的，是复旦大学老一辈语言学者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等，他们的思想深深启迪了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进入复旦的年轻语言学子。
以本土文化认同为特色的语言理论批判和探索逐渐成长起来，并在八十年代中期兴起了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热潮。
这股中国潮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巨大反响，激烈的争论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为世纪之交中国语言学的文化反思和文化重建留下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思想史料。
而李昊是我国第一个全面梳理和探究这一历史转折阶段思想史料的学者。
李昊把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前十年的“井喷期”，一个是后二十年的“静默期”。这里的“静默”只是表面意义上的，文化语言学不再追求表面的热闹。当我们发现文化语言学研讨会议收到的论文难以深入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需要一段很长时间的沉淀和思考，专注于新的问题和新的视角，专注于文化语言学的课程建设。李昊也将这一时期的几项深度研究概括为“寂静的轰鸣”。
走过了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在最近的二十年中致力于中文句型的功能分析、中西语言学传统的对话、中文语言学基础课教材的文化重建、中国语言文化研究的汉字转向。
在语言与文化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的新的世纪，这四个方面的探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显示出文化语言学新的生命和活力。
李昊是一位喜欢哲学的学者。在她的学习和研究中，总有抑制不住的兴味，要去探索现象背后的哲思。在复旦读书的几年，她听课的范围溢出了语言学，溢出了中文系，在许多哲学课堂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其中她听得最多的是张汝伦老师的课。
张汝伦和我是同住在复旦大学17号楼寝室的文科博士生。我们在那里共同撰写了《论文化语言学》一文，发表在1988年的《复旦学报》上。我在那里写的第一本书《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思辨录》，张汝伦为此写下三万字的长序。序文太长以致出版社责编难以编入书中，后来部分作为《读书》杂志的卷首文章发表于1987年，题为《语言和文化传统——申小龙<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读后》。同时全文编入了我和汝伦主编的文化语言学第一本论文集《文化的语言视界——中国文化语言学论集》。

在李昊的博士论文中，贯穿全文的哲学思辨闪烁着这位深受复旦思想滋养的年轻学者的独到见解。 
例如在谈到文化语言学的反思时，李昊说： 
“反思是对思维的一种思维，人们容易注意到它的批判性，但对它企图返回原点的立场，并不是特别在意。康德著名的三大批判以理性为批判对象，但他批判理性不以否定理性为目的，而是通过限制理性的地盘来维护理性。理性是形而上学的地基，其通过限制理性以修复形而上学大厦的着眼点，使他并没有站在其批判对象的对立面。但文化语言学不一样。” 
李昊借九十年代初一位学者的观点指出：“申小龙以其反叛精神而闻名，可人们常注意于他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百年发展史的激烈批评与否定，其实，申小龙语言思想的更大冲击力，来自他的语言观以及由此产生的方法论”。文化语言学在现代阐释学的语言哲学基础上，认定语言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是对一个民族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这是文化语言学最富有价值和启示力的思想，因为它开启了对语言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考的新视角。
这在西方语言思想史上并不陌生，但对盛行“工具论”语言观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来说，却是非常的另类。 
李昊认为，由于把“西方”树立为“他者”，文化语言学使中国语言学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紧张。申小龙一系列的论文著作被称作“檄文”，被视为对描写语言学主阵营的叫阵与挑战。但事实上，很可能被挑战方并没有看清楚文化语言学真正在做什么。
文化语言学并不把批判当作目的，也不把打倒什么、推翻什么，视为意义和价值。它真正的冲动，是在强烈的理论觉醒的驱动下，去完成中国语言学理论的文化重建。

这种理论冲动，使它不仅专注于自身学说的理论构架，也同时建构了一个“他者”：即“西方”。这个姑且称作“西方”的“他者”，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的产生过程中，承担了两个“角色”：
一个是否定意义上的“西方”，即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的西方语言理论对汉语汉字研究的“殖民”；
一个是肯定意义上的“西方”，即在中文研究中起“镜像”比对作用的印欧语言文字结构与特征。后者是文化语言学理论“自我实现”的重要依据。 
又如在谈到科学和科学主义问题时，李昊指出，在中国思想界，从科学精神到科学主义只有一步之遥。“科学”概念在引进中国时附有的爱国动机，使它从工具尺度变为价值尺度，最终演变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化与道德制高点化。
中国特色的“科学主义”，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科学精神本身。当与一整套西方科学传统殊异的东方学术传统，通通被视为非科学而遭到拒斥，科学就异化了。
这种价值属性的“科学观”，深刻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文学术的现代转型。当“科学”成为由传统转型为现代的唯一身份标志，近代以来中国整个人文科学的定位与建制，都难逃困厄的命运。
20世纪上半叶普遍发生在人文学术领域的诸如“中国古代有没有语言学”“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等激烈争论，反映的就是这一事实。 
关于汉语研究的科学精神和科学主义，我和朱晓农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展开过激辩，整个过程集中反映在1989年《北方论丛》发表的我俩合署的《关于语言本体论和语言学方法论的对话》。
我是一个埋头前行，不理会学术争议的研究者（我对思想体系之间的通约抱悲观的态度），然而唯有对朱晓农是例外（可惜也仅此一次）。朱晓农是我的复旦同辈，当年我们在一起总有酣畅淋漓的交流，然而在对语言学“科学性”的认识上，却针尖对麦芒。由于这样的对立建基于彼此很深的理解，这就使得对话有意思起来。
李昊十分敏锐地看出我俩在激辩之下的默契——对中国现代语言学务实（材料）不务虚（理论）的批评。她指出：我国现代语言研究将理论与材料、演绎与归纳对立起来，反映的是科学理念的落后。把理论、宏观、演绎视为“虚”，把材料、微观、归纳视为“实”，并以此规训年轻一代，这掩盖了学术发展代际更新的本质，不利于思想的创新。
她引用欧洲汉学家Williem A. Grootaers的一段话：
“现代中国语言学者，多数都具有传统的历史观点，这是他们的长处，……但只有很少的学者，对于语言学的理论发生兴趣。老实说，中国的比较语言学者的成绩并不亚于西方学者，但可惜的是，中国缺少像巴利（Bally）、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一类的人物。”
我想，这正解释了中国现代语言学何以科学精神不足，而科学主义有余。 
         三、两个有趣个体的生命之缘 
我认识李昊，不是从师生关系开始的，而是从同学关系开始的。这是李昊和我的所有学生的不同。
2007年，复旦大学和英国爱丁堡大学共同建立孔子学院，学校派我担任首任中方院长。国家汉办举办中方院长培训班，我和李昊就是在这个班上认识的。
在这个先后在廊坊和清华大学举行的为期两周的培训班上，全班同学一起听课，一起参观，一起锻炼，一起比赛，甚至一起跳舞，一起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还一起天天跟着世界冠军邱慧芳学打24式杨氏太极拳。
在这期间，我给培训班作过一个报告，讲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李昊有了考我的博士生的志向。这一夙愿，终于在2014年实现。
对于李昊这样一个当时已经具有高级职称并担任系主任的西南交大外语学院教师来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然而，入学后的学习更为艰辛。上海和成都距离遥远，而李昊刚开始读中学的儿子又亟需父母的关心和指导，李昊的爱人工作又特别繁忙。
我经常说，每一位读博的女生，都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都多次哭过。她们在披荆斩棘中成长，个个是人中翘楚。
而李昊在孩子成长最需要她的时候异地读博，每天在巨大的学术压力下，只能在短信和邮件上指导孩子的学业和心理，其呕心沥血，更难以言表。
所以，当李昊获得复旦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证书那一刻，在寝室里兴奋地举起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室友拍下她欣喜的瞬间。我把她的照片发到了师生群里，难以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 
返乡后的李昊这样说： 
“我相信成长与修行是一辈子的事，但在追梦的途中不怕一个迟字的我，不时因歉疚而寂然落泪。
“离家时还是小学六年级的、稚气的脸，等我五年脱产、毕业回乡，已变成一张棱角分明的、高中生的脸；
“丈夫管单位和管孩子一肩挑，早已满头飞霜；
“尽管我与孩子的中学老师难见面也保持沟通，尽管每天晚上（除去周末）坚持给孩子写短信，数年下来已八万三千余字，这一切只是使歉疚的心一碰就流泪。” 
李昊在复旦读书的五年，是她“凤凰涅槃”的五年。在她的记忆中，申小龙这个导师“会当着大家面对我边恼、边拍桌子”；哲学学院张汝伦教授会一句话扔来，让她恨不得钻地洞里：“你啊！就是书读少了，别丢你导师的脸！” 
李昊理解自己的老师：“他们绝非不痛不痒的老师”；“如果一个人把思维与精神的启蒙，视为一种慧命，正是如导师申小龙先生、张汝伦教授这样的学者，使大学之为大学，使学术成为生命。” 
让我深感自己愚钝的是，指导了这么多学生，却对学生眼里的导师，浑然不知。直到李昊毕业，我才在她的博士论文后记里，看到了别样的自己。
李昊说，导师使他的学生受益最多的，是让学生“领悟何为理论思维”。“吾师身上有一点很突出：他热爱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本能地排斥亦步亦趋”。“导师对范畴有天生的敏感，排斥任何现成术语”，“具有点石成金的术语创造天赋”，“对建构理论大厦高度自觉”。“导师说‘每个引进的名词术语，都自带文化视角’，能读懂他对《文汇报》记者说的这句话的人，一定会感佩充沛的创造力由来有自。”……我慢慢感到李昊说的已经不仅仅是她的老师，而是她真实的成长心路。没有这样的成长历练，不会有这样的感悟。 
但李昊眼里的导师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好”老师。她的导师是“可以让学生去体悟，也可以让学生绝望的导师”。李昊说：
“他要和你辩论的时候，一定会不断抛出问题，不断打断你的回答。他不会耐心听你说完，因为你还没开口说到一半，他已经知道后面是啥。他不会给你半点面子，他也从不轻易表扬学生。要当面听到吾师的表扬，太阳得从西边升起。”
看到这里我真是惭愧无比。但李昊是坚强的，她话锋一转： 
“但无由亲炙者，也很难体会这种‘绝处逢生’的喜悦：每每进步神速的时候，总是这种难堪之后。我早已自称‘小强’，吾师不仅启迪我思维，更在学术中锤炼我、升华我。
“吾师的样子，从来儒雅温和，为何一到学术上，就极为较真、极为气盛？因为谈起论文来气盛的‘申小龙’，就是论文字里行间那个气势磅礴的‘申小龙’，因为那就是吾师眼中一个人生命力的体现，是精神的无拘与勇敢，是自在而高标的自我彰显。”
我看过无数的博士论文的后记，有一篇是这样真实犀利地给导师画像的吗？唯一能解释的，只能说是师生之间可遇不可求的“风云际会”——两个有趣个体的生命之缘。
在李昊的《博士学位申请书》上，有一栏提问“论文工作中曾得到导师、其他教师和协作者哪些指导和帮助？”李昊不假思索地回答：“导师在史料的提供上为本论文的完成带来决定性的帮助，同时在论文的具体构架与思考、观点的展开上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
的确是这样。一方面，我不喜欢有思想的学生写出来的东西是导师以为的样子，这太可惜了！祖父画国画就坚决反对学生模仿他，说那样是没有出息的。李昊回顾自己五年的研究过程也深切感受到“导师不希望我的思想受到干扰，更因为自由本身，在导师眼中，是对思者的褒奖。”
另一方面，我知道自己一旦细看学生的论文，会从语言到思想改得面目全非，尤其是在语言上。我承受不了自己的固执，那等于让自己重写一遍。
事实上，每一个思想者的语言都是他真实自我的脉动，我称之为“语言自我”，那是极其可贵且不容修改的。李昊的论文语言就刻画出她的人格和风格，神形毕肖。
一个有趣的灵魂，值得被欣赏和敬重。
李昊的论文得到评审专家的高度肯定。一位专家这样写道：
“李昊的博士论文《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研究》对该学派的理论全貌与发展过程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这是一个需要极大学术勇气与魄力，同时也需要扎实的理论修养与宏观把握能力才能驾驭的高难度课题。
“在具体论述中，对关键问题、焦点问题、症结问题，一一论述，不回避，不躲闪，尽量在章名节名凸显出来，溯其源，理其流，爬梳整理，井井有条。
“采访的当年学者，于中国文化语言学来说，有鼓者呼者，有观者思者，更有弹者禁者，但无一例外都是当事者，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作者寻找一切机会，足迹遍南北，当求必求，留下的录音材料长达100余小时。这是极宝贵的一份语料、史料，更反映出作者有容乃大，有求乃真的学术执着与品格。
“有魄力，有思想，有格局，方能孜孜于如此难以获得确解的课题，长达五年而不懈。同时，又敢于问根，敢于求真，敢于面难，方能以还原历史真实，追求学术真谛的精神，录真音、留原稿、还真相。
“论文可能还有不周全处，可能还有不稳妥处，可能还有可议诽处。常人可挑之处应有不少，但作者能拿出，却正是常人未必能方、未必敢言的东西。这是一部体量极大的论文，也是一部充满学术追求的论文，很好展示了作者那难得的独立学术思考的精神与能力。”
在今天，一篇博士论文得到评审专家如此饱含热情、直抵人格的评价，尤其是“难得的独立学术思考的精神与能力”，极其罕见，也让人欣慰。
李昊的思想探索虽然“豪气万丈”在“孤寂”中，但那么多她尊敬的前辈学者注视着她，温暖着她，激励着她，“远远超出他们在论文著作中给人的震撼”，李昊是勇敢的，也是幸福的。
在她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答辩通过后的博士生感言环节，李昊“怕感言这个环节，说着说着就哭了”，便先用文字写了下来，念给大家听：
“脱产五年，离开单位、离开家人，全力以赴完成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题目，的确在师门，大概也算破纪录了。……所有的艰苦，在我眼里，背后都一定是收获。我没有退缩过，甚至经常都有气贯长虹的豪气在胸中鼓荡。唯一让我难过的，是对丈夫、孩子的歉疚。所以，我不叫吃苦，我是在享福。
“最后要说的是：感谢复旦，感谢申老师。是申老师启迪我、引领我走上学术之路，并让我体会到生活、学术、乃至生命，如何融为一体，做一个为精神的创造而活的人。”
我一直记得李昊在论文进入尾声时写下的话： 
“我在历史面前禁不住动容，
唯有独立之思想，
敢与日月同辉。” 


“文化语言学新视野”公众号
编年目录链接（三十七）
（2021.4.1-10）
2021.4.1  “我们现在说话写文章，是否只是在用汉字来说英语呢？”——为欧化点穴
2021.4.2   帕瓦罗蒂知道了一定大叫：不带这么玩的！——外来词的汉字阐释

2021.4.3   听到祖父说中国画的构图是散点透视，我一下想到了汉语的句子！

2021.4.4   “盯着一个字看的时候会突然感觉不认识它了”——汉字图像本质的不可分析性

2021.4.5   “嘴里含着水我可以靠音调来跟我妈说很长的一句话”——汉语浓艳的声调色彩

2021.4.6   “我爱你”和“I love you”，哪个更说不出口？——母语认同的金标准

2021.4.7   真的很抱歉很抱歉的时候说“对不起”好像什么用都没有

2021.4.8   “原来，语言是用来寻找归属感的啊！”——一位静海女孩的心声

2021.4.9   男性司机嘴里的“女司机”：不是一个词组，而是一个词——怎样看待有标记的词化现象？

2021.4.10   “和朋友在一起，我25岁；和下属在一起，我35岁；和女儿在一起，我5岁”——双性化人格的意义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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