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这部小说，从明代刚在社会上流传起，就被人认定为是一部“黄色小说”。说来很滑稽，第一个认定它是属于黄色小说的人，自己本是个并不正经的脚色。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董其昌。当时他官做得不小，又以书画名世，其实却是个名闻遐迩的嗜好“采补”、“房中术”的好色之徒，又横行乡里，因此曾一时激起了民愤，被“不下百万”的百姓团团围住了家而进行了所谓“民抄”。大家蜂拥而至，将他的家财抢之一空，又一把火将“数百馀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园亭台榭、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焰中矣”。事闹大了，参与其事的十几名秀才在联名辩状中就说董其昌“滛奢如董卓，举动豪横如盗跖流风”，“谋胡宪副之孙女为妾，因其姊而奸其妹”，“滛童女而采阴，干宇宙之大忌”（《民抄董宦事实》）。可就是这样一个官僚，当他第一个觅到《金瓶梅》这部小说抄本后，一方面私底下说它“极佳”，另一方面又一本正经地对人说：“决当焚之！”自此之后，《金瓶梅》一直高悬于官方禁毁书目的榜首，将它视作为“古今第一淫书”。
明代的大学问家沈德符好不容易抄得部分给当时的著名小说家冯梦龙看后，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其他朋友也劝沈德符拿出去出版。
可是沈德符就是不敢，怕此书出版后，“坏人心术”，以后阎罗王来找他算帐，会打入十八层地狱。流风所至，有的人到今天尚谈《金》色变。可能他从未读过《金瓶梅》，不知真正的《金瓶梅》是什么样子，只是一听说《金瓶梅》，就只记着一个“黄”字。你要出版有关学术著作吗？先打个问号。你要重印这部小说吗？还是不印为好。你要改编成影视作品吗？那影响可能会更糟。总之，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离它越远越好，以免改日谁来找他麻烦，丢掉了乌纱帽。
与此相反，从明清以来的一些好色逐利之徒，则拚命地将《金瓶梅》偷印翻刻，乃至胡编乱造，将它打扮成一部“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鲁迅语）的真正的色情之作，把《金瓶梅》的名声越搞越糟。特别是近些年来，借《金瓶梅》之名来改编成形形色色的影视、漫画等招摇撞骗的玩意儿层出不穷，就在笔者作此短文之时，还在网上看到某地要将《金瓶梅》拍成所谓20年来“最劲爆情欲片”的消息，其广告语就是“大开色戒”！呜呼！以上两类人，一正一反，看似南辕北辙，其实是异途同归，他们的目光都只盯着《金瓶梅》的一个字：淫。不错，《金瓶梅》是有一些“说淫话”的地方，赤裸裸地描写了性行为，而且有的地方写得庸俗下流，也破坏了艺术表现。但同时应该看到，在《金瓶梅》中多数的性描写是与暴露现实、深化主题、刻划人物、推进情节大有关系的，它只是一种特殊的表现手段而已。更何况，这些文字充其量也只占了全书文字的2%而已。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性描写，当然会有不同看法，这里不想扯开去讨论，但有一点应该是认真读过《金瓶梅》的、真正懂得小说艺术的人的共识，即这部小说在总体上是深刻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同时在小说艺术发展史上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正因此，明清以来的有识之士，都给予极高的评价。比如，明代公安派的领袖袁中郎从董其昌那里借来读后，就赞赏它说：“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这前一句话是说它写得漂亮，后一句话是说它有很强的劝戒性与现实意义。袁中郎又借给朋友谢肇淛读，谢读后就更明确地断定《金瓶梅》是“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后来李渔将《金瓶梅》与《三国》、《水浒》、《西游》并提，称之谓“四大奇书”。他说：“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诸如此类，在明清两代人中，自有一批有识之士，看到了《金瓶梅》的真正价值。
不过，这些都远了，我们不必一个一个去胪列他们的看法，今天不妨就五四以后一些现代的代表人物的说法，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充分地肯定《金瓶梅》的认识价值与美学价值，而且是如何越来越看到它在当代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当代反腐败中的意义的。
先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说起，当时胡适还是随传统的大流，认为《金瓶梅》与“今日中国人所谓男女情爱”，“全是兽性的肉欲”（《答钱玄同书》，《胡适文存》卷一），仍是戴着黄色眼镜来只注意《金瓶梅》的写“淫”的。但陈独秀、钱玄同就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钱玄同尽管也认为《金瓶梅》有消极作用，但还是认为：
“若抛弃一切世俗见解，专用文学的眼光去观察，则《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正如周、秦诸子，希腊诸贤，释迦牟尼诸人，无论其立说如何如何不合科学，如何如何不合论理学，如何如何悖于进化真理，而其为纪元前四世纪至六世纪之哲人之价值，终不贬损丝毫也。”（见《胡适文存》卷一《答钱玄同》所附）
而陈独秀早在他们两人论争前，就在1917年6月1日给胡适的信中说：
足下及玄同盛称《水浒》、《红楼梦》等为古今说部第一，而均不及《金瓶梅》，何耶? 此书描写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远不及也。乃以其描写淫态而弃之耶？则《水浒》、《红楼梦》又焉能免？
陈独秀在这里不但指出了《金瓶梅》在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对《红楼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艺术表现好；而且首先指出了它的认识价值。所谓“禹鼎铸奸”，是说夏禹将天下九牧的贡金铸成一鼎，鼎面上铸了魑魅魍魉，使百姓认识它们。也有说鼎上铸的是百物图象，有好有坏，使民知“神、奸”之辨。不过，陈独秀在这里不取铸“百物”之说而用的是“铸奸”，就完全切合《金瓶梅》的特点。他称赞《金瓶梅》“描写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就是说这部小说真实、细致、深刻地描写了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现象。这比一般地说《金瓶梅》是“史公文字”就更有针对性了。继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给《金瓶梅》以从未有过的最高评价且作了在当时最为详细而系统的分析。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
这“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八字，可能是文学批评史上对《金瓶梅》的最高评价吧。假如说这是侧重在高度评价《金瓶梅》的艺术表现才能的话，接着就指出了小说所描写“世情”、暴露腐败的广度：
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縁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所谓“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就是说，通过描写西门庆一家，从市井写到士类、权贵，批判了当时社会中的各色各样的丑类。与此同时，鲁迅对《金瓶梅》写淫及其他缺点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说：
故就文辞与意象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縁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
当然，这是鲁迅在写小说史时提到了《金瓶梅》，偏重在学术上的考量，并不着重探究它的现实意义。当时直接将《金瓶梅》的反腐败意义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要以冯叔鸾为代表。冯叔鸾是当时比较活跃的小说戏曲评论家，他在《晶报》上接连发表两篇论及《金瓶梅》的文章，很有意思。一篇题目即为《〈金瓶梅〉与现社会》（1924年3月1日），当头棒喝；另一篇题则为《〈金瓶梅〉与近代政局》（1921年4月3日），具体解剖。
在前一篇小说话中，他指出“现社会受旧小说势力之支配”，“当推《金瓶梅》第一”。为什么呢？他说：“盖今之居高位挟重权者，迹其行为，不为淫妇，必为小人，固皆不失其潘金莲与西门庆之资格者也。余故认《金瓶梅》为旧小说支配现社会之最有势力者。”假如说，这还是从一般意义上揭示《金瓶梅》的现实意义，稍显抽象、笼统的话，那么他在后一篇文章中更加具体化了，他说：
我说近代中国底政局大似《金瓶梅》，袁项城豪夺巧取，卒不免于家破身亡，好似西门庆。某巨公老成持家，竟不能防患未然，好似吴月娘。王士珍名位俱尊，却碌碌无所见，似李娇儿。段祺瑞廉介自持，不免于讥议，似孟玉楼。冯国璋怀财先亡，大似李瓶儿。梁士诒历仕数朝，声名狼藉，而刁钻特甚，恰似潘金莲。叶恭绰与梁为伍，而自成一军，有似春梅。江朝宗专为人作粗活，直似孙雪娥。宋教仁才调无双，卒受牢笼以死，则似宋蕙莲。清摄政王弄得家破业亡，有似花子虚。梁任公以术饵袁氏，卒致袁氏之死命，有似韩道国。洪宪时代筹安会诸公，则不过似应伯爵、谢希大、常峙节一流人也。
冯叔鸾所论，尽管揭示了古今之间在某一点上的共通性，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这毕竟是一种比附，难免会给人以一种牵强附会之感。到上世纪30年代，郑振铎发表了《谈〈金瓶梅词话〉》，《金瓶梅》在现实社会中的反腐败意义才得到了完整、明确、充分的论述。他明确指出：
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
这一认识，虽然是从张竹坡的“纯是一部史公文字”，陈独秀的“禹鼎铸奸”，鲁迅的“骂尽诸色”而来，但其涵义已大大超过了前人。陈独秀等所论《金瓶梅》描写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丑类，主要是指真实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而郑振铎在这里的表述，就显然不只是指当时的社会，而是包括了古与今。他是站在古今一体的角度上肯定了《金瓶梅》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而且又说：“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这就高度地肯定了《金瓶梅》暴露腐败的包容性与经典性。接着，他反复强调我们当从《金瓶梅》中学会认识社会，对照现实，改造世界。他说：
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而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的社会，虽经过了好几次的血潮的洗荡，至今还是象陈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恹恹一息的挣扎着生存在那里呢。于不断记载着拐、骗、奸、淫、掳、杀的日报上的社会新闻里，谁能不嗅出些《金瓶梅》的气息来。郓哥般的小人物、王婆般的“牵头”，在大都市里是不是天天可以见到？西门庆般的恶霸土豪、武大郎、花子虚般的被侮辱者，应伯爵般的帮闲者，是不是已经绝迹于今日的社会上？杨姑娘的气骂张四舅，西门庆的谋财娶妇，吴月娘的听宣卷，是不是至今还如闻其声，如见其形？那西门庆式的黑暗家庭，是不是至今到处都还像春草似的滋生蔓殖着？
《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生存着。
1949年，全国解放，天翻地覆，但这个结论是否已经过时？《金瓶梅》时代的一系列现象，是否还顽强地生存着？西门庆这样一类脚色，是否没有完全绝种？我们来看看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的思考。今天，我们在回顾五、六十年代的古代文学研究时，往往归咎于当时的极左路线，归咎于毛泽东。
但实际上，在这个年代里，对《金瓶梅》最有识见的，还是身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
他屡次对中共中央的高级干部推荐《金瓶梅》，评论《金瓶梅》，话虽然不多，却要言不烦，一言中的，而且，作为一个政治家，也是十分注意读《金瓶梅》与反腐败联系起来的（他论“《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等艺术问题，这里从略）。
比如，毛泽东说：“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什么叫“真正历史”？就是作品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客观性，它抓住了社会的本质问题，具有极高的认识意义。
毛泽东在肯定《金瓶梅》是真正历史时，特别强调它写了“经济”。
他曾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比，说“《东周列国志》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则不然”；
又将它与《水浒传》比，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
所以，“真正历史”说，比之“现实主义”论来更直截了当地抓住了文学作品“写实”的精髓。
比起“纯是一部史公文字”说来，更能抓住社会历史的本质。试问，除了《金瓶梅》外，还有哪一部作品可以称之为写了“真正的历史”？
写历史，毛泽东又特别关注“它只暴露黑暗”，“在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写得很细致的。”
这就精确地揭示了这部小说的基本特点：
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它的最基本的特点不是歌颂，而是“暴露”，暴露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腐败丑恶的现象。
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说：“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
毛泽东一再在中共中央，乃至在政治局会议上推荐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阅读《金瓶梅》，其深意何在？据我的理解，就是希望他们将《金瓶梅》作为一部反腐败的经典来读，让他们从中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真谛，懂得经济与政治，懂得社会的矛盾，不要腐败，不要当西门庆，当蔡京、童贯式的人物，不要当烂掉了的当权派。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不能不佩服他有那么大的气魄。
斯人已去，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伟人，能站出来，建议那些可能成为西门庆式的人物，把《金瓶梅》作为镜子，认认真真地来照一照，能号召大家杜绝腐败，让《金瓶梅》的时代永远成为过去！
我们要感谢毛泽东的还不止于此。
正是基于他对《金瓶梅》的深入的理解，在他的倡导下，中华书局于1957年影印了《金瓶梅词话》2000部，并着手整理普及的排印本。不但如此，他的观点也有力地影响了“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者。
20世纪六十年代中央组织的“中国文学史”统编教材，乃至到197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集体编写的《中国小说史》，都给《金瓶梅》以较高的评价。《金瓶梅》的研究从此踏上了新的征程。
如今，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从陈独秀到毛泽东，渐渐离我们远去，但《金瓶梅》时代的幽灵有时还在我们身边游荡着，《金瓶梅》时代的腐败气息有时还在我们周围散发着。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郑振铎的话：
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得太迟钝呢？还是《金瓶梅》的作者的描写，太把这个民族性刻画得入骨三分，洗涤不去？
看来，《金瓶梅》还是有它的社会价值，有它的反腐败意义。我们阅读《金瓶梅》，就要借助西门庆等形象去炼就辨识这类幽灵的火眼金睛，去反对腐败，认识腐败，铲除腐败，为建设一个和谐而清明的新天地而努力。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悦读MOOK》（第十卷），2009年1月。后收入《黄霖<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