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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周法高:周法高自述【转发】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
一、两句话断定了我终生研究的方向
二、单凭这一篇文章已经够资格获得硕士学位
1939年,我在烽火中念完大学,正当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复校后第一次招生,我也就考取了。研究所在昆明靛花巷。当年秋天,我动身经川滇公路到昆明,开始了我的研究生生活。我的导师是罗常培和丁声树先生.我曾经和罗先生因为讨论切韵是代表“古今方国之音”的混合,还是代表隋及唐初的长安音如高本汉所假定的那样,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我认为切韵如果不是代表一时一地之音,根本就不能拟音,而他认为纵使不如高本汉所说切韵代表六世纪的长安音,我们也可以加以拟音。另一点是:他要我研究《经典释文》中的旧音,我认为没有什么前途。不过罗先生是很有雅量的,他并不因为我和他辩论而感到不满。他不但对我们研究生的生活很关心,而且把他过录的《经典释文》诸家校本借给我移录。那时日机空袭频繁,逃警报的时候都要带着罗先生借给我的木版书走路,而且我也每次战战兢兢地当做宝贝似的捧着,断断续续地又过录了好几个月才完成。1940年冬天,研究所搬到龙头村以后,我们逃警报的次数少多了。那时赶着写论文。我记得一间大房子里至少有四个研究生在一起,就是汪篯、殷焕先、王玉哲和我。殷、王二兄都是第二届的,我们相处得颇为融洽。当时研究所的一点藏书装成几个书架,就放在这个大房间里,我们看起书来非常方便,真可谓图书馆、研究室、宿舍三位一体,所以我在这一段时间里读了不少书。我在书架上看到《丛书集成》第一期的书,里面有唐代玄应和尚著的《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我发现其反切和《切韵》相当接近,就起了系联其反切而得出该书的声韵系统的念头。同时因为我当时对于梵汉对音很有兴趣,就是根据佛经中把印度的梵文音译为汉文的声韵对应关系找了出来。恰巧那时候旧书架有一本牛津大学教授Soothill 著的《中国佛教名词辞典》,我就把玄应书中所举出的音译佛教名词的梵文找了不少出来,其中有玄应的师父玄奘和尚新译的佛经名词,玄应并且指出旧译不正确的地方。我曾经利用这些资料写成了《说平仄》和《切韵鱼虞之音读及其流变》二文,登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里。我就问罗先生:能不能把玄应音研究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蒙他表示同意。所以我的硕士论文除了包括后来在集刊里发表的《玄应反切考》和《广韵重纽的研究》以及前引二文而外,还包括了我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出版的《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字表》。1941年夏季,我参加由罗常培、王力、杨振声、唐兰、袁家骅诸先生组成的委员会的口试时,王力先生就说:单凭《广韵重纽的研究》这一篇文章已经够资格获得硕士学位了。根据玄应反切系联的结果,我发现和《切韵》的系统非常接近,因此我便改变了我原来的主张而附和高本汉的主张。1938年,陈寅恪先生在岭南学报上发表了《从史实论切韵》一文,说明除了颜之推和萧该是出生在南方而外,其他五人都在河南洛阳附近,因此《切韵》不可能代表长安方音,而可能代表“洛阳旧音”、我因此又修正了我的说法,认为《切韵》代表六世纪初士大夫阶级间流行的读书音。这在周祖谟先生的论文中则称为“文学语言”。王力和邵荣芬先生合著的论文认为玄应的反切系统较之陆法言的《切韵》要简单得多、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另作文章来讨论。由此可见,做学术研究需要继续不断地研究和虚心探讨,不可固执己见。总之,我在昆明短短的两年研究生生活中,接触了好多第一流学者,增广了不少的见闻,读了不少书,从此我才踏进了研究之门,为以后的研究工作铺了路。我深深感到:早期的研究有时候会超过后来的研究。我上面提到的《玄应音研究》中的几篇论文,在发表的时候虽然也经过了两三年的修改和扩充,但是最初的开端是在这两年中形成的,而我在以后四十余年中竟然没有写出一篇比《广韵重纽的研究》一文更好的文章,真是使我颓丧得很。后来虽然有充足的功力、绵密的组织,可是在创见方面却缺少了一点冲劲。俗语说:“初生之犊不怕虎”,孔子说:“后生可畏”,走笔至此,不禁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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