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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丽莉的杜课回忆

2、杜老师的回应

编前语

昨天教师节，我们看到了杜老师作为教师的自白，后台有众多“迷弟”“迷妹”大呼“想成为杜老师的学生”。那么，“做杜老师的学生”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呢？（传说杜老师可是南大新传院最严格的老师。）南大96级新闻传播学系的高丽莉，分享了很多与杜老师有关的回忆，今晚就来看看她的“体验”吧。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非非马（feifeima-uk）。

记恩师｜愿每个人都如我这般幸运，能遇到他这样的老师

作者：高丽莉 

（笔名非非马，96级新闻传播学系本科）

1

昨天教师节，照例给我的大学老师杜骏飞发去祝福信息，想起，我还欠杜师的“杜课”（公号ID: Dknju2016）一篇稿约。杜师今年执教整30周年，如今是我母校南京大学新传学院的博导、执行院长，而一晃眼，距我第一次上他课竟已21年。

21年过去，从生理年龄而言，我已至人生中点，明年就将正式步入不惑；然而，从心理年龄和精神气质来说，我又始终觉得我还是个青年人，有着青年人的激情、热情，和那么一点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只是比过去多了些稳重、理性和包容。

而这，要感谢我的恩师。

我运气似乎有点太好，高中时代就遇到了一个理想主义气质浓郁的文艺男青年做我的班主任，对那时正值青春叛逆期的我，有着近乎纵容式的包容；进入大学，1996年，社会整体氛围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幻灭，但南大的校园里，残留着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患者”杜骏飞——他当时在文学江湖上流传更广的名头是，诗人杜马兰。

毫不夸张地说，杜师是大学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当年，他采访崔健的经历，激发了我在大三时去追访张艺谋，做到全城独家专访。南大之于我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我做的那些课堂笔记、学到的知识点，而是，杜师这样的老师，从精神气质到价值观、方法论上，对我所做的塑造。

这种影响，如今看来，是一生的。

2

一个好的老师，会燃起、放大学生心里学习和成长的热情。

用杜师自己的话说，“最好的教师不是为教书、打分而来，更不固执于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他让每一个学生有机会认识自己，发展自己，然后——成为最好的自己。”

1996年，杜师教我们这些大一的新生新闻采访。

现在的我，已不太能记得他当年教我们的那些具体采访技巧，诸如开放式提问还是封闭式，但是我清晰地记得，他如何在我的内心点燃了一个火苗——在他的课上，我真正对记者这个职业感到了由衷地向往，确立起一个准媒体人的职业伦理观，明确了记者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道义，他用法拉奇这样的传奇人物，给了我们一个关于理想化的职业高度的向往——尽管，我至今也不曾有一丝接近我的偶像，但至少我仍对她，那个理想化的存在，有向往，有热情在毕业17年后继续看法拉奇的书。

还记得毕业前，纠结于考研还是工作的我，咨询杜师：“先工作吧，担心以后静不下心来读书了；先读书吧，担心今后又失去了做记者的激情。” 

杜师回我：“激情和年纪其实无关。有的人很年轻已经没有激情，可有的人，比如法拉奇，就是60岁，也依然激情澎湃。”

这句话，我至今清晰记得，更确切地说，它影响我至今。因为，它让我在二十刚出头的年纪，敢于大胆地预见和想象自己的未来——它事实上也不断在让我按着那样的心理暗示，一笔一笔“雕塑”了自己的“未来”。

“未来决定现在。这是一种思维方式。” 昨天，我在“杜课”读杜师的文章，看到这句，顿时了然。

“时间维度的延伸是双向的，我们不仅要学会以历史的眼光看今天，更要学会以未来的眼光看今天。”

因为杜师当年在我心里燃起的火苗，竖起了一幅理想人生的画像，我至今怀抱一个简单而执着的想法，“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并照此来过当下的每一天。

3

如果说大学时代，我最难忘的一次高峰体验是什么，就是毫无采访经验的我，在大学三年级时，因为一个大胆的冲动，竟然做到了张艺谋的全城独家专访。而这背后，皆因有杜师。

在我们的新闻采访课结束之后，杜师对本科生的教学任务就完成了。不甘心的我后来查到杜师在给研一的学生上新闻采访，于是已是大三的我，就跑去研一的课堂继续听杜老师讲课。

在某次课上，杜师说起自己采访崔健的经历，让我充满了向往，也打开了我的“想象空间”。第一，你不一定非要在一个媒体单位里工作或实习，才可以做新闻采访实践；第二，能够让一个很难采访到的人物接受你的采访，并跟你深入地聊，那是一件极其浪漫而兴奋的职业体验。

因为有了内心的蠢蠢欲动，所以，当我在知道张艺谋要来我们学校做《一个都不能少》的宣传和演讲时，我萌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试着做他一个专访呢？就像杜老师当年采访崔健那样，最后让崔健跟他从原定的20分钟一直聊到2个小时。

当年放映《一个都不能少》，张艺谋做演讲的大礼堂。

然后，我就兴冲冲地先跑去先锋书店（南京最著名的文化地标之一，由我的学长钱小华创办）看当时所有能看到的关于中国电影方面的书、收录了张艺谋采访的书籍——当时，这方面的书还真是不多。看了一圈后，我列出了自己的一个采访提纲。

可是，我对怎么采访到张艺谋，却完全没有眉目。学校里抓着他是没可能了，他行程安排得特别紧，完全没有空档。杜老师关于新闻采访的教育，或者说是偶像的力量吧，比如法拉奇的不放弃，比如杜师自己的坚持，这时候都起了作用，我怎能轻易就言弃呢！！

然后我从当天的报纸上查到，张艺谋当晚要去市中心的工人影城做观众见面会。我决定去那儿“追堵”。然后，我给杜老师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想去采访张艺谋。” 

对于我的大胆想法，杜老师不出意料地给予了鼓励，说你去试试吧。

我能听得出，他并没有对此寄予太大希望。但是，他随后给了我一个联系方式，是他在工人影城的朋友，让我需要时可以找他帮忙。

挂电话前，他又嘱咐了一句，晚上回来时打车吧，车票留着，我报销。

这是多温暖的鼓励啊。

就这样，我就开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采访探险”。

我也的确是运气好。

当年电影宣传，大腕如张艺谋这样的，还会宣称不接受媒体专访，只参加观众见面会。那次采访经历也堪称曲折。在张艺谋等一行人出现在影城之后，我就本能地走到了他一行的队伍里，影城的保安以为我是剧组的，剧组的人只顾着赶路，又没在意到我，我就阴差阳错地“混进了”休息室。

后来被发现了，我当时差点被影城工作人员赶出休息室，亏得王斌（电影文学策划）“救”下了我。具体情节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

结果是，我先后在休息室和张艺谋下榻的酒店采访了他，问完了我所有想问的问题，而他也知道我只是南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的一个普通学生。那天，采访完走出酒店时已是深夜12点。

张艺谋当时的文学策划王斌，在从影城回酒店的车上用一种很笃定的口吻跟我说：“你将来一定是个好记者，一定是。”这话对于当时初出茅庐的我，的确是很大的鼓励。

在酒店采访时，还有一位执行制片人也在场，采访结束后，他还主动跟我说：“你的问题很好，如果你还想继续聊，咱们可以继续谈。”考虑到天色已晚，我的预定任务也已完成，我回了学校。

一回学校，那时已经很晚很晚，但我忍不住兴奋，还是试着给杜老师打了电话做汇报，电话竟然通了，杜老师用非常沉静的声音应对了兴奋躁动的我：“我估计你能问上问题，但没想到这么顺利。你现在赶紧写文章吧。还有，记得打车的发票给我。”

听到写文章，我有点懵了。因为，我当时的计划，就是想“采访张艺谋”，“玩一把”，并没想过写什么文章，“采访”才是我的目的。所以，采访提纲都在我的脑子里，我也压根没做任何采访记录，当时又还没有什么录音笔之类的工具。

杜老师这回是有点意外了：“一个记者做了采访，难道能不写文章吗？”在得知我连采访笔记都没做的时候，他只回了一句：明天我要看到稿子。

然后，我就一个通宵没睡，靠着记忆，把采访问答实录，一个字一个字地复原出来，包括张艺谋当时的语气和神情。因为兴奋，也因为年轻时记忆力还十分好，我竟然记得每一个采访的细节。然后，我把这份记录改成了一篇专访稿，拿给了杜老师。

他看完稿件，对我的处女作给了这样一句评价：“你的写作能力远远不如你的采访能力优秀。”

他说的是事实，这句话也一直是我的一个“紧箍咒”。写作能力，是我在毕业后长达十年的记者生涯里，一直想要提高的一项技能。尽管，我毕业第一年就获了江苏省好新闻二等奖，之后也持续拿各种新闻奖。可是，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以优秀写作而见长的记者。

的确，在杜师的文字面前，我的文字水平，很难让我生出从容与自信来。所以，唯有不断努力，希翼每日能进步一点点。

4

昨天，杜师在“杜课”上发了一篇《一个教师的自白》。他说，教师的职业精神，不是教育一群抽象的“学生群体”，而是帮助一个一个具体而微的个人。好的教师，应该、也的确能够改善他所面对的学生的人生。

他的确是这么做的。他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因为有他的鼓励，我以独家专访张艺谋作为了我新闻职业生涯的起点，而且是那么一次如今看来十分浪漫的独特经历。

因为他的督促，我写出了那篇专访文章，这才有机会发表在当时全国发行的《大学生》杂志上。又因为有这样一个作品——也是唯一的作品，以及它所带来的职业自信，我没有靠任何关系地，顺利获得了去《北京青年报.新闻周刊》实习的机会，并遇到了影响我一生的好老师们。

我当时自己打电话到新闻周刊毛遂自荐，运气很好，接电话的就是周刊主任。后来我才知道，他之所以一口要了我，也不仅仅是因为我做过一篇张艺谋的独家专访，还因为我言语间透出的那股愣劲儿和冲劲儿。

现在想想，这种勇气是哪里来的呢？固然和天性有关，但也和杜师一直灌输的价值观有关：做记者，最重要的就是激情和热情，有不畏难的执着与勇敢。

虽然我后来有8年不再做媒体，但我一直算是个行动力比较强、不害怕改变的人。它固然也会带来不少弊端，但它的确让我有机会拓展了我的人生可能性和边界。

比如31岁放弃事业编制和稳定的生活来到英国读研，学习梦想中的电影研究；之后又因缘巧合地抓住机会，一个人从零开始在伦敦为国内一家顶级文化国企创建了它在海外的第一家子公司，并成为总经理；三年后，我再度选择离开所谓稳定的国企，自己创业，和英国诸如V&A博物馆、伦敦设计双年展、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BAFTA）等最顶级的文化类机构合作，做了中英设计论坛、伦敦设计双年展中国馆等很有国际影响力的中英文化交流项目。2015年中英文化交流年，我公司策划执行的两个项目成为重点官方项目。

去年，我担任中英电影节的英国首席代表，成功邀请到奥斯卡影帝科林.菲斯，BAFTA的CEO阿曼达.贝里等来中国出席我们的“英国电影季”，威廉王子亲自致辞感谢。

业余时间，我还给FT中文、BBC中文这样的著名国际媒体撰稿。

如今，我受着内心理想与热情的召唤，又重拾起文字，写这个公号。

采访、阅读、观察、写作这件事儿，最能结合我的兴趣、优势，以及我所追求的自我价值实现——精进自己，分享他人。

5

这些年来，我始终很难成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比如极端地追求效率、实用，毫无保留地接受商业逻辑；但也明白，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在这个社会会很难生存。

我们每个人在从青春到中年到老年的过程中，可能都要面临这两种力量间的撕扯与斗争，不同的选择也铸就了不同的人生。而从杜师身上，我学到，做一个现实的、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

他自己就是在年轻的时候通过边教书边开公司实现了财务自由，而后关掉了公司，倾心、专注于学术。

我记得去北京临实习前，向杜老师告别，他特别叮嘱我：去了实习单位，嘴巴甜一点，脚下勤快点，说话慢一点，语气缓一点。他担心我太冲太愣了。

我想起他在课上教我们，记者要怎么给人递名片这样的细节。

“在今天，教导学生社会化，比教会他们写作论文更刻不容缓。论文关乎学业，而社会化谁评关乎生存。

如何与人打招呼、如何敬酒和祝祷，如何回馈别人的善意，应对意外的挑战，比论文作业和学分更关乎着他们一生的命运。”

在《一个教师的自白》里，杜老师如是写。

在我决定来英国读书之前，曾与杜老师谈过一次，我说起自己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撕扯与挣扎，他和我说了一句话：

“面包当然是必要的，很多人为了更好的面包而努力，都是可以被理解的行为。但如果，你还能在挣面包之外，惦记着抬头看看星空，那就更好。”

后来，我来了英国读书、创业，中间经历了MSN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几年都没有联系。感谢微信和微信群，我们再度恢复了联系。回南京时去他家看望他，本意只是想去看望，他却上来就要帮我的公司“把脉问诊”——以他以前自己做公司的商业经验。

他试图帮我诊断商业战略和方向的问题，并且，看看他在哪里能给我提供具体的帮助。

他希望我能既做一些有意思的项目，又能实现较好的经济收益。他关心学生的精神和理想，也关心学生的现实生存。

这种对平衡感的追求，比之于他当年在学校教我们时，要清晰得多。我们，其实都在岁月的洗礼中，不断自我修缮。

最后，就以杜师自己的一段话结束此文吧：

“在一个百度知道的时代，教师所能传授给学生的，其实已不是知识，而是智识。智识里有知识，但更重要的是超越知识的那一部分：例如价值观、意志力、方法论。

智识是态度，所以教师需要有态度。智识是性情，所以教师需要有性情。智识是人格，所以教师需要有人格。

大学即风气。”

非非马写在后面：

在杜师开了“杜课”公号之后，我时常都会去读读，看他讲那些离“实用”、“效率”等看似比较远的人文话题。

可其实，效率、远近的判断，时常都超出我们当下的目力所及。

“杜课”的存在，对我，就像一个提醒。在奔跑前行的过程中，不时地看看头顶的星空。

恍然间，我感觉，现在写字儿的我，离杜师又似乎近了一点。

愿每个人都如我这般幸运，能遇到他这样的老师。

杜老师的回应：

同学问我是否记得高丽莉回忆文章里的一切，我当然不会记得这么多。

但我还记得她采访张艺谋的那一天，在课堂上与她的大部分对话。说来难以置信，我鼓励她时，其实隐约预见了她的前程。

十年后，在广州讲课的间隙，我再次见到了作为媒体人的高丽莉，我们在马路边聊了她的留学打算，那是一个艰难的转身，也是她职业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升腾。

我很高兴，见证了丽莉的成长，今天又读到她深沉的回忆。慢慢的，既往的一幕一幕，都再次清晰了起来，彷佛自己回溯了历史的河流。

学生的故事，是教师人生最重要的部分。

我也愿意更多人读到她听课的故事，这样的讲述，或许是更好的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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