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卢梭读记

2、人物生平

导读

在240年前的今天，1778年7月2日 (农历六月初九)，法国启蒙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杰出的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卢梭逝世。本期杜课，让我们来听听杜老师对卢梭的解读。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

                               ——卢梭读记

杜骏飞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写道：“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

晚期的卢梭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非文明的，处在没有法律和道德的兽性状态，好人是因为社会的出现才有的。

人固然生而自由，但是，比自由更高的却是社会的良善。而社会的良善，又只能通过好的契约来达成。

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并不是所有的契约都好，但契约总胜过原始的无序的自由。 

所以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指出，自由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益，那些“体质虚弱的人”即使他们挣开枷锁，他们也只会离自由更远。

原因是，“他们错误地把与奴役对立的那种过度的放纵当做自由。”一个人若耽于享乐，那么即使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自由”，也只不过是把更沉重的枷锁套在身上。

他说的是革命者。但我以为，人人皆如此。

一个缺少价值关怀的人如此。我们在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身上看到了，他们固然实现了利益，但终其一生，只不过匍匐于私欲的淫威脚下。

一个缺乏道德观的阶层如此，我们在形形色色富而不贵的中国式“土豪”身上已经看到了。表面上看，他们已随心所欲，但无论如何，他们走不出自私、贪婪、狭隘的困境，也无法摆脱土豪的命运。

还有——一个缺乏自我约束的社会如此，一个没有信仰、缺失诚信的国家也如此。我们在目力所及之处，也已经看到了太多的例证。丛林化的社会，未开化的社会意识，低水平的公民素养，从来没有让人感到任何灵魂深处的解放。即使以国家之大，国力之强，如果缺乏契约精神，一样会落入反秩序的陷阱而不可自拔。

自然，仅就契约而论，公正的契约胜过不公正的。所以卢梭又说：

“立法的力量就应该总是倾向于维持平等，因为事物的力量总是倾向于摧毁平等的。”（《社会契约论》）

卢梭坚持社会契约论，目的是要建立“理性王国”，他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大私有制及其压迫。

卢梭认为政府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一种契约。理想的政府自然不会是只保护少数人的财富和权利，而是应该着眼于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平等。

然而，我们也都看到，事实上，破坏作为政治职权根本的社会契约的，却往往是政府本身。按照我的说法，也许，这就是人类社会的“深刻的不完善”吧。

于是，卢梭把希望寄托于立法，这毕竟是更高的契约，也是最可能成为公平契约的源泉。

没有人会不同意他的愿景。

然而，所有的法律都能保护人吗？这里的“人”是所有人。最好的法律应该能基于正义而维护每一个人，但从人类立法的实然性来说，又绝非必然如此。

在这里，不仅仅存在着国家的相对不平衡，还存在着人类社会建构中的绝对不平等。

因为，虽然法的本质是民主，但是统治阶级意志才是法的现实体现。从终极意义上说，国家强制力是法的每一个实施过程的保证——这里，即便国家暴力不是惟一力量，也是根本力量。

于是才会有卢梭式的忧惧：社会中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人“欺骗”了大众，使不平等成为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特点。

他不无伤感地说：“一旦法律丧失了力量，一切就都告绝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东西也都不会再有力量。”

是的，的确如此。

现代文明以来，我们已经清晰地知道，原始的自由是另一种枷锁；我们已经清晰地知道，不能设想失去社会的人群，正如不能设想失去国家保护的社会；我们已经清晰地知道，不存在没有法律的自由，正如不存在没有法律的秩序。

但我们也更清晰地知道，无法将一切赌注押在不确定的“现实的法律”。

当然，我宁愿相信卢梭所说，法律需要道德的基础，法治要结合德治。然而，根本的问题是：道德从何而来？

卢梭似乎把答案寄希望于某种高贵的“情感”，所以才会说：情感教育要先于理智教育。尤其是早期的卢梭，甚至认为：在自然状态（动物所处的状态和人类文明及社会出现以前的状态）下，人本质上是好的，是“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这很类似于中国式的“性善论”或“童心说”，不是吗？

可惜，如前所述，这样的观念，连他自己后来也否定了。

我在“童心说”（杜课558期）里，也曾说过：我并不以为，未凿之童心一定胜过修养之德行，“科学理性，务需人能以真知修持，既久受教育，又知行合一，方可抵达，而绝非能仅以原初之童心得之。”

于是，大约，关于人类“天良”的最后希望，或许在于“人与上帝的对话”了——如果可以有。

我感兴趣的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曾讨论过上帝与人的关系的探讨，他认为：上帝不是居于超验世界，而是内在于生活世界；我用“它”的态度与上帝交谈只会远离上帝，用“你”的态度来和上帝交流才是正途；第三，上帝主要不是立法者，而是与人展开交流的对话者。

比较一下基尔凯戈尔的主张：“慎与他人交往，独与上帝来往”；布伯强调的则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体会世界的意义，理解上帝的存在。

而我在《童心》里说过自己的领悟：“我所认定的良知良能，不是天然所致之知、天然所有之能，而是应然之知，非经真修炼而不知；是理当之能，非经真修炼而不能。”

我是想说，人终究还是要通过与自己的对话，获得最可宝贵的良知。王阳明所谓的满大街都是圣人，不是他们是圣人，是内心原本驻有圣人，只欠那神圣的对话。

这里，我说的人，不是你或我，而是我们人类。

这里，我说的人，不是此时的人世，也不是被我们追问的“此在”，而是人永恒宿命的存在。“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那人类永恒的宿命，大约才是真正无往不在的枷锁。

或许，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必当仰望那头顶的星空，直到终极来临。

人物生平

1712年6月28日，让-雅克·卢梭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家庭，祖上是从法国流亡到瑞士的新教徒。

10岁那年，他的父亲因和当时日内瓦共和国的“小议会”的一个名叫戈迪耶（此人曾任法国陆军上尉，并和小议会里的人有密切的联系）的先生发生了争执，最终卢梭的父亲在捍卫正义与向黑恶势力屈服之间毅然选择了前者，在法院下达的缉拿通知下愤然地离开了日内瓦，留下了卢梭。

1728年3月14日星期天，快年满16岁的卢梭，只身离开日内瓦。卢梭长年做临时工，他默默无闻，到处谋生，漂泊四方。他有过几起罗曼蒂克趣事，其中包括与旅馆女仆黛莱丝·瓦瑟的风流韵事，他俩有5个孩子，卢梭把所有这五个孩子都送进了一家育婴堂（他最终到了56岁时才与黛莱丝结婚）。

卢梭曾在《忏悔录》中如是说：我一想到要把孩子交给这样一个乱糟糟的家庭去抚养，我就感到害怕。如果把孩子交给他们去教育，那必然会愈教愈坏。育婴堂的教育，比他们对孩子的危害小得多。这就是我决定把孩子送进育婴堂的理由。

1742年，卢梭搬到巴黎。在巴黎期间，卢梭与德尼·狄德罗认识，并从1749年起参与《百科全书》的撰写，卢梭专攻音乐方面。不过最重要的贡献是1755年写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但那以后不久，卢梭与狄德罗的关系紧张。

1750年，38岁的卢梭以《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一文赢得第戎学区论文比赛首奖而一举成名。那年第戎科学院开展了一次有奖征文活动，题目是《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卢梭的论文论证了科学与艺术进展的最后结果无益于人类，因而获得头等奖，使他顿时成为巴黎名人。

随后他又著述了许多其它著作，其中包括《论不平等的起源》（1755），《埃罗伊兹的故事》（1761），《爱弥儿》（1762），《社会契约论》（1762）和《忏悔录》（1782），所有这些著作都提高了他的声望。此外卢梭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写了两部歌剧：《爱情之歌》和《村里的预言家》。卢梭的作品语言风格独特（独白式），具有浪漫激情。

1752年，歌剧《乡村占卜者》成功上演，受到国王和王后的青睐，路易十五打算接见卢梭，并赐给他一笔年金，然而卢梭顾虑会因为接受年金而失去自由，就刻意回避，受到普遍的谴责。《乡村占卜者》后来曾多次上演，但卢梭从中获益很少。

1761年，《新爱洛琦丝》出版，立刻轰动巴黎。其中通过景色和环境烘托情节以个人情操对比社会伦理的手法成为浪漫主义文学创立的标志。该书也被认为是世界第一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

卢梭与他那个时代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大多相识，但结果却无一例外地反目成仇。这些人中包括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英国的大卫·休谟，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对待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不一样。

1778年7月2日早上，卢梭因脑出血导致的中风而去世。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他的遗体于1794年以隆重的仪式移葬于巴黎先贤祠。隔着走廊，与伏尔泰的棺木相对而立的，是卢梭的棺木。

卢梭一切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他的自然法则理论。为师法自然，他的棺木外形也设计成为乡村小寺庙模样。从正面看，庙门微微开启，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手来，手中擎着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象征着卢梭的思想点燃了革命的燎原烈火。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杜  课

邮箱：njuduk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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