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需要人脱敏，我就是那个脱敏的人”，老夏在电话里笃定地说。今年，是老夏作为性教育工作者的第7年，也是他作为视障患者与黑暗对抗的第26年。
老夏眼睛的问题是先天自带的，医生也无法说明确切的病因。夜盲，色弱，视野受限，微信要用关怀模式，与我们线上交流的时间里大多用语音。最近，老夏的视力下降到已经无法阅读纸质书了，这几天他正琢磨着买个助视器。
2014年，老夏考入西安的一所大学，学习教育学相关专业。也是这一年，老夏读到了彭晓辉和阮芳赋合著的《人的性和性的人——性学高级教程》与潘绥铭的《性爱十年全国大学生性行为的追踪调查》，自此迈入了性教育的大门。“我发现书中很多观点与自己过去朴素的思考居然是契合的，我的猜测和学者的思想有了共鸣，那种感觉特别荣幸和奇妙。”他把与性教育的相识称为“有天赋”。就这样，18岁的老夏揣着这份“奇妙”与“天赋”，开始了性学领域的文献研究，从波伏娃的《第二性》到童立的《高质量亲密关系》，从性理论到性健康，老夏曾一口气花上千元买书看，在汲取知识的过程中，他决定把对性教育的兴趣变成真正的职业选择。
老夏的书桌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发布的《2019-2020年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大学阶段，只有52%的同学曾经在学校里接受过性教育；在有23.50%的大学生不确定有无学校性教育的情况下，对于学校性教育满意度，仅约1/3的大学生认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
国内大学生性教育的缺失，是老夏选择以大学生为性教育传授主体的原因之一。老夏认为大学生与青少年群体对于性知识的需求是必要且需要有区分度的，“我给儿童讲性，内容是教会他们基本的性别意识；我给大学生讲性，内容可能是什么叫做社会性别主流化、如何正视同性恋群体。但归根到底性教育在我看来是爱的教育。”
起初，受学生身份的限制，老夏只能通过西安承办性教育讲座的组织去现场结识相关人士，或在网络社区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以此为契机，他和其他几个对性教育充满热爱的年轻人建了一个QQ群，在群里交流学习。他们还尝试做过一份西安市的性工作者调研，但最终因为资金问题和样本缺乏等原因没能再继续。
2015年12月，成都大学在西南地区首开“性教育辅修专业”，选修该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能专业从事“性教育”工作。2016年的冬天，老夏模仿着成都高校相关社团的模式，靠着朋友介绍与高校社群的四处联系，以及参与公益活动积攒的人脉，老夏接洽了西安部分高校的大学生性健康主题的培训与沙龙。这是他第一次站上讲台，用着大字号的PPT，去讲性到底是什么。
因为视力原因，老夏看不清台下的听众和远处的文字，只能找“熟人”协助讲授，他笑称这像是“耍大牌”，“站在台上却什么都看不清，心里是很紧张恐惧的，但后来换个思路想想，正因为看不清，我才能真正沉浸在这片天地里。”
因为视力问题，老夏大学毕业后一直无法拥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就这样靠着微薄的讲座兼职等收入和残障补贴在模糊的世界里走到了现在。
性教育的定义里包括生理学知识、性别认同的心理发展，以及两性及其他亲密关系的相关知识、态度与行为等。老夏研究的是广泛意义上的性教育，这意味着许多内容并非隐晦。老夏在朋友圈开设了“关注我了解更多性知识”的版块，线下也搞过卫生巾互助等活动。“上大学时，很多时候在晚上听讲座或对接工作，因为夜盲症通常需要人来帮助，这些人里面也有女生，加之我研究的是性教育，这让很多人觉得我是变态。”2018年的一个夏天，一位背着书包的男生走进了老夏有关艾滋病知识的分享课堂，他坐在角落并不显眼。按照流程，老夏为每位学生发放了有关性健康的册子与安全套，并展示如何正确使用，安静的教室却传来几声巨响——“他突然掀翻了桌子开始大喊很恶心，大概骂了五六分钟才安静下来，直到最后他也没有说出这么做的原因。”老夏把这件事作为工作特殊案例分享了出来，这位坐在角落的男生没有理由的行为让老夏不解的同时，也使他再次思考性教育的界限在哪里。自此，老夏每次的线下体验或分享课堂都会提前预告听众，这节课他会涉及到哪些“性”。关于老夏做性教育这件事，大部分的家人并不知情，只有母亲是默许的。因为家里还有无法理解他所做事业的老人，老夏在家里自由阅读与学习的时间很有限，往往需要“打游击战”。几年前，老夏向女童保护组织申请了一批有关儿童预防性侵的教育手册，前往宁波工作前他把它们打包好放进了家里的柜子里，一共一百册，被分成了几个小包裹，封面被小心地包在里面。但等老夏回来时，这批手册已经消失，“还是没藏好，他们拆开看了后都给扔了。”疫情爆发后，老夏的线下课堂数量少了一大半，从最多时能达到三四十所大学骤降到三四所，大部分的分享转成了线上，没有团队再次成为老夏面临的困难。“我很多事情并不擅长，没办法长时间编辑文字也无法运营公众号。”这几年，老夏一直在寻找一个性教育组织加入，他自嘲自己是“无业游民”，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归属。老夏曾尝试过加入国内的一些性教育机构或公益组织，但因为视力与专业能力的一些欠缺等原因，始终没有和任何一家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他曾和某性教育公众平台创始人有过联系，起初那家平台的定位是为高中生建立起关于性教育知识的答疑平台，但是后来业务方向和初衷却发生了改变，性教育科普的工作也不再继续，老夏也不再与那家平台打交道。在老夏看来，部分靠做性教育科普盈利的机构都存在一个严重的弊端：机构往往用极低的报酬来招募大学生，学生们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参与机构的活动，等实习期一过，再招募新的学生加入，底层员工流动性强，存在感低。除了机构内部几个高层员工，其他人不清楚机构真实的财务状况，更不清楚未来的运营方向是如何，功劳最终也只属于高层员工的。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性教育”首次被正式写入法律条文，明确要求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但同时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2020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件多达332起，受害人数845人。对于目前性教育的环境，老夏用了北师大刘文利老师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教育读本》被杭州的一名家长投诉的事举例，“现在的环境整体来看是在进步的，但实际上却暗流涌动，并不乐观。”参与“性教育讲师证”的考试需要花费上千元，对于目前无稳定工作的他来说是一笔极高的费用，想要获得知识就要花钱，想要挣钱却需要知识的凭证，老夏徘徊于此，难以寻找自己的栖身之所。“我还想做，还在学习，还在寻找可能。”
2022年11月，读大三的小阔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老夏，听了一次老夏主讲的线上科普讲座。小阔回忆，那场讲座是关于介绍“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老夏的讲解非常详细，对听众们的提问也耐心地解答，整场下来，讲座的气氛格外融洽，“虽然是线上讲座，但是参与感并不输于线下”。和她以往参与过的讲座不同，老夏在正式开始前就与所有听众一起制定讲座的规则——哪些可以做，哪些则不行。这些不是老夏个人的决定，而成为全场达成的共识。“互相尊重”是老夏做讲座时坚持的理念，他把所有听众都当作是朋友。作为主讲人，他毫无保留地将所学知识都分享给听众们，同时也期待可以收到听众们的反馈。每次讲座结束后，老夏会将自己的个人联系方式放出，方便大家在讲座结束后还可以有互动。“我长这么大，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好色’是正常的。”这是几年前的一场讲座后一个女孩的留言。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女孩认为自己夏天特意跑到球场上看打球的男生的身体是“变态”、“不正常的”行为，而在老夏的讲座上，她明白了原来“好色”是人之常情。她在纸条中告诉老夏，她不再会为如何与男生接触而困扰，也不再因此而羞愧。“这件事情的后续我不清楚了，纸条的真假我也并不确定，但我愿意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反馈”，老夏说。老夏把自己这几年的人生经验总结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刚开始接触性教育等活动的时候，因为年轻气傲以及话题的特殊性，免不了和他人产生矛盾，一路走过来也是单枪匹马。经验是堆出来的，老夏现在觉得要让他人去接受性教育科普的公益，必须要先了解对方的需求。“打个比方说，你去一个宗族意识强的地方支教，除了要和当地学校沟通好，还要去和宗族长辈搞好关系，毕竟你是在别人的地盘上混。”掌握了与他人沟通的诀窍，老夏的科普活动也相对顺利了一些。这几年，作为性教育领域的“修行者”，老夏一直在阅读各类的书籍，报一些线上的课程学习，不断给自己“充电”；作为视障患者，老夏也在参加各类公益活动，关注残障人士的生活。“我在尝试把残障和性放在一起去研究，性里有性别平等，这和残障人士所渴望的平等是有共性的。”随着疫情封控结束，老夏希望能够重新走进大学，找到志同道合的大学生，一起开展线下的性教育科普活动，做起自己的组织。“把性教育科普做成事业”是老夏对未来的期待。
老夏参与性教育论坛合照（最后一排 右八）
*以上图片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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