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作为城市道路上的“常客”，每天穿梭于各条线路之间。作为市民常用的交通工具之一，公交车承担着运输乘客的重要职能。很难想象，这个曾经满足了多数基层出行需求的大众运输工具，现在正在面临着巨大的时代困境。2022年，河南周口郸城县公交车停运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客流量的急剧减少，政府财政的紧缩，以及近些年疫情的影响，都在加剧公交行业生存的压力。而这样的生存压力，更是集中到了公交车司机身上。公交车的现状对司机有怎样的影响？他们的收入有怎样的变化？公交车站作为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它存在的必要性是怎样的？怀着这样的问题，记者傅一波和他的团队开始了探索的旅程，希望通过他们的力量解开谜题，还原整个故事并针对公交车的现状给出解决方案。去年八九月份，河南周口郸城县有个公交车停运的事件，当时在全国的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最初其实希望聚焦于公交车司机个人的故事。由于疫情，当时很多二三线城市的公交一直都处于一个亏损的阶段。对于司机而言，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很挣扎的。这种状态不是个例，而是他们普遍的共性。他们生活究竟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他们的收入有怎样的变化？这些都是我想要深入了解的问题。
郸城公交站
后来通过和其他老师的沟通，我们发现更值得关注的点是，抛开个人故事，这些二三线城市的公交车站生存状况究竟是怎样的？在疫情期间，政府究竟应不应该有补贴？公交车站作为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它存在的必要性是怎样的？抱着这样一系列问题，我们着手做了一些前期工作。
有了一些前期的设想之后，我们开始去做一些案头工作。其中有几块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点是我们了解到，当地公司发不出司机的工资，其实并不是那一段时间的特例。在疫情之前，他们其实也有发不出工资的情况，有时拖欠一个月到三个月甚至是半年。这个事实背后实际上会带出来几个比较关键性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发不出工资？第二个问题是：在政府对公交公司有所补贴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些钱没有直接到公交车司机的手里面？经过了解，我们得知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中央转移支付”的问题——在被政府扶持的产业中，公交其实是里面占比最轻的环节。所以我会向一些经济领域的学者和专家请教关于中央补贴的问题。我本身对于经济方面的问题是很不敏感的，在做这篇稿子前，我其实对于所谓的“转移支付”——中央财政分配问题，都只有模糊的概念。通过和专家的沟通，我们非常清晰地了解到，河南郸城公交车停运的事件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县域财政问题。县域的财政，它首先需要保证的是公务员，因为公务员需要去做一些行政工作。第二个是医院，在当时的背景下，很多人要做核酸，所以需要保证医疗系统的运转。第三个是教师。最后才是一些公共政策，比如说公交公司，比如说环卫工人，比如说基建。在过去财政资金充沛的时候，我们可以几个方面都兼顾到。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财政有所紧缩，这些公共领域的部分只能后置。有了专家给的一些指导意见，我明确知道了接下来要做的工作。第一，我需要找到事件中心的公交车司机，通过他们的描述来还原这件事情的经过。第二，通过这些公交车司机，我要顺藤摸瓜摸上去，去了解公交公司的管理人员为什么不给司机发工资，以及他们在事件发酵后都做了什么。第三，我希望从当地人的口中，了解到他们坐车的频率如何，以及他们对这件事究竟有什么样的看法。最后，这件事也涉及到交通局的相关部门，我也希望可以向他们了解到更多信息。我们希望把这整件事串起来，在最后给到一个解决方法。去到现场之后，其实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首先是我提前联系了一些人，他们说好了会为我带路，去找到有效的采访对象。起初我提前联系了三个人，但里面只有一个人给我提供了比较有效的信息。他给我介绍了一个车站的保洁大叔，并且把我带到了车站，帮我指明了方向。到了车站后，我在现场住了三四天，但我发现我完全没有办法拿到司机的联系方式。我想到一个最笨的办法就是，亲自去坐公交车。在那三天里，我不停地坐公交，坐车的时间加起来总共有将近一天，我几乎把县城所有公交车都坐了个遍。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几个比较关键的信息。我了解到车站与车站之间的间隔、车站的人流、车站发车的班次、公交车走的整个的路线以及站台的设计等等。
在和司机聊天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一些关键的信息。有些司机我在直觉上感觉是能够突破的，所以我会告诉他们自己的记者身份。有些司机可能聊了几句以后，我大概知道他只能够说这么多，到最后其实有些司机已经认出我的身份了，他会有防备意识。有一件我有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有一个师傅和我聊了很久，因为我坐他的车来来回回坐了四趟。他也知道我身份，也特别愿意聊，只是他不太希望暴露自己的身份。到了晚上七点多，他的最后一班车到了，所以他要下班回家了。然后他突然问我，这么晚了我怎么还在工作。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后来他就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这是一件意外之喜，我觉得这是一次特别好的经历，我可以和他在桌上聊这件事，可以事无巨细地聊。去他家里之后，他一个人就把整个过程给我讲的特别圆满。我再通过跟其他司机的对话去互相佐证，交叉还原，其实就会发现已经捋的非常清楚了。
关于司机没有拿到工资的问题，还需要找到一些上层人物进行求证，比如老板，比如说管理人员，比如说相关部门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和公交车老板的聊天是通过伪装进行的，因为我当下其实试了很多，不管是给他发消息也好，给他媳妇发消息也好，或者说给他们公司的其他人打电话也好，各种方法都试了，但是都没有成功。在坐公交车的这段时间里，我发现了一件事。虽然公交车的人流很小，但是时常会有公交车站的宣传人员上来发广告。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要上来发广告，他说是公司安排的，他们公司和公交车有合作关系。于是我当时就想到，可以通过声称自己做广告的方式，去接触公交公司领导。所以当时我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跟老板聊了很久。其实我会感到有点内疚，因为当时那个老板还挺客气的。我在他办公室里喝了不少茶，也拿到了几份关键性的资料。第一个是他们的广告的报价单。第二是他们这几年实际的经营状况。他给了我一份清单，我抄了一下，但是没好意思拍。然后他就跟我详细地说了“不发工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首先第一个原因是，他们盈利非常困难，因为县城里面真的很少有人坐公交车。在下午四点到六点这个区间，至少有三班是空放的。也就是说公交车司机就开着这辆车在遛弯。这个情况并不是只在当时存在，而是这几年几乎都是这个样子。第二个是补贴。其实从2019年公交车公司基本上就处于自负盈亏的一个状态。其实他们的盈利方式其实总共有三种，第一种是卖票，第二种做广告，第三种是车的租赁。就是说有些人会要包车，那把这辆车包出去一天也可以赚一些钱。即便在鼎盛时期，它的盈利其实也就是能够平进平出。即便是在江浙这些富裕的地方，公交公司也并不是的一个盈利生意。所以其实聊完之后，其实我就比较清晰的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也大致知道这件事我该怎么去写，怎么去架构这些东西。在写稿的过程中，记者和编辑之间需要达到配合的状态。因为有时候记者很容易被采访对象带着跑，没有办法将所有问题都准确地提出来。其中5万字的数据，里面就只有1万字是能够真正代表信息量的地方。但是很多其他的时间，我们都会聊一些有的没的。但是如果在有编辑的情况下，通过和编辑的沟通，我就知道我的稿子应该怎样写，我需要再找哪些采访对象去进行佐证。编剧会非常明确地和我说，这个东西有没有用。比如说采访对象和我说了一堆他过去的经历，或者发一些牢骚，那编辑就会直接告诉我，这个东西和这篇稿子没有关联。有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试图找到一种逻辑上的连接，其实你硬要找一些连接，还是可以找到的，但是这些连接是非常弱的，并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关联 。所以就需要做一些舍弃，要以信息量为主。毕竟这是在做新闻，而不是像写一篇回忆录或者小说可以娓娓道来。在新闻的写作中，还是需要给读者一定的信息量，而不是做一些过多的展开。Q：从对人的描写引入到一个大背景，这时候怎样自然地把政策的部分插入？A：我通常也觉得，如果在一个人的故事下面插一个政策的部分，会显得非常生硬。通常我会试图找到这个人和政策之间的联系。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关注的一个类似安宁疗护的话题，就是病人病患临终的时候，他自己有权决定是否进行某些医疗干预。其实这件事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政策的支持，那是因为深圳在2022年6月23日把“生前预嘱”作为一个法律。在文章里我会描写病患和家人有什么样的沟通，和朋友有什么样的沟通，以及他在关注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又做了些什么，希望把人和故事之间做一个平衡，不然它可能会很硬。当然就是硬性文会有硬性文的做法，但是在当下的环境当中，如果某篇文章满篇都是特别硬，特别宏观的东西，那作为读者来说，可能看个四千字就会感到疲惫。Q：在做暗访的过程中如何伪装自己的身份，不被识别出来？A：你还是需要做好充分的案头工作，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但是我想说的另外一点，是关于暗访的边界。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暗访，在这件事后我也有一些思考。“暗访”这个词，本身就有一些违背新闻伦理的东西，容易产生一些边界问题。至于我怎样判断是否要采取“暗访”的手段呢？首先在和编辑以及其他几个老师合计下来，我们发现这件事没有其他突破方式，只能通过“暗访”的方式才能进行。我还可以举一个暗访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上海封城阶段的一篇稿子。那篇稿子里有个外卖员小哥，我当时并没有告诉他我是记者，但是我们在一个屋檐下一起住了三天。因为我知道宝山那边有个外卖园区，溜达了一天其实到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已经很累了，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睡觉，所以当时我就在那边的一个小的连廊下面过夜了。最开始遇到这个外卖大哥的时候，他正在睡觉。然后我就进去问他，这里还有没有位置，我是否可以在那里睡一会儿。他回答说有，并且同意我在那边过夜。我记得我当时带了一只烤鸡出来，于是我拿出烤鸡，我自己吃了一半，分给了他一半。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大概从晚上十二点一直聊到了早上四五点钟。我想着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总得送个外卖才行。等我送完一天外卖，回来差不多八九点了，发现他还在那里睡觉，然后我又开始和他聊了起来。我突然间问了一句，为什么他还在睡觉，不用赚钱的吗？他说在当下那种情况下，就在那睡睡觉就觉得挺舒服的了。当时听了这句话我心里有点难受。当天我们聊到了三四点钟，第三天也是这样。在聊完之后，我后来也向他坦白了，或者说他自己也意识到了我的身份。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介意，毕竟两个人共患难了一段时间。其实我很多时候会有些犹豫，在不表明你在采访的情况下，要如何处理一些问题。因为你通过这样的手段拿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它的真实性是没有第三者佐证的，这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我在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都会告诉别人我在采访，甚至于成稿了以后，我会把其中的一些内容拿给对方进行确认，避免稿件刊发出来以后出现什么问题。Q：您是如何找到目标采访对象并取得和对方的沟通的呢？A：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在寻找南京长江大桥上一个救人的大叔，那时候我并没有找到能够联系上他的人。然后我就不停地在网上看他的视频，我记得在一个七八分钟的纪录片里，我看到了他门上的一个画面，门上面出现了他的电话号码。于是我就立马把视频画面放大，抄下他的电话号码后就立马打了过去。我觉得可以尝试各种办法找到需要找的人，要多一点点耐心，不要太着急。虽然也不是百分百能找到，但是要努力，努力尝试各种办法。有时候也会被人拒绝，但这也无所谓，要学会接受被人拒绝，自尊心不要那么强。被拒绝以后我会想，那接下来我还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觉得给二十个人发私信，其中有一个人答应，命中率也就可以了。有那么一点微弱的光，就可以照亮整个黑夜。每次有那么一两个人给到回应，其实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A：有时候可能会给自己灌一些鸡汤吧。有些采访对象和他们的故事会带给我自己很多的触动。首先，现场的魅力真的非常大。你能够在现场看到别人的故事，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开心的事。第二就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某些采访对象的经历其实会给你一些动力和指引。到目前为止我采访的对象里面，其中有两位是已经去世了。偶尔我想到他们的时候，会觉得有很多感触。写一篇稿子，首先必须得相信这个选题，相信你的采访对象，也相信你所做的事情。如果作为个体而不是机构雇员的你，被一个故事打动，不管编辑同不同意，你都想去听去写，那么这个故事就是有价值的。我不止一次干过自费出差做题的事，仅仅只是因为我想和这个人聊，也不在乎它是不是能发出来，但我必须在关键节点上第一时间在场。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靠专业取胜的人，更多时候打动采访对象的是执着和真诚。相信很重要，质疑更重要，一切采访，都是为了从不同面剥开洋葱，为了能够更真实、全面地去接近和理解一个人。有时候太信任采访对象，选题就会被带偏，变成了正能量和宣传式报道。曾经有人这样形容状态：一只脚在内，一只脚在外。采访时，我们和采访对象保持共情，仿佛与他一起经历了人生，无论喜悦与痛苦；写稿时，我们要抽离出来，站在半空中更客观地去看。采访时，尽管让自己全力投入、沉浸其中就好了，等采访完把所有的素材都拿回来，再重新思考分析理解，和身为局外人的编辑一起讨论，也不要害怕和采访对象发生冲突。值班编辑 | 郑 佳运营总监 | 胡世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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