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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陶建杰:新闻教育需要理想与激情|学媒跨界

深度营 深度训练营 2024-04-09



当记者转型学者,他们从“局内人”变成新闻事件的见证者和旁观者。在这过程中,他们是怎样看待自己身份的转变,又如何理解业界与学界的关系——协同抑或冲突,合作还是对立?在做新闻与做研究之间,两者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

深度训练营发起了「记者节·学媒跨界」系列,尝试与从记者转型的学者对话,理解他们所经历和所见证的,聆听学者们关于学界与业界的深刻见解,为学子们了解记者职业给予更具深度的阐述。
陶建杰,学生口中的“老陶”,是位十足的理想主义者。
在那个新闻业的黄金年代里,他和大多数的新闻学子一样,怀揣着新闻理想,做着一股热血的新闻梦。因高考当年新闻专业在浙江几乎不招收理科生,陶建杰本科入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随后跨考到新闻学院深造。2004年硕士毕业,他明确自己一定要当记者,“我要去一线采访,并且就是冲着深度报道去的”。陶建杰希望可以透过深度报道这个窗口,看见复杂社会的一面。
当时恰逢南方报业集团来到复旦5301报告厅开招聘会,陶建杰进到现场,望见人山人海,挤得几乎连一片身影都容纳不下。后来,他顺利拿到了包括南方报业集团在内的好几家媒体的offer,最后来到南方报业下面的《南方都市报》。当时深度新闻部的负责人方三文提了两个问题。听完回答之后,他说:“那行吧,你来试试”。由此,陶建杰当上了记者。
2006年,他回到复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随后来到上海大学任教。但陶建杰并没有停下做新闻的脚步,把记者的实践心得在课堂上倾囊相授,一边当学者,一边当培养记者的老师。他的课程《风云人物采访记:法拉奇的智慧》曾被无数上大学子推崇,启蒙他们一步步走上媒体之路。

同时,老陶还带领学生搞起了校园媒体《传媒新观察》。在他看来,所谓“校媒”,就是校园里一群有理想的人聚在一起写具有挑战性的稿子。指导老师的定位,除了指导者外,更在于同行者和保护伞——不仅与学生共同进步,接触新的事物,还能顶着各种压力,给冒险的稿件尽可能多的生存空间。“不少选题有风险,但我还是会鼓励学生做。做新闻很多时候不就是为了个‘爽’吗?”陶建杰笑着说。

在他眼里,当时的校园媒体很美好,犹如“水泊梁山”——来自不同专业,一群有深度、温度、态度的人如同一百零八将聚到一起,做有挑战的校园新闻。如今看来,陶建杰就像是“头领”宋公明,带领着一批批志同道合的学生前行。
他曾不止一次地自诩为理想主义者,尤其是在新闻教育这条道路上。2012-2013年的冬季学期,他在一门通识课上挂掉了17人。面对众人的震惊与不解,陶建杰在人人网上是这么解释的:“……我之所以要花这么多时间、精力专门抓抄袭,就是为了对那些认真的学生负责,给他们一个交代。新闻人就是为了追求公平、公正和正义……”;他也一直坚定地认为,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准在于——若干年后,毕业的学生里面,有多少能成为真正优秀的媒体人。
2017年7月24日,陶建杰即将离开上海大学之际,《传媒新观察》发了一篇推文——《老陶,江湖再见》作以告别。文章阅读量超1.4万,这是当年所有稿件里最高的一篇;留言有40条,其中最高赞是这样说的:“是老师的学生,上过法拉奇,愿老师一辈子做个理想主义者”
如今,陶建杰回到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任教。面对新闻理想逐渐淡去的当下,他却表现得十分坦然。陶建杰把正规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比作信息传播平台上的“特种车辆”。越来越多的公众驾驶着“私家车”(自媒体)正不断挤上信息高速公路,正规新闻从业者的声音可能略显单薄。但在越困难、越紧急的时候,这类“特种车辆”越能显示出作用和价值。
话到最后,陶建杰直言不讳——根据上述理念,不需要这么多人来学新闻。新闻专业,更多属于少数理想主义者的。但只要还有人愿意做新闻,自己的课就上得有价值。“尽管今天谈新闻理想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但总是有那么一些人,还是值得我们去鼓励和栽培”,说这段话的时候,老陶的眼里仍旧闪耀着别样的光。
陶建杰在给学生讲授新闻课
以下是深度训练营和陶建杰的对话:
Q:你有提到,记者工作就像一个窗口,可以透过这个窗口去看中国社会。你觉得记者工作,让你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发生了什么变化?
A: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所有的省份。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走过两百六十多个地级市,一千六百多个县。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走的人,记者这份职业让我有了更多见识外界的机会,并且是让我带着更多的问题意识去观察。
另外,记者会有许多和人打交道的机会,更能洞察人内心的复杂性,明白很多时候人是不可信的,是善变的。比如,深度报道工作非常看重与线人的来往,经常需要依靠线人完成采访突破。但在采访实施中,我们会经常碰到被线人耍的情况,或者说要满足线人的个人诉求。由此,既要与线人保持比较好的关系,又要拉开一定的距离,怎么把握,不容易啊!这种亲身体验得来的感受和课堂上听来、书本里看来的很不一样。可以这么说,每次新闻事件的采访都可以增进我对中国社会和复杂人性的了解与认知。
Q:如何区分特稿和非虚构写作?
A:不同人有不同理解。最近几年,非虚构写作一下子火了。我觉得,特稿更强调创作主体是职业新闻机构与媒体人。非虚构写作则是把特稿的运用领域推向了公众写作。这种更广阔的公众写作用讲故事的方式对外呈现,并且同样关注某些社会议题。本质上都是写故事。故事是一种呈现,一种表现的形式。一方面,故事总能吸引人;另一方面,故事只是一件衣服,要去叩问背后的意义内核到底是什么。
故事所反映的问题都是宏大的,在宏大之下要去找到一个贴合内核的人物。找人物是要看运气的,有些人很有故事性,有些人可能三榔头两锤子也讲不出两句话来。在做稿件的过程中,采访的运气相当重要。但运气的前提是努力,如果不够努力的话,运气不会平白无故地让你碰到。
Q:后来为什么辞职读博?
A:很多人都说我有先见之明,早就预见到日后新闻媒体的衰落。事实并非如此,我只是对自己的人生多一点规划。我喜欢做记者,也喜欢当老师,很早以前我就想过以后去当教新闻的老师。为了能把新闻教得好一些,自己需要有一些实践的经验,也算“自我培养”吧。当我并不清楚何时开始、怎样开始做老师的时候,去当记者、去媒体内工作是最优解,就这么简单。
Q:你的记者经历对后来当老师影响大吗?
A:有一些,但不是特别大。上业务课是和我以前的记者经历有关,但业界变化太快了,十多年前的情况跟现在能一样吗?我当了老师之后,最重要的经验来源是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带着学生们做校园媒体。只有这样,我才能一直在前线。
校园媒体不仅仅是校园媒体,更是社区媒体。它面向的不只是新闻学院的学生,面向的是整个学校,还有教职工、周边居民等关联群体。同样地,校园媒体面临着人员管理、媒体定位甚至是如何经营的问题,本质上与社会化的媒体无异。我们每天在这里摸爬滚打,面临各种现实的问题,想着如何去一点一点克服它。
所以,关键还是要在全真的环境里做新闻实践。虽然自己已经不做记者了,但还在做记者有关的事情。我现在也会写一些自媒体文章,用于“测试”。无论是做新闻还是讲新闻,都要与时俱进。学生认为我上课比较生动,我觉得与曾经做过记者有那么一点关系,更重要的是本身底色中对社会和人性的关注,以及我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我喜欢尝试,只要是没有去过的地方,我所不知道的行业,我都有兴趣。
Q:做记者和成为学者两者对新闻界的认识有什么不同?
A:记者以及很多业界的人所看到的很多东西往往是微观的,每一个记者、编辑和各类新闻人每天应对各种选题都来不及,很少有时间去思考新闻业在中观乃至宏观层面的发展问题。这些问题,主要留给学者。同时,理想的情况,在业界的人面临很多压力的时候,学界有人对他们进行支持和声援,有学者出来帮他们讲话,提供另外一种声音。但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国内新闻业的学界和业界基本上没有建立起这样的良好关系。比如,在记者们的采访权利没有得到保障,或是遇到其他的一些事情时,很少有来自新闻传播专业的学者发声。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是割裂的。
其次,目前很多新闻院校的老师并不熟悉实际情况。如果不熟悉新闻业务的话,又怎么能有效地从实践层面提出真问题并和业界讨论呢?更不要说进行指导和前瞻性的引领。但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不能简单归结到某个个体身上。
Q:你曾担任过上海大学校园媒体“传媒新观察”的指导老师,你认为校媒指导老师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首先,校媒的指导老师必须是有专业理念和专业精神的人。在我的认知里,指导老师有以下三个定位:第一,是指导者。作为在新闻操作上有一定经验的前辈,指导老师要给学生业务上的指导和帮助;第二,是同行者。媒体行业发展太快了,我们也要向同学们学习新东西,一起进步。
更重要的是,指导老师是为校园媒体遮风挡雨的一把伞。今天的学生可以有很多选择的机会,去外面的公司或者媒体实习,也可以自己去做微信公众号,为什么一定要到你们校媒来做新闻?做校媒的学生都是有一点新闻理想在的。当一群有理想的人在一起写具有挑战性或者监督性选题的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干扰。在这个时候,作为指导老师,我要站出来的,在前期帮助学生提前预判、分析乃至规避选题风险。虽然选题有风险,但是我还是要鼓励学生去做,做新闻不就是为了个“爽”吗?
陶建杰带领学生在煤矿井下采访现场
成稿以后,学生会面临外界的各类审视,我能凭借我的经验来告诉他们如何化解压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由我来承担责任也行。总体来看,任何一个发展得比较好的校媒背后都有一个甚至多个有责任感和专业精神,能做好指导和规划的人。没有这样的人,任何一个学校的校媒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觉得可以不用搞了。
Q:校媒应该采取怎样的发展策略?
A:首先,校园媒体不如把目标受众定位在你学校周边的这几万人中,做“社区媒体”。把十万人培养成你的铁粉,争取每次文章都有一万人的阅读和转发。另一个策略是“资源的在地化”,结合学校的具体情况去对重大社会议题做拓展。当国家开两会的时候,校园媒体基本不可能到北京去采访,那不妨从广大学子的角度去报道两会。作为指导老师,我希望学生们在思考这些选题的同时,能得到关于“术”与“道”的训练。
其次,校园媒体还有“筛选”的功能。如今,还想做记者的人不多了。实事求是地说,一个新闻专业有三十个人,最后毕业能有三到五个人去做记者,就已经不少了。从我的观察看,这些人在校期间基本上都在校媒训练过。校媒经历给了他们最初的职业理念和职业体验,这个非常重要!
最后,校园媒体要做差异化,打出定位优势。校园媒体需要触碰一些别人做不了的、专业性强的选题,比如一些硬选题。当我们在做硬选题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思考,怎样去维护关系?这些都是锻炼。
为此,我们当年尝试进行校园记者的条线化操作。一方面是让学生记者熟悉内容,可以有聚焦的点;另一方面是条线化以后,同学会更熟悉你的工作领域和靠近你的采访对象,挖掘更多的内容。总结下来,做新闻要和人打交道,就必须从人的角度出发去想事情,采访是对人性的了解和洞察,要走进对方的内心世界。选题的切换、和相关方之间的博弈以及各种关系维护等实践能让学生获得全方位成长。
Q:当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A:困难不少。比如,学生记者的流动性大。校园媒体也需要稳定,但学生面临的诱惑实在是太多了。此刻有新闻理想,不等于明天还有新闻理想。有同学来了一个月以后,走了。然后又有一个新人来了。以至于到后面看到新来的同学,我都很紧张,我不知道他们到底会在这里待多久。
Q:在上海大学任教的时候,你开展了很多人才培养训练项目,为什么?
A:我很关注新闻教育以及新闻学子的发展状态。首先,当我站在学生的角度看,我发现很多课程,尤其是实务类的课程,在操作技能方面的培养和训练几乎都是虚化的。以前总有学生跟我抱怨:“我之前对新闻是有兴趣的,结果上了第一周专业课,就没有了”。现在的新闻教育往往不是在点燃学生的新闻理想,而是在消解他们的新闻理想。这个是不可以的!
其次,现在的新闻教育似乎乏善可陈。既然是老师,我们总要带着学生们干点好玩的事情。于是我们做了一个田野训练计划,这是我在上海大学期间开展的“三位一体”人才培养计划的一部分。
陶建杰(左一)和学生在中缅边境畹町桥合影
Q:“三位一体”人才培养计划是怎么做的?
A:“三位”是指日常校园媒体实践+全员制短期集结性田野实践+师徒制精英学生记者专题性实践。“一体”是指三项教学活动,紧紧围绕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校内项目和校外项目相结合、日常项目和专题项目相结合、基础项目和提高项目相结合,有层次、有梯度地开展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其实,最后会去做新闻的人毕竟是少数,国家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专业性、复合型人才。结合这种要求,我会“掐尖培养”——每年从一个班里选出最有新闻理想的五到六个人,做师徒制的精细化培养。我在寒假会对他们发出定向邀请。然后,带着这批同学去做十天左右的深度实战训练,从选题策划、找方向、联络采访对象再到成稿、推广和反思总结,全程跟着一起做。

Q:对学生有着什么样的要求与期望?
A:首先是好奇心,要对周围的世界充满好奇;其次是行动力,做新闻是一件苦事;同时还要有点学习能力。面对今天日益追求速度和质量的激烈竞争,我们需要向做得好的新闻同行学习,学习他们“怎么才能搞出这么好的作品”。
最重要的还是要有那么一些理想主义,哪怕一点点也行。新闻行业里的人都很辛苦,没有理想是无法坚持下去的。今天,从记者的收入情况来讲,无论学历如何,也不管在什么地方当记者,税后收入基本也就是一万左右,甚至更低。这些人如果到其他行业去,同样的投入,获得的收入应该会比记者要多。同时,记者还要面临很大的外部压力和要求,以及社会各个群体对你的考量。今天做新闻工作,比以往更需要些理想的支持。
Q:在业务方面,学生需要掌握哪些技能?
A:捕捉和筛选信息的能力。世界上有那么多纷繁复杂的信息,哪些你觉得是可以作为新闻来报道的?然后,还要基于受众的需求用不同的形式进行呈现,文字、图片、视频或者其他。除了呈现能力之外,还有基于受众情况所提炼、总结反馈以及创新的能力。在移动媒体时代,新闻工作者要基于用户思维来做内容生产。总之一句话,就是“优质的内容生产能力”。要具备这个,很不容易。
Q:提起就业,大家听到最多的话可能还是:记者不好干,薪酬又低又苦。和这些相比,新闻理想显得非常稀缺,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A:不需要有那么多人来做新闻。人是多样的、有差异化的,新闻记者的工作强度和压力也是非常高的,不苛求每个人都有新闻理想,但总会有人热爱新闻。一个新闻系里只有那么几个人是学新闻、做新闻的好苗子,这时候就要去努力栽培ta,给ta创造适宜的环境、肥沃的土壤、精细化培养。我还是坚持新闻业务教育是手艺活,需要师徒制。只要好好培养这些苗子,他们总有一天是会发芽和开花的。
其次,学生怎么样,老师很关键。在目前的年龄阶段,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依旧是不定型的,受到外界的影响非常大。如果大部分同学在新闻系里遇到的老师,都没有新闻理想,会怎么样?如果一个人连他自己都没有新闻理想,怎么能指望他点燃你的新闻理想?
再者,新闻工作者相当于“信息高速公路上的特种车”。今天,越来越多的公众正驾驶着“私家车”(自媒体)参与到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中。如果光看数量,私车远远比公车多。我们新闻专业培养的是在危急时刻能凸显作用的特种车辆,比如消防车、救护车等等。高速公路需要这些车辆的存在,越是困难、越是紧急时候,这些车辆的功能就越能得到发挥。
Q:有很多学新闻的同学会选择在记者工作两到三年,后来转向于去企业工作?
A:我能理解呀。人是必须面对现实的,内心保有理想又积极面对现实,这是一种很高的要求。干新闻的一个好处是“个体户”,你的作品有你自己的独立署名,能说明你的实力。这些对你今后发展有用。
其次,做新闻不仅仅是资讯工作,支撑新闻的内核是对人性的理解,是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让你去看到很多的东西。这种能力可以让你在任何领域如鱼得水,无论是公关还是别的行业。
Q:能否给想成为记者,或者是继续想在新闻行业里发展的新闻学子一些建议或是祝福?
A:我第一份实习是在杭州的《都市快报》。当时每完成一篇稿子后,我都会写一份心得体会,包括这篇稿子的好与不好。所以希望同学们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从每一篇稿子,每一个作品开始弄起。每一篇都要不断地总结反思。写完了以后,回过头去复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问题和值得保留的地方。

陶建杰晒出在《都市快报》实习时的笔记

参考资料:

[1]《老陶,江湖再见。》

[2]《从记者到学者|陶建杰:转型后你得做的几点调整》
*文中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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