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机会对话一位二十年间扎根乡村不断回访的学者，你会问她什么问题？在采访真正开始之前，我依靠一些碎片的内容拼凑孙信茹：十几年来持续追踪相同田野点，对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进行大量的书写记录；论文风格迥异于传播学学界；常年挂心田野中遇到的村民，也思考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后老年群体所面临的困境。
由此，我认定她是一个敏锐而又敏感的学者，对“对话孙信茹”这件事抱持着“勤奋的懒惰”的心态，期待从她那里得到关于做田野、做研究、做一个更“自由”的学者现成的方法。
但当采访结束之后，我意识到，做田野与做学术的方法已是“前人之备述矣”，孙信茹当然拥有这种技巧，但技巧并不是她能带给有兴趣于田野、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人们最重要的一点,真正重要的，是访谈中她所告诉我的：对自己的研究形成定位之后，就一直坚持不懈地去做……因为做学术研究就是你的生活方式。
第一次见到孙信茹教授是七月初的一个午后，彼时她正在宁夏大学国际会议中心四楼走廊最深处的沙发上候场，等待进入会议室进行一场题为《“当下”何以呈现：民族志中的田野笔记》的讲座。主办方把“笔记”打成了“必究”，碰面后，我们才打过招呼，孙信茹就举起当天讲座的宣传海报给我看：“你看，这字都打错了，田野‘必究’是什么呀，应该是田野笔记。”这确实是一个有些低级的错误，但直到讲座开始，我才理解孙信茹对这种错漏不满的另一层理由，那是出于学者身份的一种自觉——她做完自我介绍后说：“人家还以为这个学者又发明了一个什么术语呢。”就一个学者的身份而言，孙信茹的高产显而易见。二十年间她出版了8本专著，发表论文近百篇。但在喧嚣的新媒体时代，孙信茹不算个出圈的学者。她没登上过杂志封面，没被深度报道媒体专访过，更别提参加一些电视节目或网络综艺。她的研究对象也总是带着某种“土气”，与网络热点话题并不相关：要么是云南村寨里的村民，要么是城市中的流动人口。而我接触到发现孙信茹这位学者的文章，恰恰是因为这份“土气”。2021年的冬天，我因为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选题陷入巨大焦虑。论文研究对象是易地扶贫搬迁的移民村——国家政策下的产物。在我把它写进开题报告之前，我只跟家人去过一次村里，停留在村里的几个小时中，由于困倦，我在一个爷爷家的炕上睡了一觉。整个寒假，我都在浩如烟海的乡村研究文献中乱撞。假期结束的时候，电脑里存了将近1G的论文资料。其中大部分我已经毫无印象，但孙信茹的著作留在我的记忆里。受政策影响，乡村研究在国内学界一度成为显学，但在当下国内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乡村研究方向，少有学者如孙信茹这般，在十三年间持续追踪回访田野点。她是最早将媒介人类学引入大陆传播学界的学者之一，相比起将媒介作为乡村传播研究的主角，这一理论视角更强调将媒介作为研究的背景，而人在中心。孙信茹进入乡村的契机可追溯到她硕士阶段的助教经历。1999年，云南大学新闻学专业与复旦新闻学院开展“省院省校合作项目”，孙信茹与同样执教于云大新闻学专业的杨星星负责带队。这是孙信茹首次进入乡村，他们选了问卷调查法：一个定量研究的经典方法，与田野调查并不搭边。但这次经历或许为孙信茹打开了方向。同样是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受民俗学研究传统影响，孙信茹逐步转向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常跑去人类学专业蹭课，最终以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完成了个人硕士毕业论文。研究以云南元江甘庄华侨农场为对象，探讨传媒技术与民俗文化变迁的关系。也正是在硕士毕业论文撰写的过程中，孙信茹明确了“数据无法代替个体”的理念，把田野调查固定为自己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田野是她最重要的工作场所。论文中频频现身的大羊村、哈尼村等，她已经深耕13年。2010年，孙信茹与杨星星选定了地理区位、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及文化习俗各有差异的四座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作为田野点，大羊村就是其中之一。这座位距昆明市550公里的普米族村寨，在当时仍保留普米族的建筑特色与文化习俗，村民的家庭内部有着专门用作接待客人与祭祀的核心区域“火塘”，普米族村民婚礼的头天晚上，人们会在女方家吃饭并跳普米族的传统舞蹈“锅庄舞”。田野调查期间，为了和村民尽快熟悉，有时两人会故意踩着饭点去“混饭”。时间久了，孙信茹一到乡下，村民们都招呼她：“孙老师，你来了。”一年冬天下大雪，村民担心孙信茹一行人没有东西吃，悄悄给他们送去猪肉。块头太大，一次吃不完，杨星星就地取材，以脸盆舀雪埋住猪肉进行存储。直到今天，两人仍不知道那块肉到底是谁放在门口。2020年寒假，孙信茹带三名学生前往大羊村调研，被疫情封在村中。田野调查中的琐碎问题被推向极致，每一件忧虑的事情变得具体：“外来者”会不会给村民们带来传染病毒的风险？马上要开学了，上课怎么办？离村日期成为未知，住在村民家会带来多少麻烦？不允许流动之后，怎么再去约访村民？尤其是，吃了上顿以后下顿怎么办？在尝试多种方法发现真的无法返回后，孙信茹反而“既来之则安之”，在村委会安顿了下来。大羊村的村民也展现了“具体的人”何以超越抽象数据。很多村民带着酒肉饭菜主动上门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孙信茹一行人甚至应接不暇。研究退回到一种更纯粹的状态——他们不再是访谈人与被访谈对象，仅仅是闲聊的朋友。孙信茹告诉学生：“田野调查做到这一步就算可以了。”杨星星认为孙信茹在田野调查中具备一种敏锐的观察力，能够将日常琐事与学术研究关联起来。2019年的暑假，孙、杨二人带学生前往中越边境的关口小镇河口，调研跨境人口流动的文化融入。过程中，她对一个常驻河口的越南籍营商者阿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有空就去店里坐坐。阿杨三十多岁，讲一口流利的河口方言，孩子在河口当地上小学，店里常接待一些越南人。某天，孙信茹照例前往，恰逢有一些越南人抱着小孩来到店里，神情焦急。她直觉奇怪，但识趣地没有上前打扰，坐在一旁静静观察。没多久，店里又来了一个中国人，说话用汉语夹杂着越南语。孙信茹继续往下听他们交流，得知越南人的孩子生病，在越、中两国就医仍收效甚微，便跨过关口让中国的风水先生给孩子看病。阿杨在河口多年，因为熟悉当地文化，找来风水先生，并把自己的店铺作为双方碰面的据点。一个越南人，跨过边境寻求风水的帮助，尽管这个故事只在论文中浓缩成了简单几句话，但这个如此具体而微的文化融入案例实质上是研究中一整节内容的重要启发点。孙信茹把这个事件定义为田野调查中的“高潮”，即田野调查时间线上“反常态事件的出现”。她在现场一边观察一边同步记录，一同前往的学生不明所以，见孙信茹稳坐不动也不敢提前离开。直到孙信茹将自己一气呵成的田野笔记发到师门群中，方才明白她拿着手机忙活半天的原因。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方面，孙信茹的视野则更具跳跃性。从少数民族对歌习俗如何在虚拟空间中形成新的交往方式与文化实践，到村落中的女性如何借助社交媒体完成个人生命历程的认知与书写。不过，这些具体的议题最终都会汇入“媒介技术与社会生活的变迁”这一主线。
认识一位学者往往是一个倒推的过程。对于学者本人，学术成果是研究过程的最后一步，对于读者而言，却是窥见学者的第一道窗口。孙信茹提倡“像讲故事一样写论文”，也要求学生“不要写学术八股文”。“我娃娃要在昆明开个剑川火锅店，到时候开业喊起群里在昆明打工的朋友还有你们一起来耍！”这句日常对白，是她一篇关于白族村落研究的论文开头。但学术并不是只凭个人喜好的自说自话。杨星星记得，有一次孙信茹因不认可盲审老师给出的审稿意见，连夜回复邮件，往复几番最终成功驳倒对方。当我向孙信茹求证试图更多细节时，她却说“不记得了，这种情况很正常。”在她看来，这并非是“驳”，而是学术对话的一种形式。至于没有成功发表的稿子，等下一次。对于一位扎根田野的学者，有些现实是无法回避的。在十几年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她曾瞥见研究对象作为具体个人的生命历程。李云秋（化名）就是其中之一。她们相识于2011年，那是孙信茹第一次下到龙阳村做田野调查。云秋当时五年级，她想和哥哥姐姐一块儿玩，便主动找到带着学生的孙信茹，自发成为他们在村里调研的向导。但活泼与好奇心的背后连缀着沉重的现实，云秋家是村子里最贫困的家庭之一，双亲皆有智识上的障碍，父亲还是哑巴。调研结束离开龙阳村后，孙信茹也常接到云秋打来的电话，来电号码不固定，云秋有时蹭同学的，有时蹭亲戚的。为了使云秋不承担长途电话费，孙信茹总是挂断来电再拨回去。这种联系持续到2013年云秋到镇上读初中后渐渐变少。2016年，云秋18岁，离开村子去丽江打工，第二年，19岁的她有了一个孩子，但“父亲”的角色却几乎从未出现。云秋并不是个例，她折射出底层乡村女性的一种典型命运。在持续多年的田野调查中，这不会是孙信茹唯一一次目击这种“典型命运”。我好奇在二十多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她如何处理扑面而来的种种现实，尤其是并不美好的部分，是否会因此有无力感？孙信茹坦率表示情绪当然存在，但论文并不是一个学者的全部。云秋从未出现在孙信茹的任何一篇论文当中，当杨星星下乡而自己无法抵达现场时，她总叮嘱丈夫去看看云秋。当我进一步追问是否期待通过学术的方式解决这些现实的问题，她心态平和：“学者不必夸大自己的作用，做研究只是众多工作类型中的一种而已。”
边界同样存在于学术研究领域的选择当中。采访过程里，杨星星与孙信茹都谈及他们的研究聚焦在文化现象阐释、甚少涉及政治经济领域的特点——这似乎是在刻意回避房间里的大象。杨星星承认，这种选择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绕开”。孙信茹则觉得自身的兴趣点就在日常文化生活阐释方面，“做研究有时候也是做权衡，我并不善于做对策性（的研究），我也不想去讨论那些问题，很麻烦。”“每个人的研究都是有缺憾的。一个人什么都要擅长，或者什么都去回应，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她接着说，“不要把自己想象的有多伟大，哪怕你是一个学者，你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学者与老师的身份同样边界模糊，或者说本是一体两面。孙信茹有将人变回学生的能力。在见面前，我对她的强大气场已经有所耳闻，我也听闻她曾在课堂上“问哭”同学。采访开始之后，我果然也没能免于这种感受。几乎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以否定句开头，“我觉得不是”“你们又曲解我的意思了”“我觉得不是你们说的问题”。不仅如此，孙信茹还时不时发出反问：“那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在我们并不漫长的对话中，我完全退化成了课堂上被老师发现功夫不扎实的学生，勉强支撑着继续发问。而她也如启发一个懵懂的学生一般，不时对我说“要打破标准”“推翻自己的预设”。师长身份带来的威严无法忽视，但她依然是一个率性可爱的老师。分享田野笔记的那堂讲座上，她问暑期训练营的学生们之后的乡村调研持续几天，场下答案不一，有人说一天，也有人说是半天，最后孙信茹把手一摆：“管他呢！一天半天都一样。”
Q：对于没有田野经验的学生来说，应该如何进入田野打开局面？
A：对于学生来讲，选择相对容易贴近的田野点会更好。因为大多数学生不能在某个时段集中驻扎在田野点，初入田野还可能会抓瞎，所以有一些熟人在，或者等某个契机会更好。像我们原来大羊村、石龙村，都是因为很偶然的机会进入的，当时去大羊村是因为电视台的朋友说“那个地方有一个年轻人，你可以去看看”。每个人的个人经历或社交网络不同，对田野的期待和标准也不一样。
但所谓“田野调查操作的标准”，我更多把它理解成一个范畴，或者是专业领域里面公认的技术，这是一些方向性的东西。比如做社区传统研究，不可能选（城市）社区，太大了，而且家家户户关着门，特别短的时间内研究者怎么去调查？研究者会选择人口相对少的乡村，这可能就算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不是解题答案，不要认为书本是完全可以复制的操作性手册。西方人类学传统特别强调选择异文化，但现在研究者很难像传统人类学一样选取某一异文化进行研究，学者也可以研究自身文化中不同的地方。Q：你研究中关注到的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非常发散，你是如何在田野调查中发散思维，突破固有认知带来的限制？A：我觉得不是发散思维，我关注的对象和议题是非常多的，尽管人群各异、具体研究问题各异，我始终关注的都是人和媒介技术之间的关系，研究的取向基本上是没变。这个取向就决定研究者怎么去理解媒介和传播的问题。首先，这和积累有关。首先是时间上的积累。现在我来给你们讲，你们可能会觉得有些问题很难理解，但假如你在这个领域做了十年二十年，我想你也一样，甚至比我做得更好。其次是对田野点进行历时性研究，做田野需要漫长的过程，并不是第一次就能理解那些问题，而是在反复回访的过程中打开。第三当然和阅读有关。阅读要打开思路和视野，不能只限于所谓传统或者经典的传播学书籍，什么类型的书都可以涉猎，只有这样面对现象时，才能不断拓宽研究思路。Q： 按照传统的科研思维，论文要先有理论支撑，但是您通常从现象出发，在田野里总结自己的理论，这种自下而上的操作方法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方法？A：我觉得我的研究并不是从现象总结理论，它是两条腿走路的。因为田野研究或者人类学的民族志调查，有现象主义或者自然主义的传统，所以学者必须要从现象去阐释。但这并不代表只对现象做阐释，研究同样有理论层面的回应，这跟个人的学术训练、学科背景是相关的。在进入田野之前，研究者可以有研究视角作为理论上的准备，但并不代表研究必须用这个理论做解释。具体采用什么样的理论，是在预先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不是带着验证问题真伪的心态去田野。Q：对一篇以田野调查为方法的论文来说，怎么样能摆脱对经验材料的一种表面化呈现，有更深层次理论上的回应？A：不存在。如果研究问题清晰，文章当然是在研究问题的引导下，对材料展开不同的运用。戈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提到了“深描”和“浅描”，深描其实就是纳入理论的描绘。所谓纳入理论的描述，一定是在具体研究问题的引导之下展开的，明确研究问题，这个是最重要的。Q：从经验现象入手，是否会存在一种用学术黑话包装经验常识的困境？A：学术研究肯定要理论化，但不是为了卖弄概念而去做文章的，要发现真问题。有真问题就会有欲求，用适恰的理论去阐释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一定要发明什么理论，发明新的概念非常困难，今天有谁敢说自己发明了新理论概念吗？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过程里，找到你觉得有意思、有价值、期待去解决的问题，然后在自己已有的知识储备下去阐释它。我觉得做学术研究跟写新闻报道或者其他肯定是不一样的，不能简单、狭隘的理解成是用理论化的东西去包装。当然如果两者处理的不好，成了夹生饭，就会造成这种情况。Q：在论文具体的行文方面，你主张通过讲故事来使学术论文变得好看，这种学术审美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风格？A：我觉得不是学术审美的问题。这跟我倡导的媒介人类学以及现在在做的互联网人类学有关。当下我们很多事情都没有描述清楚，就急于用某一个概念去阐释它，我认为应该先把事情说清楚，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这样的风格除了跟学术背景有关，也跟个人旨趣有关。Q：就当下学术期刊的普遍要求来说，你的操作方法也不是特别普遍。你是如何在个人风格和现实环境中达到平衡？A：我觉得研究一定是要由你自己定义的，当然，喜欢不是自说自话，研究成果必须经历在学术共同体中对话的过程。我反对在研究过程中，东打一棒槌西打一榔头。在一个学科共同体制下，学者对自己的研究形成定位之后，要坚持不懈地做研究，哪怕是一个小众的领域也没有关系。因为做学术研究是你的生活方式，没有必要去迎合别人的喜好。期刊肯定有它的要求，但我并不认同“现在期刊只有一种标准”，很多期刊也多元包容。一个学者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展开研究。Q：学校研究的特色会不会为研究者提供一种系统性的支撑？一个学校的经验对其他高校有没有可复制性？A：其实也不是说经验可以复制性，但它肯定会有“小团队，大学科”的支撑。一个学校民族学、人类学强，会影响整个人文社科的发展方向，这是毫无疑问的。比如，云南是做人类学或者民族田野研究非常好的宝库，那么多民族都不一样。其他一些省份，比如宁夏回族多，西藏藏族多。但这是从总体上来看的。一个具体的学者要切入其中进行研究，不可能所有都做，总体的特点意义并不大。即便是民族学的学者，可能一辈子也就做一个民族或者一个领域。所以对于其他地区，我觉得最关键是怎么慢慢培养出一批在某个领域中深耕的学者，这当然很复杂，很多东西是学者没办法控制的。这跟学术平台的搭建、学校政策的推动相关。但是我觉得不是某个学校的经验是否可复制的问题，而是不同地区的学校应该尽量找到自己的定位、规划和优势。*文中图片来源于受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