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国际城市规划》创刊40周年，编辑部特别策划了增刊“我与《国际城市规划》的故事”，通过征文和邀稿等方式，我们最终收集并甄选出了55个故事。从8月19日开始，公众号推出“我与UPI的故事”连载，希望与读者们分享这40年来的珍贵点滴。
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国际城市规划》迎来了不惑之庆！这让我一下子想到了上面的标题：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从未离开时间洪流的我们，是被动地留下了我们的历史，实质成为了历史的“背景”？还是真正主动地参与创造了历史？
我们的文化似乎是一个“同化”的文化，从而，我们的社会和历史似乎也是如此：无论最初和过程中曾经有过怎样丰富的多样性，最终都被同化了。今天的现实不过是又一次证明：各地发展模式趋同、政策趋同、举措趋同，当下的“抢人”大战当然也不会有例外，人们的思维又有多少不是高度同化的呢？我们其实常常骄傲于此，但如果这是文明的主流，人类也就没有未来了：文明的发展，含义之一必定是多样性的增加。而“同化”，在同一个时间断面上，意味着多样性由多到少的逆行；在时间的纵断面上，往往意味着未来最终被历史同化。我们所骄傲的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史，一个关键含义似乎是我们今天的思想、行为和现实，在相当程度上与千年前是一样的。但是否正因为此，我们的历史逐步成了有的史学家抱怨的“没有历史的历史”——因为不再为文明创造新鲜的血液，中华文明从人类文明的耀眼的“图”变成了没有光的“底”？
研究我们的文化、社会、历史是不是如此，为什么会如此，是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课题。今天，我们有着很多的刊物，刊物上有着很多的文章，文章的背后有着很多的作者。它们、它们、他们，在被同化吗？在被动地被同化吗？在主动地趋同吗？
笔者从2001年开始，先是作为（译）作者，再是作为作者和编委，与《国际城市规划》有了将近20年的逐步深入的合作。我对这一合作深感荣幸，因为我发现，《国际城市规划》不仅一直在主动拒绝被同化，而且一直在主动思考并努力坚持最具价值的个性化！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样的坚持，《国际城市规划》创造出了自己的历史，一段对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迄今的演进至关重要的历史。我更坚信，这样的《国际城市规划》，将继续创造自己的历史，创造对中国城市规划的未来至关重要的历史。“中国城市规划的未来”，这在今天似乎已经存疑，但我毫不怀疑；因为疑问来自于同化的文化，而我站在《国际城市规划》的一边——坚持自己的主体性、努力创造自己历史的主体，一定会拥有自己的未来！
《国际城市规划》拒绝着怎样的同化、坚持着怎样的个性、创造着怎样的历史？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国际化。但在笔者看来，这个答案不完整、不清晰、不深刻。
对国际规划理论和经验的引进与借鉴，是《国际城市规划》外在表现出来的最显著的特色。四十年来，杂志从未改变这一“个性”。没有轻易“跑马圈地”，反过来也就没有失去自己的“领地”。由于中国当代城市规划大量借鉴自国际经验（包括如最近话题转向所谓“国土空间规划”，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也仍然是“拿来主义”），专注“国际规划理论和经验”的杂志当然就一定能够对中国当代城市规划发挥出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如果仅仅是这样，第一，能够比大量原著译著更重要吗？第二，这样的对历史的创造，似乎只能是一种狭义的历史的创造，即主要是对中国规划历史的创造，而不是一般原创意义上的对规划历史的创造；第三，这样的对中国规划历史的创造，也将最终走入困境，不仅因为每一国有自身的特定“整体性”，而且我们也正在越来越多地走进纯粹的“无人区”。所以，如果《国际城市规划》主要是这样的“国际化”，那么杂志一定是在最初的10年、20年创造着自己最辉煌的历史，然后或许能够勉强将对历史的创造延续到今天，但此际必定已经深深地陷入自己的“个性”的困境中了。就以正在进行的对“国土空间规划”的“拿来主义”为例，恐怕实质应该说是一波基于同类名词（“空间规划”“国土规划”等）的国际理论与经验的“炒冷饭”吧？否则，在实质内容意义上，“国土空间规划”真的是仅仅对应于同样英文名称的规划的吗？这类英文名称的规划又真的可以与其他名称的规划截然区分吗？而在一般意义上，今天，恐怕没有什么大类的、重要的国际规划理论或经验尚未被引进和借鉴过吧？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真的会有新一波的“国土空间规划”国际理论与经验引进和借鉴的大潮吗？
今天，国际规划理论与经验的引介，其实已经是一个基本解决了的问题，而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才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好的研究？什么才是我们所面对的难题的真理性答案？这包括什么才是对已经无穷引介甚至反复咀嚼过的国际理论与经验的真正有效的评估与借鉴，但实质上，这并不只是今天的真正的问题，而是一切时候的根本问题，以及一切优秀学术出版物的初心。《国际城市规划》的内核，我认为其实是始终没有忘记这一初心，始终拒绝无益于它的同化，始终坚持有益于它的个性化。
所以，“国际”成为杂志最显著的特色，其实不是“为国际而国际”，而是如果国际规划理论与经验代表着“更好”，“取经到西天”就成了合理选项之一。杂志的历史其实证明了这一点：杂志1979年创刊时名为《城市规划研究》，1986年更名为《国外城市规划》，然后是2007年的第二次更名。只要国际规划理论与经验代表着“更好”的状况没有改变——幸运或不幸运地，这似乎仍然是今天的现状——这一特色也就没有理由改变。
但这时，疑问就出现了：“国际”真的就能代表相对最好的研究吗？除了前面的三个问题——能比原著译著更有价值吗；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能在一般意义上原创引领——还包括国际理论与经验本身也有质量的参差，如我们已经讨论过迄今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总体性缺陷，这导致了全球人居运动并未取得满意进展。这些问题是在当前的研究范式（如学科、主题的分异，研究方法论等）和出版范式（如学科内自由选题、自由投稿、匿名审稿、文章长度要求等等）下出现的，于是我们就能进一步意识到，今天的研究范式和出版范式，同样可能有问题。所以，简单的“拿来主义”和同化于常规的研究范式、出版范式，很可能与最好的研究和真理性答案相悖。
《国际城市规划》拒绝走上这样的道路。就我直接和间接的观察，虽然兼容着常规模式运营的一面，《国际城市规划》显然已经形成了一套个性很强的杂志文化，在作者群及其培养、选题、组稿、文章类型方面很有特色。杂志一直保持着很大一部分约稿比例，而约稿的基础则是杂志自己的高水平作者群。这包括杂志的优秀留学生作者群以及一个国际化背景突出的编委会。其中尤其独特的是，杂志显然常年在留心优秀的留学生，笔者在《国际城市规划》第一次发表文章也是留学期间意外被约稿。很多今天的编委也是当年的留学生。毋庸讳言，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的质量还远远跟不上数量，优秀的作者是稀缺的，好的评价能力也是稀缺的。所以，基于真理的初心，精心追踪、遴选并维护真正高水平的作者群并给予他们信任，是智慧的。杂志在主题上总体保持着国际性，但除了自由投稿，每年都以编委会内部讨论和外部公开征集的方式寻找主题并预先设计研究方向，再由编委会评审、筛选后，由主题组稿人定向组稿。通过这样的“工序”，努力使国际性与中国的具体问题接轨。这里的作者来源更广，但以“高水平”严格筛选是其基调。“主题”因此成为每期杂志的一大特色。《国际城市规划》同样有着创造普遍原创意义上的历史的雄心。在这方面，杂志在以“特稿”的形式作出自己的努力。实际上，尽管总体上没有放弃“国际”特色，杂志其实并不排斥任何题材，对于跨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独特的行文风格等也都持开放态度——除了必须是真正高水平的研究。而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杂志有一个有个性、有思想、有理想而又专注专心、主动作为的编辑部，不仅处理着杂志的日常出版，同时连接着编委会、工作组、作者群，更时刻在主动寻找和支持着真正有思想、有个性的新作者、新文章。
由于有着这样的初心、开放性、个性，所以在杂志2018年在南京大学为同学们做的一次宣介会上，我对杂志做了一个超越狭义的“国际性”的归纳：《国际城市规划》是一本“不拘范式，朴素求真”的杂志。杂志的40年，说明了对范式和“同化”的突破，对高水平的“个性化”的坚守是可能的。坚持朴素求真、不唯任何条条框框，最终也必定能够迎来真正在原创意义上创造历史的一天！杂志如此，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但这样的坚持不容易，据说杂志现在想招一位编辑，就一直还没有如愿，因为要求高而待遇难以匹配。作为受益于杂志的一名普通读者和作者，我衷心希望，很快能够有新的有志向、有才干而又国际化的年轻人加入极具个性的《国际城市规划》，帮助她更好地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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