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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史》（蓝琪主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所在地区，时而涉及与它们有关的地区。作者综合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以编定性，以章定范围，以节定内容”，从整体着眼揭橥中亚历史。

本书共六卷，论述内容起于中亚旧石器时代，讫于1991年苏联解体。

其中，第一卷论述中亚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主要内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早期国家的兴起；第二卷论述封建社会兴起的历史，主要内容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王朝历史；第三卷和第四卷论述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主要内容分别是突厥王朝和蒙古帝国的历史；第五卷论述封建社会衰亡的历史，主要内容是哈萨克汗国、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浩罕汗国的历史；第六卷论述中亚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和中亚人民争取自治、独立的斗争史，以及苏联时期的中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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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第二卷

中亚史·前言

先谈一下撰写《中亚史》的前前后后。笔者于1983年考入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幸运地成为治中亚史的前辈项英杰先生的学生。当时，导师正在组织力量翻译一批外文著作，计划以后写一部四卷本的中亚通史。历经15年，包括笔者在内的三届七名研究生共翻译了由项师选定的十多种（近300 万字）英、俄、日文专著和《大英百科全书》的有关条目，其中一些成果已经由《贵州师范大学学报》增刊《中亚史丛刊》（共七册）出版。由于史料匮乏、语言繁杂、史实模糊，以及现有文献资料互相抵牾等困难，直到1998年项师仙逝，撰写中亚通史之事仍未提上日程，但笔者从未意识到先生的这一遗愿将由自己来完成。

2002年，即项师去世四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中亚文明史》汉译本第一、二卷出版，仔细阅读之后，笔者朦胧地意识到写一本中亚史的时机似乎来到了。2003年，笔者接受翻译《中亚文明史》第五卷的任务，在读完《中亚文明史》第五卷英文本之后，撰写中亚史的想法清晰起来。1 同年，贵州师范大学组建历史与政治学院，笔者不知深浅地把写一部中亚通史的想法向领导汇报，立即得到校领导和院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于是，撰写本书的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2008年，经审批，此课题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8BSS009）。历时10 年，《中亚史》的撰写终于完成。

在此，有必要对本书研究与撰写的地理和时间范围做一说明。古代中亚边界是不稳定的，它随时代而变化，随中亚部族与周边文明国家之间势力的消长而变化。一般来说，学术界对中亚有广义、狭义之界定：广义中亚范围指西起里海，东达兴安岭，南自喜马拉雅山山脉，北至阿尔泰山；狭义中亚范围仅指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两河流域地区。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所在地区，有时候也涉及与它们有关的地区。

本书共分六卷，论述内容起于中亚旧石器时代，终于1991年苏联解体。第一卷论述了中亚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主要内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早期国家的兴起；第二卷论述了封建社会兴起的历史，主要内容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王朝历史；第三卷和第四卷论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主要内容分别是突厥王朝和蒙古帝国的历史；第五卷论述了封建社会衰亡的历史，主要内容是哈萨克汗国、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浩罕汗国的历史；第六卷论述了中亚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和中亚人民争取自治、独立的斗争史，以及苏联时期的中亚历史。

本书体例按通史要求均衡安排，克服了以往同类著作中史料多的地方多写，史料少的地方少写或不写的状况。本书的结构安排可概述为“以编定性，以章定范围，以节定内容”。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除了渐进性的量变外，还存在着突起性的质变；本书力图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中亚历史发展轨迹上出现的一些质变点划分时段，并以编的形式做出界定；中亚地区在文化上是一个统一体，但在政治上却一直是分裂的，本书将诸政权统治地区归纳在章的形式下；在各章以下，本书以节的形式阐述了具体的历史内容，每节基本上控制在5000字左右。

本书内容涵盖了苏联解体以前中亚地区存在过的所有王朝，按中国人撰史的习惯，此书可以冠以“中亚通史”一名。但在看了一些学者对“通史”的定义之后，本人决定采用“中亚史”作为本书之名。主要考虑有两点：第一，据《易·系辞》云：“往来不穷谓之通”，“不穷”指时间的无限，贯通一切时间的通史是不可能存在的；第二，严格地说，时间上的通只是通史的必要条件，真正的通史必须具备通史精神。1 对于通史精神，施丁教授认为：“不通古今之变，则不足以言通史。” 2 中国的中亚史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欲达到上述境界，尚有待努力。

本书各卷有分述和总述，在对地区政权进行分述的同时，对当时中亚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以及宗教和文化情况做了总体论述。

在分述和总述中，作者力求系统、全面、准确。所谓系统，就是着眼于中亚政权在此时段内的变革过程；所谓全面，就是研究领域尽可能包括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对外关系；所谓准确，就是客观、求实，向读者展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在分述和总述的基础上，作者力求对研究对象进行反思，希望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认识，即通史精神。

此外，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做了一些推进性的尝试。如中亚经济和文化的南北差异一目了然，本书在考察中亚原始生产力的发展时，明确了这一差异产生于旧石器时代后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呈现出定居文化和畜牧聚落文化的南北特征。又如，众所周知，中亚是古代东、西方贸易和文化的通道与融合地，本书指出，如果中亚的背后没有一个强盛的汉唐中国，中亚地区就不可能成为东、西方交往的桥梁。

对早期中亚的历史进程，本书还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如在第一卷第二编第一章第二节中，作者提出中亚地区在铁器时代经历了东方游牧民族迁徙和西方文明（希腊亚历山大大帝）远征的两大冲击，正是在这些外力的冲击下，中亚古代政权（国家）加速形成；又如本书对16—19 世纪中叶的中亚国家（或王朝）的性质做了界定，认为16—19 世纪上半叶的中亚社会仍然处于前近代时期的封建时代。

16 世纪以后，远离工业文明发源地的中亚没有出现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本质变化，中亚国家政权组织和社会结构仍然是封建性质的：哈萨克汗国实行封建领主制与部落家长制结合的宗法封建制度；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贵族代表大会在汗国内外的政治生活中都有重要的发言权，两个汗国都采取了以采邑为基础的统治方式，将行政权和财政权通过采邑转让给贵族统治。中亚诸政权的经济制度仍以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土地来剥削农民剩余劳动为基础，国家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封建地租。中亚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封建性质的，农民与封建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本书还做了一些十分必要但暂无相关研究的课题。如把中亚原始文化与周边文化相联系比较，并且指出，中亚原始文化发展的进程与世界较先进的西亚地区基本上是一致的。又如探索中亚原始文化的起源时认为，旧石器时代早期中亚发现了西方传入的阿舍利文化，旧石器时代中期中亚发现了以勒瓦娄哇—莫斯特类型为特征的石片文化，因此，中亚从旧石器时代起就具有文化融合的特征；新石器时代，中亚文化受到西亚的影响；青铜时代，中亚南方文化显示出受到两河流域、伊朗和印度河下游地区的影响，中亚北方的草原文化更多地受到了欧亚草原西部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笔者推断，与印度河流域文明一样，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中亚原始文化可能是尼格罗—澳大利亚种（黑种人）的达罗毗荼人创造的；从铜石并用时代起，中亚原始文化的创造者是欧罗巴人中语言属印欧语系的一支人群，即雅利安人。

本书与以往著作的不同之处，各卷的序言中都有说明，在此不一一指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立论方面，中亚历史的很多事件和人物都存在着观点上的歧异，本书对此没有一一阐述，而是在对尽可能多的观点进行比较、分析之后，采取了笔者认为较为客观的一种。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虽是集体成果，但各卷的框架设计、资料的采用安排、文字的取舍统一，以及最终定稿都系由笔者完成，因此，全书风格一致，语言统一。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部《中亚史》凝聚了贵州师范大学三代学人的心血，也是笔者学习和研究中亚史30 余年 1 的一个总结。本书是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撰写过程中，本书参考了中亚史前辈王治来先生的《中亚通史》，在“中亚塞种国家”一编中，参考了学长余太山的《塞种史研究》等著作；在西辽史、喀喇汗王朝史和叶尔羌汗国史的撰写中，参考了魏良弢先生的《西辽史研究》等著作；在察合台汗国部分，参考了刘迎胜先生的研究；在萨曼王朝部分，参考了学长许序雅的研究；在沙皇俄国统治中亚的部分，使用了学长吴筑星和董兴森翻译的俄文资料（发表在《中亚史丛刊》第一、四册）；在宗教苏菲派部分中，参考了学兄张文德博士的《苏菲主义》等研究。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研究成果，这部《中亚史》从体例的完整到内容的充实都是不可能完成的。

英国学者休谟在其《论历史研究》一书中说：“历史不仅是知识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而且还打开了通向其他许多部分的门径，并为许多科学领域提供了材料。”笔者衷心希望《中亚史》一书能够起到这种作用。

蓝　琪

201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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