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少女之心》走过四十年余年的记忆——曾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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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系列连载中：
第一次远征军《中国远征军，出战国门》，《临危赴难》，血战同古（上），血战同古（中）血战同古（下）
题记：这是一篇你看完后，可以转发给爸妈，给老大哥、老大姐的文章。因为，《少女之心》这个抄本，曾经属于他们的时代。
以此文，致五零后、六零后及七零后们开始慢慢老去的情人节。
《少女之心》，是一本现在早已忘却的手抄本小说。然而，这本手抄本小说，在当年却风靡一时，甚至震惊中南海。
在50后，60后，甚至70后的曾经年轻过的人们，无论是当过知青，或者是读过高中，似乎对这本书都有非常特殊的记忆。
这种特殊的记忆，早于邓丽君和琼瑶。
邓丽君的歌和琼瑶的小说，都有点“文艺”的意思。而文革本身就是“革文化的命”。
迟到，这首歌当年是识别“小流氓”的标志性流行歌曲。
所以，在特定的时代，中国几代人为特殊记忆散发的青春期的荷尔蒙，与文艺完全无关。直接、原生、蒙昧甚至暴力。
文艺缺失，真的不算是社会的进步。
然而，在政治口号满天飞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文艺”最终还是成为最稀缺的玩意。男女老少，都得学会憋着。
不憋着，谁也装不出“斗私批修”的纯洁的样子。
——很多年后，没有大家就没有小家的说法，又在网络局部流行。其实，仔细一想，其实这也是一种升华了的变种“斗私批修”。
我的同胞们其实都比较贪玩——现在不时有人强调文革很好，搞点文革怀旧。
至于文革到底好不好，我们都没有亲身经历，说不好。
但是，在文革期间如果中学生早恋，一旦被发现，大多数的流氓罪是逃不了的。
不只是中学生早恋，当时，无论农村里的知青，工厂里的青工，只要是年轻人，或者不是年轻人，只要敢偷偷摸摸亲嘴、睡觉、谈恋爱。一旦被抓到，被打成流氓，谁也跑不脱。
当年，各个城市都有在城市中心盛大集会上，隆重公布流氓罪犯罪罪行的动人一幕。
这个风气甚至延续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文革到底好不好，其他真不好说。但是，我想，只要潜意识有点点“流氓”冲动的正常人，可能自然有自己的想法。
严打与“流氓犯”。
在八十年代早期，文革早已结束。当时社会流行“打流氓”运动，颇具文革“神韵”。
运动一来，流氓们被挂牌、游街、审判、送往劳改、劳教、工读学校。
我目睹过几十位被揍得鼻青脸肿的流氓。他们挂着牌子，正被游街。最小的，不过十三、四岁。
乡恋，当年被禁止的流氓歌曲。
那时，我已经读小学了。——先进的觉悟自然从小学生抓起。
在一次体育场集会上，全校小学生排在主席台前，洗耳恭听一位正气凛然的大叔，在高音喇叭上宣读流氓们的罪行：
传抄黄色读物《少女之心》。
几乎每一个年轻的“小流氓”，都有这一条罪证。
就此，我接受了最早的颇具荒诞主义色彩的性启蒙教育。
我就此知道了有一个手抄本的“毒草”，名叫《少女之心》——这本书也叫《曼娜回忆录》。
当然，这本“毒草”的书龄可能早于我的年龄。后来，我才知道，《少女之心》手抄本最早出现，是在文革中期的北京。
文革成为运动，表面上，源自北京红卫兵运动。
八十年代严打的阵容。
红卫兵运动高涨的时候，外表看似风光。然而，被称为“老兵”的最早的红卫兵，经常以革命的名义，穷极无聊以“打流氓”的革命名义，和北京市井的“顽主”们频繁叉架。
说实话，“老兵”虽然革命，但是大多娇生惯养，上街叉架十有九输。
不过，“老兵”圈子女生不少。就像都梁的《血色浪漫》描叙的那样，“老兵”革命不过是幌子，老兵天生擅长和喜欢泡在脂粉堆。
每一个“老兵”，都是拍婆子的好手。
而“老兵”大多有当时非常稀缺的住房资源。拍婆子之后，刷夜便顺其自然了。
这些故事，王朔写成了《动物凶猛》最为经典。后来，姜文则根据这篇小说拍摄了美轮美奂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般来说，人越自恋，就越怀旧。
王朔由沉重和批判构建的《动物凶猛》，被姜文插花描粉拍摄成《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很多导演一样，早期的姜文，确实曾经是把“审丑”乔装打扮成“审美”的一把好手。
闲话不提。
随着文革进行，曾经风光无限的北京红卫兵被“革命”沙汰。在落寞与失望中，这批风云一时的青少年们，却被鼓舞着高唱战歌，去上山下乡。
《少女之心》最普遍传抄，便在上山下乡的知青群落里。
前苏联情歌，成为那一代人几乎是唯一的“文艺”的回忆。
《少女之心》传抄的故事，就是文革背景下的三个高中生的爱情悲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抄本。
十六岁的花季少女黄永红，就是“幸运”遇到文革的主角。
在如火如荼的“革命”与“斗争”的年代，黄永红的父亲被下放后，她发现了她母亲与何叔叔“通奸”的秘密。
当时，黄永红的学校正在学黄帅，反潮流。黄永红愤然在学校张贴了举报她的母亲“偷情”的大字报。
母亲的“奸情”大白天下，万众唾弃。本来企图当上“黄帅”第二的黄永红却迎来人生的寒冬。
黄永红陷入孤独、迷惘与痛苦之中。
暗恋她的男生李国华出现在她的身边。李国华不但给她以精神安慰，还告诉她一个天大的秘密——“何叔叔”才是黄永红的亲生父亲。
这个结果，并没有得到何叔叔的承认。
黄永红与李国华逐渐产生感情，开始一次次单纯的交往。这种交往，在当时便意味着道德越轨，精神犯罪。
很自然，黄永红与李国华被双双开除离校。
一场大病后，黄永红被何叔叔送到她母亲那里。在农村，她欣喜地发现了同样被学校开除来到农村的李国华和他的家人。
他们开始了懵懂的早恋。
那个时代的“爱情”，现在人大多不甚了解，也不可想象。
农村相对宽松、单纯的环境，使黄永红和李国华有机会深入交往，俩人感情越来越深。
终于，他们怀着青春期的好奇与冲动，开始了彼此身体间的接触。
他们以为男女接触，肚脐相贴，就会怀孕。于是，他们用膏药贴住肚脐，开始亲吻、拥抱等等爱情冒险。
很自然，他们的爱情冒险被双方家长发现，予以禁止——黄永红和李国华为此迷乱、痛苦和疏远。
这时，另外一位英俊和富有经验的被开除、发配农村的学生姚大明出现了。
张艺谋剧照。很多导演以唯美风格拍摄的那个时代的青春，误导着后人们对文革时期的认识。
他利用了黄永红和李国华的感情危机，以丰富的男女经验，让黄永红陷入爱欲迷途。
混乱的文革，混乱的青春、混乱的感情，终于给了黄永红、姚大明和李国华最混乱的结果。
为了保卫“爱情”，李国华在冲动的“决斗”中，失手杀死了姚大明。随后，他也为此自杀。
非常自然，黄永红被打成“女流氓”而被关进监狱。
为洗心革面，黄永红向公安写下一摞厚厚的认罪书——这便是《曼娜回忆录》，也就是后来的《少女之心》。
有性，有欲望，有探索，甚至有充满欧式风格的“决斗”。
由故事去推测，《少女之心》这类的手抄本，很大概率出现在《动物凶猛》所描叙的那一个圈子。
前几年，我无聊，手痒。花了很多时间去阅读了姜文、都梁、海岩等人影视剧后的小说原本。
这批与北京各类干部大院有关的子弟，后来写小说，拍电影、电视剧，几乎都有一个共性：质朴、感性、“夸耀”。
擅长精彩的故事，却稍微欠缺理性与人文思考。
当年，老北京街头的“时髦”少女。
平心而论，就文学素质和写作水平而言，《动物凶猛》的圈子，似乎都具有写作《少女之心》的“天赋”。
所以，《少女之心》手抄本能够最早出现在文革早期的北京，并且，很快风靡当时——甚至，到了八十年代，这个手抄本依然不时神秘出现。
当时的北京，自然也就成了《少女之心》的重灾区。
随着北京知青上山下乡，北京学生参军入伍，这本手抄本也就借着文革大势，四面星火燎原了。
那时，吃肉要肉票，抽烟要烟票——样板戏之外，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更没有日本AV。
生活单调苦闷，憋着不难受的，算得上生活的绝顶高手。
现在看来，革命之余，看看《少女之心》，稍微放松一下“革命”干劲，其实也无可厚非。
各式各样的手抄本，在原来故事梗概基础上，天南海北，各自发挥。
各地各款式的年轻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添油加醋杜撰《少女之心》“下流”的细节。
抄本里的黄永红、李国华和姚大明，也就喜剧性地，慢慢成为了“赤脚医生”款的，粗陋的，流氓成性的西门庆和潘金莲。
每一次传抄，涉性描写总会翻来覆去，变出新的花样。这些新的花样甚至有了地域、方言区别。
我认识的一位老大哥曾经调侃，在西北一个小山村知青圈子里流行的《少女之心》，姚大明甚至会说一口陕西土话去“耍流氓”。
传说中的《少女之心》抄本。
《少女之心》的内容也就越来越流氓，流传也就更加广泛。
曾经很多人好奇提问：谁是《少女之心》的原创作者？
很简单，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传抄本何止千万。
而这些版本，经过无数传抄者的想象，自然各有其描叙——真正的《少女之心》的原创作者，正是那个沉闷的时代里，无以计数的不愿意安分的年轻人们。
当年标志性的流氓歌曲之一，现在再听，还真听不出流氓的意思。
无疑，《少女之心》正是一个时代的青少年的集体“创作”作品。也正是如此，《少女之心》才在后期，得以奇迹般地广泛传播。
自然，《少女之心》也就成为举国最为流氓的“毒草”和禁书——每次看到有人在网络欢呼、纪念、怀旧文革，我总是担心，他们可能没有读过《少女之心》，自然更不会由《少女之心》事件，去侧见文革。
文革末期，《少女之心》手抄本成为事件，震惊中南海。
当时的王洪文、姚文元等重磅人物均亲自过问这一“事件”。各地对涉《少女之心》事件的传抄者、阅读者开始了严厉的打击。
严打之下，与《少女之心》有染的小流氓们一旦事发，只好束手就擒。
文革末期，打击《少女之心》的文件。
对《少女之心》传抄、阅读的打击，一度持续到“四人帮”倒台，直至八十年代中期。
当时，北京有关教育部门专门到工读学校做了调查，他们认为，很多原本应该是合格的“接班人”的年轻人，就是被这本手抄读物耽误了。
调查报告最后出版，这本调查报告在八十年代初期发往全国各地。
不仅北京，广州、上海、西安、武汉、重庆、成都，几乎所有中心城市都有自己的对青少年犯罪、越轨的调查。
各地的各式各样的调查，几乎均有对《少女之心》的“毒草”指认。
严厉打击，谆谆教导，可是，《少女之心》依旧在传抄，并没有被根绝。
现在回想，当时的老一辈的人们，真为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传抄《少女之心》，操透了心，操碎了心。
幸好，随着改革开放，邓丽君和琼瑶涉过海峡——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提着录音机的一代“潮”人们，终于开始与《少女之心》渐行渐远。
整治穿喇叭裤，戴蛤蟆镜，提录音机，跳贴面舞的“坏习气”，又称为重磅人物们“忧国忧民”的新任务。
张行，八十年代早期红极一时的歌星。后因流氓罪被关押。
最早在舞台上模仿港台歌星又舞又唱的张行，红极一时。1984年严打，张行便因流氓罪被打进了上海的监狱。
邓丽君和琼瑶，比《少女之心》更为顽固。
邓丽君，几代人永远的记忆，永远的经典。然而，她的歌曲在当年，是最流氓的流行歌曲。
对穿喇叭裤，戴蛤蟆镜，提录音机，跳贴面舞的“坏习气”的无数次打击之后，街头巷尾，依然有温润、缠绵的歌声：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别就是一年多。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时光荏苒，枯木前头，总是春意盎然。
邓丽君的歌声和琼瑶的小说风靡一时，随后，便是齐秦、崔健、罗大佑，以及《追捕》、《叶塞尼亚》。
拓空之后，世界如此之大，之美，之妙。
1980年，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性知识漫谈》，该书于1985年和1988年两次再版，发行总数达280万册。
1997年，重新修订后公布的《刑法》取消了“流氓罪”。中国就此再无“流氓犯”。
再后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了，《色戒》也公演了。
甚至，如今的2月14日情人节也合法流行了——可以抽空想象一下文革时期，谁要过一下所谓“情人节”的下场吗？
春意纷沓而至，繁花似锦。
而《少女之心》和抄本里的黄永红、李国华和姚大明一般，他们都在渐渐老去。
和那个时代曾经年少与不安分的人们一样，他们都成为了在炉火旁打盹，偶尔回忆起的曾经美妙的青春。
他们的青春，以及《少女之心》，如今已然边缘化了，现在青少年中，知者寥寥。
无疑，《少女之心》，是一本再也寻找不到原创者的抄本，是一本拥有超级读者群的神秘的抄本。
在非常特殊的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等社会文化变革时期，《少女之心》这本抄本和《少女之心》事件本身，蕴藏着丰厚的人文价值，更像是那个变革时期的一种标志性社会文化现象。
一个抄本老去了，参与传抄者、阅读者和抄本的主角们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老去。
老了，一切，自然也就恬淡了。
《少女之心》和传抄者、阅读者们，慢慢老去。而他们的青春，在记忆里难以安放。
至今回望，我们都可以发现，他们曾经美丽的青春，无论影视剧怎么描绘，怎么夸耀，实则憋在桎梏里，没有绽放，随即凋零。
用青春去祭奠一个“伟大”的时代，如今，以正常的思维去看，尤其感到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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