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真实的潜伏：军统电台案始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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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昨天说起：真实的潜伏：军统电台案始末（上）
冯传庆在军统核心机构电讯总台，是台长之外的最高技术长官。
在电讯技术和业务上，冯传庆对接、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可谓身居军统电讯情报枢纽、要害。
而张蔚林任职在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正好可以侧面保护重庆地下党无线电工作。
在国共间隙渐生的关键时刻，张蔚林、冯传庆携带他们了解的情报投奔曾家岩50号，自然让曾家岩方面欣喜非常。
然而，欣喜之余，高效率安排了延安赶到重庆的张露萍等人，组建了军统电台特别支部，搭建了情报输送联络站和通道之后，这个支部一旦开始运作，却又实实在在藏着极大的隐患风险。
要在重庆复杂形势下开搞军统的情报，他们实在是太年轻了。
抗战结束后的曾家岩50号工作人员合影。
首先，这个特支主要成员张露萍与张蔚林等人，在特工业务方面，都属业余选手。
张蔚林、冯传庆二人说是长期在军统工作。
然而，他们只是在军统内务，负责军统特种工作中涉及电台、电讯相关的技术类工作。
他们在其他特工业务，尤其外勤特工方面，缺乏专业培训和经验。
张露萍的经历就显得更加简单。
她由成都去延安不过十六、七岁，再由延安返回重庆也不过十八、九岁。
张露萍本人年龄不足20岁，社会经验有限，而她在延安期间，先后在抗大、中宣部培训班上学，更没有接受过特殊的特工培训。
就算她有极高的革命天赋、热情。
然而，在尤其强调缜密、稳健、细致的特工战场，派出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小女孩子去挑大梁，现在看来，显得颇为不可思议。
其次，在国共特工博弈日趋激烈的1939年，曾家岩方面军事小组与延安社会部方面，同时对军统特支报以厚望，以至于无形间加大了特支的工作任务。
军事小组注重战略情报，而延安社会部则侧重肃反和反制军统。
两者因为主要情报运作方向有所区别，领导人体系区别，存在着一定的业务竞争关系。同时，当时正值整风前夜，延安与曾家岩50号也在各自的方向，思考统一战线和其他问题。
康生如果有了反制军统的新想法，叶帅便只能配合。
这时，本来在叶帅最后会晤冯、张二人而强调潜伏为主的基调上，张露萍特支在成立不久，又得到曾家岩安排的新的任务：
一、领导军统电讯处的党员张蔚林、冯传庆，建立秘密支部。
二、输送张蔚林、冯传庆情报经中间站到达曾家岩50号。
三、酌情在军统电讯处继续发展党员。
这一任务的安排虽然出自曾家岩部署。但是，任务本身当然会有社会部的意图。
由此，明显可以看到，延安社会部和曾家岩南方局军事小组对重庆方面的情报工作，各有想法，各不相同。
延安社会部旧址。
工作量加大，自然刺激着军统特支积极、活跃地开展工作。
那时的年轻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个特点都是共同的。那就是，因为年轻，充满理想，就更为迫切地希望通过工作、成就来证明自己。
以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三人为骨干，年轻不过十八、九岁，年长不过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他们走向曾家岩50号极为重视的新的岗位，都是付以十分的热情。
按照曾家岩方面要求，张蔚林负责联络军统电讯总台潜伏人员搜集情报，然后传送张露萍，再由张露萍转送中山二路联络站。
情报经过这个联络站，最后报送曾家岩。
然而，这套相对安全的情报流程，却随着军统特支的迅速发展而慢慢发生变化。
很快，在1939年春季被军统总部以违纪由皖南调回重庆的其他小师弟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和安文元，也被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联合发展进入了军统特支。
军统特支急速膨胀，这是1939年11月底的事情。
这时，相距张蔚林由皖南调回重庆不过半年左右，相距张露萍由延安调到重庆不过半月。
军统特支因为年轻成员们激情使然，也因为任务要求，很快，主要工作方向便由占据军统心脏位置，侧重战略情报，转向为发展组织，刺探战术性情报。
如是高射炮瞄准了蚊子，年轻人激动地扣动扳机。
——其实，就军统特支而言，真正最具战略情报价值的，是军统电讯总台报务主任，后调任军统电讯总台领班冯传庆。
作为军统电讯处军统电讯总台的最高技术主官，冯传庆在技术上管辖、协调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
是以，他的位置简直就相当于处于军统的心脏。这个位置，也决定了他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价值。
如是冯传庆能够得到曾家岩充分信任和充分价值评估，那么，在最开始决定潜伏任务时，曾家岩如是决定撤退与冯传庆相关联的所有人员，通过单线联系让冯传庆更深地潜伏起来，那么，一旦国共开战，冯传庆的威力不可限量。
重庆时期，周总与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工作人员。
然而，冯传庆等人半路出家，毕竟不是嫡派的地下党，在长线运作方面自然让人犹豫。
实践证明，除却第二次曾家岩50号会晤，冯传庆回答叶帅、曾希圣询问相关问题，为曾希圣口述军统电台、电讯若干守则、密码等之外，等到特支成立开展工作之后，价值千金的冯传庆，却几乎变成爬门户的包打听。
过度急于求成，冯传庆本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价值，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发掘。
冯传庆在技术上管辖、协调军统电台和报务人员，谙熟业务，尤其擅长分辨信号，自然对军统电台和报务人员派驻各地自然了如指掌。
即便有些拐来拐去的秘派电台，一样也躲不过冯传庆的识别。
1939年底，国共相继在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发生摩擦，局势紧张。由此，军统开始向陕北等地派驻电台潜伏，尤其派驻延安潜伏。
自然，这些电台都躲不过管控军统全部电台、电讯及报务人员的冯传庆的视线。
近现代情报史上的焚琴煮鹤事件，终于发生了。
按照社会部和曾家岩南方局军事小组的任务要求，处于军统心脏位置的冯传庆按照自己掌握的情况、经验，会同张露萍、张蔚林等人，整理出军统派往延安地区的全套电台及潜伏人员名单。
得到情报，社会部立刻开始行动，军统在1939年底派往延安及陕北的电台及人员全部被起获。
数次对延安密派被破获，军统再次制订三人小组计划，再次尝试潜伏延安。
为准备这次潜伏，军统专门准备美式电台，设计专门电码，协商胡宗南部配合潜入。然而，这次精心准备的潜伏，在军统三人小组人员刚刚进入陕北，即被社会部连人带那台美国电台一并破获。
军统开始怀疑，为什么只要涉及电台、电讯的潜伏，都是如此迅速暴露。
——彼时，除却潜伏延安的军统头号密派沈之岳等，因为坚持战略潜伏，拒绝联系新派驻电台，执行战略潜伏的个别特务之外，在1939年冬季至1940年春期间，军统每次潜伏，无一例外在最短时间即被社会部破获。
作为军统派往延安潜伏的头号战略特务，沈之岳靠着非电台的原始联络方式，深深潜伏延安，直到混进专为最高层服务的秘书团队。
闲话。
延安能够如此高效、彻底、干净地打掉军统派往潜伏延安的所有电台、人员，自然让军统高层目瞪口呆，深为震惊。
他们很快意识到，情报泄漏出自内部，尤其出自内部与电台电讯相关的部门。
于是，自1939年12月份开始，军统决意以叶翔之为处长的督察处开始对内部进行全面秘密清查，目标重点直指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同时规定了审查纪律：
只要发现反常、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军统内部一时气氛紧张，人人自危。
延安的社会部根据军统特支情报一举打掉军统在延安潜伏的电台及人员，很大程度暴露了冯传庆这个重要目标。
中美合作所，是中美为对付日军联办的情报单位，抗战后撤销。
军统清查目标直指电台、电讯部门，冯传庆虽然还没有完全暴露，但为此举步维艰，动弹不得，其战略情报价值自然急速缩水。
后来，在延安涉及这一事件的相关人员回忆往事，无限感慨：
社会部应十分保密而绝对慎重地处理，为张蔚林、冯传庆诸同志保密，不应惊惶失措，也不应欢喜若狂而草率处理。
中央社会部康生之流的坏蛋，极幼稚地立即派武装将延安潜伏的军统电台破获，全部抓人。
……其结果就必然造成敌人对内部情报外泄的怀疑。
压力之下，冯传庆减少活动，但是，张蔚林、张露萍二人带领军统特支继续活动，工作热情极为高涨。此间，为提高工作效率，军统特支数次发生违反潜伏纪律事件。
其中，最为冒险便是张蔚林急于建功，利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工作电台，直接电联延安。
1940年3月底，张露萍因其母亲生病，离开重庆前往成都。
就在张露萍尚未赶回重庆期间，张蔚林因无人转送情报，再次在工作空隙，利用军统电台电报延安方面。工作时间一长，张蔚林使用的电台一支真空管被烧坏。
这时，相当清楚电讯监察科当日工作的科长肖茂如正巧发现这一事件，当即指责张蔚林，并且按照只要发现反常、可疑，一律先拘后审纪律，立刻将张蔚林禁闭在4楼电讯监察科办公室。
相比军统的禁闭室，电讯监察科办公室关人自然非常业余。
正值军统全面秘密清查期间，高压之下，张蔚林发现事态严重，当即冒险爬窗跳楼，惊慌失措跑去了曾家岩50号。
——很多评论在说起军统电台案，往往会指责张蔚林沉不住气，以至完全暴露。
其实，张蔚林既有皖南危机，私订新华日报等等违反军统纪律的经验，他只然知道这次违纪，性质必然严重。客观而言，在当时军统内部严查的环境下，张蔚林选择逃跑，实为明智之唯一的优选。
跑路，然后躲在曾家岩50号，然后尽量撤退军统特支成员，最后，去延安。这样，军统电台案的损失即可降低到最小。
逻辑上看，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张蔚林的想法遭到曾希圣的劝止。精通电讯情报的曾希圣非常清楚军统特支的价值，如此刚刚启用便要全部撤退，他确实心有不甘。
由此，他极力劝说张蔚林，说这次事件纯属工作过失，无非被军统纪律处分，张蔚林又有与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的师生交情，应该返回军统。
就在曾希圣劝说张蔚林同时，监察科长肖茂如已经发现张蔚林逃离禁闭。他在大惊之下，立刻报告了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和军统督察处。
负责军统内部审查的督察处处长叶翔之闻讯，当即命令搜查张蔚林宿舍。
不料，刚下命令，叶翔之即刻得到报告，说是张蔚林早在年前11月，即搬出军统宿舍，在外租房。
这是军统人员严重违纪。叶翔之警觉起来。
他一边派出人员搜索张蔚林办公室，打探张蔚林在外住所，一边上报戴笠，准备逮捕张蔚林。
这时，军统尚未找到张蔚林在外住所，正在急匆匆赶去找军统电讯处董益三副处长说情的张蔚林可能被系列突发事件混乱了思绪，他也没有想起，他在外租住房屋储藏的危险。
那里面，既有部分情报底档，更有整个军统电台特支的组织档案资料。
——刚满20岁的张露萍，按照现在我们看来，还是一个完全不成熟的孩子。
事实上确实如此，作为一个曾家岩极为重视的重要组织的负责人，张露萍确实在她与张蔚林租借的家里，保存了太多的秘密材料。
诸如特支成员入党资料，军统电台及电讯人员全国分布表，名册等等。所有不该存在家里的文件，都存在了家里。
就在张蔚林刚刚赶到董益三办公室，即被军统督察处特务逮捕的同时，赶往张蔚林在外租房搜查的军统人员更是满载而归。
抗战期间，戴笠与驻重庆的美军海军代表。
正在南温泉郊外与美军代表谈判的戴笠闻讯，勃然大怒，当即中止谈判，驱车赶往重庆市区。
——此刻，张蔚林只能在惶惶不安等待未知的结果。
偶然间，他以50元买通稽查处看守所所长，向特支专用的中山二路联络站送去一封密语信件。
与此同时，军统按照搜查出来的名单，督察处特务轻松就逮捕了电讯总台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和安文元等人，开始隔离审讯。
逮捕继续着……
连日来为军统内部清肃威胁，本身早已十分紧张的冯传庆听闻张蔚林出事，当即跑路。
当晚，在夜色掩护下，他一路狂奔，终于逃进了曾家岩50号。
然而，这一案件牵涉策反国军军队情报人员，事关国共大事，曾家岩50号如要避嫌，也就无法庇护冯传庆的安全。
在听取了冯传庆紧急报告后，半夜起身接待冯传庆的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陈家康不明究竟，开始劝冯传庆离开曾家岩50号。
随后，叶帅闻讯也匆忙起身下楼了解情况。
既无法营救被逮捕的张蔚林等人，又得避嫌不让军统抓住曾家岩50号的漏洞，叶帅当即决定送张蔚林渡嘉陵江，预备转移延安。
是夜，春寒彻骨。
化妆完毕，作为曾经价值连城的战略潜伏者，如今的冯传庆怀揣200块大洋，惶惶从后门离开了曾家岩50号，沮丧而茫然地消失在夜幕中。
曾经为国共情报机关视为无价之宝的电讯专家，此刻，落荒而逃，确属无奈之极。
冯传庆儿时出过天花，面部特征明显。
同时，他出身富贵人家，在军统期间作为技术骨干也是养尊处优。
由此，他一上路，四面茫然，踉踉跄跄。人还没离开重庆市区，即被军统路检挡获，逮捕。
——至此，仅张露萍回成都探望其母，军统电台特支全部成员都被逮捕。
军统女子报务人员。
这天，军统查得张露萍在成都的联络地址，在研究抓捕方案后，即以张蔚林的名义向成都的地址发出了电报：
兄病，速回渝。
接到电报，年轻的张露萍不觉有异。
她当即买票动身返回重庆。并且在上车之前，按照事先约定，她给曾家岩南方局军事小组拍了一份电报，报告了返程时间。
此刻，她的行踪，实则都在军统特务监督之下了。
很多传记在述说张露萍被捕时，有很多形象、感人的记载。然而，对军统为什么发电报诱捕张露萍，而不是直接逮捕张露萍，并没有做出解释。
当年，国共斗法，军统正好借此案发难，当然会设计让张露萍接到电报，在她结束假期回返曾家岩50号时，现场逮捕。
所以，在收到张露萍电报之后，曾家岩方面异常紧张，只得派出张露萍认识的人员火速赶往两路口车站，想法告知张露萍危险。
——张露萍下车之时，车上既有追踪她的特务，车站也有军统设下的埋伏，车站气氛十分紧张。
然而，是年不过二十岁的张露萍因为缺乏侦察与反侦察经验，浑然不觉险情，一脸阳光，正预备前往曾家岩50号。
很快，她发现了藏在人群里的熟人，向她示意危险。而后，她这才惊觉身边特务，转身准备开跑。
这时，军统看到张露萍识破圈套，只得一拥而上，下手逮捕了张露萍。
军统电台案被破获，全部涉案人员均被军统逮捕。然而，军统却无法以此证据问责曾家岩50号，吃了哑巴亏，还得闷声消化满腔郁闷。
现代人画作的张露萍就义图。
后记：1945年7月14日，被军统以死刑缓刑而监禁五年之后，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被枪杀在息烽快活岭。
当时，他们都很年轻。年龄最大的陈国柱33岁，冯传庆32岁，张蔚林29岁，年龄最小的张露萍才24岁。
这是相当于今天或初涉人生，或大学毕业的年龄。
在这个年龄，人们往往初涉人事，对于社会更不了然。回想我本人在这个年龄，遑论思想、信仰，就连自我人生，未必有点清醒认知。
由此，看看历史上的这些年轻人，如此忘我，如此激情，确实让人唏嘘。
以文为生，读与写，均不容易，三点非常必要。
看完有空有闲，还望支持、鼓励橡树原创吧。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