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九一八事件的侧面：详说军阀们的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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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战前夜的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
（全文7400字，大约需要30分钟，橡树在此感谢朋友支持、转发）
虽然如张学良、冯玉祥、宋哲元等人都爱国将领，抗日名将等说法，事实上，他们都非常标准的军阀。占有地盘，控有军队，吃香喝辣，做事妄为。很大程度上，如说近现代史上是军阀们误了中国，其实真不算夸张。
时值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回望这段历史，解说这段历史，就免不了翻开军阀们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的历史旧闻。
往事，确实让人唏嘘。
1929年，中国现状更趋一盘散沙。日本侧目，自然蠢蠢欲动。
这一年，就在南京政府开始整备各地军队为新式国军之际，汪精卫息影海外却不甘寂寞，神秘回国，振臂一呼，就此，不甘于向南京政府交出军权的割据各地的军阀们如李宗仁、张发奎、俞作柏、唐生智、石友三等，纷纷闻呼而变，通电独立。
军阀们就此开始武装抵制南京政府的政令、军令统一改革。
中国开始大乱。
在军阀们热烈掌声里，汪精卫顺势浑水摸鱼，以国党第二届中执委联席会议，对各路军阀们授予护国军、救国军的委任状及番号。
诸如阎锡山、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锋、何键、李宗仁等人各自听封，分任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军总司令，也就相继起兵，揭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
其中，冯玉祥、阎锡山统帅两路军在北方闹腾。
汪氏自己，则自任护国军、救国军总司令，统领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锋、何键、李宗仁等六路军阀大军，分路围攻南京。
彼时，奉系军阀在东北刚刚易帜，山海关内，却已经烽烟四起。
这场混战，算是中原大战的序幕战。
打打停停，断断续续延绵至1930年4月1日。
等到了1931年4月1日，内战再次升级。
彼时，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军阀、政阀们正式联名通电，以讨蒋为名，发起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中原大战。
伪满时期，日寇及投日东北军改编的伪军。
交战各方鏖战、血战，致使中国国防力量遭遇重大创伤。
到了1930年9月18日，在战争持续5月以后，张学良观察战争成败，终于发出巧电，通电全国，吁请中原大战交战各方：
“即日罢兵以纾民困”。
“静候中央措置”。
就此，张学良、于学忠、王树常等率东北边防军第1、2军及其他部队约13万入关。
张学良的东北军加入中原大战，致使汪精卫等人的反蒋联军迅速崩溃。
入关10多天时间，东北军一枪未发，不战而接收了原属晋军控制的平、津地区，并推进到河北、绥察、山东等地区。
至此，东北军相继占领晋、冀、察、绥四省，山东部分地区，以及平、津、青岛等三市地盘。收编了西北军、晋绥军多部，作为新任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势力空前膨胀。
不过，张学良终究军阀儿子，暴发二代，自幼生长妇人之手，空有雄心，少有魄力，能力更是有限。因而，他虽然占尽先机，在华北、绥察等地风光无限，却总被牵涉进入南京与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及韩复榘、石友山、余汉谋等等地方军阀相互博弈的浑水，不堪其烦。
最终，1931年7月18日，本就视张学良为草包军阀的西北军实力派军阀石友三得冯玉祥、汪精卫支持，受张学良从弟、东北军将领张学成等人鼓动下，接受汪精卫自立的广州政府委任，通电对东北军开战。
这又是一次同样黑色的内战。
这场内战不过一月，石友三旋遭南京军队和东北军南北夹击，全军覆灭。
然而，张学良为了应对与石友三的内战，保住其在关内所占利益，更是从东北防区调集东北军大部入关，事实上加速了东北时局的危机。
——东北军，全名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顾名思义，这本该是中国卫戍东北边防的军队。
东北易帜至中东路战争以后，东北军两次整编军队，编有野战军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
然而，继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等人率东北军主力入关，到1931年8月平息华北内战，多次再调东北军主力部队入关。至此，到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夜，东北军留在东北三省的兵力，为步兵12个旅、骑兵3个旅约10万人，地方部队省防旅、武警、民团等，约20万人。
显然，内战与军阀们争夺地盘，使得东北国防加速空虚。
东北国防空虚，在军事上也就给了日军冒险的战机。
1931年9月18日，确属近现代史上最为出名的月黑风高的杀人之夜。
这天夜间，日本关东军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线路轨，栽赃并攻击了东北军。
事先，因为有由日本关东军及日本朝鲜军的多位参谋联合商议、制订的作战计划。关东军发起事变，不仅直接攻击沈阳东北军，其余驻防南满、安奉沿线日军，也向沈阳外围的东南、西南和东北方向开始行动，与中国军警全面交火。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
九一八事变，侵入沈阳的日军。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东北最为关键的沈阳，有东北军精锐，王以哲独立步兵第7旅，驻防在城北4公里的北大营。
此外，在沈阳市区尚有东北奉军的海、空、宪、武装警察等，人数约为3000人。
其中，独7旅为东北军王牌部队，不仅单兵配备类似日式三八步枪的辽十三年式步枪、及每班配有捷克式轻机枪、掷弹筒之外，独7旅每团更配有重机枪连、迫击炮连和平射炮连各1个。
其中，重机枪连，装备马克沁重机枪12挺；迫击炮连，装备82中型迫击炮6门；平射炮连，装备辽14年式37毫米平射炮4门。
此外，作为张学良卫戍沈阳的“御林军”，独7旅还临时加强有一个装备了12辆法式FT-17战车的战车队。
不过，FT-17战车仅装有机枪，无装火炮，被戏称为母坦克。
看上去，独7旅装备精良，十分风光。
然而，军阀性质的部队，其战力根本无法由其先进装备确定。
当时，独7旅部署在北大营狭窄防区，不在战术状态。同时，空有装备，东北军人事相互牵制，独7旅本身枪炮弹药缺乏之外，王以哲与沈阳市内各个军事单位完全没有应变作战统筹，自然，沈阳方面就更谈不上和长春、锦州方向的友军协同反制事变。
无外援，无友军，得不到空军、重炮等其他支援。
人数虽多，却如无头苍蝇。
投入实战，独7旅还真像一支孤军，能够发挥战力，自然有限。
向沈阳发起攻击的日军。
反观日军方面，其投入九·一八事变兵力，并非一个大队的战术性攻击。
事变发起，日军即在南满、安奉铁路沿线出击，控制铁路、通讯。如此行动，自然使得东北军通讯靠吼，机动靠走，从而快速陷入混乱、被动。
次日，就在东京、南京的日、中两边政府、外交尚无了解事变原因之前，日本朝鲜军更是派出战机，出击沈阳，同时，朝鲜军地面部队也是入境中国安东，开始介入事变。
现在回看，九一八事变确属日本关东军在料定了张学良及东北军应急无方的前提下，在战略、战役层面的一次谋定而动的有把握的军事冒险作战。
九一八事件之前，日本在沈阳附近及南满地区驻军与军事单位，主要分为四大单位：
一是关东军。
二是外务省驻奉天总领事馆。
三是关东厅。
四是满铁。
四大机构各有隶属，各有利益，相互争执。
但是，自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急于在远东大陆谋取利益，自然强调在军事方面重点经营辽东。是以，平常四大机构尚可各自为政，但是东北一旦出现状况，关东军即成为四大单位的头脑。
截止九·一八事变前夜，日军在东北驻军，既包括野战军，也包括铁路守备队和其他武装，主要集中在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及铁岭、营口至奉天等军事要地。
其中，日军最为精锐的王牌第2师团步兵第29联队，驻地即在沈阳城外，该师团其余各部，以及日军重炮大队，也处于南满铁路机动位置。
至于整个南满线，则有日军在日俄战争后成立的铁路守备队，共有6个大队，每大队4个步兵中队，每中队160人，约4000余人。
另外，日军还有旅顺要塞部队和重炮兵大队等约2000人。
同时，日军还可以沿南满线应急动员日本退伍军人、预备役移民、警察等约万人以上，迅速投入战场。
因此，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在理论上拥有的作战部队总数，大约在3万左右。
看似人数较少，但是，这3万日军都是部署在南满、安奉铁路沿线的关键位置。
如此一来，日军兵力集中，进出便利，既可以快速行动，截断沈阳向南北方向的对外联系，更可以凭借铁路，迅速调兵，抵近直接攻击沈阳城区。
九一八事变前夜，日军曾经频繁在南满铁路进行演习。
日军在发起事变之前，已经占据三个极为明显的军事优势：
其一，日军火炮的优势。
现在历史书关于这场事变，都有一句日军炮轰北大营的记载。
九·一八事变期间，日军炮兵以四一式75山炮和三八式75野炮为主。
日军火炮机动具有铁路、机械化、摩托化和驮马化机动便利，远不是当时东北奉军可以理解。
事变之前，日军调动火炮，准备弹药之外，更是调运了2门当时威力巨大的240mm攻城榴弹炮，经南满铁路秘密运送至沈阳日本关东军守备队军营。
1门负责炮击北大营，另1门则负责炮击东北军东塔机场。
日军以240mm攻城榴弹炮为主，配属四一式75山炮和三八式75野炮，对北大营的猛烈炮击，对在中东路战争遭遇过苏军重炮袭击，伤亡极为惨重的东北军而言，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和震慑力。
炮声一响，北大营东北军或者溃逃，或者困守军营，浑如绵羊听见狮吼，手脚酸软，无法动弹。
最为荒唐，莫过于在日军猛烈炮击间，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给北大营下达的作战命令：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理论上，240mm攻城榴弹炮一枚炮弹只要命中目标，即可毁灭一栋楼房，夷平一个连的防御阵地。
在那个年代，240mm攻城榴弹炮比如现在的战斧导弹。
就此，日军炮击和荣臻命令，基本上就快速、直接地崩溃了东北军的斗志和北大营防务。
其二，日军有着电讯电报和铁路机动的优势。
在九·一八事变中，日军始终牢牢控制着至关重要的南满线和安奉线。
纵观东北近代若干战争，交战方在兵力部署、运输、机动、后勤补给等方面，对电报、铁路依赖，远远高于内地。
就此，张作霖主政东北时代，奉军就开始修建自主铁路、电报局。
不过，等到实际运作，奉军却受限技术和经营，使得这些铁路、电报局往往都是日本技术主要控制下的中日联营状态。
中东路战争之前，东北军在对日局势紧张时期，往往采取以重兵警戒南满线、安奉线及沿途支线、电报局的战略。
然而，随着张学良两次调兵关内，东北边防军纷纷脱离防区。之后，东北军剩余兵力不足，无法维持对日军控制下的南满线、安奉线及沿途支线、电报局等重要目标的常态戒备。
这对日军发起九一八事变，可谓非常重要的战机。
九一八事变中的日军摩托化部队。
因为兵力不足，通讯不畅，机动迟缓，等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防区辽阔，在兵力分散难以集结之下，完全失去对这些铁路线的监视、控制。
同时，日军抢先动作，原本属于奉军控制南满铁路的多段、多线支线，也被日军顺利占领，控制。
就此，日军发起事变，即可迅速集结、机动，以优势兵力直接打击东北枢纽沈阳。
由此，日军打下沈阳，再凭借电讯、铁路便利，各个击破分散各地的东北军部队，自然是顺风顺水。
其三，东北军前后中东路战争和中原战争，疲劳不堪，士气低迷，兵力分散，使得日军发起九一八事变，即以逸待劳的战略优势。
在日俄战争以后，中原战争之前，历年来，日本的大批年轻军官曾经进入中国旅游、考察。他们所到之处，目睹中国地方分裂，军阀混战，民生艰难，因而，这些日军少壮军官们对中国将领、军队，极为轻视。
骄横日久，日军自然也就对军阀控制下的形同孤悬关外的满蒙地区，有了觊觎之心。
尤其在中东路战争中，东北军既在战争中暴露了战力低下的现状，同时，东北军在战争遭受空前重创，军力和士气都遭到不可修复的沉重打击。
当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组织了著名的参谋旅行，就近目击、考察东北军在中东路作战，对东北军战力评价极低。
作为一支自建成到撤编都是以打内战为主的军队，即便在张学良率部入关，东北军在中原大战赢得其内战最大辉煌，登顶中国军阀内战冠军，看似强大，却早被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日军少壮军官们，视作是一支可以用竹刀劈翻的弱旅。
南满线上的日军武装列车。
当然，九一八事变当时，东北军对抗日军入侵，绝对不止这三个军事短板。
其中，东北军最大的短板，还是因为：
东北虽然易帜，但是东北军本质上还是军阀的军队。
军队官兵的战斗信仰和战斗意志被军阀以亲情、友谊、官爵、名利、钱财等等私利控制、捆绑，就此，军阀军队注定了也只能为军阀之私利而战。
1931年的东三省，无疑是张学良地盘，而当时的东北军，则是张学良的私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
南京在东北没有话语权。
至于张学良为什么会决策东北易帜，其实，这完全是张学良和他的嫡系、幕僚们为东北在日俄之间取势，以求长期控制、霸占东北的一时权宜。
因而，东北易帜尚且谈不上是张学良爱国与否的证据。
说到底，当时的东北，就是张学良的地盘，当时的东北军，就是张学良的私军。归根结底，张学良就是一个军阀。
而军队和地盘，则是军阀能够成为军阀的核心根本。
因而，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为稳妥部署东北的军队和地盘，张学良在1931年7月，即以东北局势而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
“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
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9月6日，事变前夜，张学良致电臧式毅、荣臻，反复说明厉害：
“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
由此，对当时东北日趋紧张的局势，张学良、张作相等人为之应变考虑，并非迅速从华北调兵回防东北，而是企图东北、华北两全其美，从而扩大自己的地盘、军队。
最终，事变发生，东北军不战而溃，向锦州和长春撤退。
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却在北京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
“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
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很显然，张学良们在以保护自己的军队和地盘为先的基础上，其设想的解决东北事变的思路，无外乎是牺牲沈阳局部，退守吉林、黑龙江和锦州，避免更大的作战，然后，等国联出面斡旋。
只要军队不受损失，东北军纵然失去了东北，毕竟还有绥察、平津、山东、山西等等地盘……
退而求其次，这是军阀思路的上策。
当时，各路军阀联手反击国民政府的中原混战刚才结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得军队经历大战方才歇息，同样精疲力竭。
所以，日本在这个空档武装入侵东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无法出兵东北解决问题，也就只能在事实上默认了张学良的决策。
9月22、23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分别发表讲话和告国民书：
“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军阀的儿子自然是军阀的儿子。
所以，张学良自然有张学良的想象。
他既不想与日本人扩大战争规模，却又想守住江桥，守住锦州，沈阳南北两线划出底线，以控制日本入侵扩大化。
然而，张学良自作聪明的主张，却因临时主持吉林军政事务的熙洽的浑水摸鱼，而成为泡影。
作为满清宗社党老大，熙洽和掌控军权的吉兴等人，一向致力满清皇室的复辟活动。眼见复辟机会到来，就在事变次日，熙洽派出人员，即与日军第2师团司令官多门二郎会晤、协商，顺势将东北推入水火。
皇帝、军阀，都为私利。因而，熙洽决策勾连日军，很快得到部分东北军政高层附和。
很快，辽宁、吉林等地的30余座城市不战而降。
这时，对东北至关重要的江桥、锦州两地，暴露在日军北上、南下的攻击锋芒之下。
熙洽、吉兴等人率吉林投降，推动了日本侵略东北的速度和深度，直接导致江桥作战失败，锦州实施中立化失败。
东北局势急速转危。
九一八事变期间的侵华日军。
日军所至，战无不胜，东北军不战而溃的现状，尤其使得张学良彻底畏惧日军。
如果调集东北军出关全面开战，日本也会从朝鲜源源不断派兵入侵。
中东路战败阴影之下，张学良心知肚明，东北军绝不可能是日军对手，而且，无论输赢，这一仗下来，自己损失军队不说，部将们众叛亲离，自己必然会变成光杆司令。
张学良明白，自己如是真率东北军血拼日军，践行自己吆喝的爱国口号，那么，即便东北军付出巨大牺牲击退日军入侵，随着局势发展，东北也必将回归成为南京政府的东北。
回到地盘、军队这两个属于军阀的命题上，张学良当然明白，一旦抗战，无论成败，都将是他作为头号军阀的终点。
于是，在11月之后，随着东北局势日益恶化，张学良终于决意避战，策划调动东北军自锦州而全面撤退关内。
只要控制平津、华北，有足够的兵力继续辐射山西、山东，张学良依然有中国首席军阀的资本。
11月29日，在中日谈判关键时刻，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以惟个人对此亦颇赞成，托词认同锦州中立。
然后，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张学良秘密安排东北军撤出锦州。
这场大溃退，张学良的各部东北军阀军队竞相撒腿乱跑，再不顾东北军在国际国内的体面、形象。
九一八事变期间乘坐火车的日军士兵。
彼时，顾维钧正在谈判桌前口吐白沫与日本代表力争。
闻讯锦州东北奉军跑路，顾维钧欲哭无泪，在12月5日、7日两次致电张学良，劝其暂缓逃跑：
“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
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
12月8日，蒋介石亲自致电张学良：
“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
谁都知道，九一八事变之后，锦州不失，辽西走廊尚在，日本无法关门，自然难以单方面处断东北局势。
反之，如果失去锦州，失去辽西走廊，军事上日军既可以主动在辽西走廊分划出中日停火线，那么，日本外交即可依仗军事优势而有了完全掌控东北局势，使得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最终失去最后的保守东北的可能。
因而，直到1931年12月25日，南京方面数次电令，明文要求张学良部不得由锦州撤退，要求东北军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
然而，张学良却根本无视南京，而是围绕自己的地盘、军队，对东北军各部全面撤退关内，开始详加电示：
“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
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
12月30日，就在国民政府急电张学良，要求东北军“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当日军进攻锦州”之时，日军前锋数百人，已经大摇大摆，不战而进入了锦州。
至此，日军发起九一八事变，一夜占领沈阳，不过三月间即席卷东北。
尤其日军轻兵突击，顺利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后，关闭辽西走廊，在地理上割裂了东北与内地的联系，基本就酿成了九一八事变最惨重的结果：
东北三省完全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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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详见昨日：《九一八事件的侧面：详说日苏博弈与东北军的溃败》）
其实，在国际形势及苏联、日本对东北局势影响之外，从张学良视角，他之所以能够心安理得地说出这番话来，无非是他作为北方最大军阀，必然以避战、溃逃，以保全私军而退而求其次盘踞华北、绥察的真实的心声。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接见要求抗战的学生。
这是九一八事件最可悲的事情。
民众以为高层为了国家，实则高层为了私利却冠冕堂皇正在出卖国家。
就此，九一八事变继续发酵，日军北上黑龙江，南下辽西走廊，东北全境岌岌可危，张学良既有之前中东路战争惨败的记忆，在恐惧日本之下，索性决策彻底溃逃，将兵力转移平津、华北等地，而将其视为了东北军的新的盘踞之处。
退守华北、平津，自然无暇再去考虑东北得失。
站在纯粹军阀的立场，不仅不能考虑东北的得失，同时，基于站稳华北、平津继续当好军阀的层面来看，东北军还得控制南京军队为支援东北军而北上华北。
否则，南京军队一到，万一中日斡旋和谈，那时，平津、华北、甚至东北的军令、政令必然随之统一，张学良和东北军其他军头，也就将彻底失去当军阀的资格。
对军阀而言，失去当军阀的资格，其后果远比失去东北更为惨重。
——事实上，并非张学良如此，民国时期的军阀、政阀，人人如此。
6年以后，接班东北军守备华北、平津的西北军宋哲元部，即在善后七七事变的时候，全面高仿张学良，力推拒绝南方军队北上抗日，最终，直接加速了七七事变的扩大化。
中国历史的教训，总是重复。
更早的张学良也好，后来的宋哲元也罢，但凡军阀们应变危机，漂亮借口之下，必然会充分考虑自己的利益。
东北军选择以避战、溃逃、观望应变九一八事变，固然有怯敌的原因，最为重要的是，这样决策，实属最符合张学良等东北军阀们最为现实的利益。
于是，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们选择坐守关内，巩固关内。虽然坐看日军在熙洽等人引导下，一路几乎兵不血刃，所向披靡地席卷了东北，心疼之余，却又为保住关内地盘不失，倍感欣慰。
对军阀而言，国家、民众不过是挂在嘴边的虚词，唯有自己的军队、地盘、绝对权力，才是最最实在的根本。
当时，东北沦丧，无论国民政府或者国内舆论，终究对丧师失地却拥兵自重的张学良等东北军将领，没有丝毫追责的能力。
当军阀，可谓最安全的、最实惠的人生职业。
就此，在锦州沦丧，东北全部沦陷之后，东北军继续猬集绥远、华北、平津一线，对南排兵布阵，拒绝南方军队北上，同时，为自己溃逃山海关以南继续找一个漂亮的借口：
“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于是，东北军终于心安理得回避了东北沦陷的现实，在华北、平津地区，持续3年，继续安享军阀的快乐生活，直至长城抗战再次全军溃退，激起中国民众极大愤慨……
如此回望历史，不难发现，除却日军的冒险，当年中国的军阀、政阀们，也是将九一八事变推向最恶劣的结果的另外一股力量。
适逢九一八事变爆发90年，收笔时，唯愿中国安好，远离苦难。
顺祝朋友们中秋安好，顺心，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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