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胡尹萍，事情、海报，2011年

（安德烈算是邻居，当时是在黑桥艺术区C区院，记得他曾在路边向我借火点烟。印象里他不会英文也不会中文，说一口很流利的我一点也听不懂的语言。之后一天他来敲门，递给我一部手机，手势比划着让我接电话。电话里是他的翻译，告诉我说他要离开中国了，希望把他的画作为礼物都送给我。第二天早上，我在工作室门口发现一个箱子，我很惊讶这么多画，赶紧去找他，发现门开着，人已经走了，残留着酒瓶、烟蒂、草稿和颜料……他没有告诉过他的名字，从他留下来的画本里，像是俄国人。我希望暂时叫他“安德烈·瓦连拉·弗拉基米尔”，意思是“勇敢健康地拥有世界”。）

胡尹萍：2012年我和另一个艺术家成立过一个小组@PARTY，从那个时候起开始用“事情”这个概念。

其实很多时候，作品如果不拿到一个艺术的场合去呈现和展示的话，做的就是一个事情而已。比如《小芳》这个作品，没有拿出来呈现的时候，它只是我跟我母亲做的一个事情；当它被拿出来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艺术项目。实际上即便没有展览和艺术项目，这个事依旧在发生。《你舅妈叫什么名字？》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因为“《画刊》封面计划”制造的这种很正式的表达途径，我之前会做这个事，之后也会继续这个事。所以“事情”就是这么来的。它就是我工作的一种方式和习惯。

《小芳》，胡尹萍，事情、影像，2015年至今

（2015 年初回四川家乡时，我发现母亲和镇上其他妇女一起编织一种劣质的毛线帽子，并被廉价地收购。回北京后，我找了一位朋友“小芳”充当收购者，介绍她与我母亲认识，并以较高的价格收购母亲的帽子。因工作需要，母亲学会了上网、微信、网上银行等现代网络方式，建立了她的自信心和存在感。此后一年，母亲创造了100多种“奇怪”的帽子。2016 年底，该项目在北京箭厂空间展览。随后很多人想买母亲的帽子，但作为收藏母亲时间的我并不想出售。母亲说过，很多阿姨很羡慕她能织上好毛线，于是我就把小镇阿姨都组织起来一起编织。我成立了品牌——胡小芳，这样就能让更多母亲进行编织，也能更好地展现她们那一代人被忽略的创造力。“胡小芳”在中国和法国作为独立原创品牌进行注册，于2017 年4 月22 日全球首发。目前该项目在持续进行中，母亲和阿姨们还并不知情。）

孟尧：2013-2015年，你创作了《卖笑》《保卫艺术》《金融产品升值史》，这些作品表达了你对艺术的价值、艺术行业的一系列态度和思考。那段时间，为什么集中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胡尹萍：那个时候我刚刚毕业，对艺术或是艺术群体，存在一个理想主义的想象，所以遇到各种事情的时候，对群体肯定是不满的。比如拍卖的问题、空间的问题、教育的问题、美术馆的问题……太多了。那个时候实际上会条件反射地把这些问题做一个处理，那些作品也是一个阶段化的结果。其实所有这些问题，本质是一个生态的问题，不仅仅是群体或者个体的问题，而是因为形成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时间太短了。中国的画廊也就30年，798艺术区成立也才十几年。这么短的时间，又非常急功近利地疯狂生长，所以在这个里边肯定有很多问题。

《卖笑》，胡尹萍、卜云军，事情、影像，78'11''，2013年 

（上海一场拍卖会邀请拿一件作品送拍，胡尹萍和卜云军在网上招聘了一些人去参与这场拍卖，12 位参与者需要在每件拍品竞价环节结束后，不管拍品成交与否，都整齐地鼓掌叫好，整齐的三声“好!好!好!”。这件行为作品也进入当日拍卖，并得到现场成交，我们把卖得的费用平均分给了参与者。）

《保卫艺术》，胡尹萍、卜云军，事情、录音、雇佣协议、影像，2013年

（雇佣两名民工，签订协议：“艺术空间外面的一米空气是我的作品，任何人不能破坏。”他们的任务是保卫艺术。被雇佣者为了保卫这件空气作品，在项目空间外拉置一根5 米绳子并且不让任何人接近，进入空间。雇佣者阻止了艺术家，空间负责人进入，策展人，媒体人…用录音笔纪录了这两位民工和这些人的之前的对话。）

《金融产品——升值屎》，胡尹萍，事情、图片，2013-2015年

（把动物屎处理后进行销售，价格由藏家自定，两年后藏家可将藏品按其出价的10 倍进行兑换，当场销售完毕。

实施地方在中国某艺术大学正门，该大学领导断定纯艺术专业不能挣钱，把学院的国油版雕等纯艺术系取谛，全部改为设计系。）

孟尧：2012 年你做《身份》开始，为了这个作品曾一直增重，把一个陌生人“全方位”地带入你的生活，为什么？

胡尹萍：那会儿觉得“人可以是任何人”，从上学、念书、选专业到工作，很多时候都是误会，并不是自主意识的选择。正好朋友微信发了一张说像我的照片，“那么丑却那么自信”，从厌恶到审视到感受她自信的状态，后来就那样做了。中间还经历了一些事情，觉得应该要长胖一点比较好。那阵比较自闭，还想跟一个在大庆油田做会计师的朋友交换生活。人对很多东西是上瘾的，真的上瘾。那件衣服我可能做了五六件，越做越像照片那件，直到没办法再改为止。我希望像照片上的人，越来越像，增重只是途径。思考和自我审视是复杂的，方式比较简单。

左：陌生女人；右：《身份》展览现场

《身份》，胡尹萍，事情、影像，2012年至今

（这件作品缘起于2012 年上半年，朋友微信给我一张陌生女人的照片，她说我与照片中的女人很像。我在极度厌恶的心态下开始审视这女人。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放下厌恶，产生好奇，并用自己的方式研究、模仿她的眼神，制作她的衣服，增肥……除了在生理、体型上努力和她趋同相仿，并且在心理层面也逐渐与这个陌生的女人产生了某种莫名的联系。）

孟尧：我觉得除了《身份》之外，《小芳》《玲姐》《雪白的鸽子》这些作品之间也都存在某种与“身份”相关的东西。比如《玲姐》她是一个农妇，你租了她的地，让她按照自己的要求自由耕种，使得她从一种比较粗暴的劳动里面解放出来，变成像一个艺术家去创作；《小芳》也有类似的地方，你通过你的方式，把她们从一种平淡、乏味的人生里拉出来，让她们在新的生活情境里获得了新的“身份”，各自的生活都被激活了。

胡尹萍：其实《玲姐》是从《小芳》那个感觉里顺着生长出来的东西，并不是我要去找的一个东西。我也在反思，她为什么突然生长出一个“玲姐”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对身份这个事，我可能还没有太多的思考，你说了以后，我倒可以好好思考一下。这两个项目里，不管“小芳”“玲姐”从中获取了多少自我意识和存在感，我只能在物质上不亏待她们，浇水施肥。除此之外，我也是项目观察者。

《玲姐，你真棒！》，胡尹萍，事情、图片、影像，2018-2028年

（玲姐是广州乡下农妇，她不施农药进行传统种植，虽然别人产量是她的3-5 倍。我觉得她很棒，于是我租了一块她家的水田，付给她该地的最高收成价格。让她在不考虑产量和销售的情况下让进行自由劳作，前提是不种粮食和任何绿色植物。收成后不用于销售买卖，只能自用或赠予他人。）

《雪白的鸽子》，胡尹萍，事情、装置、影像，2017-2018年

（《雪白的鸽子》是《小芳》(2016) 之续篇。在《小芳》中，胡尹萍让朋友“小芳”以帽子经纪人的名义，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了她母亲大量稀奇古怪的帽子。从那时起，这个“毛线球式”的项目在持续缠绕中不断成长。胡妈妈的好运一经传开，镇里的女士们开始陆续参与，逐渐从一位编织者发展成50 余位妇女的编织共同体。为了让她们的创造力也得到更好的发挥，为此胡尹萍编造了一场法国比基尼泳装大赛，并为参与者制定了一些基本规则：为自己的家庭成员设计比基尼，在颜色、形状、大小或内容上自主发挥。这样主动地设计并编织泳装为阿姨们表达提供了一种更开放的形式，也适合不同技能水平的人参与其中。项目结束后，胡尹萍选取了85 套毛线比基尼拍摄并PS 到85 位世界最顶级模特的照片上并进行呈现。）

孟尧：我曾经说，我觉得你的艺术是以改变别人的方式改变世界。这当然是一种带有我个人主观偏见的判断，但是整体来看，你的很多作品都有这种“效果”。像《健身房》《谢谢——自由生育计划》，甚至提供了一系列改变生理的治疗方案。能谈谈这两件作品的关系吗？

胡尹萍：我其实还没有把这两件作品放在一起比较过，你这样讲好像也有一定的相通性。我天生近视，眼镜是我的必需品，就像人的每一块肌肉是可以被训练的，我为自己的眼镜做了一个“健身房”，通过反复练习凝视，改变视力度数。我画了一些画，一直放在工作室经常可以看到的地方，没事就凝视它。视力之前是400多度，两年多以后是300多度，家里放了一个视力测试表没事就测测，哈哈。《谢谢》是因为我出生后性别让家人不太高兴，我的童年都被家人当成男孩来养。即使这样，家人还是不太高兴。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能在出生以前送给父母一个生男生女攻略就好了，我父母和我父母的父母就不会不高兴那么多年。两个作品相似的点可能都是有个攻略，不同的是一个给别人用、一个给自己用。 

《健身房》，胡尹萍，事情、持续绘画，2018年-永远

（我天生近视，眼镜成为我的必需品，就像人的每一块肌肉是可以被训练的，我为自己的眼镜做了一个“健身房”，通过反复练习，改变自己的视力度数。）

《谢谢——自由生育计划》，胡尹萍，事情、影像，2010年开始、2016 年发布并推广、持续中

（我是1983 年生，女。我的性别让家里人不太高兴，我的童年都被家人当成男孩来养，即便这样，大家还是不高兴。我一直想，如果我能在出生以前送给父母和家人一个生男生女攻略就好了，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也就不会不高兴这么多年。）

孟尧：你的很多作品带有方案性，并且角度和主题都有差异，你如何去“定格”你的创作线索？平时有记录思考的习惯吗？

胡尹萍：我很少现做方案，展览会从记录里筛选合适的作品呈现，记录想法是一个必备的基础工作。我的工作方式比较日常化，平时会记录一些想法，慢慢去审视和完善。实际上，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艺术家简直是幸福得要死：每天都可以“捡钱包”，不停地遭遇各种各样的事情，随时受刺激；每天都可以换不同的角度，用各种方式去反思自己、工作和周围所有的东西。这在西方固化的日常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艺术家是一个太幸福的职业了。当然如果你是一个迟钝的人，那就不太适合干这个事情，这样说可能非常残酷，但我认为情况就是如此。

《一直左转》，胡尹萍，事情、影像，2013年

（视频拍的是2013 年我被邀请参加一个展览，这个展主办方只提供每人500元人民币作为材料费。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在展厅的外面路口一直左转，出租车打表计费，直到花光500元人民币，出租车一直左转大概5个小时。）

《卡萨自由宣》，胡尹萍，事情、图片、纱绢，2018年 

（卡萨是我2009 年在北京捡来的一条流浪狗，在流浪的天性和“被圈养”之间有着一种奇怪的博弈。我无法完全圈养它，它离家出走多次又回来，如此反复地过了10 年，我成了它天然的观察者。我跟踪后发现，它其实并无去处，只是在草地上看天……）

孟尧：2010年开始的《谢谢》、2012年开始的《身份》、2015年开始的《小芳》、2012年开始的《人间》，以及《玲姐，你真棒！》（2018-2028年），都是长时段的作品。除了《玲姐，你真棒》《人间》，其他几件，你准备做多久？为什么？

胡尹萍：这些关于作品形成时间的问题比较有意思，但其实都不是故意的，时间长短是这些事情自身需要，很多时候是想做这个事就要这么些时间。不过2012年后我的工作方式开始调整，我开始怀疑“反应本身”，希望用时间来过滤作品。一个想法放几年，如果还想做，那肯定具有原因的，这种原因就可以生成一件作品；如果不想做或者有替代的方式，就先放放，已经在进行中的作品也可以持续生长。个人觉得，做东西和呈现其实需要合适的契机，不怕放，时间可以完善作品。

《人间》，胡尹萍，事情、图片、口述，2018年至今

（《人间》是从2012 年开始进行的一件作品，直到艺术家生命结束后才进行对外公布。该作品内容及进程只和收藏者进行一对一的沟通，收藏者对该作品拥有知情权利和保密的义务。）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