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洪谦、洪元硕父子
洪谦何玉贞夫妇有两个儿子。老大洪元颐，1941年生于重庆。老二洪元硕，1948年生于广东，小名崽崽。1950年代，洪谦先生从武汉大学应聘至燕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一家四口人住进燕东园桥西31号。
1952年，一批外籍教师回国，空出一些小楼。洪谦伯伯的大儿子洪元颐说：我父亲不喜欢住31号，他把这些小楼走了一圈，看中了26号 ，他说那个院子里果树多，环境好，就要求换到桥东26号。开始我们一家住，不久院系调整，吴达元伯伯一家搬进来，就是两家住了。”
洪元颐回忆当年26号院子里的果树如数家珍：三棵杏树，两棵白果树，还有海棠树、樱桃树。一到果子熟了的时候，园子里的小孩都跑来摘果子。他说：”你是女孩子，大概不会记得，那时男孩子们可成群结队的。我一看，都是我或我弟弟的同学，就不好说什么了。”至今他还记得母亲带着他们哥俩在宽大的院子里种过草莓，种过麦子。
洪谦在26号楼前留影
说起洪谦伯伯，总有一些传奇性和神秘感。 他的一生有两个“唯一”。
第一个“唯一” ：他是“维也纳”学派唯一的中国成员。什么是“维也纳学派”？这个学派亦称“维也纳小组”，发源于一百年前，是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个学术团体，凝聚了当时欧洲大陆物理学、数学、哲学等多个学科的思想精英。学派创始人石里克，他的主要观点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在他之前，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极少，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巨大进展，对于当代哲学竟没有产生影响，石里克和维也纳学派改变了这种情况。他们将最前沿的自然科学理论扩展到对哲学的反思中，形成一个国际性哲学运动的出发点，引导了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再生与革新。
洪谦先生1927年赴德国留学，那一年他18岁，正逢欧洲大陆自然科学蓬勃发展，尤其物理学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样态。他兴奋地投身之中，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柏林大学的入学资格，修习天文物理。一次偶然的机会，洪谦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他在科学哲学家赖欣巴哈讲座上的一次发言，引起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的注意。他把这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带到维也纳，收至自己的门下。
洪谦先生在对恩师的回忆中，谈到一个动人的细节：老师家中为他设一专用的书桌。从1930年开始，洪谦应邀参加石里克小组即“维也纳学派”的周四讨论会。1934年，洪谦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律问题》，在这篇论文中，他援引当时量子物理学最前沿的成果，反驳了传统哲学中对于因果观念的看法。这篇论文的审阅者之一是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玻尔参加了答辩。洪谦获得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7年，洪谦回到祖国。多年来，不管他走到哪里，石里克的画像始终挂在他的卧室墙上，即便十年浩劫也没有取下。
1930年代后期，纳粹主义在德国奥地利十分嚣张，维也纳学派的一些成员受到迫害，相继流亡到美、英等国。维也纳学派解体了，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由欧洲大陆转移到美国，继续对西方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到1970年代末，中国大陆重新开放门户时，洪谦先生惊讶地发现，他已是西方哲学界声势浩大的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元老之一。当年有幸亲身参加“维也纳哲学小组”讨论的成员，只剩英国的艾耶尔、美国的奎因、中国的洪谦等寥寥几人。“论资排辈”的话，洪谦还在艾耶尔之上。
洪谦先生重新回到国际哲学界的视野。1980年代初，英国研究维特根斯坦的知名学者麦金纳斯，美国哲学家罗蒂等人访问北京，在洪谦先生面前毕恭毕敬，执弟子之礼。1984年维也纳大学为洪谦先生取得博士学位五十周年，举行了隆重的学术纪念会，并授予荣誉博士称号。此时年逾古稀的洪谦先生重新握笔，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访问维也纳大学、牛津大学、东京大学，参加维特根斯坦、石里克与纽拉特哲学讨论会。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获得牛津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出任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的名誉院长。
1992年，洪谦先生逝世，英国《泰晤士报》《卫报》《独立报》均发表了长篇讣告，称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位彻底的逻辑经验主义者”。
第二个“唯一”，引甘阳的话：“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思想学术重镇中，没有接受思想改造的，洪谦或许是唯一的一人”。
洪谦先生捍卫自己的基本哲学立场，保持独立的人格，在学术界是出了名的。北京大学陈启伟教授回忆：“他从不戴面具，从不挂脸谱。他从不因迫于某种压力或为迎合某种需要而违心地说话，违心地著文。”
1940年代，洪谦先生回国不久，一边系统介绍“原汁原味”的维也纳学派科学观、哲学观和世界观，一边发扬分析哲学的批判精神，相继批判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康德的天论、现象论和精神科学派、马赫的实证论哲学等，还和冯友兰进行了一次逻辑论和新理学的公开交锋，这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次有趣的辩论。
1950年代，时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波接一波，洪谦先生的不少观点成为批判的靶子。但1956年春天，他仍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应该重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和《不要害怕唯心主义》两篇文章。据说，收到来自高层的口信，不允许他以自己的名字发表有关维也纳学派哲学的文章，从此他停笔封口，成为一座学术的孤岛：“孤独求败观四海，拔剑四顾心茫然”。
甘阳说：洪先生的内在支持力并不来自某种独特的政治立场，而来自他的基本学术立场，确切地说，是来自于他早已形成的对英国经验论哲学传统及维也纳科学哲学精神的坚定信念。他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说服他放弃自己的基本哲学立场。
其实，洪谦先生早在德奥留学期间，就与中共旅德支部的共产党人有往来，为《洪流》杂志写过不少文章。新中国成立前后，政界重量级朋友们也曾向他发出过各种邀约。但洪谦先生只愿做一个大学教授，潜心做学问。没有加入过任何党派。他特立独行，未曾被政治浪潮左右和吓退，成就了 “一介书生胆气豪”的佳话。
在这次写作中，我搜寻到关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一些往事，发现这个所竟是毛泽东提议建立，点名让洪谦先生担任所长。洪谦先生学术立场的“顽固”，四十年来一以贯之，是公开的、坦诚的。哲学界人所共知，从胡乔木到毛泽东都知道。1965年文革前夕，毛泽东提议建立一个专门研究西方现代思想的机构，派胡乔木登门拜访洪先生，转达毛本人意见，邀请他出任所长。这才有了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第一个专门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学术重镇——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这个所的全盛时期是1980年代。学生们回忆：当时所内的学术气氛极其自由而热烈，可以阅读现代西方的任何著作，可以毫无顾忌地讨论任何问题。该所的学风与外界颇有不同。当时就中国大陆整体而言，“文革”后最早引入的西方现代哲学首先是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等。但在北大外哲所，则迥异其趣。这里的主流，一是与所长洪谦先生有渊源的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一是与副所长熊伟先生有渊源的现象学和诠释学。洪谦先生对待哲学的各个流派都无芥蒂，就学术论学术，尊重差异，兼容并包。他对其他学者的学生也视如己出。所以，在他身后，不仅分析哲学、逻辑学的研究者怀念他，从事古典哲学、现象学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后学也怀念他。
这段时间洪谦先生是快乐的。经常有学生去他家里聊天。燕东园26号小楼已被征用拆建，洪家搬到了北大二公寓。书房不大，因树叶遮挡光影斑驳，书桌的周围放满了书籍，先生坐在藤椅上。他从不摆架子，可敬可爱，有时像顽童般天真，讲到有趣之事，他会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
甘阳说：一天傍晚在洪先生家里聊天，一直聊得很高兴，不知怎么聊到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他脱口而出，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将此书贬入“话语不通”一类。洪谦先生当即勃然变色，尽管他没有提高声音，但几句话的语气却是非常重的：“这不好，这很不好，年轻人不能这样，学术是学术！”甘阳说：“这是我与洪先生的几年交往中，唯一一次先生对我给以颜色”。
事后深思，甘阳对洪谦先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他是非常纯粹型的学者：一方面，他之所以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说服他，他认为自己所坚持的哲学信念和方法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又是非常严肃的，同样是从学术的角度力图客观地了解它、认识它。正因为如此，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时，他并不因此放弃自己的学术立场；但同样，到1980年代初，当年轻一代对马克思主义不以为然时，他也绝不允许他们对这一学说持轻漫、不尊重的态度。甘阳说：我对先生最感佩、最心折的正是这一点，如此严肃不二、纯正厚实的基本学术态度和立场。
洪谦先生是非常西方化的，他对自己的学生从不会建议你应该学什么，不应该学什么。在他看来，这些都是纯粹个人选择的事。对自己的两个儿子也同样。
大儿子洪元颐101中学毕业考大学时，别人都收到一份录取通知书，他却收到一张粉红色的纸，要他到高考委员会谈话。洪谦先生陪着儿子到了指定地点，见到当时的高考委员会主任周培源先生。周先生说：您怎么也来了？原来当时国家建设需要培养一批理工科学生，八大学院建成不久，正在招生，周培源先生亲自上阵挑学生。洪元颐说：“我妈嘱咐过：一不上矿院，二不进地院。但周伯伯告诉我这都是国家建设需要发展的重要专业。”正好矿业学院院长进来了，周伯伯让我和他谈，他和我父亲聊天去了。后来我决定上矿业学院了，整个过程父亲没有说过一句话。
洪元颐在北京矿业学院学自动化专业，毕业后下放到河南，十年以后回京，在各大设计院工作，业内人士都在使用他撰写的《中国电气工程大典》。洪元颐先后担任1990年北京亚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体育场馆电气工程总负责人。张百发副市长对他说：电的事，你是总管了。在北京奥运会的建设中，他敢于拍板，协调各方，实现了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体育场馆电气工程升级换代。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老二洪元硕，读北大附中时，就被北京足球队看上、要他当专业球员，洪谦先生是不大愿意的，甚至明确表示了不同意，但最后还是听从了儿子的选择。他告诫：“踢球一定要踢出名堂来，否则就不要去！”后来，洪元硕以“小快灵”的踢法成为足坛名将，洪谦先生自嘲地说：“他比我的名气大”。
洪家两兄弟都有运动天赋。洪元颐在中学时，夺得北京市跳高第三名、三项全能第二名。他也喜爱踢足球，踢的是右前卫。不过他说 “崽崽踢足球不是跟我学的，是跟着北大足球队的三个队员学的，那三人都是化学系的，是我母亲的学生。他们蹬着一辆三轮板车上球场，车上拉着一个大竹筐，里边放着足球，还坐着崽崽。”
足球教练洪元硕
洪元硕是我们燕东园二代的骄傲。在中国足球运动员里，他的家庭背景独一无二。他当过北京足球队队长，也入选过国家队。1988年40岁退役，在北京体育学院进修两年，正式走上教练岗位，扎根青训。1992年底北京国安队成立，高峰、曹限东、邓乐军、周宁、杨晨、陶伟、黄博文等国安名将，在青少年时期均受教于洪元硕。2009年9月，61岁的洪元硕临危受命，接过国安队教鞭，披挂上阵，率队赢得职业联赛以来首个冠军。引发“久旱盼雨”的北京球迷满城狂欢。洪元硕被国脚们、球迷们奉为“洪老爷子”。
2015年8月1日，洪元硕因癌症去世，享年67岁。足球评论员张路说：洪指导把一生都献给了足球事业，他是最纯粹的足球人。和他的父亲洪谦先生同样，父子两人毕生事业都得到了“最纯粹”的评价。
2020年秋天我去徽州旅游，意外地与洪谦先生有一次超越时空的相遇。当地的民间文物保护专家向我极力推荐歙县南乡三阳坑，那是一个典型的徽州村庄，粉墙黛瓦，山青水秀，他们说这是大哲学家洪谦先生的祖居，家乡的人都以洪谦先生自豪。怪不得洪谦先生说话时略带一点三阳的乡音。一直有传说，1962年他听说家乡安徽饿死人了，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要找上头理论。
在洪谦先生的祖居，我听到了关于他青少年时代遇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故事。他原名洪宝瑜 ，字瘦石，生于1909年，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他13、4岁在福州读书时，写过一篇关于王阳明的文章，登在报纸上，被康有为看中。康有为把这位少年推荐给梁启超，同时建议他改名为洪谦，以防孤傲的倾向，让他时时自警之。而梁启超将洪谦收为关门弟子，并送他去日本留学。他曾赠与洪谦手书条幅：
洪谦先生的著作不多，留下的都是最硬核、最学术的部分。但译著很多，他主持翻译了《逻辑经验主义》《古希腊罗马哲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等一系列经典作品。他希望后学者能够借此受到完整的科学、逻辑学和哲学史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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