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张景钺、崔之兰夫妇
1952年深秋的一天，14岁的张企明第一次走进燕东园桥西38号。新家的温暖和宽敞扑面而来：一进门，只见过道左边的小锅炉已经炉火熊熊地烧起了暖气。这是一栋两层楼的小洋房，楼下有客厅，饭厅，卧室，书房，阳光房，厨房，浴室，下房及储藏室。楼上是阁楼，有两间卧室和盥洗室。比在中老胡同的家大了不止一倍。
他家和我们家40号楼楼型相同，院子不同。38号位于桥西的尽北头，院子的东西方向空地很大，张企明记得：小楼东侧的一片竹林有100多杆竹子，靠近东边的围墙有杏树、枣树、槐树、椿树，还有一颗半朽的大柳树。院子中间有数株山樱桃，背阴处栽着玉簪花。院门朝西开，沿着甬道两边种着开黄花的茜草。他印象最深的是：从阁楼的西窗望出去，空气澄澈，西山似乎就在眼前。
张企明生于1938年，园子里和他年龄相仿者，是我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在1960年代相继上大学、参加工作，在燕东园里并不常见。留在我们少年的记忆中：张企明在未名湖上打冰球。我弟弟徐浩还记得他在38号院子外边，对着孔家大院高高的院墙练习打网球。
张企明是张景钺崔之兰夫妇的独子。他的父母在燕东园里颇受敬重。两人同在北大生物系教书。张景钺先生是植物形态学家，一级教授。崔之兰先生是动物形态学家，二级教授。我粗略统计，燕东园里夫妇双双列入1956年9月高教部一二级教授名单的，只有两对：一对是曾昭抡俞大絪，曾昭抡是化学系一级教授，俞大絪是西语系二级教授，一理一文；而张景钺崔之兰都是生物学家，同在一个系里，比肩而立，珠联璧合，令后人景仰。
在本次写作中，我对崔之兰先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搜寻以往的记忆，她只给我留下了一个严肃孤傲的背影，还有关于她研究“蝌蚪”的传说。我看了张企明写的《记忆中的燕东园》，又从史料中查到，在第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女科学家高层论坛上，提到“女生物学家崔之兰，实验核物理学家何泽慧，天文学家叶淑华，材料科学家谢希德，和荣获诺贝尔奖的女药学家屠呦呦等，都是我国科技女性的杰出代表。” 崔之兰的地位可见一斑。我感到对她的了解太少了，要好好打捞这位尊敬长辈的故事。
她从何处来？
崔之兰先生的老家在安徽黄山脚下的太平县。自她祖父那一辈就迁到芜湖，经营油糖纸张杂货，属于殷实之家。崔之兰于1902年12月出生，在芜湖读完小学中学。17岁父亲去世，家庭经济状况已经衰落，仅靠少量房地产维持生计。家境的变迁，使她的母亲将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勉励她发愤读书，做一个自立于社会的女性。
1919年夏天，崔之兰毕业于芜湖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乘轮船来到南京，1921年考取了东南大学农学院生物系。192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随著名生物学家陈桢教授做助教，带普通生物学实验课。1927年秋，崔之兰应聘到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师从著名生物学家秉志，开始了动物组织学和胚胎学的研究。
陳禎教授，1921年赴美留学，是摩尔根实验室里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他回国后任教的第一个高校就是东南大学。秉志教授资格比陳禎更老，他1909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生物系学习，1913年获理学士学位。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到费城韦斯特解剖学和生物研究所，随著名神经学家唐纳森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1920年秉志回国。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创建中国第一个生物系。这一年南京高师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名国立中央大学。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秉志积极筹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2年8月18日，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成立，秉志任所长。崔之兰先生就读于中国第一个生物系，师从两位名师，治学起点很高。
崔之兰先生在生物系上学时，与她同班的张景茀成为闺蜜。
左为张景茀，右为崔之兰。
民国1920年代的国立大学女大学生。身着旗袍，头剪齐眉短发，眉目之间带着一缕温婉和聪慧。张景茀比崔之兰年长一岁，她的哥哥正是张景钺先生，张企明称张景茀四姑。张企明说：我的老家在江苏武进，就是现在的常州。远祖张惠言是清嘉庆进士,翰林院编修,常州词派创始人,又是经学家,治《周易》。祖父张长佑，原来也住在武进的老家中，好诗文，善断案，先在湖北鄂遂做知县，后来在安徽当涂做了知府，这个大家庭也就在那里生了根。
张景钺先生出生于1895年。当涂距离芜湖不算远，为了能够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张景钺中学时搬到了芜湖，后来毕业于芜湖圣雅各中学。他从小身体比较弱，上中学期间由于念书非常用功，从来不愿意落在人后，繁重的功课加上远离家人的照顾，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不得不休学回家养病。1916年考入清华学堂，1920年毕业后，先入美国德克萨斯农学院，后来转入芝加哥大学植物系，师从国际著名植物学家张伯伦攻读研究生课程，192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当年张景钺先生回国，应聘南京东南大学生物学系教授，第二年兼生物学系主任，他开设了植物形态学、植物解剖学等多门课程。张景茀、崔之兰这时正在系里读书。
天作地和，成就了两对姻缘。张企明说：“四姑是我父母婚姻的牵线人。而四姑与四姑父雷海宗的婚姻，我父亲是牵线人”。雷海宗是位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他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时，和张景钺私交极好。张景钺崔之兰1928年在南京订婚，雷海宗张景茀1930年结婚。
张企明说：母亲于1929年考取了安徽省半官费赴德留学的资格，到德国柏林大学（即现在的洪堡大学）哲学科动物系，攻读博士学位。崔之兰先生决定去欧洲留学时已经27岁，而且已定有婚约，但为了继续深造，她独自一人远赴海外。留学期间她十分勤奋，每天在动物系听课，到医学院解剖生物学系做实验，在自己的住处读书，寒暑假所有实验室都不开放，她就到柏林图书馆学习。历经五年寒窗苦读，1934年完成学位论文《青蛙鼻腺的组织学观察》，顺利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1934年崔之兰先生学成归国途中，回到老家看望年迈的母亲。老人家高兴极了，买来了大挂的响鞭，亲友们送来了对联，在当时落后闭塞的芜湖出了一个女博士，这是光宗耀祖的大事。老人家含辛茹苦一心把女儿培养成才，终于在晚年圆梦，她幸福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崔之兰先生终身不忘母恩，她多次说过：自己那种自尊自信、不甘平庸的性格都是受母亲的影响。
崔之兰回到北京，即与张景钺举行婚礼。婚礼的地点在清华大学工字厅。这时崔之兰已应聘为清华大学生物系讲师。而张景钺先生担任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已有两年。在未婚妻赴德留学后，张景钺也再度出国深造，1931年到英国利兹大学，在著名的植物解剖学家J．H．普利斯特利指导下从事植物解剖学研究工作。同年，又赴瑞士巴塞尔大学，在植物学教授薛卜指导下进行研究，学术视野与学术造诣进一步开阔与提升。1932年回国后即被聘为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
1937年夏天，张景钺崔之兰去山东威海海滨度假。逢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夫妇两人逃难，由威海到上海，再到长沙，最后长途跋涉到了昆明，落脚西南联大，张景钺到生物系任教。西南联大有规定：夫妻二人不能在同一所大学教书。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慧眼识珠，遂聘崔之兰先生为云南大学生物系教授，很快又兼任系主任。
张景钺、崔之兰与儿子张企明
崔之兰获得了独当一面的机会。当时云南大学师资极其缺乏，她一人承担多门课程的讲授，包括动物学、比较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等。同时，崔之兰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中，继续进行实验研究，她以昆明当地的黑斑蛙和多疣狭口蛙为材料，对无尾两栖类的发育进行精细的观察和描述，并反复做了实验。1946年，她在英国显微科学季刊上连续发表了五篇有关两栖类胚胎发育的论文。这些成果，让崔之兰在中国，成为动物形态学的开拓者。
张企明说：我母亲研究两栖类胚胎发育的重大科研成果，还有我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论著《植物系统学》，都是在抗日战争大后方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在一些回忆文章里可以找到当时的情景：白天防空警报不断。西南联大的北大宿舍在昆明郊区岗头村，张景钺崔之兰先生与其他两家五口人挤住在一小栋土草平房里。生活虽苦，但精神状态甚佳，不仅学术创造力迸发，艺术才华也在绽放。
《梅贻琦日记》里有一段文字提到：‘晚于广播中听昆曲数段，为云飞君之《刺虎》，罗莘田之《弹词》，崔之兰之《游园》，张充和之《扫花》。’还有文章补充说：“崔之兰先生是为数不多的女教授之一，几乎每次都唱《西楼记》。女教授，举止自然很端重，但是唱起曲子来却很‘嗲’。崔先生的丈夫张先生也是教授，每次都陪崔先生一起来。张先生不唱，只是端坐着听，听得很入神。”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张景钺先生再去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做访问学者，1947年回国，先抵上海，然后北上，至北京大学任生物系主任，并兼任理学院院长。崔之兰先生一直留在昆明，为云南大学生物学系继续教授动物学和人体解剖学课程。1947年秋天她接到了清华大学的聘书，仍然坚持教完了一个学年，1948年春节以后才返回北京。
张企明回忆：父亲带着我离开上海，乘招商局的锡麟号轮船赴天津。1947年3月20日起锚，一直是阴天，还有风浪，我是既晕飞机又晕船，好容易第三天入海河，在海河上又缓慢的走了多半天，可以站在甲板上透透气。寒风伴着铅灰色的低云，四野萧然，一直到了太阳快落山了才到码头。我注意到在张企明的记忆里更多的时光是和父亲在一起，听父亲讲故事，父亲循循善诱地为他讲解数学题等。他说，父亲的慈霭祥和的性格是与生俱来的，从不疾言厉色。
在崔之兰先生去世22年以后，1994年夏天张企明因公赴德，当他踏上母亲60多年前往返奔走的柏林大学故道时，百感交集：母亲“一旦下决心做一件事,无论多不容易,一定要做到底”。她的沉毅自信的气质，她的真挚、爽朗、一往无前的性格，她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我永远铭记在心。
1948年春天崔之兰先生到清华任教，清华在城外，北大在城里，她每周都要城里城外来回跑。她的课照例受到学生们的欢迎。1948级清华校友翁铭庆回忆：比较解剖学是生物系的一门重头课，崔先生和蔼耐心，讲得很详细，同学们私下都亲切地称她“崔老太”。崔先生留学德国，对某些名词愿用德文，我们在答题时也随之应用。他还讲到一个细节：崔先生讲胚胎学，当时没有视频，她设法用手绢折叠，形象地讲解胚胎心脏是如何形成的。
1952年院系调整，崔之兰先生从清华来到北大。她把丰富的教学经验、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带到北大课堂。每个星期日上午，她都会到系里的工作室备下周的课，写好讲课大纲，设计好配合讲课所用挂图悬挂的位置和顺序。从任教云南大学，直到晚年，崔先生为培养青年教师倾注了满腔心血，她的指导细致又严格，从讲授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用辞、板书、乃至衣着都要过问。她的助教直到多年以后还记得，崔先生说：在讲课时要面对学生“不能给学生后脑勺看”，上课用的指示杆（教鞭）“不能像拿鸡毛掸子似的”。
我的一位同学提供了她的母亲2003年写的一份 “纪念崔之兰教授百年诞辰草稿提纲”。她的母亲王平是北大生物系教授，从1952年开始师从崔先生，在她的指导下工作了15年 。这份草稿提纲最终没有成文，“纪念崔之兰教授百年诞辰”活动被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夭折。
在这份草稿提纲上，我读出了认识崔之兰先生献身生物科学的几条线索。我试用自己的语言做一些解读：崔之兰先生长期研究的是两栖类胚胎发育，她选择的实验材料是“蝌蚪尾”，以此探讨动物组织的发生、分化、生长、萎缩、再生和重建等形态建成的一些基本规律。这一实验材料的选择有独到之处：蝌蚪尾具有动物机体的四种基本组织，结构清晰；北方狭口蛙蝌蚪的发生到变态完成只有21天，尾在其间经历了组织发生、分化和萎缩、退化的全过程；北方狭口蛙在雨季繁殖，正值学校放暑假，对教师来说是一个理想的动物模型。崔之兰先生带领助手、学生，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观察、实验，做了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不断有所发现。除1940年代中期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以外，在1950、60年代继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国际影响的论文。
在这篇草稿提纲中，有只言片语透露出崔之兰先生1969～1970年身患重病（癌症晚期）。病中她将自己1963年做的工作整理成《蛙类的早期胚胎发育，特别着重于原肠背壁形成中的某些问题》一书的初稿。王平教授称它为“先生最后的科研论文”“留给我们的最后一课”。崔先生并标出论文的重点：原肠顶的探讨、比较观察，北方狭口蛙，中华蟾蜍和青蛙。王平教授在这篇草稿提纲中还有一句划了重点：“临终前一天的遗嘱，有一项工作，希望能安排人完成。”她遵照崔先生临终前的嘱托，把此书初稿整理成文，在崔之兰先生去世10年后，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
王平教授这篇草稿还回忆了她和崔之兰先生的最后一面。1966年6月文革开始，王平教授和崔先生被隔离开。直到1969年10月她下放去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前，意外地在生物楼一层西头的卫生间和崔先生偶遇：“惊喜而紧张难得的几分钟，互致问候，保重，再见。她无助、无奈、惜别的神情使我难忘。1970年我得到一个月的探亲假，到北京的次日在生物楼前遇到周广田，他第一句话就是：“你来晚了，崔先生一周前去世了。”
张企明说：临终时母亲自叹“出师未捷身先死”。他在给世交的信中说：母亲苦海舟沉，壮志泯灭。
回到燕东园38号楼，张企明回忆起当年父母读书写作的温馨情景：书房正中间，放着一张大书桌。张企明说：我的四姑父雷海宗在院系调整时，从清华调到南开大学，他的一张大书桌放不进南开的宿舍，就留在我们家了。父母每天下班以后，吃完晚饭，两人在这张大书桌前相对而坐，读书写作一直到深夜。从1952年到父母去世为止，几乎天天如此。
1948年，张景钺先生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为首届81位院士之一。1955年获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因患巴金森氏症久病在床，1975年4月2日在燕东园家中与世长辞。
1968年张家在燕东园38号楼前合影。后排自左至右：崔之兰、张企明、张企明新婚妻子李嘉陵、保姆章锦芳，前排坐者张景钺
我向张企明索求一张他们家在燕东园38号的照片。他表示：父亲非常喜欢摄影，我们家的7大本相册多半都是父亲拍的。但是后半生的照片，只找到这一张，却不是父亲拍摄。
张企明从小就爱拆机器，在好奇心驱动下，砸坏、拆坏了不少滚珠轴承、汽车扫雨器 、里程表，甚至还有手表、相机。由好奇心培养了自学能力。他1961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专业，分配到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1971年改名北京重型机器厂），历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副总设计师。他主持过十多个大中型工业炉燃烧系统的设计与研制工作。1998年调入冶金设备院之后，将自己多年的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成功地推向了国内和国际市场。
张企明感慨：自顾平生，与父辈相比，差距太大，徒增惭愧。过河之卒，亦当奋力向前。
1995年，张企明一家搬出住了43年的燕东园38号。这栋小楼迅速被拆，不久，新的五层“人才公寓”在原址地面上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