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柏杨先生二三事
嘿嘿，你别不信，与柏杨先生第一次见面，是他跑到我当民办老师的学校来找我。那应该是1979年，那学校是湖北省石首县大垸区胜利大队的最高学府，我在那里度过了牛逼闪闪的青春岁月，从17岁到22岁，一直做着最高年级（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我在学校和村里自命不凡还不过瘾，还往石首县文化馆寄过去很多自以为能够一鸣惊人并流芳千古的诗作。终于有一天，《石首文艺》上刊登我的两首大作，一曰《<服装裁剪>的启示》：
你的书页上摆满了衣的碎片
委实看不出一丁点美的形态
但你是美的前身
是美必须的演排
真正的美的造型
就要这样狠狠地剪裁
二曰《交通标语牌的启示》：
十次事故九次快
它们总是警告车辆的奔驰
而缓慢却是轮胎的羞耻
如果拆除所有路障
如果呵止横穿马路的闲人
我们可敬的司机
定然可以大开油门
正在我洋洋得意、静待着凭倚这两个启示名满天下的时候，柏杨先生骑个破烂的自行车，找到我学校来了。那一天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我正豪情万丈地加班加点，站在一个方凳上，用粉笔在学校外墙的那块高高的黑板上写写画画，办一种当年盛行的黑板报。有个人走到我背后，咳嗽一声，问：请问蔡德林在不在？我骄傲而简洁地回答：在下便是。谁知道那人竟不卑不亢地自报家门：我是刘柏杨。
这一声低沉的惊雷，惊得我差点从凳子上滚下来。因为我那时候还只敢在村里牛逼哄哄，而刘柏杨却是在县里牛逼哄哄的人——他是当年《石首文艺》的主编。我这下连他那辆除了铃儿不响哪里都响的自行车也不敢小觑了。
我慌忙把他迎进和另外一个老师合住的寝室，恭敬地端上茶水，立马从老师变成了学生，老老实实听起了他的启示。他说他家在离县城60多里的一个村子里，老婆孩子还在农村，他平时在县城的文化馆上班，周末回家，为了省钱，很少搭车，都是骑自行车。路过我们村，想起这村的学校里有个作者，就弯进来看看。他还夸奖了我几句，鼓励我继续努力，争取写出更好的作品。
我一下子冷静下来，因为他虽没明说，但我感觉得到，我那两篇因为变成了铅字而俨然已经光芒万丈的启示，在他眼里，仅仅是刚够及格而已。
过了几年，我考上了师范，毕业后竟然分配到了教育局工作，紧邻着我心中的圣殿文化馆。那时候县变成了市，过了几个月我居然被调到市政府的文教办公室，成了文化局的上级单位，而文化局则是文化馆的上级单位。又过了几年，我在市政府浑身不适，偶尔还怒发冲冠，于是坚决要求调到了已经改名为群艺馆的文化馆，还挂了个副馆长的职务，竟然成了柏杨先生的领导。
我对这种人生的玩笑有点不大适应。记得我去群艺馆上班的第一天，柏杨先生找到我的办公室，依然不卑不亢跟我说：我家里困难，申请馆里给我一些补助。我对这种事比对诗歌更外行，问他：申请多少？他说三百。我问办公室主任：这违规吗？办公室主任说你同意就不违规。我说那行，给他吧，他也实在是困难。那时候我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我都不知道自己分管什么，就直接给办公室主任下了指令。后来听说兼任馆长的那个副局长是看我新来乍到，给我个面子，才签字同意的。
柏杨先生的家里有很多孩子，那时候他把老婆孩子都接到了城里，孩子们要读书，要吃饭，老婆又常年卧病在床。靠他那点微薄的工资，维持不了一家人的基本生存。但柏杨先生还在做他的文学梦，他经常跟我谈他的小说构思，谈得眉飞色舞。但我感觉他还停留在文革期间那种创作思维里，尚未突围出来，就直言相告：现在谁还这样写小说啊。我推荐刘索拉和徐星的小说给他看。他看了后大受启发，又来找我谈新的构思，又是一副心潮澎湃的样子。
我在群艺馆呆了只有半年时间，报社成立，我又被调到报社编副刊去了。再后来，柏杨先生实在养不活自己和家人，干脆停薪留职，在街上租个门面，卖起了服装。天无绝人之路，他这么个痴呆文人，竟然赚到了钱，貌似还奔了小康。我有几次碰到他老婆，都不再是那种病怏怏的样子，而是满面春风地告诉我：“赚到了钱，我的病也好啦！”说得我都想辞了职去卖服装。那时候，他们也算得上是先富起来的一家子了。
这样一来，好多年我们都是各忙各的，相忘于江湖。几多寒暑易节，报社撤了，我被安排去当了文联主席。他也不再做服装生意，埋头苦干写了一部大作。那一天，他还是骑个自行车，找到我的办公室，递上来那么厚厚的一叠手稿，要我看。可是那令人生畏的书稿还没开始读，我就逃离了那个小城，跑到深圳去一家企业编内刊了。那天老家一个朋友的QQ在电脑屏幕上晃晃地动，我点开一看，一行字触目惊心：柏杨先生死了。
我连忙给老家的一些故旧打电话，问这事，说这事。原来他还是骑个自行车，去福利院给他老爸送饭，被一辆拖拉机撞了。本来随着年岁的增长，看多了一个个生命的离去，这件事纠结一阵，也就翻篇了。但后来我又离开深圳，到了苏州，很多个夜晚，我骑个单车在东太湖边逛悠，湖风吹拂，吹我的额头，吹我的心思，吹我的往事，我总想，柏杨先生去了哪里？那部手稿而今在哪里？他不再找我谈他的小说了，我却想找他谈谈我的“大地文学”。作为倾听者，我相信他必定比我耐心，给我很多温煦的鼓励。
本来造物主造了我们，又收走了我们，一定有祂的计划，祂的安排，我无法探知其奥，却总不肯放弃追寻。有很多时候，我仿佛看到了对岸的光景，但却隔着一道浅浅的苏州湾，窄窄的苏州湾，总是看不分明。天上那众多的星子，湖面那众多的灯盏，有一缕光，是为柏杨先生亮着的吧？
嘿嘿，最后还得声明一下，我说的柏杨先生，不是台湾那个写《丑陋的中国人》的，而是我老家那个、一辈子囿于内地一个小城、背负着上帝赋予他的明显富于常人的充沛才情、执拗于文学却未能完成其使命的、想起来总有一些温暖与感慨的刘柏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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