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防部五院到七机部（中）|一位开国少将的战争与和平（连载七）
1958年2月，空军派往苏联留学的24个校尉军官奉命回国重新分配工作，其中12人分到五院。后来当过红旗某型号导弹总设计师和五院二分院院长的刘从军，即是这12个人中的一位。56年过去，刘从军仍对当年刚分来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刘从军告诉笔者，同时分来的12个人中，与他相熟的留苏同学，包括非常有名的院士孙家栋，后来当过航天部的副部长，“神州飞船成功后，电视上经常出现”。还有一位是李伯勇，也是著名的航天专家，后来是劳动人事部的部长。
耄耋之年的刘从军老人，点燃一支“骆驼”香烟，深吸一口，把头往沙发一靠，眯起眼睛沉浸在往事里：“唉——说真的！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老同学聚会，还会想起刘部长当年说的这段话。每个人感觉都和我一样，第一次见到刘秉彦，就对他印象特别好，后来也一直敬重他。”
航天科工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袁洁为刘从军老人佩戴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章。
在五院老同志的记忆中，当时主持五院领导工作的就是刘秉彦副院长。
政委谷景生尚未到职，而钱学森院长自身担负的研究工作繁重，所以每周只来一两个半天兼顾一下。林爽虽然到任时间早，但只是协助刘秉彦工作，原副院长已调到地方工作，所以说，五院早期的组织领导工作主要是刘秉彦副院长负责的。
老人们说：“刘秉彦很有能力，作风严谨，军容严整，风纪扣总是扣得好好的。他也不像某些军队老干部那样，说话随便或者行为粗鲁，他的言谈举止非常得体，让人感觉很文明，善于和知识分子沟通，抓工作刚柔相济，他和谷政委一到任，马上调度人马，整章建制，非常有章法。我们都深感到，五院的各个系统开始有序运转了。”
有关刘秉彦在待人接物中的斯文风范，他的秘书庄寿仓有着更真切的感受：
在五院的老人们眼里，政委谷景生也是一个很全面的领导人才。
谷景生是一位老资格的部队政工干部，抗美援朝任志愿军15军政委，和军长秦基伟搭档率部在上甘岭一战成名。他从朝鲜回国后即调入防空军任副政委，与刘秉彦同事几年，彼此很了解，如今又在一起工作，党政配合得也很默契。
老人们告诉我：“前几年，薄熙来还没出事的时候，重庆电视台也曾派了一个摄制组，到火箭研究院采访拍摄谷景生早期在五院的事迹，老人们在接受访谈时对谷景生的评价都很好。虽然薄熙来是谷景生的女婿，但一码归一码，谷景生在大家心目中还是德高望重的。”
几件大事奠定导弹事业研发格局
刘秉彦和谷景生早期主持五院工作，两人一起使劲儿，与全院干部同心同德，很快办成了以下三件大事，对稳定军心，确保导弹及早研制成功，至关重要。
刘、谷联手操办的第一件大事，是主持确定，并建立了五院的机关和研制基地，为五院扎下了几块合适的营盘。
二人初来五院时，这个兵团级的科研单位还是在原北京军区空军医院（四六六医院）和解放军一二四疗养院内办公。这两处地方都没有发展余地，不可能形成机关指挥中心和研制基地，必须寻找新的地址。
据刘秉彦当时的秘书庄寿仓回忆：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大楼。
有关庄寿仓所说的五院由阜城路搬迁至长辛店云冈这件事，原航天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王道力，当时也参与了此项工作。
王道力说：“谷政委、刘秉彦副院长把选址的任务交给我办。”
1957年4月中旬，王道力和同事一起到长辛店附近察看一块试车台建设地址时，发现山下一处院落很大，却几乎无人出入。那时，那一带比较荒凉，闲荒地很多，有利于将来的发展。经多方了解，始知这个院落是属于中央联络部的，名为马列学院二分院，也叫“日本党校”——专门培训由日军战俘转为“反战同盟”的成员。
他将这一情况向刘、谷报告后，两人立即率员到实地察看。一行人沿着围墙外边，在四周边走边看，一致认为是个比较理想的地方，刘秉彦马上派人向航委秘书长安东和聂荣臻办公室做了汇报。
聂荣臻随即与中联部部长王稼祥进行协商，王稼祥一听说是为导弹事业找研制基地，马上表态将马列学院二分院财产全部无偿交给国防五院。中联部副部长李初黎请人转告五院领导，再过个把月，等马列学院的学员全部处理完毕之后，五院再进驻，现在可先接过去，办理好财产转移手续。那里还有120名工作人员，也请五院留下来安排。
刘秉彦和谷景生听说，完全同意李初黎副部长的意见。第二天，刘秉彦即亲自带人前往北京长辛店那座“遣俘训练基地”（马列学院二分院）与中联部、财政部的同志一起办理手续，由财政部将全部财产，由党中央直属机关名下划到国防部五院。在这里，他还意外地遇到抗战期间被他率部俘虏的日军“剔抉队”中队长伊豆文雄，昔日生死相搏的冤家，又变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关故事，前文已经讲过，此处不再赘述。
1957年6月16日，五院正式接收了中联部的这座基地。
1958年8月，五院一分院从长辛店云冈迁至南苑东高地之后，刘秉彦等五院领导又组织科技人员，把云冈基地改建成火箭发动机试验站（后又发展为全弹试车的试验站）。所有一切大型的噪音较大应远离城区的的试验设备，全部迁移或建设在此。这就是后来的三分院。
五院一分院后改为航天工业集团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
把五院纳入军队体制，让全体科研人员参军入伍，是刘秉彦、谷景生领衔主办的第二件大事，。
多年领兵征战的经验，使刘、谷二人意识到，必须建立一种指挥得当，纪律严明，保障有力，高效快捷的管理体制，并且要最大限度地提高科研及行政后勤人员的积极性和荣誉感，才有可能以最快的速度确保研发项目的实施。他们深知没有哪种体制能比军队更权威，运转效率更高了。于是，他们便在改变五院管理体制方面采取了一个大动作——把五院科研人员纳入军队建制。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关史料记载：
1957年6月，谷景生政委、刘秉彦副院长请示国防部航空委员会，要求将五院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解决科技人员的参军问题。航委同意科技人员参军。总参授予部队代号，代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ＯＯ三八部队。同年8月1日举行了入伍仪式，并授予了科技人员军衔。历史证明，科技人员的参军，对于这支新生的国防科技队伍，树立对事业的神圣感，对于军人的荣誉感，提高保守国家机密的警惕性，加强组织性与纪律性，培养敢于碰硬，勇于攀登，严谨务实，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
谷景生中将。
让五院科技人员全体参军入伍，还有一个史料里没有说明的好处——当年部队军官的工资要比同级地方干部高出不少，这样做实际上也从切身利益方面提高了大家的待遇，因此，刘、谷两位领导推行的这一决定，倍受全院人员的欢迎和拥护。
2015年3月，笔者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前身系国防部五院一分院）采访时，听过一些老同志的感叹：“刘秉彦、谷景生确实有眼光有魄力啊！我们五院仿制的苏式“P-2”导弹，就是代号为1059的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能在1960年11月发射成功——那是中国经济多么困难的时期！全国人民都吃不饱，五院如果不是在此之前纳入军队序列，科研人员的粮食供应难以保证，这第一枚导弹有可能发射成功吗！”
不过，让那么多知识精英——还包括不少留美留苏的专家学者参军入伍，穿上军装，授予军衔，他们固然感到新奇、兴奋，觉得又帅气又精神，但这些人毕竟毫无部队生活经验，因此也有很多不习惯不适应，并常常闹出笑话。
宓世湘老人记得：“刘秉彦来第五研究院主持工作的时候，五院建立了十个研究室，只有一个研究室的主任是党员——他过去是北京航空大学的教育长，但是他来的晚，是第二年才来的。剩下的九个研究室主任都是群众，包括当时的院长钱学森也都没有入党。”
宓老回忆说：“你可以想象，在当时那种情况，五院又是那么高度保密的单位，这些不是党员的领导，即使穿上了军装，相互之间还是称呼什么张先生、李先生，他们一时还没养成叫同志的习惯，我们这些原本就是军人的同志听了可真是怪别扭的。呵呵……”
梁启超的小儿子、著名火箭专家梁思礼院士（已故）也讲过一个故事。
1957年8月，五院集体入伍后，梁思礼被授予少校军衔。既然纳入军队序列，一开始也全都按照部队等级条令执行。
五十年代被授予少校军衔的火箭专家梁思礼。
梁思礼作为一个研究室副主任，肩上又挂着少校的牌子，级别比他低的干部战士自然对他恭恭敬敬。有一天，他研究室的部下列队请他训话，值日干部先向队列大喊一声：立正！然后双手握拳，跑步向前，向他敬礼——说：“少校同志，某某单位列队完毕，请您指示。”
“按照条例，我在讲话之前，本来应该向大家喊一声：稍息！可是我忘了，大家就只好保持立正的姿势听我讲话，我讲的是技术问题，时间不短，同志们就那么笔直地站着，真是很不轻松。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失误。哈哈！特别不好意思。”
年过九旬的老院士一想起那天的情景，就忍不住笑起来。
晚年梁思礼
刘秉彦在五院参与领导的第三件大事，要算是组建了航天工业的发祥地——一分院。
1957年11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国防五院决定在原有的10个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两个分院。周恩来便随即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兼一分院院长；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刘有光少将被提任国防五院政委；谷景生改任五院副政治委员兼一分院政治委员；刘秉彦为五院副院长兼一分院副院长。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兼军事电子研究院院长王诤中将，调任为五院副院长兼二分院院长。
这个卧虎藏龙的一分院，就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也可以说是中国运载火箭的发祥地。它曾是导弹总体院，乃航天工业的龙头所在。时值今日，很多航天事业的领军人物都出自一院。
有关刘秉彦在一分院创建及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84岁的宓世湘老人，以航天人特有的严谨认真，在《敬爱的刘秉彦院长》一文中写道：
总之，在当时的许多同志看来，一分院的工作一直保持忙而不乱，有条不紊，和刘秉彦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是分不开的。
在当年五院的老人们看来，中国导弹航天事业从国防五院初创到成立七机部，再到后来的航天部，一直演变到今天的航天科技集团与航天科工集团。近60年来，无论名称与体制怎样变化，其五院时代构建形成的“一院三分院”（一院即国防五院，三分院指五院所属三个分院）的基本格局始终沿袭，未有大的改变。
实践与时间证明，这“一院三分院”的格局是经得起考验的。而这一历史格局，正出自于刘秉彦等人当年的战略构想与筹划实施。当然是事物是发展的，那个时代，一分院搞弹体，二分院搞制导，三分院负责试验，而现在则是以型号为主，型号总设计师可以根据需要，自主决定选择哪个分院为主研发制造，现在的院所都改为公司，其选择都带有包含着竞争意味的商业行为。
这也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规律。
2014年冬，笔者为撰写这部传记，曾专程拜访刘秉彦任五院副院长时的秘书庄寿仓先生。庄老后来又当过王诤将军的秘书，堪称是“老五院时代”许多重要决策的见证者与亲历者。
不料，当我说明来意，庄老却婉拒了我的采访。
他诚恳地说：“秉彦同志是我一生中最敬重的老首长和恩师，我当然应该责无旁贷地为他的传记提供材料。但是我恐怕这种随口问答的访谈，会因某些记忆模糊而出现偏差和失误。为尊重事实，我会把我所了解的情况写出来，交给你参考好吗？”
几个月后，87岁的庄寿仓老人，果然亲笔写出了几万字的回忆文章《我的恩师秉彦同志》，为本书写作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和细节。
他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延伸阅读：
从国防部五院到七机部（上）|一位开国少将的战争与和平（连载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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