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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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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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来荷兰的重头戏，是对荷兰皇家工程师协会的年会发表主旨演说。讲话前，我去了荷兰皇家工程师协会总部，会见了协会办公室主任范登布蒙和多斯拉莫斯秘书长。对方告诉我，荷兰皇家工程师协会有2万名会员，每年举行500场活动。

这次的年会参加人数很多，有1000多人，他们这次邀请我来讲话的目的是开阔工程师协会会员的眼界。没有广阔的视野很难成为一名好的工程师，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荷兰的工程师们对于中国崛起了解甚少，都是通过媒体了解，但西方的媒体难免有偏见，所以想直接听听中国人的介绍。

11月12日上午，我来到会场——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会场没有设贵宾室，工程师协会主席马丁·范·佩尔尼斯就是在会场里见我的。他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告诉我大家对我今天的讲话都很期待。

主持年会的是荷兰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40多岁。他主动与我联系，讲了一下“游戏规则”。他告诉我，演说时间为40分钟，随后接受听众的提问，提问时间约为一刻钟。我表示尊重对方的安排。

轮到我讲话时，主持人对我作了简短的介绍，然后邀请我上台发表主旨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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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三角洲城市群对工程师工作的影响，我结合这一主题讲了三点看法：

一

变化中的世界

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上很多人认为正在发生的变化是史无前例的。我以为要认识世界的变化，必须抓住关键。所谓关键，是必须看到当今世界上正在出现的三股潮流。

第一股潮流是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潮流。这股潮流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时代主题变化带来的结果。

20世纪很长时间里，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战后许多国家发生的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

然而，时代的主题是变化的，而不是不变的。随着人类的进步，时代主题逐渐由战争与革命演变为和平与发展，这是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

几天前，我去柏林参加了一场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国际研讨会。戈尔巴乔夫先生在会上致开幕词，他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忧心忡忡，认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紧张局势加剧，世界正处在一场新冷战的边缘。

研讨会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展开了讨论，我在会上也作了发言。我们在观察今天的国际形势时，必须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世界自柏林墙倒塌以来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我以为柏林墙倒塌以来，世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1991年全球GDP总量仅为23.3万亿美元，2013年上升到71.6万亿美元。在短短的22年里，全球GDP总量几乎翻了两番。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全球经济增长如此迅速的先例。

为什么全球经济会有如此快的增长？根本原因是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

在冷战时期，世界是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并没有形成全球统一的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起关键性作用的。冷战结束，形成的统一全球市场，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这也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所带来的结果。

第二股潮流是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大概是几个世纪以来影响最深远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尚在进行之中，远未完成。

过去几个世纪国际关系的重心在大西洋，就是在欧洲和美国。然而上述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拉动国际关系重心向太平洋地区转移的是亚洲的崛起。

战后亚洲的崛起经历了五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日本；第二个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即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第三个浪潮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诸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第四个浪潮是中国；第五个浪潮是印度，1991年印度实行改革，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

亚洲国家和地区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地快速发展，使亚洲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快速上升。1960年亚洲的经济总量仅为全球的10%，今天上升到30%，20年之后会上升到50%。

第三股潮流是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这是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有，把这些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占到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占世界总人口一半的国家崛起的先例。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在这里我要特别讲一讲中国的崛起。1978年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和政策，迎来了大发展。习近平主席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开放”和“改革”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绝非偶然。

中国是一个曾在人类历史上领先世界上千年的国家，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仍然占全球的32.4%。然而到了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仅为全球的1.5%，真可谓一落千丈。为什么会一落千丈？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讨论了一个多世纪。最后邓小平先生作出了结论：是封闭导致了落后，要赶上去必须开放。

为什么要改革？因为我们中国人认识到，不管人们愿意与否，全球化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中国要赶上去，必须融入全球化。为此必须改变我们自己来适应全球化的需要，这就是改革。

在过去的35年里，改革开放的政策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8年中国的GDP为1481亿美元，人均GDP仅为154美元；2013年上升到9.24万亿美元，人均GDP为6800美元。

讲数字是很枯燥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进步。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合影，纽约，第四排右一为吴建民。

1971年11月，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位青年外交官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1971年的中国还在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是短缺经济，一切都要凭票证供应。我们在赴纽约之前，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垂死、寄生、腐朽”。

我到美国一看，物资如此丰富，现代化程度如此之高，看不到任何“垂死”的迹象。美国的超市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我当时想，估计有生之年在中国看不到有这样的超市。事实证明我的估计是错的，今天中国的超市与美国的超市、荷兰的超市、欧洲其他国家的超市大概没有多少区别。

二

世界变化对三角洲城市群的影响

以上三大潮流正在改变21世纪全球的面貌，对三角洲城市群也带来众多的影响，最突出的有三条：

一是城市化的速度在加快。1950年全球城市化率仅为29%，2007年全球城市化率上升到50%。在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更快。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17.9%，2013年上升到53.7%，出现了特大城市。我对特大城市的定义是人口超过1000万人。今天中国特大城市有6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已经有142个。

二是三角洲城市群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上升，中国尤其如此。在今天的中国，经济有三大增长中心：

（1）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是中国首先对世界开放的地区，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珠三角的发展。珠三角城市群的外贸总额高达1.09万亿美元，占全国的26%。

（2）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三角包括16个大城市，去年这16个大城市的经济总量为1.59万亿美元。

（3）环渤海城市群，共有26个城市，去年经济总量接近1万亿美元。这个城市群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中心，而且是创新的中心。

三是进步巨大，挑战严峻。以中国为例，过去30多年中国的进步是史无前例的，大约有6亿人摆脱了贫困，中产阶级人数在迅速增加，大约有3亿人。

人们生活富裕起来，就喜欢旅游。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间，中国累计出国的人数不过28万人，平均每年不到1万人。去年大约有1亿人出境。今天在世界各地大概都能看到中国旅游者的身影。

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我们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在环境和资源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的空气、水和土壤受到了污染，雾霾就成为北京的大问题，没有风就会出现雾霾。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吴建民谈公共外交》吴建民著（出版于2017年）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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