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丨在穗非洲人，他乡何以为家

上午10点，广州越秀区流花服装批发市场里人流稀少，许多还未开门的店面被黄或橙色的布帘遮住，不到三米的天花板下是被磨得光亮的老旧灰色瓷砖，少数正在营业的店铺里，紧挨着的货架上密集地挂满各种款式的衣服。

这里临近小北路，它和三元里一并被视为广州的非洲人员聚集区。

一个戴着口罩，手拎大号黑色塑料袋，神色匆忙的非洲人在店铺间的狭窄通道中快速穿行。

他叫John，一位来自非洲刚果金的商人。塑料袋里装着的各种款式的衣服，是他刚从商场里挑选出来的货物。流花是John的采购点之一，此外，他还会去御龙外贸服装城、瀛富五金装饰建材商贸广场、美泰城等地采购商品。之后，John会将东西带回非洲售卖，以赚取差价。像John一样的非洲商人还有很多，他们不约而同地被广州物美价廉的商品吸引而来。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经济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非洲商人来穗淘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原本在东南亚的非洲商人也转战广州，在穗非洲人数量由此大涨。根据广州市政府发布的数据，截止至2019年12月25日，广州在住的非洲国家人员数量达13652人。他们慢慢成为这座城市在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却也在与当地人的长期共处中面对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

流花商城内部，John正提着一个大号的黑色塑料袋走着

（图片拍摄已经受访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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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的声音

经商是非洲国家人员大量涌入广州的主要原因。

中山大学李志刚教授曾将在广州的非洲商人分为行商和坐贾两类。行商即流动的商人，来广州的频率大约为一年2-4次，每次大约停留一个月左右（注：谢欣. 文化适应视角下在穗非洲人社会融入问题与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2018. 6）；坐贾 “则主要指非洲公司直接派驻广州的代理者或与此类公司有联系的人，他们从各类专业市场、店铺或由工厂直接购置货物运回本国。”（注：李志刚. 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 2008. 2）John是典型的“行商”，为了进货，他一年会来中国四次，一次待三十天，拿到的签证也是临时性的，经商流程结束后就会离开广州。但这一次，因为疫情，John在广州待了很长时间。

外国人员的大量涌入，无形中暴露了种族印象在文化和社会生活留下的裂缝。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谢欣在毕业论文《文化适应视角下在穗非洲人社会融入问题与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中指出，在穗的非洲人员和本地居民之间因为文化差异等种种原因，呈现出浅层聚合、深度区隔的现象：即表面上因为功利性目的，中非人员之间可能会形成友好的合作关系，但在各自文化的影响下，两个族群实际上存在着许多难以消除的隔阂。

B站UP主“胡教一下”曾在广州越秀区小北路附近居住。去年四月份，因为看到网络上经常出现关于非洲有色人种的不实言论，他去到小北路和三元里的瑶台街道拍了一段视频发在B站上，名为《我去疫情中的广州黑人区走了一圈》。

不同于网上流传的“遍地黑人，难以管控”的情况，视频中的小北路上人车稀少，偶有非洲人出现，大多都带着口罩，三三两两地走在一起。

胡教一下的镜头中，两个非洲人正在询问有关粤康码的问题

视频中的小北路，店铺关门，人流稀少

胡教一下与瑶台居民的对话

截至到2021年2月底，这条视频已经收获了7.5万的播放量和942条评论（注：2021年2月22日 1点43分数据）。除了肯定、支持的声音，“胡教一下”也在评论区和私信里看到了不少质疑、反对、讽刺甚至辱骂的言论。在他看来，这些网友除了少数是在理性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有交流讨论的意愿之外，其余的人只是拿出一些夸张、没有可靠信源的虚假数据，比如夸张在穗、在华的有色人种数量等，来进行一种“阴谋论”式的传播。

“胡教一下”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凯勒奇计划什么的，这种东西就挺涨流量的，他们会比较夸张地说广州有几十万‘黑人’，全中国有上百万‘黑人’之类的话，但就是拿不出信源。”（注：凯勒奇计划的目的是瓦解各个国家的主体民族、创造混血儿，抹杀主体民族的记忆和历史，最终创造出一个没有国界，没有种族，没有道德感，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的新人种。）

严灏文是华南理工大学的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曾发布过一篇名为《黑人在广州：“低端全球化”？》的文章，探讨非洲人来穗原因、在穗非洲人难以融入社会、非洲人来穗的影响等问题。他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广州本地人对非洲人在穗这一现象的包容程度会比非本地人更高。

欧女士是宝汉直街（注：宝汉直街位于广州越秀区，是有名的黑人聚集区域。）一家超市的店主，她说，自己这家超市就是为住在当地的非洲人开的。在她看来，非洲人对本地人都很友好，“只要你不对他们做什么，他们也不会对你做什么”，久而久之，欧女士和他们越发熟悉，也能听懂他们的语言，“平时能聊上一两句，客客气气的，非常友善”。

“胡教一下”也有类似的看法。

2020年6月6号，他更新了一条视频，标题是《种族歧视是错的，这个视频告诉你为什么》。9天后，他又执着地发了一条——《发声反对歧视，却被一顿暴锤？？》。

半年内，他为在穗的非洲人至少发声了3次，希望能够将真实的情况传递出去。然而，在微博、豆瓣、贴吧等网络社交平台上搜索“黑人”的关键词，仍然能看到不少尖锐的歧视言论，从违法犯罪到人种歧视，在穗非洲人似乎成了部分人眼中无恶不作、一无是处的群体，反对他们在广州生活的声音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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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援手的人们

2020年12月25日，圣诞节，晚上七点，广州三元里地铁口附近一家名为“African Pot”的非洲餐厅正在庆祝节日，餐厅入口处用彩带、铃铛、圣诞树叶和气球装饰着，屋内播放着经典的圣诞歌。

餐厅靠墙的一边摆放着盛有Fufu（注：Fufu是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许多国家的主食，通常由木薯粉或玉米粉制成，呈白色或黄色的面团状。）、炸鸡腿、炸鱼等非洲食物的容器，天花板上的串旗串联起众多非洲国家的国旗，几张最大的桌子旁，非洲面孔与亚洲面孔围坐在一起。

这是中南屋和African Pot联合举办的一场圣诞Party。每个进入餐厅的人都被要求用便利贴写上自己的名字，贴在身上的显眼处，便于向他人介绍自己。期间，中南屋还请来了FIESTA非洲鼓俱乐部为大家演奏非洲鼓乐，活动尾声，还有African Pot的圣诞老人出现为大家派送礼物。举办方希望能在这样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下促进中非友谊。

中南屋是一家致力于世界公民教育，帮助中国青年走向非洲发展中世界的社会企业，在关于这场圣诞节活动回顾的微信推送中，他们写下这样一段话：“一直以来，中南屋都希望以‘中非对话’的方式，消除双方的偏见，打破中非两社群之间的隔阂。让大家如家人一般共同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让圣诞节不再是一个属于‘异乡人’的节日。”（注：以上两句引用皆来自公众号“中南屋世界公民教育”2021年1月8日发布的文章《中非对话回顾 | 让圣诞节不再是一个属于“异乡人”的节日》。）

非洲餐厅的入口

餐厅的老板娘Jessica是广州人，以前在本地做外贸生意，认识了很多非洲朋友。关注到非洲人在广州遇到的困难和歧视后，她萌生了开一家非洲餐厅，为在穗非洲人提供餐饮服务的想法，出发点是“让他们有自己的食物，给他们营造出一种家的感觉。”

圣诞节前夕，Jessica希望在餐厅举办一个圣诞Party，邀请身在广州无法和家人团聚的非洲朋友，以及对非洲文化感兴趣的中国朋友一起庆祝2020年的圣诞节。了解到她的想法之后，一位叫Joe的志愿者决定联合中南屋和非洲餐厅，一同举办这场圣诞Party。

Joe是之前北京706青年空间（注：706青年空间是中国第一家青年空间，“青年空间”主要是指青年人支持或运营，支持青年活动的场地。）的核心团队成员，2017年从北京搬到长沙，在长沙做了近一年的创业项目后，2018年底他回到了广州。一直以来，Joe对不同民族之间跨文化交流的活动都很感兴趣。去年四月份，广州三元里矿泉街爆发疫情，许多在穗的非洲人员被隔离政策打乱了生活节奏。了解到在穗非洲人因为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等问题为疫情所困，Joe和几个朋友联合发起了一场旨在帮助在穗非洲人渡过疫情难关的活动。

他们在网上召集了两百多个志愿者，分工协作，帮助在穗非洲人解决食宿问题；配合政府工作人员，与在穗非洲人员沟通，安抚其情绪，完成信息的收集和传递。这样的工作持续两个星期之后，出现了一个由非洲留学生组成的志愿团体，Joe和朋友便将工作转接给他们，结束了这场志愿活动。

这场志愿活动对Joe来说，影响是巨大的。“那算是我目前个人经历中觉得最有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志愿行动吧，对我个人影响也蛮大的。在那之后，我意识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后续就一直有在做一些相关的活动和交流，也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蛮多朋友。”

对于留在广州生活的非洲人来说，即使有自己国家社群的存在，处在陌生的环境中，工作、社交、饮食等生活的压力和困境仍是巨大的，这场圣诞Party的出现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出口”。

参加Party的非洲人中，有人叫来了亲朋好友，也有人独自前来，但当他们聚在一起，和中国人有说有笑的时候，离家万里的孤独落寞仿佛在此刻疏解，不同种族间的隔阂似乎也因彼此的包容和理解逐渐缩小。

圣诞Party上，圣诞老人在给人们分发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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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走向何方

根据广州公安发布的数据来看，近四年来在穗的非洲国家人员有回流减少的趋势。严灏文认为，在穗非洲国家人员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广州政府近年来加强了对入境签证发放的管控，提高了对外籍人士发放签证的要求；二是广州市的治安管治加严，“三非”问题得到较好的处理；三是近年来广州发展进入新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小商品贸易、服装贸易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而此类产业产出的低廉商品正是吸引非洲商人来穗进货的主要因素，因此，此类产业的转移必然带来非洲商人们进货地点的改变。

此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闫海明在《在穗非洲人管理问题探究——以社会融入理论为视角》一文中也指出，在穗非洲国家人员逐年减少的原因还包括“一些在穗非洲人学到制造业或管理技术后选择回到非洲创业，在穗非洲留学生为更加突出自身价值，也选择回非洲发展，很多在穗非洲高端人才，面临苛刻的居留条件和工作签证条件也纷纷回非”。总的来说，非洲人在离开广州之后有两个主要的目的地，一是跟随生产低廉商品的产业转移到新的产业集聚地，国内如佛山、义乌，国外则是越南、斯里兰卡等；二是在穗学到知识技术后回到非洲，寻求更高层次的发展。选择前一种方向的群体多为商人，后者以留学生居多。

在严灏文看来，此后数年，在穗的非洲人员数量依然会保持递减的趋势，出现这样的趋势也并不奇怪。

在广州之前，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也曾有过类似的外来人员大量涌入的现象。全球化背景下，人员、资本、商品的流动更加便利，使得跨国贸易成为可能，“这是人类社会、城市发展的一部分，在历史进程中总有一个地区会承担这样一种功能，现在广州慢慢开始把这个功能转移出去了，也会有下一个城市来承接，所以它只是历史的一部分。” 在不久的将来，或许大部分非洲人会离开广州，去其他地方谋生。但同时严灏文也提到，“这不代表非洲人在穗的现象以后就会消失了，还是会有一部分长期在广州工作生活的外国人融入了当地社会并定居在广州。”

2020年11月底，John给我们发来了一张截图，是一张英文的电子告示：因为疫情影响，没有获得许可的移民工作者将会在15日内被遣返，截止日期是2021年的1月13日，署名是中山市政府。而当我们再三追问截图的真实性时，John却没有再回答。

告示的最后，是两句善意的祝福：“Wish you a happy return home! Safe return! ”一切像是一场提前的无声告别。

John发来的截图

林泽武 张骁 余颖欣 周子桐 李牧洋丨采访

古宇星丨摄影

林泽武丨撰稿

罗曼绮 蒋敏玉丨编辑

赖润林丨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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