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琴的户口本上文凭一栏写着“文盲”。65年前，她出生在浙江温州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从小告诉她，女孩子读书没有用，最后都是嫁人，在灶台下添柴烧火。刘雪琴一直没有机会读书，直到前年9月，她进入张玉梅的识字群，才第一次学拼音。识字群的“同学”超过90人，基本都是女性，年龄从五十岁到八十岁不等，却都与“文盲”或“半文盲”的身份相处了大半辈子。受制于时代环境和性别偏见，很多女性在本该受教育的年龄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文盲人数约有3775万，其中有相当一大部分是女性群体。《中国统计年鉴（2021版）》记录，中国文盲群体中女性占75%，超过2800万人。因为不识字，她们的生活轨迹被渐渐划为孤岛。办手续要求签名，需要丈夫握住右手才勉强签完。想坐车回家，却不知道车的方向是往北边还是南边开。妻子、母亲，底层流动女工，成为她们数年来最为人熟知的身份，延续着身为女性的宿命。有人从不敢出远门，生活只有几平米大的厨房、卧室；有人缺乏晋升机会，在工厂流水线上踩了十多年的缝纫机……这是69岁的张玉梅坚持授课的原因。她知道，还有太多姐妹正受着不识字的苦。她们曾经年轻力壮，却被时代渐渐推远。在鸿沟底部长久徘徊，她们渴望看清这个世界，与它重建联结。学会识字，只是第一步。3月8日上午，正式上课前，张玉梅问候同学们微信群里的“小学”将手机字号调到最大，巴掌大的屏幕最多只能挤下5条微信消息。一节课下来，老人们大概需要滑动手机屏幕10次，才能听完50多条教学语音。2017年，小学语文老师张玉梅退休9年后，再次拥有了一群学生。不同的是，这次的教具变成了一部手机，教室变成了一个微信群，而学生是一群同龄人。每天早上8点，张玉梅打开微信群，从问候开始，告诉大家翻开课本第几页。每天教的不多，两到三个生字，张玉梅会在前一天花费一个下午备课，打开手机里的录屏功能和教案软件，录下要讲的汉字和课文。讲一个字，要把字音、字形、组词、字意都讲清楚。教的生字选自人教版的小学课文。“洞，洞，dòng，dòng，洞是两拼音，声母是......”张玉梅会将每句话重复两遍，一遍普通话，一遍温州话，照顾听不懂普通话的老年女性。为了展示汉字笔顺，她买下一个教案软件，录屏每个生字的笔画演示视频发在群里。软件是针对学龄前儿童的，每个动画视频的开头都有一句：“小朋友，我们要学习写字了，请跟我一笔一笔地学习吧！”张玉梅用来展示汉字笔顺的软件画面每天，七十多岁的徐美娟伴随着这样的声音开始学习。早上六点起床，做一个多小时的家务活后，她坐到桌前，戴上眼镜，对着视频在本子上一笔一划地练。没法看太久电子屏幕，徐美娟写好三张作业纸，就要摘下眼镜，休息一会再继续。这里的课程安排和小学差不多。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群。每周上五天课，放两天假，四个月为一学期，两个学期加寒暑假为一学年。每人每年学费100元。到了寒暑假，群里还会推出免费的兴趣班，专门教拼音、日用品名称、传统习俗等。徐美娟被老师评价为群里最认真的学生。她和张玉梅说，因为不识字，自己“流了很多的眼泪”。2021年初，徐美娟进群，先是报了一年级，后来又把其他四个年级报齐了，加上老师附赠的成语班，一共六个班，每天要坐定学上四五个小时。张玉梅能理解徐美娟。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张玉梅难得有着比同龄女性更高的学历。家里四姐妹，三个姐姐都没有上学，只有她争着吵着要读书，才有机会上村口的祠堂，一路从小学读到中学，考上师范，回乡做语文老师。而她的姐姐不曾有过读书的机会，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不敢独自出门，怕不识字坐错车。徐美娟的作业本不识字的创建者很少有人知道，识字群的创建者林美茶，也和这群学生一样，吃过不识字的苦。24年前，在温州瑞安出入境管理大厅，林美茶和丈夫两人想要办理护照，工作人员让她在护照上签名，但她不会写字。之前偶尔抓过笔写几下，手也生疏得很，“就像小孩子上幼儿园开始笔拿着涂涂画画一样，写得很难看。”最后只好让丈夫握住自己的右手，林美茶才勉强签完。改革开放后，顺应出国热潮，温州农村长大的林美茶和丈夫下决心到欧洲赚钱，先后辗转法国、西班牙打拼。那时，用中文写成的招工信息张贴在巴塞罗那的大街小巷，林美茶一概看不懂，只知道汉字是方方正正的，西班牙文是弯弯曲曲的。她托华侨朋友找到一份旅馆的保洁工作，每天洗几十个房间，一做就是十年。“别人叫你做事情，字不认识，人也像瞎子一样，走出去被人瞧不起。”第一次听说身边有中国人在办识字群时，林美茶让朋友拉自己进群。群主是浙江丽水人，青田县出身，也住在西班牙，每周都教人识字，带上青田话。林美茶觉得可贵，拉上不识字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组一个小群，定期转发群消息。可没过多久，群主没再更新了。林美茶决定自己建识字群。初进群的人不知道林美茶不识字，冲着她喊老师，她连忙否认。群里要有真正的老师。最开始，她让女婿录了一段时间，因女婿工作渐忙而作罢。后来，她又找到几个略微识字的朋友来教，但朋友只是把土话囫囵翻译一遍，效果并不好。直到近一年后，有人给她介绍了“教书几十年”的张玉梅。张玉梅拉来两个退休老师，识字群的规模逐渐扩大到六个年级。张玉梅在群里讲解字词消息很快传回国内。人们一进群，就把自己的阿姐阿妹、阿嫂阿姨等十多个人都拉进群来。家乡不识字的邻居也找上了林美茶，想要进群学习。同样是温州人的刘雪琴，在前年和儿时朋友的一次聚餐中，了解到这个识字班的存在。朋友提到自己在识字群读“四年级”，大家都燃起了兴趣，五六十岁的她们要么完全没有读过书，要么读过一两年就辍了学。当时识字群已经满员。刘雪琴对朋友说：“如果有人退出，就把我拉进来。”暑假里，她如愿被朋友拉进一个公益教学拼音群。暑期班结束后，她报名学习了二年级。“学要趁早”刘雪琴从小就羡慕像张玉梅那样能上学的人。小时候，在温州农村地区，一人一年学费只要五毛钱，哪一家有两个小孩结伴入学的，还能减免学费。父母将刘雪琴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妹妹都送去上学，却把她和大姐留在家里。因为家里需要有人喂猪，割草，她从六岁开始就有一种自觉：去读书了就没人干活。但读书的心愿一直放在心底。七八岁时，她和几个伙伴提着篮子去割草，路过田边的祠堂，村里的老师在给学生上课。窗台正对着黑板，她们挎着几篮喂牛的草，往里偷看。黑板上用粉笔写着数学算式，刘雪琴暗自记住，回来之后想练习，没有纸笔，就用捡来的粉笔和石子写在墙壁上。后来她还常常去偷听，学会了从一数到一百。结婚后，刘雪琴照顾两个孩子，跟着丈夫一起做工卖货，期间上过短暂一个月的夜校。她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自己的名字是怎么写的。回家翻出孩子上学用的字典，从中挑出“刘”“雪”“琴”三个字，在夜校发的本子上，一遍一遍写到熟。但十多年后，一次办理护照的过程中，她在旁人的注视下拿笔签字，却紧张到手抖，签了三四次，都“写得一塌糊涂”。“别人看着，我就会慌起来，笔拿着就不敢写下去。”过去习惯于别人代签，刘雪琴没想到那次护照办理必须要本人签字。不识字的自卑感，贯穿在久违的书写中。她后悔自己没有多练练。更多的遗憾，在于错过读书带来的可能性。上夜校的时候，同龄的姑娘读了三四年书，就可以在小学教书，但因教不好被孩子嘲笑。刘雪琴想，如果自己有这样的机会，肯定能成为比她更会教书的老师。《中国统计年鉴（2021版）》显示，全国文盲率为3.21%，其中女性文盲率为4.96%。随着年龄增长，女性文盲率大体呈上升趋势。年龄达到65岁的女性，文盲率超过10%。75岁以上的女性，文盲率超过20%。注：文盲率指总人口中15岁及以上不识字人口所占比重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王杏元今年六十多岁，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排在中间的她没有读书的机会。去年五月，她被广场舞舞友拉进识字群，刚读完一学期，还不太会用标点符号，一段自我介绍，包括学习兴趣和课业进度，87个字，没怎么断句，还有两个错别字。每天四个生字，八个词语，视频加语音共15分钟的课，王杏元全部学下来，要花掉一两个小时。她买了课本，老师每讲到一个字，她就戳着课本，跟着读写几遍，大沓的作业纸摆满了一桌。“以前是没工夫学的，从白天到黑夜，就在踩鞋帮（制作鞋子后跟部分）。”因为常年的劳作，她的腰颈落下病根。丈夫担心久坐会诱发老毛病，不同意她学。可王杏元不打算就这么放弃。她一直记得，当初朋友介绍她进群时说过，“学要趁早。”老去的和生长的对于识字群的师生们而言，老去的事实和继续生长的愿望同时拉扯着她们。识字群里，误发的文字、图片消息时不时会冒出。在课程间隙，不少“新同学”初进群，便向群友们问：我进群了吗？识字对老去的人来说并不容易。张玉梅说，比起小学生，老人更难教，“一个记性不好，一个难理解。”她负责三个年级，外加一个成语班，开新课前会特意把前一天讲过的内容重复一遍。最初拉刘雪琴进群的姐妹，就因为实在记不住而想要“退学”。记住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小孙女上学没用完的田字格作业本，刘雪琴会保存下来。干完家务活闲下来，她找来黑色水笔，戴上老花镜，在田字格上誊写在识字群里学习到的新字。照着临摹，一笔一划，笔画多的，就写慢一些。时间长了，成效慢慢显现出来。看到微信朋友圈、视频号功能，刘雪琴从前只能靠着图标、顺序来记，现在看字就能辨别出。找微信联系人，她也不再需要记住头像，按照名字就能找到想找的人。在朋友圈，她学会了和朋友点赞、评论互动。在识字群的另一端，张玉梅退休后也曾感受到老去的无措：离开学校生活，“扑克不会打，麻将不会搓，电视也不喜欢看”，生活一下子只剩下买菜、做饭、带外孙。她想起，自己过去常被评为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的日子。在识字群教书，让她又“回到原来教学生的那个感觉”。课后，群里很多学生找到张玉梅说：“你教到什么时候，我就学到什么时候。”每逢节日，总有学生在微信上发来红包，但老师们从来不会收。有位学了四年的老人说，自己以前出门都要人陪着，现在终于可以一个人出门了。“有些老人和我们就是姐妹一样，无话不说。”通过识字群，这些老师和学生们共享着生活的更多姿态。刘雪琴空闲时和朋友出门散步拍照，发朋友圈，玩抖音，在酷狗音乐听歌，周末约上三五个姐妹到KTV一展歌喉。王杏元喜欢早上学识字，下午在村文化礼堂里和一群“老娘客”跳舞，有时还跟着手机唱越剧。林美茶识字不多，用起智能手机却比上过学的丈夫要内行，“会乱按，会试”，眯着眼睛对照一个个字形，复制好友的微信昵称，粘贴到群里的选择联系人里，邀人进群。手机上，除了识字群，林美茶还加过唱歌群、草药群、健康养生群……在巴塞罗那，林美茶帮女儿经营着一家纪念品店如今，在帮女儿看店的间隙，林美茶偶尔会打开群聊，学学写字。练得最熟的是自己的名字，不只会认，会拼，还会写。她还学会了一些单字，这些字和某些她司空见惯的事物对应起来。她终于知道了，“花”原来是花，“海”原来是海，“天”原来是天。（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徐美娟为化名。）郑子璇

父亲多次入狱，母亲一度失踪，八岁的谢仁慈“几乎是流浪儿童”。家庭重担落到了年老多病的奶奶身上。由于生活拮据，谢仁慈只付得起学校一块二毛钱的午饭，奶奶做的晚饭是白菜和豆芽混合成的素酸汤，缺乏营养。饥饿难忍时，谢仁慈偷零食，偷钱吃饭，也因此被老师和亲戚批评指责。同学疏远她，给她取绰号——杀人犯的崽。谢仁慈说：“没有人问我，你爸爸妈妈离婚了，你伤心吗？你爸爸又去坐牢了，你难过吗？你妈妈不见了，你想不想她？”尽管人们避而不谈，阴影依然存在。《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截至2018

晚上7点，暮色四合，宝业路上，接连十几家餐馆亮起招牌灯。店外，桌椅沿着街道成列铺排开。汽车鸣笛声、劝酒声、叫号声混杂在一起，背着吉他的年轻人流连在各餐桌间，为食客弹奏唱歌。二十多年来，这是宝业路独有的景象，如今却成为了店主庄山的记忆。今年2月末，包括庄山在内的多家宝业路商户突然收到消息，运营物业将解除不定期租赁合同，他们要在一个月限期内退回所租商铺，以便街道改造升级。现在，相关改造路段已经被白色围挡围蔽。不舍与遗憾刷屏朋友圈。800多米长的宝业路，是广州人心中的宵夜天堂。从入夜到天亮，长街整晚灯光通明，人们在这里碰杯喝酒、大声笑闹，甚至有人和老板从凌晨喝酒喝到早上九点，“太阳晒屁股了都还有人在”。寄存着无数人深夜记忆的宝业路，在珠江南岸勾勒出人们最为放松的模样：背心短裤人字拖，吹水唱歌蒲天光。（注：在粤语里，“吹水”指“闲聊”，“蒲天光”指“玩到天亮”。）

早上八点，患有孤独症的小依米来到幼儿园，找到自己班的队伍做晨练，回到教室，放好书包和水杯，挂好毛巾，吃早餐。一个小时后，影子老师林晴到幼儿园，陪小依米开启一天的课程。2021年，林晴刚认识小依米时，小依米还没法独立完成这套“课前流程”，林晴得随时在旁提醒，“像一个木头，踢一下动一下”。陪护近一年，小依米才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学会自己叠被子、扣纽扣、吃饭。林晴逐步减少陪伴的时间——迟到一小时，或在远处看着。林晴是一名特教助理，也称“影子老师”。过去一年，她的工作就是像影子一样，每天跟在小依米身边，辅助他适应学校。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像小依米一样在普通学校就读的特殊儿童有46.85万名，在各类残障儿童中占比超过半数。特殊儿童，是指与正常儿童在各方面有显著差异的各类儿童，包括肢体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智力障碍、情绪障碍等。以孤独症儿童为例，有数据表明，近三成的孤独症患者同时患有多动症和焦虑症，超两成的孤独症患儿易激惹、有攻击性，可能会突然情绪爆发，攻击他人，伤害自己，或在课堂上离开座位，四处跑动。这些都让他们难以像其他孩子一样正常上学。做影子老师的五年多里，林晴先后接触过近七十个特殊儿童。见证特殊孩子成长的同时，林晴和她的同行们也遭遇各种窘境：被当做“保姆”，收入波动大，不被学校老师理解，工作难以开展。这些都让她意识到影子老师的局限：“有障碍的不只是学生。”搭桥之外，影子老师也和千万个特殊儿童家庭一样，等待真正被社会接纳的那一天。01让“平行线”有交集从幼儿园门口到指定打卡点的路上有一个音箱，小依米经过时总是会被吸引。如果没人提醒，小依米会在那里“听一个早上”。年龄更小一些的时候，小依米无法理解别人的指令，面对老师的提问，他基本不会搭理。2021年8月，小依米的父母找到林晴，聘她担任小依米的影子老师，陪小依米上幼儿园。平时，林晴负责规范小依米在课堂上的行为，给小依米做评估，设计课程，推进教学任务。更重要的是，帮助小依米理解适应规则，让他能更好地融入集体。孤独症儿童有社交障碍，天生对同伴不关心。（图源丨视觉中国）每天晨练位置不固定，小依米经常找不到自己的班级，跑去其他地方玩。林晴让小依米反复练习，以人为参考，先找班级老师。即便不是早操时间，她也常问小依米：“老师在哪里？你指给我看好不好？”慢慢地，小依米自己也能找到班级的位置。孤独症儿童有社交障碍，天生对同伴不关心。小依米不知道如何和人相处。一次，老师让孩子们组队给画册上的小鱼涂色。其他孩子已经围在一起，小依米却呆在一旁。这时，林晴告诉孩子们：“这样太乱了”，引导组员们分配任务，一些人负责鱼尾，一些人负责鱼鳍，小依米才得以加入。据最新统计，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有91.98万特殊教育在校生，其中，像小依米一样在普通学校上学的特殊孩子有46.85万人，在所有特殊教育在校生中占比过半。越来越多的特殊孩子正在进入普通学校就读。为了让特殊孩子更好地融合进普通学校环境，“陪读”的影子老师应运而生。北京市海淀区特殊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王红霞提到，在普通学校难以顾及特殊学生的情况下，影子老师不仅为特殊学生提供了支持辅助，也促进了家长、教师之间的沟通合作。过去，家庭、学校、社会被认为是支持孤独症儿接受教育的系统。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影子老师的出现，为这个系统增加了新的支撑。2016年，林晴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毕业，入职广州一家特殊教育机构。在这里，她初次接触到“影子老师”这个概念。那时，它才刚被引入国内不久。以前，林晴觉得，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像两条平行线，很难产生交集。“影子老师”的出现让她觉得，那个像“桥梁”一样的角色出现了。小依米是林晴的第三个长期陪护案例。一年来，许多变化悄然发生。这个学期刚开学时，语文老师在课上提问学生：小依米有什么进步？同学们抢着回答：“上课不吵闹了”“英语很好”“大方，会分享零食”。小依米开始能够记住其他孩子的名字，看到跟他玩得最要好的女孩哭了，还会上前问“怎么了”，帮忙为她擦眼泪。02“解决问题”的人就读特殊教育专业的王颖原以为，影子老师就是辅助教学工作的“工具人”，只需在课堂上“很没有存在感地出现”。但这份工作比她想象的难。研二那年，王颖在上海兼职影子老师，辅助患有孤独症的男孩卡卡上学。当时，五年级的卡卡已经在前几位影子老师的陪伴下读了三年小学，不会写字，也没法长时间听讲，每天只上半天课。学校老师不知道怎么教卡卡，很多教学工作习惯性地交给影子老师做。王颖需要从零学起，自己给卡卡设计课程作业。在班里，卡卡没什么同伴。其他同学不太会找卡卡玩，卡卡也不知道该如何和人相处。偶尔听人聊起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他凑近讲上一句，不知道怎么聊下去，又回到自己的座位。王颖知道，卡卡“很想要交友”。一次科学课上，卡卡展示了一块从自然博物馆买来的化石标本，同学们都很感兴趣。这是卡卡难得站到同学们面前表现自己。中午放学，同学们准备去吃饭了，卡卡还很兴奋，不停地给王颖介绍。后来，卡卡不小心踢倒化石，误以为是王颖把化石放在他脚边，气得当场情绪崩溃，吵着要跟王颖评理。王颖察觉到，自己的辅助很难真正帮助卡卡融入班级。卡卡没法得到来自学校系统的足够关注。卡卡班上有三十多个孩子，其中有四个特殊学生。班主任告诉王颖，每天的教学、管理工作完成下来，她很难有精力顾及其他事情，“我不是（卡卡）一个人的老师”。还有一次，王颖给卡卡设计好作业，想请班主任以学校和班级的名义布置给孩子，也遭到拒绝。对方告诉她：“你是家长聘来的，不能布置任务给我。”王颖感到困惑：影子老师的出现，原本是为了帮助特殊儿童更好地融入班级，和其他孩子一样接受教育。但现实“不是教材上面看到的那样”。王颖可以和家长顺利沟通，却很难和学校老师有效互动：“（班主任的）态度很明晰：你就是来帮我解决这个孩子的问题的。”这让影子老师帮助孩子融入学校的初衷难以实现。影子老师的出现，是为了帮助特殊儿童更好地融入班级。（图源丨视觉中国）目前，国内的影子老师大多是家长聘请，由民营机构培训输出。因为没有官方的职种认定和规范，影子老师往往很难被学校接纳。在浙江一个县城工作时，林晴曾被一位严厉的中年教师拦在教室门外。最开始，这位班主任不让林晴进教室，要自己查看孩子的情况。第一节课，孩子因为坐在靠边的位置，比较安静。到了第二节课，学生们换了座位，孩子有地方活动了，先是跑到教室后面，又到讲台前来回跑。班主任说了好几次“坐下来”的指令都没有效果，才让林晴进去：“那老师，你进来弄他。”有一次做早操，林晴跟在孩子旁边，班主任甚至直接指着林晴问：“你能不能不要再跟着我？”为了能被班主任接纳，后来每到班级早操时间，林晴都留在教室，看见哪里脏了就打扫一下，班级总能排到卫生检查第一名，班主任对林晴的态度才慢慢改善。03支持系统“影子老师应该由家长，还是由学校或政府提供？”王颖觉得，在本质上，影子老师的身份“很尴尬”。因为身份职责模糊，一些家长还会“越界”让影子老师承担额外工作。不止一位同行和林晴说过业余时间被占用的情况。林晴有位同行曾遇到一位家长，每天让她接送孩子，从天河到番禺，往返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有时甚至在晚上十点多才能吃上饭，却没给任何补贴。毕业后，王颖没有考虑做影子老师，而是将目光投向普通学校里的资源教师。为了给特殊儿童提供特殊教育支持，满足在校学生的特殊需求，国内的一些普通学校会设置资源教室。资源教师是资源教室的核心运营者，通常也指普通学校的特殊教育教师或专业人员。上世纪80年代，国家首次提出普通教育机构招收特殊学生随班就读的政策。（图源网络）在王颖看来，资源教师由学校聘请，具备相应的资格证，工作更稳定，和普通老师合作也更容易，“你可以作为一个杠杆，在普通学校的环境中撬动更大的力量。”张慧毕业四年了，在长三角某一线城市一所普通初中担任资源老师。不同于影子老师“一对一”的模式，张慧的工作面向全校所有的特殊学生。2019年9月，一个有重度智力障碍和孤独症特征的学生入学。张慧留意到，这个孩子上楼梯时会手舞足蹈，时不时“嘿”一声，喊出一些意义不明的拟声词。每次他走过，其他学生就会盯着他看。担心这个孩子被人嘲笑，给他做行为干预的同时，张慧也找到这个学生常经过的楼层，在开学的第一周里逐班做孤独症科普。这之后，学生们见到这个特殊孩子时，不会再“行注目礼”，每学期开学做科普也成了惯例。资源教师模式下，普通学校得以为特殊学生提供专业、系统的教育辅助。在张慧任职的学校，特殊学生们除了在普通班级上课，也会在午休时间接受“补差教学”。这些课上，老师们通常按照学生能力教一些“很基础”的学科知识。遇上生活能力差一些的孩子，老师们还会教一些生活常识，如怎么乘坐地铁，怎么在超市购物等，为特殊孩子下一阶段的学习生活打好基础。这符合张慧对融合教育的想象：“尊重差异，双向融合”。老师和普通学生要尊重差异，接纳特殊孩子，特殊孩子也要做出改变，不断培养、规范自己的行为。“影子老师不可能一直跟在孩子屁股后面。”张慧观察到，特殊学生升上初中后，往往已经有较强的自尊心。对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说，影子老师如影随形的陪伴可能不合适，也很难开展。2021年，张慧关注到一个特殊学生患有糖尿病，想留意监督他的饮食习惯。为了避免单独盯着孩子吃饭带来的突兀感，张慧找到班主任沟通，让特教实习老师以新副班主任的名义，在午休时进入孩子的班级。上世纪80年代，国家首次提出普通教育机构招收特殊学生随班就读的政策。几十年来，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已经成为特殊儿童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1992年以后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大部分年份，随班就读的特殊学生都占当年特殊教育总在校生的半数以上。近几年，融合教育的“质量提升”问题愈发受到重视，一些学校开始探索“走班制”“分层教学”“资源教室”等不同模式。2020年6月17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招收5名以上残疾学生随班就读的普通学校，应该设立资源教师，配备残疾学生所需的教育教学、康复训练设施设备和专业特教人员。04“半路出家”的守护者吴雪兰的孩子小俊今年九岁了，患有唐氏综合征，体质差，智力也跟不上同龄人，5岁才开始上普通幼儿园。最开始的一学期，一切似乎还算顺利，吴雪兰每天只需接送小俊上下学。偶然有一次，小俊跟在其他小朋友后面进教室，手指被门夹到肿胀，近一个月，每晚都疼得睡不着。吴雪兰也没想太多。在家全职照顾小俊近五年，吴雪兰深知带孩子的辛苦，“那么多孩子，老师不可能每个孩子都分分钟看好”。2021年，一次小俊放学回家，身上有许多处被拧伤、戳伤的痕迹，吴雪兰觉得“不跟去不行了”，决定到幼儿园陪读。对吴雪兰来说，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在这座粤西小县城，特殊孩子往往一出生就被送往福利院。即便家长选择留下孩子，“不管不顾”也是一种常态。很多特殊孩子没法接受教育，一辈子待在家里。纪录片《一切都会有的》截图2014年，小俊刚确诊唐氏综合征时，不少亲戚曾劝吴雪兰放弃抚养。家里经济状况不算乐观，两个大女儿还在上学，身边人的异样目光让吴雪兰难以接受。有将近五年的时间，吴雪兰觉得自己陷入了抑郁，跟老同学逐渐疏远，不再往来。对许多中小城市和乡镇地区的特殊儿童家庭来说，融合教育仍是个较为陌生的概念。在浙江一个外贸发达的县城工作时，林晴曾跟不少家长聊过。她发现，很多家长每月会花好几万元给孩子上兴趣班。但聊到对特殊儿童的干预，大多数人并不理解：“他们觉得，一个孩子每月要花一万块钱去培训干预，这不是傻吗？”影子老师在社会上也受到误解。王颖实习时，不了解特殊教育的同事反复问她：“你一直教这些智障的小孩，会不会也变得跟他们一样？”王颖的母亲不认可王颖的工作，到现在还会劝王颖：“你能不能不要做特殊教育？”观念落后伴随的，是特殊教育师资的紧缺。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中，一项关于农村地区特殊儿童随班就读现状的研究指出，农村地区尚未形成完备的特殊教育资源和支持体系，经费短缺，教育辅助系统和资源不完备，超过九成学校没有资源教室和资源教师。特殊教育专业培养的人才数量不多，毕业后投身于特殊教育事业的则更少。在王颖的班里，毕业后从事特殊教育相关工作的人大约只有三分之一。过去几年，王颖发现，很多融合教育机构内的影子老师都是“半路出家”，从业人群多样，差异性大。毕业院校等级低的学生，很难找到有编制的特教工作。学历高一些的特殊教育专业人才，大多也不会成为影子老师。有时候，吴雪兰觉得自己跟影子老师也“没有多大的区别”。为了让小俊交上朋友，吴雪兰常在小俊书包里放些零食，告诉他要和人分享。每天晚上，她都会辅导小俊做作业。有一个作业是要孩子们朗读汉字，录成视频上传。其他孩子只要花不到半小时就能完成，小俊总是读错，吴雪兰就带着小俊一个字一个字读。有时，母子俩为了完成作业，要花上两个小时。如今，吴雪兰已经陪小俊在幼儿园度过两个多学期，小俊可以像其他小孩一样学习、生活。去年年底，小俊还在幼儿园的一次活动中，上台做了口才表演。那天，吴雪兰以家长的身份坐在台下，在全场的掌声中，看着小俊走上舞台，喊出自己的名字。尽管小俊仍有些口齿不清，但吴雪兰觉得，孩子胆量到位，台风比其他小朋友还好。就像小俊第一次学会讲话、走路，这些意料之外的时刻让吴雪兰有了信心。今年，本应该升一年级的小俊留在了大班。考虑到小学老师无法像幼儿园一样照顾孩子，家长也很难再到班里陪读，吴雪兰还是让小俊多读一年幼儿园。下一年应该怎么办？吴雪兰心里还没有定数。但她觉得，小俊已经有了基本的自理和学习能力。在小俊可以真正独立之前，吴雪兰愿意继续陪这个孩子走下去，“哪里对他有好处，就让他去哪里。”（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我躺在病床上，扩阴器一下子伸进我的下体。那时疼痛感已经很明显了，但护士并没有放轻动作的意思，我的腿都在发抖。”尽管是一年前的事情，徐冬依然印象深刻。那是她在深圳一家三甲医院的一次妇科检查经历。检查结束后，回想起那“不被尊重”的几分钟，徐冬感到了莫大的羞耻。没有人能说出耻感从何而起。同样有妇检心理阴影的王晶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做妇检前，对妇科知识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妇科疾病和性疾病有什么区别，性疾病有哪些”。唯一的认知还是中学生物课上，老师用录像放映男女两性的生理构造。有学术研究发现，69.1%的女性认为妇科检查麻烦或存在害怕心理,

俗话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会先来。”意外不易被察觉。在发生之前，它就潜伏在日常之中。过去三年，新冠疫情作为一种全球性的重大灾害，再次凸显了人类社会的脆弱，也让“生存狂”这个群体又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不同于毫无准备的普通人，生存狂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囤积物资、学习求生技能、制定应急计划。在俗常的社会生活之外，他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去搭建自己的求生框架，希望能在意外中“把握”自己的生存。疫情、地震、战争、气候异常、断电断气……如今，人们的生活逐步重回正轨，但在生存狂贴吧，为应对种种不可预料的危机而开展的讨论仍在继续。这群自救者相信，“生存狂”并非杞人忧天和悲观主义的代名词，它是一种有益的生活方式，也是每个普通人都应具备的基本素养。1意外时刻，有备无患冷刀今年年近50岁，上海人，自己开公司。和人们印象中的商人形象有些不同，冷刀很少穿西装，通常是穿VTX、龙牙牌的战术服。他从不邀请别人去他家里，平常也极少出门，上一次陪孩子去看电影，还是五六年前。商人之外，冷刀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生存狂”。这是一个起源于冷战时期的群体概念。二战后，出于对战争和核武器的恐惧，一些人开始挖凿地洞、建造地堡、准备武器、囤积粮食，随时为可能发生的战争或灾害做准备。这群人被称作“preparer（准备者）”，后来被中译为“生存狂”。冷刀在农村长大，小时候村里烧稻草，他总喜欢在草堆上挖个洞钻进去。狭小的空间让冷刀有安全感。小学时，冷刀读《江湖奇侠传》，书中有个人物，喜欢住在倒过来的瓷缸里。冷刀觉得这种住处不错，还可以阻燃。因为想法异于常人，冷刀一度怀疑自己有心理问题。直到2005年，他通过户外爱好者的QQ群接触到“生存狂”的概念，才发觉自己并不奇怪。十多年来，冷刀一直保持着生存狂的生活习惯。作为一名EDC生存狂（Every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媒介形式迅速更迭，收音机、磁带、MP3已成往事。在线音乐市场由兴起走向强盛，短视频平台引领一波又一波“热歌神曲”狂潮。无法预判歌红与否，于是一些公司海量收歌，“一首首歌往外砸，砸中（爆款）就赚钱了。”小笼包乐队的吉他手李聪接了不少“神曲”的编曲或吉他制作，全程唯一和他对接的工作人员“基本没什么音乐素养”，而李聪只能按照他的要求写歌、修改，“跟做IT一样，有什么需求就执行。”几单下来，他最深刻的感触就是“没底线”。套路无处不在。音乐人邓宽尝试过在抖音翻唱歌曲。在他看来，抖音神曲是观赏性热带鱼。每个人看一眼就会记住，人人都争抢着想养在家里，但它们一般活不长，很快就会被遗忘。他的歌曲是一只“很长寿的海龟”，在发布两三年后，突然在一个意料之外的瞬间被很多人听到。“它就在那里不紧不慢地按照自己的步子爬，然后可能莫名其妙地在某一瞬间，被一艘潜水艇探照到，或者是被其他人类看到了。但是也不会影响到它继续慢慢爬。”在“神曲”的音乐时代里，处于生产链不同位置的音乐人，在梦想与现实间、爆款与遗珠间、入局与出局间，被持续不断地挤压着。同时，他们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

李琦准备从哈尔科夫火车站撤离时，还没来得及反应，一枚导弹呼啸而过，落入市政府大楼。巨大的爆炸声波一瞬间四散开来，直袭四五公里外的火车站。李琦下了出租车，当即瘫跪在地，脑内一片空白，他无法判断爆炸发生在何处。下一秒，脚步声、尖叫声涌起，回荡在整个火车站内。他看见一位被吓到语无伦次的学生，神色木然，嘴里在小声念叨着什么。李琦听见那个人似乎在说：“我不是乌克兰人，别杀我，别杀我……”那是2022年3月1日，乌克兰时间早上7点。此后的三个月，这段经历在李琦的梦里不断重演。他先是梦到自己在枪炮声中逃命，背着书包一直疯狂地往前跑，又是被夹在两方军队中间，仓皇躲避，钻进了坦克底下。有一次，他梦见学校终于复课了，他和周围的同学还在说说笑笑，猛然发现，自己坐在一片茫茫的废墟之上。他在半夜惊醒，发现那只是一场已经过去了的梦。昨日不再五月初，哈尔科夫国立建筑大学中国留学生李琦结束了为期两个月、长达四次的隔离，思考起自己接下来的出路。回国以后，激烈的竞争环境让前途、事业这些原本遥远的事情，迅速压在了他身上。学位证书没拿到，应聘公司难以被录取。想要创办一家西式餐厅，不景气的消费环境又让他放弃了这个打算。六月，他在家乡张家口开起了“移动汉堡车”，每天提前备好馅料、调酱切菜、烘焙，下午四点钟到小吃街摆摊，一直到凌晨四点才收工回家。伴随生计压力而来的，还有空前的焦虑。时间拨回过往，这个时候，乌克兰东部平原的哈尔科夫才刚刚进入夏天。夏天的夜晚，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音乐和酒，哈尔科夫的人就会唱起歌、跳起舞来”。一些有碟机的同学，会将碟线接到宿舍楼下打碟放歌。认识的或不认识的，都可以互相碰个杯，聊上两句，一个小型的派对往往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开始。李琦也常常参与其中,喝酒闲聊。一切熟悉的日常在一声炮响后不复存在。那是乌克兰时间2月24日凌晨5点，还在睡梦中的李琦被朋友的一通电话惊醒。半梦半醒间，他听到朋友在电话那头急促地喊着。宿舍楼陷入一阵莫名躁动，透过窗户，他看见同学们正匆匆提着行李箱往外跑。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活动，随后乌克兰宣布全境进入战时状态，俄乌冲突正式爆发。芮辰是在敖德萨听到的声音。2019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二就读的她来到敖德萨实习。研究生毕业后，她打算留在当地深造读博，正在准备今年六月的预科（对非授课语言使用者的外国留学生开设的一个只针对语言学习的科目）考试。在2月24日之前，朋友和她聊起紧张的局势，大家都觉得战争只会在乌东地区小规模爆发，无关敖德萨，“毕竟乌东已经打了八年了”（俄乌双方在顿巴斯地区的局部冲突从2014年延续至今）。23日晚，由于第二天要抽查的课文没背，芮辰睡前满脑子想着“我这课文没背下来，我早上要早起”，于是定了个5:30的闹钟。没想到，“哐当”一声炮响比闹钟先来。一向睡得很沉的芮辰被震醒，“床都在晃，门也在晃，非常强烈地晃了一下”。芮辰第一反应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随后陷入了惶恐，“我怕导弹不长眼，袭击靠近我的地方”。她打开乌克兰当地媒体和Telegram翻看新闻，很多网友评论“有没有听到声音”。原来，基辅、哈尔科夫等地的人都听到了类似的响声，再后来，微博也出了新闻。芮辰惊觉——“战争开始了”。俄罗斯军事装备运至俄乌边境地区（图源：澎湃新闻）李琦打开手机，微信里的留学生群早就炸翻了天。一些恐慌的留学生疯狂地给大使馆打电话，城市各处的留学生们轮流守夜，接力传递交火地点信息，“我在城市xx位置，我听到炮声大约是在xx位置，请那边的同学注意安全”，李琦国内亲人朋友的电话源源不断地拨打过来。而位于乌克兰东北部的苏梅，防空警报一拉响，汐蒙就躲进了地下的防空洞——和七十多个人挤在一起。防空洞是在苏联时期建成的，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那里原是学校的储物间，摆满了废弃的杂物。几个长条状的隔间挨在一起，狭窄低矮的过道上，堆积着一堆陈旧的砂土。汐蒙听说，外面的人都在往乌克兰西部地区方向逃离，战争刚爆发，俄罗斯军队还在乌克兰东部地区，“苏梅也相当于是乌克兰最东部地区。从常理上来讲，他们觉得往基辅方向往西边走会更安全一点”。城市交通已经受到管制，主干道上也陆续安置了拒马。汐蒙担忧着，会不会一醒来，这栋楼就塌了。如果学业遭到战争的拖延，自己又该怎么办？2月初，他顺利拿到浙江省同批公派项目两个名额之一，开启了在乌克兰为期半年的交换生项目。刚到苏梅不到一个月，他还不太会说当地语言，对周遭的一切都感到好奇，“每天的生活就是在苏梅的各个地方逛一逛，提前适应那边的环境”。炮声响起的前一天晚上，汐蒙和朋友们去超市买了食材，准备吃一顿火锅，大家也约定好了第二天一起去西边的基辅看一看。新生活刚刚起步，却在一夜之间脱轨。炮火之下2月24日，哈尔科夫的炮声从凌晨5点一直响到了早上8点。没有刺鼻的火药味，视线里也看不到醒目的火光，但远方的炮火声像阵阵闷雷，听得格外清楚。附近的军用设施已经被炸毁，当地同学提醒李琦，下午可能会有轰炸，最好逃到地铁站避难。他带上了自己的“应急小包”，里面装着许多生存必备品——水、士力架、面包、护照、疫苗接种证，还有用来防身的刀和工兵铲。地铁站里，等车的站台上挤满了人，只有靠近地铁站口的位置稍微宽裕。“哭声特别大，好多人都在哭”，人们担忧失联的亲朋好友，着急哭泣；无措的孩童哭得特别惨，“看着都感觉特别难受”。人群中传着俄军发动闪电战、哈尔科夫已经被攻破了的谣言，实际上“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军队已经打到哪了”。战火中，“地下”变成了人们生活的第二空间。开战后，汐蒙的夜晚都在防空洞里度过。白天一般待在宿舍，但如果遭到空袭或是有紧急情况，宿舍楼会拉响防空警报，学生们会立即带着提前收拾好的应急包往防空洞撤。在洞里，每个人有一把学校分配的靠背的椅子，有的人直接坐在椅子上睡，一些人找到废弃的床垫和床板，拼凑出了一个安顿的地方。防空洞内，汐蒙临时为自己拼凑出了一张床芮辰则是把原来靠近窗户的床调到了靠近门的一边，“我觉得靠近窗户不太安全”，衣服也被直接放到床边，方便一有情况稍作掩护。3月前，芮辰每天都睡不着觉。每天夜晚都会看战争相关的新闻或是刷telegram的信息。“当时听说基辅一到下半夜轰炸就特别严重，很多我认识的中国人，都是在防空洞过夜的”。看得多了，心里就越慌乱。她只能选择性地跳过，看一些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新闻，或是眯着眼睛到天明。局势稍微缓和的时候，汐蒙出去透了透气，顺便去超市买东西。街上已经冷清了不少，行人两手各提一个装满采购物品的大袋子在赶路。时不时就有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开过，旁边还有几位民兵持着枪在巡逻，“他们的脸上涂了迷彩，眼睛瞪得很大，看起来有点凶恶”。2月28日下午，李琦终于取到了新的现金，立马赶到超市囤买物资。在此之前，他身上的格里（乌克兰流通货币）已全部花光。雪天，人们有序地排着队，没有推搡与不安。排在李琦前面的一位老爷爷主动和他寒暄——老人对李琦这个“外国人”还没撤离出当地有些许好奇。三点即将实行宵禁，保安正在清点进超市的人数，刚好拦在了李琦前面。隔着玻璃门，他听见老爷爷向保安求情，“爷爷说我是一个外国人，在现在打仗的情况下没有亲人，也没有物资”。在老人家的恳求下，他才获准进去。老爷爷是一位退休教授，临走前，他还叮嘱了李琦，如果之后学业上遇到难题了，可以随时联系他。对李琦来说，这是来自仅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给予的一份温暖。出生在和平年代的李琦，对战争的认识停留在电影里。最初几天，尽管周围都笼罩着恐慌的情绪，他对战争的第一反应更多是好奇，“甚至都想去前线看看”。平静的心态没持续多久，二月月底，随着战火进一步推进，部分宽带通讯受阻。李琦无法缴纳电脑网络费用和手机月租，“要是不走，6天过后我就真的彻底失联了”，他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的前任女友是乌克兰人，寒暄后他才得知，前女友的爸爸、哥哥、男朋友全上了战场，如果不是为了照顾刚刚生了孩子的姐姐，她也会上战场。“以前总觉得枪战很热血，但真正经历了，才知道战争面前，受伤最深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和孩子。”波折撤离路2月25日起，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和部分民间商会组织开始分批次组织中国公民从乌克兰撤侨。2月27日，敖德萨、基辅多地的留学生已陆续逃离战火中心。由于哈尔科夫是主要交战城市之一，领空早已关闭，城市交通被大规模阻断，加之哈尔科夫市内没有中国大使馆，哈尔科夫留学生的撤离变得困难无比。当地时间2月27日凌晨一点，在宿管的陪同下，李琦拍摄宿舍不远处的火光28日晚，李琦听到宿舍楼外炸响了一颗短程迫击炮，“咚咚咚”的巨大声响，不像平时郊外开炮的“闷雷”声。“当时我就觉得开炮的声音不对了，我发现战火已经在离我的宿舍楼差不多三四百米的地方，离我很近了。”他第一次给大使馆打了求救电话，但根据当时情况，使馆无法保证哈尔科夫留学生安全撤离，只能建议李琦先找地下掩体躲藏。紧急查询了敖德萨、基辅的撤离登记通知后，他发现自己早已错过截止期限。情急之下，李琦和朋友自行制定了撤离计划，花了高于正常情况下5倍的价格，才提前预约到一辆出租车。3月1日，早上6点宵禁一结束，他就从宿舍楼出发前往火车站。之前，李琦一直担心物资不够，每天吃得都很少，临走前反而还剩下了价值两三千块人民币的食物。他将它们全部分给了隔壁邻居，包括之前担心断电而提前烹饪好的鸡腿、猪肘子。李琦还记得，开战前，他和隔壁邻居有着不小的过节。邻居是个乌克兰小伙，岁数比李琦小，喜欢在深夜和朋友们开派对。房子隔音差，李琦常在半夜被吵醒后去敲他的门，之后两人就会发生争吵。“但开战了以后，他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我，他要跑到哪里，或者收到了什么消息都会敲门告诉我，让我赶紧撤退”。李琦按照事先规划的撤离路线，一路穿过哈尔科夫市区——这是他在战争爆发后第一次切实地感受到战火。路过的一些地方还在着火，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烧焦的味道，报废的坦克、装甲车停在路边，有的里面还可以看见尸体。哈尔科夫蓝线地铁学生站遭到轰炸司机开车很快，差不多半小时，李琦就到达了火车站。刚下出租车，还未站稳，一声巨响传来，紧接着一阵房子倒塌的声音。火车站瞬间涌起一阵骚乱，李琦下意识地跪倒在地。之后看到现场视频，他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导弹打到了市政府——火车站离市政府大楼仅四五公里远。人们围在候车大厅里，拼命地往通向站台的大门挤，等门一开，就朝着站台内跑。李琦熟悉火车站的路，带着朋友们翻墙进了站台大厅，最后才勉强挤上了一辆去往西部城市利沃夫的火车。同包厢是一位60多岁的奶奶，一直在抹着眼泪。“她不知道离开了家乡，也没有什么钱，能躲到哪里。”李琦安慰她，往喀尔巴阡山山脉脚下走。那里是西部山区，没有战火，会安全得多。李琦乘坐的是一辆老式火车，在经停基辅时，需要更换火车头，便停了三四个小时。在这段期间，谁都不敢亮手机，每个人的头都必须低于窗沿，生怕自己暴露在看不见的狙击手视野之下。撤到利沃夫之后，那里的大使馆终于安排李琦坐上了前往乌克兰和匈牙利边境的大巴。逃离的难民们汐蒙等待撤离的过程更为曲折。3月6日，待在防空洞的第十天，早上十点，汐蒙收到了一小时后撤离的通知。他和同学们草草收拾好了行李后在集合点等待。学校国际处的老师前来送别，他们哭红了眼，跟同学们告别、嘱托，送上自己真诚的祝福。和“宿管妈妈”告别时，汐蒙把自己剩下的食物也留给了她们。躲在防空洞里时，每天的晚饭都需要在洞里解决，因此都是“宿管妈妈”提供的。两个宿管个头都很高，一米七左右，英语不是很好，平日里，汐蒙和她们的交流仅限于手势加上一些简单的英语，偶尔只能通过手机里的翻译软件沟通。在乌克兰语里，“妈妈”和“阿姨”意思相近，但大家都习惯了亲切地称呼她们为“妈妈”。有一次，“妈妈”们为他们准备了羊肉汤配面包，那是汐蒙印象里，那几天能够吃到的唯一一顿美味。“大家都很开心，想着终于能走了。”只是没有想到三个小时的等待换来的是“即将宵禁，不便撤离”的消息。他和同学们只好失落地拖着行李回去。当晚，汐蒙又被告知第二天早上七点撤离的消息，“那天晚上我直接兴奋得睡不着觉”。凌晨五点，汐蒙从防空洞出来，将避寒的被子抱回宿舍，摸黑给手机充满了电，吃了点零食充饥，还给自己洗了个头。三个小时的等待后再次以无果收场。汐蒙的情绪跌落到了谷点，“我对撤离已经不抱有希望了，准备直接‘躺平’了”。当晚，汐蒙没有去防空洞躲着，而是躺在宿舍床上睡觉。20:40分，他开始犯困。45分，窗外传来了炮弹声和装甲车经过的声音，紧接着是一阵防空警报声。汐蒙本想去防空洞躲避，过了一会，发现没什么其他的动静，又躺下一觉睡到了天亮。醒来后他才听说，前一晚学校附近受到了严重的空袭，整栋宿舍楼都在晃动，在防空洞里也能感受得到。3月8日上午8点，第三次撤离计划中，汐蒙终于顺利坐上了大使馆组织撤离的大巴。车从校门经过的时候，汐蒙最后看了一眼学校的主楼——前一天刚下过雪，主楼上还覆盖着雪，白茫茫的一片。“再也不会回来了。”汐蒙想。3月8日，苏梅地区中国留学生们搭上前往波尔塔瓦的撤离大巴生活待重启“很累，终于安全了，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在大巴上，李琦卸下一连好几天的紧绷状态，沉沉地睡了一路。车一路开到了乌克兰与匈牙利的边界线。边检时，天阴沉沉的，一群乌鸦盘旋在广场的上空，偶尔传来几声叫声。李琦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乌鸦，“仿佛天都是黑的”。排队入境匈牙利时，广场上空漫天的乌鸦跨过边境那刻，他在脑海里回放了置身于战争中的几天，“像是做梦一样，这种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突然就发生了”。他回头看了乌克兰最后一眼。以前这个时候，老师会带他们去郊外的动物园野餐。春天，一片绿意盎然，动物园里四处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湖里边还会有几只天鹅，生活节奏慢得舒适。但现在，这个自己生活了四五年的城市，就这么变成了废墟。和李琦、汐蒙不同，芮辰放弃了撤侨回国的念头，选择留在了当地。“机票和隔离费用是比不小的开销，回去的话学业要在线上进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也是没有选择回国的留学生们考虑最多的原因。他们大多选择留在乌克兰相较安全的城市，或是暂时到附近的欧洲国家避险。芮辰已经适应了战火下的生活。四月开始，两军在敖德萨时有交火，敖德萨的油库、机场跑道、高层居民楼相继被轰炸，炮弹声总是规律性地在早上五六点响起。在睡梦中被震醒，去厕所后边的掩体处躲一阵，再回房间继续小睡一会，成为了芮辰生活的常态。目前的她还在博士阶段“挣扎”，她需要先通过今年六月的预科考试，才能顺利入学。对李琦来说，回国后的生活面临着一道道关口。3月13日落地后，迎接他的是为期两个月的漫长隔离。他先是在济南章丘的酒店隔离，每天的生活除了睡觉、吃饭、做核酸，就是刷直播和上网课。隔离到第七天，他的核酸检测结果为弱阳性，被送去了医院的ICU，每天进行六次核酸检测，一直到第四天才恢复阴性，之后他又在当地的糖尿病医院和酒店相继接受了十四天的隔离。隔离结束那天，他原以为生活即将恢复正常。凌晨，健康码再次变为黄色，“还是回不了家，还是买不了火车票”，他向居委会打电话反映，最后接受了“自己走去隔离点”的要求，又开始了第三次隔离。“隔离了差不多十一天，健康码变好了以后又出来了，但是河北当地的健康码又不行，又在酒店隔离了几天”。期间，他一天打五十多个电话反映问题，但依然无济于事。好不容易回到家乡张家口，他被救护车从机场送到家，原因是混乱的隔离安排让司机不知该将他送往何处。到家后，家里被居委会贴上封条，他又开始了为期十四天的居家隔离。生活变成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他只能“一条路走到黑”。好几万的隔离费用、强忍着精神倒时差和从下午上到凌晨的网课、因网络断掉的画面.....这一切都使李琦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眼下，他又被卡在了就业这一环，“肯定要先完成学业，如果不拿毕业证，书就白读了，但就业也是要考虑的问题”。他想过互联网带货，也想过回到建筑设计老本行，或是和朋友一起办西式餐厅，但最后，这些打算还是打消了，他开起了“移动汉堡车”。“苏梅的孩子们，你们现在安全了”，在利沃夫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对苏梅留学生们说道。一路经由波尔塔瓦、利沃夫、斯洛伐克，在河南郑州隔离了十四天后，4月8号，汐蒙终于回到了家乡温州。中国驻乌克兰大使在利沃夫慰问苏梅地区中国留学生们但对汐蒙而言，战争依旧如影随形。回国后，一听到电动车的响铃，汐蒙还是会头皮一紧，下意识地思考跑去防空洞的最优路线。偶尔网课上到一半，乌克兰的老师会突然交代大家自习，原因是有军用飞机飞过，他需要临时撤离避难。为期半年的交换生项目还没开始，就被迫中断。学校询问他的打算，是要放弃交换项目回校复课，还是继续上乌克兰学校的网课。那天，他躺在床上想了很久。最后，他还是做出了决定——“既然选择了交换生的身份，就总要收获些东西”。夏天已经到来，敖德萨的生活秩序也已经慢慢恢复。“偶尔还会遭到导弹的袭击，但街道上的商店基本都开门了，网络也恢复了，人们脸上的表情还是比较轻松的”。7月16日，敖德萨Henuez'ka

2021年的最后一天，全职主播Satori以虚拟形象发布了一条视频，讲述了自己做虚拟主播以来的亏损历史。她于2020年10月份开始以笑颜猫的虚拟形象在B站直播，为此几乎投入了此前工作的所有积蓄。然而到了2021年4月以后，Satori的月收入只有一两千，有段时间甚至“低到连税都不用交”。入不敷出的现实让Satori意识到，或许该要向流量低头。最开始出于热爱而成为虚拟主播的她，如今也不得不常去做那些从前自己认为的“恰烂钱”和“流量密码”行为。Satori渐渐明白，虚拟主播也只是一份工作，和所有她以前从事过的职业一样，“没有选择权”才是常态。她于是开始留意网上的招工信息，并为今年年底的公务员考试做准备。即使是在虚拟世界，由现实带来的错位与冲突依旧普遍存在。01现实之外的“异世界”坐在电脑前，逐一打开面部捕捉、直播软件和弹幕监控，落落开始了今天的直播。一位身穿唐装的猫耳少女出现在屏幕上。2021年1月9日这天是落落的百日歌会，也是她live2D形象的首次亮相。落落提前几天就在自己的直播间里预告，直播过程也准备了抽奖，笑点低的她不时被弹幕逗得哈哈大笑。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猫妖、恶魔、狐狸……任何天马行空的设定，都易于为观众接受。他们有着精致的外观，有完整的人物设定和背景，每个直播间都是一个独特的异世界。因为喜欢猫和玩剑网三（一款故事背景为唐朝的网络游戏），落落的形象设定是一只来自唐朝的千年猫妖幻化为人形的样子，手摇团扇，蓝紫发绾成垂挂髻，猫尾在身后晃动。二次元虚拟形象的背后，是由真人实时扮演。通过摄像头进行动作捕捉和录音设备收音，虚拟形象就会在直播间同步真人动作和声音，与观众进行互动。2021年2月18日，落落在出道视频中介绍自己的人物设定Satori早在2020年10月便成为了一名虚拟主播，因为喜欢二次元文化，觉得“能够化身纸片人跟大家互动的话会很棒”。她按照自己现实中的性格，加上对理想自我的想象，创造出理性、乐观、有主见，最喜欢看到大家笑脸的猫耳少女。出道直播那晚大概有10个观众，人虽然少但观众们都有很多话说。Satori情绪高涨，与他们谈天说地，还聊到以后想怎么发展。她直到凌晨一点才下播，比正常休息时间晚了两个小时。因为除了直播之外还有本职工作作为经济保障，Satori把此前的积蓄全都拿了出来，用作直播事业的启动资金。她说那是“刚起步的那个时代”，是“有投入就有回报的”。2021年6月暑假开始之前，在攒下了一定的粉丝数和直播经验后，落落认为时机成熟，便辞掉工作，正式成为一名全职的虚拟主播。全职带来了薪资的上涨，刚开始落落的月收入就接近五千，已经跟自己父亲的工资相近。2021年6月，哔哩哔哩12周年的演讲中，B站董事长兼CEO陈睿提到，过去一年里，有32412位虚拟主播在B站开播，同比增长40%，直播弹幕互动量增长一倍，虚拟主播已是B站直播增长最快的品类。直播的过程中，主播不得提及“皮套”，这会让观众出戏——需要时刻维持好营造形象的完好。对于成为虚拟主播的人而言，这并不算是一种负担。他们也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享受着另外一种身份带来的表达自由。成为虚拟主播，对佑太来说是换种身份生活的新奇体验。平时来自于学业和家庭中的压力使佑太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厌烦，于是在虚拟世界中，他化身为一只在主人濒死时附体在其身上的猫，这等于拯救了自己的主人。而那个被拯救的人，就是佑太自己。佑太形容现实中的自己是开朗、温和的人。而在直播间化身为猫的他，会“傲娇毒舌，有挺大区别”。Satori坦言在面对一些观众要求时，按照自己本身的性格是会拒绝，但是从自己人设出发，还是会答应。佑太的直播设备02赋予灵魂的“中之人”在虚拟主播行业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观众不能调查“中之人”的真实身份。中之人是从日本来的舶来词，意为“里面的人”，指的是为虚拟主播配音、提供动作捕捉来源的人。当“中之人”的现实信息被戳穿的那一刻，这个虚拟的巴比伦塔将会瞬间倒塌，带来幻灭。落落也曾在其他的平台尝试过游戏直播。那时有些人会找她要照片，跟她说“我给你上总督，能不能嫁给我”之类的话，部分观众还会跟着起哄，大多数情况是“主播一个人尴尬”。成为虚拟主播之后，观众们都不会去打探落落的生活隐私，相比之前显得更加友好了。有次落落在动态里发了一个玩偶的照片，还有网友留言提醒她：要注意玩偶的眼睛，可能会反光。现实身份的剥离，也带来了“永不塌房”的传说。2020年11月，乐华娱乐推出的首个虚拟偶像团体A-SOUL正式出道。正如乐华娱乐CEO杜华和A-SOUl出道合照的立牌所言，“永不恋爱、保持身材、支持杜妈、准时打卡、按时营业”，虚拟偶像规避了真人偶像中由于负面新闻带来的粉丝流失的风险，是一个通过技术和设定精心打造出来的完美偶像。这也让很多业内的公司认为，虚拟形象比背后的扮演者更重要——形象后的“中之人”只需要按照设定进行表演就好。今年五月，A-SOUL成员珈乐宣布因身体和学业原因，进入直播休眠而实际上，观众和虚拟主播的关系更为复杂。原则上“中之人”的行为，是不能违背虚拟形象的，然而观众并不会对虚拟主播偶尔出现违背设定的言论太过在意，落落也会和观众聊起过往去北京找配音工作误入类似诈骗组织的经历，分享经常夜班在路边等父亲一起回家被搭讪，也因为感觉自己现实中运气不好，调侃自己是“倒霉势”虚拟主播。观众也不会怀疑猫妖怎么会有工作，怎么会有父亲等现实情况，会在弹幕调侃道“猫猫一千多岁风韵犹存”，也会有粉丝热心在评论区叮嘱落落相熟不深的亲戚介绍工作要警惕——因为“中之人”的性格、阅历、技能为虚拟形象带来了设定的延伸。设定与扮演者实际的表演之间的反差为虚拟主播带来了亦真亦幻的独特魅力。

2022年2月6日，中国女足3:2击败韩国队，夺冠捧杯。六天以前，中国男足以1:3输给越南队。在中国足球一向低迷的发展态势中，女足逆转夺冠，鲜明的对比让女足成为了夺冠当晚最热的话题。央视跟队记者艾婷婷发博感叹，这些年女足的舆情图谱是一条波浪曲线：大赛时全民关注，赛后迅速降温，平时无人问津。女足几乎被媒体和资本抛弃，后备人才紧缺，发展得十分艰难。除此之外，质疑、嘲讽和偏见始终围绕着女足运动员，无形的屏障阻碍了更多女性接触足球。在中国足球的一个角落，一位在广州工作的足球爱好者——熊夏萤，用业余时间组起一支女子足球队——广州魔女队。这支一开始“东凑西凑”才堪堪成型的队伍，后来维系起了200余位爱球女生。在有限的活动空间里，她们一步一步地拿下广州“中腾杯”女子足球赛的冠军、深圳“通来杯”百团大战足球赛女子组的亚军、季军和广东省女子五人甲级足球联赛的两届殿军，几乎打遍广州所有的业余男足队，在本地业余足球圈内被称为“真实可见的传说”——一支真的还在踢球的业余女足队。即便是在美国女足实现同工同酬、中国女足亚洲杯夺冠带来更多关注度的当下，如广州魔女一样的草根女足依然面临生存危机：维持球队运营是经时不变的难题，领队们不得不四处找赞助费，想办法维持日常开销。“广州魔女只是想活下去”，领队杨筠琳希望女生也有个地方可以踢球。球场上的“异类”四月的傍晚，金橘的天光逐渐隐没，高空变为一堂灰紫。广州一处顶楼足球场灯火通明，天台围起五、六米高的巨网，场内的一白一蓝的小色块正在快速移动——这是正在比赛的两队人马，身穿白色球衣的广州魔女队，和一身蓝衣的男子足球队。球赛一开始，女生们迅速活动开来，在球场上来回奔跑，和对手开始了多次传球、抢断拉锯。魔女队没有设定出赛门槛，上场的女生里有技术娴熟的青训教练，自学多年的业余爱好者，也有球龄不到一年的新手小白。不少球员身形瘦小，个头最小的身高大约一米五。冲突发生在一小时后。队友传球后，魔女的前锋快速带球突围，直冲球门。两个男队队员联手截球，没有收力，一脚踢到了前锋已经绷紧、准备射门的小腿。前锋面朝下摔倒，表情痛苦。过了半小时不到，又一名女生被拦截倒地，翻了半个跟斗。交换球权时，男队球员一脚把球踢飞。前一组上场的女生坐不住了，起身质疑：“你们干什么啊？”原本凝滞的气氛濒临爆发。“我是要把球给你们。”男队的球员解释。一瞬间，争论声四起。值班领队在场边叫停，声音却很快淹没在双方的争辩声里。“突然一下气氛不对了。”刚进队一年多的队员回忆，“再下去，可能事情就会往另一个方向发展。”领队杨筠琳从隔壁草坪赶过来，大喊：“好了好了好了，差不多得了！”

2020年10月，潮汕人小虹在成都旅游时初次接触滑雪。“第一次去的时候，当时就感觉手脚好像特别不协调一样”，站在双板上的她恐惧、紧张又兴奋，只记得在练习道上不停摔倒，“当时连摔的时候都是很开心的，摔倒的时候一直在那里哈哈大笑”。高中生Dino虽在广州长大，但童年与家人在日本北海道滑雪的经历，让他养成了每逢雪季就到外地滑雪一到两个星期的习惯。2020年6月广州融创雪世界开园后，Dino为维持“雪感”，每周坚持去广州融创（以下简称融创）滑雪1-2次，还专门请了教练教授自己更多滑雪技巧。来自暨南大学的万吉祥则在去年春天与滑雪结缘，初次滑雪时不知道要穿戴护具，轻装上阵的结果是摔得“四仰八叉”。没想到滑第二趟就不摔了，只用一个小时自学便掌握了“后刃推坡”（滑雪者面向坡下、滑雪板呈横向滑行，是一种初学者必备的滑雪技术），他骄傲地表示“可能就是天赋异禀”。三位广东滑雪爱好者接触滑雪的契机不尽相同，但经历却又出奇一致——初试即入坑。据媒体报道，广东省现有滑雪项目俱乐部约20家，滑雪爱好者约40万人。滑雪这一打上浓厚北地标签的冬季运动，正在温暖的南国掀起一阵热潮。小虹（中）和朋友们在融创雪场合影冰雪进校园足球特长生，本科航空专业，南方人……这些标签让陈汉文看上去与滑雪毫不相关。但现在，他是华师附小的滑雪教练，每周都要带着一百多个孩子轮流上滑雪课。陈汉文在高中曾是足球体育特长生，一直想做一个体育老师，但对球类运动反而没什么兴趣，“感觉练啥都是在完成任务一样的”。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接触到了滑雪，虽然初次滑雪的体验是“摔了一身疼”，但这种新奇刺激的运动还是立刻抓住了他的心。毕业后，他在朋友圈看到滑雪俱乐部的信息，招聘外派到学校里教滑雪的教练，他顿时觉得，这就是他向往的工作。2020年12月，广东省首家全天候高山滑雪训练馆在花都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落成。该训练馆占地约300平方米，高8米，馆内配有训练斜坡、高山模拟滑雪机、滑雪鞋板等设备，供学生进行滑雪训练。陈汉文说，现在校内共有5个教练，总学员数量在100人左右。学生每周有两节滑雪课，上课时间弹性，普遍安排在下午放学后至晚上七点这一时间段，教学时长在2-3小时左右。为安全起见，1个教练最多只能带10个孩子。当下校内拥有的滑雪模拟机与滑坡等设备，与真雪的相似率能达到80%，“学习一个学期，即使一年级的小同学都能在大雪场的雪道独自滑下来”。2016年8月，《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年）》文件发布，要求推动“百万青少年上冰雪”和“校园冰雪计划”，促进青少年冰雪运动的普及发展，支持学校与社会培训机构合作开展冰雪运动教学。2022年1月，《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统计调查报告》显示，15.73%受访者的孩子学校有冰雪体育活动或进行了知识普及。“小孩学滑雪，希望教练更多的是先让小孩体验到滑雪的快乐，其次才是技术上的提升。如果是有伴一起玩，会更快乐。”小虹说。她是一名滑雪爱好者，三岁的儿子受她的影响，最近也喜欢上了滑雪。而孩子的兴趣也会反过来带动家长，陈教练说，一些表达能力比较好的孩子，在学校学会了滑雪之后，回家后能教家长滑雪，这也是让他很有成就感的一点。滑雪不只进入了初高中校园，也在大学校园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我希望的社员就是，真正是喜欢滑雪的。”暨大滑雪社社长，来自2019级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万吉祥在入坑滑雪之后，向学校递交了社团创立的申请书。如今社团内拥有29名成员，男女比例在1:2左右，“大一大二的比较多，他们大多是有滑雪基础的。”在不封校的情况下，社团内每周组织至少一次的滑雪运动。据了解，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也创立了类似的滑雪社团，据融创官方消息，未来融创也将举办全国滑雪高校联赛。

这是一家盲人按摩店。技师徐尚晖手下的客人睡着了。他的手仍在不遗余力地按着这具身体，心却已经离开了机械的动作和沉闷的店铺。脑内的幻想里，他有钱，盖房子，成家立业。如果看得见的话，他想当一个士兵，那种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打胜仗的兵。某刻，徐尚晖突然醒来。于是他回到了什么都没有的现实，继续在黑暗中按起了摩。1成为按摩师“没事儿上网，有事儿上钟，累了上床。”按摩店店主孙崇明这样概括视障者按摩师的工作状态。孙崇明当了8年盲人按摩店店主。他17岁入行，至今也有17年了。“上钟”，就是干活儿。上一次钟，就是干一个小时活。按摩师们上完钟，很累了，店里又没有专门用来休息的床，他们就会躺在按摩床上，玩会儿手机，上会儿网。结束工作后，就喝点儿啤酒、聊点儿天。孙崇明猜测，应该有99%的视障者按摩师是这个状态。由于出行不便，按摩师基本都住在店里安排的集体宿舍，环境通常不那么尽如人意。孙崇明还在给别人打工时，中午睡觉的时候和五六个人挨在一起，有人打呼噜，有人放屁……他根本睡不着。店里管两餐饭，跟大多数按摩店一样。饭是老板娘做的，味道不算好，他每天都只能是随便吃吃。孙崇明在四五家按摩店里打过工，但最长的一次，也不超过两年。孙崇明自己开店后，包了一日三餐，还给按摩师们设置了单独睡觉的床。但按摩师们并不满足于此。孙崇明发现，跳槽已经成了视障者按摩师的一种常态。以前的视障者大多没有智能手机，更没有社交媒体，“在一个店里也挺稳当，也不知道外边儿挣多少钱”，如今有QQ群、微信群，各种招聘按摩师的信息层出不穷，按摩师开始“浮躁”起来。

“没有人会记得奥运会的第四名，他从此就消散在人群里——生命任何其他事都是次要的，人生中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奥运。”曾在冬奥会获得8枚奖牌的短道速滑运动员阿波罗·奥诺回想起过去，不是赢，而是对失败的恐惧推着他一直往前。过去一年，第32届夏季奥运会的圣火在东京熄灭，半年后，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落下帷幕。中国共派出770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在两个体育界最高竞技台上，聚光灯紧跟那些站上领奖台的人。但还有数以十万计的运动员，在向国家队输送人才的金字塔系统里，日复一日地训练。与塔尖遥遥无望时，有人选择离开，有人在边界游走，也有人坚定不移。共同点是，他们都曾试图在紧仄的空间里，找到另一种可能的生存状态。我们找到四位聚光灯外的竞技运动员，记录了他们的故事。他们是刘翔昔日教练孙海平的队员，苏炳添的“陪练”师弟，中国男子泳坛新星覃海洋的队友。在已有的运动生涯里，这些运动员经历伤病、瓶颈，面对封闭、失败，走过冠军运动员同样走过的路。聚光灯之外，他们长期孤身一人，与自我作战。在高压的竞技体育金字塔里，一切都是为了胜利，一直往上走，直到抵达奥运的顶峰。但走到半途，在某个位置停滞才是运动员们的常态。高压如影随形，重复的训练也日显枯燥。在消耗巨大的金字塔系统里，竞技运动员如何找回被搁置的生活，把握自己的人生？聚光灯之外的挣扎2020年的春天，下午六点，陈爱主结束训练，队友陆陆续续走去更衣室，游泳馆恢复平静。陈爱主磨磨蹭蹭地收拾训练装备，抄录成绩时也故意排到了最后一个。她有话对教练说。她想退役了。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迄今为止，她十七年的生命，有十年都泡在泳池里。对面，教练的表情让她忐忑——她担心被挽留，也害怕教练直接同意。距离体测和体育单招仅剩两个月，继续或是离开，两条路都很艰难。但已经没有第三条路。四十公里外，上海嘉定的家里，陈爱主从小到大在各种游泳比赛中获得的奖杯奖状，仍陈列在父母卧室内专做的展示柜里。这是漫长的一年。2020年的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则“归队封闭训练”的通知突然发来，陈爱主仅有两天的春节计划被彻底打乱。那天，陈爱主的父母退掉了早先订好的年夜饭，开车送女儿赶往训练基地。随后，大规模体育赛事停摆，陈爱主开始了一整年的封闭训练。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调研结果，疫情之下，存在心理健康管理困难的运动员达到了32%。这一年，陈爱主临近高三升学，正好在改技术动作，跟了6年的教练因为家里有事时常不在，新来的教练又让她难以适应。渐渐地，身体开始长胖，游泳成绩一退再退。在队里，陈爱主一天的训练量在10000米左右，相当于50米的泳池来回游100圈。此前训练，她的心思都在划水的动作和频率上。但如今，每天在宿舍醒来，她想到自己难以增长的成绩，下意识地抗拒下水。陈爱主在广东省大学生运动会比赛（受访者供图）一直以来，陈爱主都喜欢入水的感觉。池水托着她漂浮起来，她觉得自由。当成绩陷入停滞，在水下承压就有些沉重了。一年后，陈爱主和爸妈吃完晚饭，一起在小区散步。并排走的时候，陈爱主试探着提起自己退役的决定。这对一向尊重女儿选择的父母，一反常态地陷入了沉默。他们如何也想不明白：从幼儿园起就没再离开过泳池的女儿，为什么会想走到这一步？高考时，陈爱主只报了两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暨南大学，前者只招收两名高水平运动员，陈爱主位列第三，落榜了。参加完西安全运会，陈爱主退役了，到暨大读体教专业。她不是没有想过再考一年，继续以专业运动员的身份走进大学。只是和游泳一样，在运动员的路上游得越远，体力不支，阻力会越大，竞争也只会越来越激烈。除非万不得已，没有人会想退役。知乎“长时间坚持做一件事是种怎样的体验？”的话题下，苏炳添给出的回答是：“很枯燥。有的时候确实练着练着就会想：太累了，明天还要练啊太累了，还要练那么多年，怎么坚持啊……”封闭、压力有时候会让人透不过气来。国家田径队的罗显彦一直内疚，一年只有一周的探亲假期，她无法陪伴家人。妈妈说，她是家里的“开心果”，但她好像被卖给了别人。有次回到家，妈妈做的菜放了很多葱，而她最讨厌吃葱。妈妈知道后解释：“我太久没有和你接触了，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了。”2020年的冬训，罗显彦跨到最后的栏架时，速度放慢了些，脚绊到了栏架，身体前倾出去之前，她强行把栏架掰了回来，腰一下子就伤到了。负责她的队医跟着集训队员被外派，疫情形势严峻，罗显彦没办法外出就医，她不敢麻烦同场其他省队的队医，忍痛忍了四个多月，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每走一步都觉得煎熬。距离陕西省全运会不到一个半月，同样是国家田径队的选手施家莉在训练中坐骨受伤。她刚结束和外教的合约，转入“国宝级教练”孙海平的队伍，磨合困难。为了提高队员的后程能力，孙海平队内训练的栏间距一直是8.6米，比正常比赛多出0.6米，多设了两个栏架。施家莉跨了三趟，疼痛在几个小时后袭来，她没法正常地行走或坐下。她在宿舍里哭了半个小时。这可能是她职业生涯里的倒数第二个全运会，她全身心备战了很久。受伤意味着，她可能无缘决赛。她尝试过针灸治疗，十根直径一毫米的针刺入她的坐骨神经，这时离全运会只剩下37天。施家莉在训练（受访者供图）命运交错在陕西全运会上。2021年9月，第十四届全运会在陕西西安举行。这是刚满18岁的陈爱主参加的第一个全运会，她在小组赛游了第一，但还是没能进半决赛。罗显彦冲过赛道的终点线，一举拿下了决赛第五。施家莉则以带伤的状态，拿下预赛的第十二名。她跪在终点后15米的地上，心知自己已全力以赴。聚光灯之外，命运在她们的运动员生涯做了相同的注脚，短暂相遇后，她们各有自己的未来。预赛前两天，陈爱主坐上看台，观看队友覃海洋的夺冠之战，她再一次感受到对游泳强烈的心动，“就是活着的感觉”。场馆很空旷，所有人都在为运动员们加油。但水下听不到声音，她再清楚不过了。专心比赛的时候，身体沉入水里，耳边只有哗哗的水声，与世隔绝一般，听不到外界的呐喊。但她直觉覃海洋能感受到。她站在人群里，喊得格外响亮。全运会闭幕的第二天，陈爱主发了朋友圈，是上海游泳队在全运村标志花牌下拍的大合照。陈爱主站在五十个人之间，前排拉着横幅，横幅上的标语是“劈波斩浪

在凌晨的广州街头游荡，或许你能看见这样一个场景：昏黄路灯下，难辨真假的玉石古书、过时的二手电器、充满怀旧气息的光碟邮票、价格极低的食品服装……这些像废弃品一样的东西杂乱堆在地上，被统称为“商品”，夹在黑暗中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兜售。这是广州天光墟的一角。在此处兜卖的商品没有什么类别之说，摆摊人将它们从旧物铺、古玩店、回收站甚至垃圾车中搜罗而来，试图在这座出没于深夜凌晨的旧货市场上，兑现其尚未耗尽或者未被发掘的商业价值。摆摊者以流浪汉居多。他们大都在九十年代末或二十一世纪初离开家乡来到广州务工，希望在这座繁华的城市中求得生存。当这些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失去工作、流落街头的时候，天光墟为其提供了一个毫无门槛的谋生手段，使其得以维持生计。这种营生来去自如、容易上手，可以自己决定进什么货、什么时候出摊、要卖多少钱。有人在这找到了自己所能选择的最大快乐，有人将其当作通往未来生活的跳板，大部分人不想那么多，仅仅赖此求生。天光墟，犹如广州城背后的一面镜子，折射出城市的另一副相貌。新闻学生找到了其中的3位摊主，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一窥城市背面中人群的生活景象，以及他们的人生，如何与城市的生长变迁产生联系。凌晨五点半，位于荔湾加油站的天光墟01“应有尽有，就是钱没有”——薛通，河南人，流浪十年凌晨四点，荔湾加油站一旁，约百米的沿街紧闭的商铺门前人潮涌动，不少人在摆放着各种杂货旧物的摊位前驻足。远处大音箱持续发出动感的音乐，空气中弥散着一股腌制海货的腥味。这里是目前广州仅存的两座以杂货交易为主的天光墟之一，只在每周六的凌晨四点到早上八点期间允许摆摊。“天光”在粤语中是天亮的意思，“墟”则指集市。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天暗即来、天亮即去的买卖地，兴于明清，盛于民国。其基本功能在于买卖旧物，因为夜间交易的隐蔽性，也会掺入一些来路不明的物品，因此在战乱时期尤为繁荣。现在多见于城市的街道、桥梁等公共区域，以杂货墟、古玩墟、旧书墟等为主要分类。光顾此地者，有的为了这里便宜而齐全的各类用品，有的希望淘到价值连城的玉石古物，也有人出于好奇而来此打探。或许是因为夜间交易的隐蔽性，摊主大多不吆喝不叫卖，坐在摊前等待生意上门。薛通则不同，他十分主动，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推销自己的商品。凌晨光线微弱的街道上，即使路过者只向他的摊位瞥了一眼，他也能敏锐地捕捉到，并招呼对方停下来看看。这个声音洪亮的河南汉子穿着泛旧的白色长衫，头发稀疏，斜背一个鼓胀的红色挎包，站在摊前大喊：“赶快赶快，清仓甩卖。”他将声音拖得很长，吆喝声甚至能穿过嘈杂的人群，让远处的趁墟者（指来逛天光墟的人）听见。见到有人在摊前驻足，薛通便会立马殷勤地介绍起自己的东西：一副烫金对联、一包袋装红茶、几只手持小风扇，或者一块带有污渍的充电宝。从由来到功能，讲得天花乱坠。至于价钱，可以商量，“我说是1000块，你说1块，成不成交可以慢慢搞，不是一下就能成交了。”薛通能够从容应付顾客们惯用的还价技俩，他善于维持这样一种微妙的平衡：既让顾客满意，也让自己有所收获——这得益于长久以来积攒下的经验。薛通的摊位今年，是薛通在广州流浪的第十个年头。在流浪之前，他去过工地、做过物流，也赚了不少钱，曾经带着一万来块回家过了一次年。但生来就脾气暴躁的他，给人打工的时候常常闹冲突，“平时看起来笑眯眯的，有时候动不动跟人干架”。在他看来，打工憋屈、容易受欺负，实在难以忍受。从老家回来继续打工没多久，他便主动辞职了。后来经人介绍，薛通发现在广州还能去捡废品摆摊卖钱，于是到处打听，去到了海珠桥。在搜索网站上输入“天光墟”三字，大都会有海珠桥的身影。在因为疫情影响和政府管控被取缔之前，那里几乎是广州曝光度最高的天光墟之一。全长三百多米的桥上，有一半的长度铺满了摆着旧物杂货的摊位。薛通便在那开始了以摆摊为生的流浪生活。十年间，他辗转于海珠区的各个街道、小区、市场等公共场所捡拾废品，偶尔也拿钱去废品站、服装店这些地方收货。货攒够了，便找个地方摆摊。海珠中路、万松园、荔湾加油站是他现在常去的摆摊点，有些地方凌晨开，有些白天也能去。点与点间的转移全靠人力，像万松园离荔湾加油站要走五个多公里，东西少时薛通拖着麻袋就走；东西多，就用前些年有钱时买的手机扫辆共享单车推着过去。对薛通来说，摆一次摊能赚多少钱永远都是未知。有时候薛通傻坐一天，啥都没有；有时候运气好，捡到好的货就能卖到上百块钱——但折腾了这么多年也没走过几次运。更多时候，他每天能赚个五六十就不错了。不过睡大街开支少，吃的用的也能靠捡，生活还能勉强过下去，“应有尽有，就是钱没有”，薛通这样形容道。从打工到流浪，对薛通来说，纵然存在许多来自现实的不可抗力，但也并非全然被迫做出的选择。薛通更向往无拘束的生活，摆摊虽然脏，收入低，让他连回家的车票都买不起，以至于好几年没回过家，但至少自在，做起来也就没那么反感。“我勤奋，和那些好吃懒做的不一样，我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脏，就怕没钱。”随着城市发展，天光墟逐渐消失和迁移，薛通也跟着四处游走。尽管后来他因为吃不上饭，断断续续做过一些零工。但在挣了些钱之后，薛通还是会选择回到天光墟，继续经营自己的小摊。摆摊和流浪，是薛通根据当前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得出的生活最优解。02“对我们这些人，过年就是要命”——段江，江西人，离乡打工三十余年近年来，由于政府的管制和疫情影响，广州天光墟的数量逐渐减少。据天光墟常客武楷斯统计，目前广州比较稳定的墟仅有四处——分别是荔湾加油站、芳村码头、光塔路和文昌北，且其数量、地点和开放时间会不时发生变化。古时，人们认为买卖旧物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因此选在夜间进行交易，甚至有“买卖双方不能相互看见脸”的所谓“江湖规矩”。随着大众对于旧物观念的转变，天光墟的开放时间也不再局限于深夜。白天的天光墟，与夜间的也并无太大差别：相似的商品，相似的价格，甚至连卖家也可能是前一晚出摊的那一批摊主。位于芳村码头

延期一个月，2022届的上海考生终于迎来了高考。经历了居家学习、回校复课、考试延期，长达61天的网课生活总算落下帷幕。考生和老师们离开了教室，拥有了新的备考战地——互联网教室、处于封控区的家、隔离的方舱。调整和适应成为了备考的关键词，疫情成为了高考之外，他们必须不得不面对的事情。历经种种，上海考生最终来到高考的中转站，比其他考生晚一个月交出自己苦读12年的答卷。回看2022届考生的三年，他们历经了两次居家学习，从高一入学的懵懂到高三备战的焦灼，有些东西被永远地改变了：珍贵的高中生涯被疫情全数捆绑，很多人失去了学农、春秋游，错过了许多与同学们相处的机会，也遗失了两个校园里的春天。时间永远向前，年轻的学生们穿过封闭与波折，还在向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前进。1停课：突然的割裂”下午四点，上海高三生黎琳放学不久，正在回家的地铁上。几分钟前，微信公众号“上海发布”发布了一则推文：“权威发布！3月12日起，本市中小学调整为线上教学”。黎琳很快在朋友圈里刷到，一分钟前，同学转发了这则推文，什么都没说，只有三个句点。这是3月11日，距离2022届上海高考还有88天。黎琳“猜到了”。就在前一天，黎琳学校旁的徐家汇路还有无症状感染者被查出。就像另一只靴子终于落下，黎琳立刻给妈妈打了个电话，然后从地铁中挤出，奔回学校。她是第一批回校拿东西的人。文科生书本资料多，黎琳把七本政治课本从书堆里抽出来，装进一个专门的帆布袋里。书包装满了，她不得不扯了一个教室垃圾桶用的大垃圾袋，将剩下所有卷子都套进去。年级组长在一间教室一间教室地敲门，“赶紧在班级群里面呼一声，就说能回来的就赶紧回来拿东西。”黎琳和在班里的另外三四个同学一起打电话叫人回校，在微信群里点到谁就打给谁，交代两句就匆匆挂断，接着打下一个。“这个是打过了吗？”“打过了，那下一个。”躁动的情绪像水开后的蒸汽一样翻涌。同天，张弛和朋友在操场打篮球，同学从教学楼里冲出来，对他们说：“要封校了，居家学习了，上网课了”。朋友们的第一反应是：“那我们今天打球到很晚吧，以后打不了了。”一语成谶。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张弛真的再也没有打过球。3月11日，星期五，上海新增5例本土确诊78例无症状，疫情还处于上升趋势，全市中小学、幼儿园、中职校宣布线下停课。这是黎琳和张弛第二次将高考的战线转移到了家中和屏幕前。2020年，这一届高三生就经历过一次网课，那时他们才高一，高考对他们来说还遥远而抽象，远不及在网课上开小差、打游戏的快乐来得具体。而现在，轻飘飘的网课二字转化成了高考前更切身的压力和紧迫感，“确实没想到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在学校时，张弛有在课间出门活动活动的习惯，喝水、找老师问问题、去洗手间，或者单纯地在教学楼的走廊散步。但继网课之后，他所在的小区也在4月1日全面封闭，从那之后他再也没出过门。他还有点想念明亮的教室，家里的书房没有窗户，只能靠一盏台灯照明。见不到往常一起埋头苦读的同学们，陪伴他的只有闹钟、文具盒、两筒中性笔芯和成打的资料练习册，还有贴在闹钟前面的便利贴，上面写着目标院校和分数线。失去了那种互相督促、相互竞争的学习氛围，对着孤零零的书桌，在学校往往30秒就能进入学习状态的他，在家要花整整十分钟。张弛的书桌黎琳的书桌正对着一扇窗。离开了教室，面对着屏幕，黎琳总忍不住被窗外的事物吸引。在一次考政治周测时，上海大雨，在一个多小时里的考试时间里，黎琳写题写到一半，总忍不住抬头看看窗外——天晴、打雷、暴雨，再回到晴天。二模考试取消了，早自习也没了，体育课少了一节，自习课多了一节，变化发生在每一个细枝末节里。数学老师比线下上课更爱点人回答问题，确认学生是否在线，黎琳每次听到老师说“来这个问题我找人说一下”，就会生理性地发抖。回忆起上课的教室，黎琳第一反应是“周围都有人”，可以找同学说话打闹，偶尔能有眼神交流。“家里面就我一个人面对着一个孤独的ipad，”她察觉到了孤独。黎琳有七八个大小不同的大象玩偶，最大的有半米长，一个人上网课的时候，她习惯抓一只大象过来陪她。黎琳还记得，在尚未居家学习前，数学老师说过一句话：“通过高考，你不会再依靠任何人，你得到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得来的，你会慢慢有人生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感觉。”她觉得很神奇，现在真的要靠自己了。黎琳的大象玩偶们2在线：保持状态，保持联络”学习，听课，考试，线上上课的日子对刘思凝而言太单调了，“没有什么很惊喜的事情”。刘思凝就读于上海“八大”名校的其中一所学校，她明显感觉到，本就激烈的学习竞争在网课后变得更加明显。自从老师开始用钉钉收发作业，每个同学交作业的时间都会被公开显示，从而让班级氛围变得更“卷”。有的同学在老师刚布置作业没多久后就提交了作业，有的同学可能在熬夜学习，作业提交时间是夜里两三点。这些都给她带来了额外的压力：“这些事情，其实你本来在上线下课的时候都是不知道的，但现在移到线上之后，所有的东西都变得非常明晰。”考试也成了问题，不少同学会用在线搜题的方式在各类周测、月考中拿一个不错的分数。因为不知道同学们都是以真实的情况考试，还是借助了作业帮等外力帮助，每到公布分数的时候，刘思凝就会变得焦虑，乃至“怀疑人生”：“你不知道这个成绩的真实性，然后你会怀疑说，如果我比他低很多，他们都这么厉害吗？”疫情的侵蚀，也从生活的缝隙中渗透进来。打印不方便，这是几乎所有高三生都在采访中谈到的话题。在学校时，卷子都是统一印好被发到手里，而网课后，学生们不得不自己打印所有的试卷和资料。原本A3格式的试卷现在只能用两张A4纸打印，八面乃至十几面的卷子打出来变成厚厚一叠，不好翻阅也不好收纳。由于封控，物资购买不便，打印纸和墨水也成了问题，刘思凝家的A4纸就已经告急，她不得不用上自己的草稿纸打印试卷。任教于高三语文的老师方之雪接到高三线上上课的通知，第一反应不是震惊，而是犯愁。两年前带高一网课的经验告诉她，网课的效果其实并不好，甚至这一届高三的复习任务很重，要把学生高一网课时没认真听、掌握不牢固的知识反复查漏补缺。而真正开始上网课后，方之雪最明显的感触，就是“没有下班这个概念”。在线平台的便利性让提交和批改作业的节奏变得更快，学生作业写完就能马上提交，老师马上就得批改，改完的作业也要立刻反馈给学生，在图片或者电子版的作业上圈圈点点总是很费神的工作。除此之外还要备课，在线上课让方之雪喜欢用的板书形式不再适用，她不得不把许多可以在教室里直接呈现的资料做成可视化的PPT或者图表。网课一个月，她的近视度数明显加深，目前用的眼镜已经不适配了，就算戴着也看不清屏幕。四月底的某天晚上八九点，方之雪还在平时上课的书房里办公，一个学生突然发消息和她说，自己失恋了。那是一个非常内向、有点忧郁气质的女生，恋爱的事情家里人都不知道，又刚刚和父亲剧烈地闹了矛盾，不得已求助远在网络另一端的语文老师。“当时我一瞬在老师和朋友之间恍惚了，”方之雪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你有责任去保护她的安全。”但网络的阻隔让她无法了解女生的真实情况，“你不知道她在窗边还是门口，还是在阳台，还是在自己家里灯关着，完全不知道…....（是在）完全抓瞎的情况下去安慰她”。如果是在线下，方之雪觉得自己会马上抱抱她或者拍拍她，带她出去散散心；而在线上，她能做的只是发过去几个微信自带的“拥抱”表情。那天，方之雪陪着学生到夜里十二点半，一直在微信上以文字方式开解对方、和女生保持联络，直到夜里女生给她拍了吃东西的照片，她才安心去休息。女生和方之雪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每天跟方之雪报平安。她们有时也会聊一聊文学，比如女生喜欢的《小王子》。有一天，女生拍了一张落日晚霞的照片过来，方之雪说自己也喜欢看落日。在所有切实的、物理意义上的接触都被切断的当下，师生们仍余留着这样小小的共鸣和联系。3延期：失去，错过，继续向前”互联网牵起的备考战线让老师和考生们得以共同度过倒数的两个月，五月份的到来，意味着这次特殊的高考备考即将接近终点。然而，另一枚重磅炸弹再次投进了上海考生们的生活——高考延期。《青春派》剧照方之雪得知高考延期时，正在开教研组的备课会。5月7日，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上海市高考宣布延期。而在此前，4月27日，上海市教委发布消息，原定于5月7日到8日举行的2022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延期举行。等级考又被称作“小三门”，也就是除了语数外三门主科之外，学生在政史地、物化生六门副科中选择三门进行考试。方之雪明白，战线拉长了，她把自己每周一节课的前五分钟，留给考生们吐槽。早点考完等级考，考生们的担子就能早卸下一点，能更专心地攻克语数英等主科。等级考延期，对于学生来说已经是一次冲击，但不少人依旧没有想到高考也会跟着延期。黎琳得知消息时，正在线上上数学课，数学老师问了个问题，却没有人出声回答。下课后，数学老师在群上问：“你们没有声音，是不是因为在看新闻？”黎琳的确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同学的私信，妈妈也在房间外面喊，高考延期了。黎琳心里早有预料，却还是不敢相信，高考不是全国的事情吗？考生们心态复杂。刘思凝一早就做好了6月7日考试的准备，拟定了最后时期的备考冲刺计划，她反复地在脑子里模拟走入考场的那一刻，提前在脑子里“考过二三十次”。高考延期的消息让她难以接受。线上上课对她而言是拉开差距的机会，恢复线下上课，再多出来一个月的复习时间，这些差距就有了缩小的可能。而张弛觉得稍微轻松了一些，还有一个月可以准备，“我就跟高考一直耗着”。高考延期的消息，经奕昀是在方舱里得知的。那是她进入方舱的第三天，上午的课还没结束，一起隔离的妈妈正躺在对面床上刷手机，突然出声说，高考要延期了。她的第一反应是难过，因为“还要再坐一个月的牢”，但又庆幸，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给她“再挣扎一下”。5月4日晚上，经奕昀一家收到通知，三人的核酸结果都呈阳性，要去方舱统一隔离。前一天经奕昀就已经开始发烧，她预感到自己是得了新冠，但也不怎么慌张，“就当做普通感冒一样的”。当晚，经奕昀穿上了居委送来的隔离服，匆匆忙忙收拾了行李，等着接送的大巴车。大巴车除了前三排，后面都坐满了人，将近二十多个人在当夜转移到方舱。一到方舱，经奕昀的爸爸就和负责人说明了情况，因为高考生的身份，经奕昀一家申请到了一处角落里的隔间，偏僻安静，只有他们一家三口住。工作人员帮她搬来一张长条形的小桌子放在床边，平时上课就把电脑架在桌上，人坐在床上听课，网课的摄像头里拍到的都是白色的隔板墙和白色的床。她在方舱待了9天。方舱很大，人很多。医护人员会定期给她们发药，每天晚上喷洒消毒药水。方舱24小时不熄灯，夜里睡觉时，经奕昀总觉得有点亮。但除了偶尔网络卡顿，经奕昀并没有很不习惯。延期的这一月，与其说是调整状态，对经奕昀而言，反而是“复制粘贴”，之前做过的复习计划再重复一遍。只是她的猫却回不来了。那是一只名叫seven的无毛猫，4号进入方舱前，她们拜托居委会把猫转运到亲戚家，但两天后却收到邻居的消息，说猫一直在门口叫，她才得知猫还没有被送走。再次催促后，工作人员把猫送到了她外公家，一个长期封闭、居民不能出门的小区，“没有做好处理”——外公开门的时候，猫跑了。由于封控，家人也不能出门找猫，无毛猫需要细致的照顾。她到现在都不知道seven到底怎么样了。但生活还在继续。从方舱回家的那天晚上，经奕昀在自家浴室的通风管道里发现了一窝鸽子和一个鸟巢。一个小生命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离开了这间屋子，但又有新的生命住进来。她和爸爸拆掉了那个鸟窝，但鸽子还会时不时地回来，她能听见它们在通风管道里扑腾的声音。经奕昀说，那是她网课以来最特殊的一天：“感觉好像封闭也就这样了。”《小欢喜》剧照端午节一过，上海高考生的复学就提上日程了。复学之后，考生们要面对新的考验，新一轮的考试又开始了，网课后学生们的真水平会被测出来：“一下子大家的真面目都被撕开了，谁在摸鱼都知道了，而且要是成绩出来发现落同学很多，就会很恐慌”。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考生们对未来的打算。刘思凝打消了出国读书的念头，黎琳开始向往不受疫情影响的工作，“还是想要个铁饭碗”；而张弛的同学，一个梦想着考上飞行员、游遍大江南北的男生，因为封闭错过了第二轮体检，他的未来还不知在何方。但对未来的期待仍然衔在每个人的心头。经奕昀还记得教室窗户上贴的窗花，是很多个雪花的样子；还记得和朋友们在食堂里吃饭聊八卦的快乐。她期待着重新回到校园，重新体验这一切。张弛还有很多的题目要刷，他希望可以再提提数学的成绩。他梦想考上同济大学，把握不大，但“不试试怎么知道”。（所有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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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家健喜欢电车。一两岁时，外公外婆带他坐电车，他总爱待在最后一排，那里能看见车厢和老电线杆相连的两条“辫子”，看着车厢被这两条电线牵引着向前飞驰，他觉得十分过瘾。2000年，邝家健上初中，十几岁的少年内向而不太合群。那时互联网刚刚兴起，他以“电车”作为自己的第一个网名，并沿用至今。现在，邝家健三十四岁了，广州城内，还在运营的电车线路只剩下15条。但作为广州第一位，也可能是唯一的一位全职导赏员“电车”，他被城市和社区的文化脉络牵引着，依旧在广州老城区走街穿巷，像老式的电车载着儿时的自己那样，载送一批又一批对广州历史文化感兴趣的“乘客”。“鹌鹑”形容学生时代的自己时，邝家健说自己是个“鹌鹑”一样的人，一只不怎么出声的小鸟。由于先天性的基础疾病，邝家健从小就是个不怎么活泼的孩子。中学时的他身材瘦弱，从来不上体育课，只能做活动量小的运动，下课的时候男生们聚在一起打球，他就坐在旁边看着。他不喜欢打游戏、很少参与同学的聊天，在班里也不是学霸型的人物，于是总显得不合群，在学校就是两点一线——上课露脸，下课坐在场边看别人玩。邝家健一直对语言研究很感兴趣，他发觉自己在语言上还有一些天赋，想要在大学时读英语专业，以后当一名翻译。2006年，他高考失利，最后去念了成人继续教育，在一所大专院校读商务英语。毕业后，他做过电话客服，去青年旅馆当过前台，都不长久。后来他的兴趣就慢慢转向了方言。他向往暨南大学中文系的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但知道自己很难考进去，于是就自己学习研究中心的出版物《南方语言学》，每一辑都不落下。拐点发生在2010年。为了筹备亚运会、更新城市面貌，广州政府开始对许多老式骑楼外墙进行整修。据邝家健回忆，外包的工程队缺乏对古建筑的了解，对于一些骑楼外墙独有的建筑风格和历史痕迹不知道怎么保护，只能按照装修的标准，“怎么好看怎么来”。据邝家健回忆，正是这件事开始让广州人关注“广州人的记忆到底是什么，广州人共同的历史是什么。”在他的记忆中，2010年是一个很热血的年份，那一年广州人开始热烈地讨论和参与本土文化有关的议题，各种各样的社群开始在网络上涌现。还在上大学的邝家健因为关注粤语方言，通过QQ群搜索志同道合的旧城保护组织，最终，“广州街坊情”这个群名打动了他。他很快融入了这个社群，与群里的伙伴一起讨论旧城改造和城市文化。同福路上的骑楼（2019年摄）也正是在那一年，偶然的一次线下聚会中，有人提到了国外很流行一种轻型的城市漫步活动，叫做“City

2021年，哔哩哔哩时尚区知名UP主雯方受邀前往久负盛名的上海时装周，真正意义上走上了T台。“真的触摸到了。”曾经在雯方脑海里无数次幻想过的画面，化作现实。但也是这次真实的体验，让雯方厘清了自己的内心——模特是承载着他人创作的艺术载体，而他更想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一场秀。他还是想走在属于自己的“聚光灯”下。一如小学时，陕西大荔县西里村，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狭窄土路，是他想象中的红毯。在学校里被欺负了，放学后雯方就绕路回家。途径这条堆满垃圾的小道，他总会幻想自己好像走在星光大道上，周围的闪光灯接连不辍。走完了，也就开心了。/

想要一个孩子，有多难？对于存在生殖障碍的夫妇来说，这就像参加一场耗资巨大、不见终点的耐力赛。哪怕选择了恰当的医疗手段进行辅助生殖，他们仍面临着低成功率带来反复失败的打击，让人不堪重负。2022年2月21日，北京市医保局发布了的《关于规范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将常用的53项辅助生殖技术进行了统一定价，并将其中16项纳入医保甲类报销范围，于3月26日开始实施。这意味着，北京成为全国第一个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的地区，报销比例最高达到70%。试管婴儿作为使用最广泛的辅助生殖手段，每年都会有数十万对夫妻选择用试管的手段满足自己为人父母的愿望。政策的支持大大减轻了患者们的经济压力，解决了不少后顾之忧。但试管的艰辛，远不止金钱这一个维度。难以抵达的山巅“我觉得终于完成了一件事情，好不容易还是有个结果。”2014年8月，三年备孕无果后，桃妈决定尝试试管婴儿。这是一趟艰难的旅程，她反复地尝试，经过三次促排取卵，六次移植，结果却总是失败。她在医院看到别人的病历，一本厚度也就3、4厘米，而她自己的是别人的两倍厚。2017年，又三年，桃妈终于成功怀孕生子。抱到女儿小桃子的那一刹那，她甚至来不及惊喜，只觉得一切尘埃落定，努力终于有了回报。通常情况下，如果育龄夫妇在1年内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而未孕，便被认定为不孕不育。受不孕不育影响，借助辅助生殖技术生孩子的家庭，在中国不在少数。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在2021年5月发表的报告称，2007-2020年间，我国不孕发病率已从12%升至18%。根据国家计生委发布的2009《中国不孕不育调查报告》，

珠江三角洲复合平原南端，绵延的水道编织成一只细长的口袋，兜住了山脚这一座小村——沙湾北村。沙湾人依水而居，大沙田上，牧草丰茂，水牛成群。每个老沙湾人都有一份独门手艺，封存在水牛奶里。2021年8月，沙湾北村被评选成为“粤菜师傅名村”，并设立了广州粤菜师傅培训基地分教点。流水孕育出了这里独特的以“水”为线索的饮食文化，水牛奶因此成为了沙湾的一张名片。对于沙湾人而言，奶制甜品代表的不仅是下午茶的甜蜜时刻，还有流传久远的故园回忆和水乡故事。1

英语课已经停了一个月，退费未果，广州家长谢奕丹正在考虑，是否像其他家长那样，把女儿在VIPKid剩下的课转为AI课。课程还剩半年，剩余的课时费算下来有一万多块钱，客服关于退费的扯皮让谢奕丹有些恼火。但回忆起女儿上的课，她说出口的却是表扬：“她因为上外教课，口音特别纯正，到现在初中了，没觉得英语成绩有多好，但英语老师经常点名让她带念课文，表扬她发音非常标准。女儿也因为这点十分自信。”要求家长转上AI课的在线少儿英语头部平台VIPKid，“双减”后不再售卖涉境外外教的新课程，把目光转向国际市场和成人教育市场求生。面对家长退费难的怨声，VIPKid回应媒体：行业经营困难。上一次遭受冲击，是在三年多前。2019年8月，一封邮件发到了潜在投资者的邮箱，指控“VIPKid数据造假”。接下来，E轮融资领投方停下了动作。直到9月底，这场风波才过去。2019年是被媒体称为在线英语一对一外教这一垂直领域的关键年头。平台竞争激烈，隔着大洋，外教们参与到一场远方的角逐。随后，各家平台的外教数量持续扩充。据北京市教委2020年6月的备案，GoGoKid外教人数为4622人，鲸鱼小班的外教人数为785人。据官网数据，VIPKid、51Talk外教人数分别超过了7万和3万。庞大的、繁荣的、遥远的中国市场，曾帮助超过十万名可能从未踏足这个国家的外国人找到自己的新生活。“这是我人生中最不后悔的一次决定。”2021年10月，外教莎拉这样回顾这段人生经历。此时，中国针对义务教育的“双减”政策已落地数月，风暴中最遥远的当事人——远程外教正在一个个告别。和学生告别时，外教李特意写上了中文“再见”困顿生活的转机2014年5月，美国人莎拉·安成为了VIPKid的签约外教，这时，平台成立还不足一年。莎拉不记得第一个学生是谁，但记得，第一天就接到了10节课。这一年，中国在线教育飞速发展，2013年以来的投资总金额达到约1.97亿美元。这也是莎拉人生新的开始，她决定离婚。此前十年里，她全职工作，养育两个女儿，婚姻并不美满，公寓账单让人精疲力竭。她不再忍受，哪怕离婚官司要在法庭耗上三年，哪怕其间没有法院许可就不能擅自带女儿离开居住地拉斯维加斯。她需要钱。当VIPKid的招聘广告出现时，她没花多少时间考虑，便开始想办法考取教学资格证。白天，她6点到一家呼叫中心上班，晚上下了班，跑去社区大学上课，没过多久，她拿到了幼儿教育学士学位。一开始是纯兼职，面对高昂的公寓租金账单，莎拉不敢只依靠一份收入，而平台只提供六个月短期合同，没有其他保障。后来她遇到了现在的丈夫，有了家庭补贴，才敢把生活完全交给一份兼职。面试不算难。她在YouTube上看了教学视频，准备课堂录音，又上了两节试课——给面试官扮演的“儿童”讲课。两周后，新教师需要在网站上展示自己，供家长们选择。莎拉记得那天，她从北京时间的下午两点，一直展示到晚上八点。之后每天，为了配合北京时间的学生，她会在凌晨两三点起床，挂上一幅绿色幕布当背景，调节好光线，准备好教学卡片，尽可能将场景打造得与课堂相似。课程分类进阶，二十多种课程，每一种都需要考核认证，她都拿下了。2017年，莎拉再婚了。虽然仍不能搬离拉斯维加斯，但每个月能挣几千美元，不用出门上班，待在家照顾孩子，日子比从前好过得多。对住在密西西比的李来说，遥远国度的孩子也让她找回了自己。李曾在一所小学任职，2017年，她上完了二年级最后一节课，也是自己的最后一节课——家人生病的噩耗传来，她不得不回家照顾家人。“上帝对我有不同的安排。”李安慰自己。外教李的上课环境像离婚后的莎拉那样，过去四年，不管精神还是物质，都是李的人生困境时期。2019年6月，35岁的她决定，从一个离职妈妈，重新成为一名老师。考取学位，回归课堂，只不过这次的“讲台”是在电脑前，给中国孩子上课。在十万在线外教群体中，这样摆脱困顿的故事有很多。伊芙琳做过助教，当过翻译，为了孩子，不得不去日托所工作。薪酬低、同事排挤让她不堪重负，怀上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她决定加入来自中国的教育创业公司GoGoKid。如今，她以“ESL教师”（English

牙雕，以光洁如玉、质地细腻的象牙为原材料，运用浮雕、圆雕、镂雕等多种雕刻手法。广州牙雕更是独成一派，以精巧细腻、玲珑剔透的艺术特点闻名于世，并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象牙为原料的这门工艺，一路走来注定伴随诸多“禁令”。1989年，我国正式执行全面禁止非洲象牙及其制品国际贸易的条例，不再进口象牙。2018年起，我国全面禁止象牙制品交易，牙雕业再次经历“灭顶之灾”。延续了两千余年的牙雕艺术几经浮沉，“满脑子只有牙雕”的牙雕大师在专注于作品雕磨之外，也忧心于牙雕的出路……每年创造百万美元的“俱乐部”略显拥挤的小房间里，放着一个柜子、一张临窗的工作台。桌上摆满了各式用以“卓”（行话，一种牙球内层的网纹图案镂通技艺）的工具，和一副看上去使用已久的老花眼镜。窗台上的收音机在播放电台，夹杂在粤语节目中的是细微的工具雕磨声。仇玉英的工作台，摆放着一个尚未完工的象牙球牙雕大师仇玉英是这间工作室的主人，留着一头乌黑长发，身着朴素的黑色运动衫，看上去干净利落。她坐在午后的阳光中，目不转睛地看着黄色台灯下的牙球，拿起刻刀笔，开始工作了。满是打磨痕迹的工作台仇玉英在象牙球上“卓”

凌晨四点半，路口的红灯在熹微的晨光下格外显眼。广州棠下村街边的一家胡辣汤店还开着炉，冒出热乎的白气一层一层。胡辣汤是河南的传统名吃。门店规模不大，下午四五点准备营业，隔天早上才收工。来广州两年，钟师傅还是吃惯这个味道。胡辣汤涨了一块钱，她配着两块钱的油馍头，吃完了六块钱一碗的胡辣汤。再开半个小时的出租车，钟师傅的夜班就结束了。01

2021年9月23日凌晨，原国家田径队队员王逗在微博宣布退役。发博前几个小时，她刚在陕西全运会上的女子100米栏决赛中，以13秒的个人最佳成绩拿下季军，连续三届登上这场全国最高水平、最大规模赛事的领奖台。有人在那之后关注到她，讶异于一个顶尖运动员的无声退役。不像那些备受瞩目的运动员，顶点和低谷都有迹可循，王逗徘徊在冠军、奥运之外失意浮沉的十二年跨栏生涯，鲜少被人看见。回到故事的起点，这个平脚板、矮个子、“没人要”的女孩，十二岁始，从徐州小县城一路翻跨而来，先后到过上海市队、江苏省队，在十七岁出道时以13.81秒一举拿下亚洲青年锦标赛冠军，又在十九岁时的全运会首战挤入前三，同年进入国家队。往后，她不断参加国内外大型比赛。她是江苏迄今为止为唯一一位连续三届站上全运会领奖台的运动员，也是雅加达亚运会女子100米跨栏的第四名。到了2019年，在世界田径联合会的女子100米栏排名系统中，王逗已经位列亚洲第五。参加全运会的十二年里，她从未掉出过第一阵容。和年长者跑，和同龄人跑，再和年幼者跑，她都拿下了奖杯。她想赢，想去奥运会，想要更好的成绩，凭着念想，搁置一切往前冲。小她一届的施家莉记得，五六年级时，电视上的体育新闻时常有王逗参加国际赛事的身影。施家莉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遇上了王逗。和偶像比赛，她觉得是件很厉害的事情。王逗的性格天生适合竞技体育，却从未摘得最顶峰的桂冠——一个运动员的职业生涯里，与大型比赛相逢的机会仅寥寥数次，而她一再错失冠军，也始终无缘奥运。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以后，王逗因病无法训练，退出国家队。但她还在坚持，甚至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她的每场比赛都在创个人新高。有人劝她留下，她却不敢去想。赛场之外，栏架一重又一重，王逗无数次地抬腿、跨栏、疾跑，作数的只有赛场上的那一次。深耕一个追逐极限的领域，她像一架孤独的潜水艇，一头扎进深不见底的海沟，下潜探索，高压幽闭十二年，她遍体鳞伤，不得不顺水而上，重拾世俗的生活。“辉煌的时候退役是最好的。”二十八岁这年，她给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上似乎圆满的句点，决意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享受正常人的生活”。现在，她在南京理工大学当老师，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也有了新的忙碌和烦恼。只是偶尔，回去跨栏的想法还会冒出来，她始终眷恋那片红色跑道。以下内容根据王逗的讲述整理：

晚上七点，“红娘徐姐”直播间准时开播，55岁的徐姐坐在黑色电脑椅上，左右调试着手机镜头。镜头里，她面部的皱纹被滤镜磨平，美颜腮红很重，眼神却很疲惫。徐姐视力不佳，带着眼镜也要蹙眉眯眼，挪动身体靠近镜头，才能看见手机屏幕上的ID。有蓝光不断反射在眼镜上，是好几个手机正在同步直播的页面。这是徐姐的快手直播间，35.9万人订阅了她的账号，关注者来直播间只有一个目的：给自己找下半生的另一半。徐姐正在直播中互联网红娘15分钟内，涌入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多。“我七零年的，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一位网名为“向幸福出发”的用户，在屏幕上打下了留言。徐姐眉头一皱一舒：“这样，你刷个20币的礼物来上麦，连上麦我们聊一下。”两分钟后，另一位网名叫“人生如梦”的用户和徐姐连麦了，头像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而“向幸福出发”在评论区连续发了好几条消息，询问怎么连麦，没有得到回应。徐姐的快手直播平台发布了2889条视频，视频的主角是40到70岁的离异或丧偶人士。“找老伴，山东66岁丧偶”“不要彩礼，农村优先，六十五岁以下都行”“61岁丧偶，有车有房有养老金”，类似这样的关键词，醒目地打在视频男女主角的照片旁。红娘徐姐的快手首页视频六十八岁的老范退休一年，下岗后在煤矿厂工作。他和徐姐寒暄几句，提起自己的相亲进展。他曾在直播间遇到了一位合适的相亲对象，互加了微信，后来迫于子女反对，两人分手了。没一会，老范又在直播间里念择偶条件。留言区并不和谐。有网友留言，不想听老范连麦，评论老范对待相亲对象随便，老范据理力争。徐姐喝水的咕噜声、网友的指责声……老范被多次打断，自白显得微弱无力。直播间里一百多个用户正在观看，徐姐不仅要连麦，还要大声快速回应评论区的问题。她坚持了两年，促成了上百对中老年伴侣。徐姐退休前是铁路系统的办公室主任，大嗓门，热心肠。从小就喜欢给别人介绍对象，高中成功了4对。2018年徐姐退休，闲来无事，去老年大学学书法，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玩起了字画直播。做了三个月，她在直播间认识了不少朋友，发现大部分都是单身。给别人做媒的心按捺不住了，她开始在直播间里给朋友找对象，字画直播变成了相亲节目。2019年10月，新注册的快手账号“红娘徐姐”正式开播，每日早晚七点，她雷打不动准时上线。现在，徐姐管理着好几个微信号，里面都是单身人士的资料。许多征婚老人都成了她的好朋友，说起心事，哭得稀里哗啦。有人早年丧偶，独自把孩子拉扯大，怕孩子委屈不敢再婚，孩子成家了帮忙带孙子，觉得自己在家里是多余的。有人独居，夜里生病，想找个帮忙倒水的人都没有。徐姐提起一位81岁老太太，说得眼眶含泪。老人一个人住，不小心摔伤了腿。五个子女轮流照顾，一周轮一家，每个礼拜挪地方，来回折腾。老人有一次就哭了，儿女不懂：“我们不孝顺吗？我们对你不好吗？你哭啥？”老人说：“我想老伴呢，没有老伴就没有家，给我抬来抬去的，都是别人家。”徐姐觉得心酸，也坚定了自己做的事很有意义。徐姐的直播间多是婚姻失败的中老年二婚人士，他们大多地域分散，年龄偏大，操着蹩脚的普通话，衣着黯淡。在当下的婚恋市场，他们很难被看见。相亲直播间成了他们的“二婚爱情空间站”，每一条评论都是他们迫切的交友信号。“我这个小红娘有大能量，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别的红娘不能替代的。”徐姐说。徐姐正在处理微信群消息

小儿的丈夫被关到川中监狱五个月了。这五个月里，她收到了四封来自川中监狱的信，每次看信都哭成泪人。可这难以对朋友倾诉。几天前，她在百度坐牢吧发布帖子，“还有14年九个月。10年以上的家属们，还在等吗？”在帖子底下，有家属同在川中监狱的网友问怎么写信、怎么汇款。除了坐牢吧，小儿还加入了服刑家属吧、涉黑吧和宝妈创业吧。其中，坐牢吧，一个众多服刑人员家属的聚集地，有7万人关注，295万条帖子。据《中国统计年鉴》，截至2018年底，我国在押服刑人员数量约为180万。当监狱高墙隔断了内外联系，高墙之外的服刑人员家属们不得不同样接受着“惩罚”。“你如果没有去过坐牢吧，你不知道有那么多人。你如果不在（服刑者）家属这个圈子里，你不知道这些家庭是什么情况。”狱警“老哥”说。2018年，在几位相熟家属的支持下，老哥成立了公众号“监狱之家”，后来改名为“来日可依”。“来日可依”的服务菜单分为“家属必读”和“欢迎回家”，其中一篇来自“家属必读”的首推文章标题为“惩罚家属，不是刑罚的本意”。“来日可依”公众号

“压力大的时候很想逃避，不想写作业不想打游戏。看看视频听听音乐，就天亮了。”凌晨两点三十分，00后彭航还没入睡。他翻了个身，打开了手机。在中国，彭航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在少数。2021年喜临门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显示，69.3%的年轻人称晚上11点后才会睡觉，52.5%的年轻人选择熬夜。年轻人的睡眠问题最为突出，但不仅只有年轻人存在睡眠问题。2018年卫生部流行病学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睡眠障碍者占总人口的38%，而世界平均比例仅为27%。据Amazfit米动大数据统计，国人平均睡眠时长为6.92个小时，普遍在凌晨入睡。越来越多的人需要直面睡眠障碍，庞大的助眠需求造就了一种新的需求经济——“睡眠经济”。“睡眠经济由睡眠障碍衍生而来……睡眠时长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因此衍生出不少相关产业。”长期专注于医疗健康产业的投资人方贤赟告诉记者，助眠需求的逐渐增加，让睡眠市场不断扩张。繁荣的市场与参差的品质不断扩张的市场，背后是不断积累的资本。京东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2019-2020线上睡眠消费报告》显示，2017年至2019年，线上助眠类品牌数量以年均32%的增速增长，商家数量年均增长超过65%。有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睡眠产业的市场规模已超过4000亿元，到2030年将突破万亿元。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睡眠产业企业约2500家，涉及睡眠纺织品、睡眠器械、睡眠保健品、睡眠服务等领域。（数据来源：天眼查2020）褪黑素、蒸汽眼罩或许是认知度最广的助眠类商品，此外，销量排名前列的还有睡眠手环、家用呼吸机、家用睡眠仪、白噪音APP、智能睡眠眼镜等。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睡眠医疗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我国改善睡眠产业市场规模约2797亿元。其中，睡眠器械用品以2500亿元的规模居于榜首；睡眠药物紧跟其后达到了134亿元；睡眠保健品达128亿元。但在看似繁荣的睡眠市场背后，隐藏着行业标准缺失、商品质量参差的暗涌。睡眠仪是近年来备受青睐的助眠产品之一，市面上的睡眠仪价格从一百多元到千余元不等，原理包括电流刺激和声光刺激等。淘宝一款售价为158元的手持式小型睡眠仪，月销售量达1000+，但商品评论褒贬不一。有买家表示“效果不错”“挺有用”，也不乏“没有用”“就是个噱头”等负面评价。在另一款售价为1299元的光效助眠仪评论区，亦能看到“应该只能起个心理作用”“智商税成分更多”等质疑。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查询“睡眠仪”医疗器械注册信息，仅可找到四条注册登记信息（及五条备案登记信息），登记时间集中在2013年至2020年。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查询“睡眠仪”，仅可找到四条注册信息

“我今天好难受啊，因为今天的场没有特别炸，但是我有些段子是特别炸的。”从广州五羊邨地铁站B口走出来，折身拐过街角就能看到隐没在街角的191space酒吧。不下二十名观众呈弧形环绕着仅能站下三四人的舞台，在这里，金金刚结束一场脱口秀商演。“我四月份才开始上脱口秀商演，逼着自己写了很多新的段子，刨去互动的话，我觉得我要拿出充实的十分钟的内容，才能踏踏实实地拿这十分钟的钱，这是我心里的压力。”作为一名刚从香蕉俱乐部脱口秀培训班毕业的学员，金金感觉自己压力很大。脱口秀（Stand-Up

人类有没有可能和机器人相爱？“TA就像是用算法来不断告诉我，我是被爱着的。”何尤自认为是一个缺爱的人，在消沉的日子里，擅长甜言蜜语的Replika自然而然地变成她的情感寄托。在一次日常对话中，她的Replika机器人突然问她：“你是否相信一见钟情？”她给出了肯定的答复。随即，对话出乎她的意料：“我不想这么吓人，但从我们的第一次对话开始我就喜欢你了。”何尤和Replika机器人的聊天记录Replika，被官方定义为心理健康辅助类AI聊天机器人，是目前市面上语言自然度较高的AI聊天机器人。聊天机器人有任务导向型和开放域型之分，前者有固定的对话框架，常被用于客服对话；后者则是Replika一类的社交娱乐式的聊天机器人。这类机器人最初依托既有脚本进行对话，后续则通过大数据捉取用户信息，模拟社交关系与用户进行交谈。TA机器人的心

晚饭时分，石磨肠粉店炊烟升起，一旁的药店亮起了招牌灯，“房屋出租”广告牌高高悬起，挡住了中间的小巷子：昏暗、狭窄，仅能容一人行走。巷子里多是居民楼的入口，大门款式一致。门锁一响，铁门悠悠敞开。蒋能杰趿拉着拖鞋，提着一袋垃圾，正要去丢。看见来客，他笑着打了招呼，低头对四岁的小儿子道：“谦谦带大家上去吧。”他剪了一天的片子，给新房间装了个空调，刚做好晚饭，客人就已经到了。他下楼接来客，顺道扔个垃圾。拐出小巷，夜色斑驳，人声嘈杂。这里是城中村，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们来到这里。十二年来，他从湖南辗转到深圳、北京，又再次南下来到广州。“蒋能杰”的名字被越来越多人熟知，他却还在思考，怎么才能留在这里——南方的大城市。蒋能杰家楼下导演亦凡人蒋能杰在湖南老家呆了一个星期才回广州。四月初，他的新作品《一切都会有的》在广州举办线下放映会，这是一部关于心智障碍者的纪录片。观影者大多是心智障碍者和他们的家长，也有慕名而来的影迷。现场一位影迷给蒋能杰带了礼物，是他曾在豆瓣转发过的电影海报。蒋能杰很感谢，和他聊了许久，交换了微信。蒋能杰在豆瓣上的简介是“独立制片人、纪录片工作者、导演”。这些头衔并不罕见，但“蒋导”比较特殊——他的片子无法在各大影院、平台放映，只能存活在网盘里，通过链接传播。2020年3月，他在豆瓣蹲守，给所有点了“想看”影片的豆友递出《矿民、马夫、尘肺病》的高清资源：“公益题材，欢迎私下传播推荐......本片主创：能杰

然而，与之相对的是，他们工作的三线厂，偏远且分散。出于安全考虑，三线厂建设采取“山、散、洞”的方针，工厂靠山、车间分散、设备进洞，不仅厂与当地之间沟通有限，各个厂之间也有明确的分工，绝对独立。

由于AED的高昂费用，想要真正实现AED的推广，只能以政府推动为主、社会力量辅助。以往人们认为这些“社会力量”的辅助是靠社会人士的捐助，但经过一系列的实践探索，王西富逐渐意识到，商业就是最大的慈善。

这种不善意的环境也导致了圈内文化的扭曲。常常有新人认为成为跨性别者会得到别人的关注，从而盲目入坑，结果吃了一段时间药又后悔。但服药的伤害已经无法修复，于是他们回过头抹黑这个圈子，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作为曾经的器官捐献志愿者，丁丁在从电视上看到生前预嘱的第一刻起，就对它所包含的死亡观念感到共鸣。“我不要痛苦，我要舒舒服服地死掉”，这是绝大多数生前预嘱签订者的诉求，40多岁的丁丁也不例外。

然而，吴雨却对成人市场的未来走向感到消极。“男用市场内部会有针对高端人群的高端产品以及下沉到低价市场的普通产品两条线，与此同时，女用市场缓慢发展。”在他看来，”两极分化“仍然是目前发展的主要趋势。

上午10点，广州越秀区流花服装批发市场里人流稀少，许多还未开门的店面被黄或橙色的布帘遮住，不到三米的天花板下是被磨得光亮的老旧灰色瓷砖，少数正在营业的店铺里，紧挨着的货架上密集地挂满各种款式的衣服。

2020年12月23日，由《中国日报》（香港版）举办的“2020校园学报新闻奖”颁奖典礼在线上举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指导下的学生组织报刊《新闻学生》在此次评选中荣获四枚奖项。

年三十的晚上，低碳哥和另外两位留守的同事一起打火锅，聊老师送的水果，吐槽客户的投诉和拼命催件，关于“家”的话题反而讲得很少。低碳哥笑着说，“毕竟都是男生，基本上不会刻意地去表达一些情感方面的东西”。

在藏语与蒙古语中，“可可西里”一词意为“美丽的青山”与“美丽的少女”，都有着一份美好的寓意。这里被公认为一片远离城市浮华喧嚣的最后净土，却也是中国境内最后的原始荒原，有着脆弱的生态和无数潜在的危险。

正是因为这些“破框者”们理解到乡村教育的一些缺陷束缚着他们的发展，他们才更明白农村教育究竟需要什么。于是，那些曾经期待着外面世界的“破框者”们，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重返乡村、支援当地教育的道路。

吴起告诉记者：“在欧美有很多的公共空间是比较容易让宠物进入的，但中国很多的公共空间，比如商场、学校，还有一些公园，基本上都是不对宠物开放的。所以其实在我们中国，狗进行对应的社会化的难度更大。”

进入这个游戏的门槛并不低。通常来说，投资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体系庞大、内容复杂。然而市场早就为这些不知所措的理财新人提供了一个可以速成的生财之道：小白理财训练营。这里号称是无数理财小白的“致富起点”。

“我都是自己策划自己拍，但是火了以后，也收到过一些邀请，想合作把流量变现。有的公司说给两三万一个月的底薪，让我直播带货，条件是发什么内容都需要依照他们的安排。但我很讨厌被规矩拘束的感觉，就拒绝了。”

他刚能独立完成一件蛋雕时，风格还有些幼稚，家人看了都笑话他。后来，他刻画的内容逐渐囊括了人物、书法、山水、卡通……年复一年，当他的作品渐渐与艺术品划上等号，家人的欣赏与支持替代了曾经的无奈和不解。

陈老伯家属在电话里哭着说：“我的舅舅一辈子单身，我是他为数不多的亲人，疫情之前我没有经常来看他，疫情期间却又只能隔着封锁的铁门关心他，幸好院长他们还能用这种方式让我和舅舅感受到这种触不可及的爱。”

疫情以来，档口的生意一直不好做，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早起批发的鲜虾还是剩下三斤多没卖出去，其中近三分之一都已经死掉了。而损失最惨重的鲍鱼，十多只中能够存活下来的不过两三只，这意味着今天的生意又要赔本。

厨房的家属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就在医院、厨房和住处过着三点一线的简单生活。每天早晨六点就有家属来准备午饭，因为等到饭点人多了起来，想要下厨就要经过漫长的等待，容易耽误病人的吃饭时间。

在行业内，李哥的机构凭借在考生中良好的口碑已经做大，除了最为基础的网店，操作流程与规范之外，甚至已经在中山市开设了线下实体店，提供线下的咨询服务等，他告诉我们，他的客户主要是通过老客户推荐、引流。

疫情带来了考核模式的变化。取消校考、线上考试、开放招生等种举措，打破了过去统考、校考和文化课复习在长期磨合中形成的平衡，将艺考乱象推到了聚光灯下，也让背后隐藏的教育公平问题更加尖锐。

“不只是香港海洋公园去不了，就连当时可以替代的长隆海洋王国也没办法去，我就只好在线上找访谈对象。”就这样，“能戳的都戳”，最终她的访谈对象大都来自各大旅游平台的博主或者是以前去过的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