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外婆——三不老的回忆之三
外婆带大了我和我哥，她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很可惜我未能继承外婆和母亲那种公认的美丽，她们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睛，面庞里依稀有一种汉民族不多见的漂亮。从背后看外婆，她个子不高，一双小脚；而当你面对她，她那一脸微笑，满脸慈祥，会让人产生不由自主亲近感。
我的外婆李厚贞
外婆生于清末，那时的女人大多没有自己的名字，可她有。她姓李，名厚贞。她的名字里包含着这个家族对贞操的看重，厚望于子孙对这种价值认定的持守。她是扬州城里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自幼生活在一个诗书人家。后来又嫁到一个有田产有官位的人家。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我和哥哥第一次去江苏寻根，曾见到过外婆睡过的精美硬木雕花床，看到过院子里漂亮的亭台假山。随着扬州的扩建改造，现在这些家具已随着房子一起无影无踪了。
很不幸，外公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死在了湖南县官的任上。算来，那时外婆还只有三十来岁。之后就一直守着她的独苗苗——我母亲，和叔伯妯娌们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母亲有堂兄妹十个，他们个个喜欢我外婆——和气的二孃孃。她不但为人和蔼善良，加之能干勤劳，全家上上下下、大大小小都和她亲近。
那时的门第与贞操观让她没有什么非分之想，而内心深处是否藏有渴望与失落？我不曾问过她。幸亏娘家、婆家都比较殷实，她居然能坚持让家里出钱供女儿读书。母亲一直读到高中，日寇打进扬州城，才只好高中肄业，去做了小学教员，开始了对她母亲的赡养，一直到她终老；而外婆也用她全部的爱把我母亲护在她的羽翼之下，包揽了女儿全部的家务。
外婆多年住在南方，50年代初我父亲从上海调干到北京，一家人才跟到了北京。我记事时，她已经有七十多了，不但带大了我们兄妹俩人，而且还包揽了买菜、做饭、搞卫生，大大小小几乎所有的家务。她把家里的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不但平日里饭菜做得美味可口，松软的萝卜丝饼、香喷喷的烧卖……甚至还能操办酒席，她做的扬州狮子头、煮干丝，还有肴肉，好吃得让我至今难忘；她做得一手漂亮女红，我一直长到十岁，穿的鞋子都外婆做的。她把家里的旧衣服攒起来，打成袼褙。给我做的方口布鞋俏俏的，上面有一朵小小的花，可漂亮了！后来就穿塑料底布鞋了。而今天想起来，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是多么舒服啊！
母亲直到外婆离世，才下厨烧饭。真想象不出，如果那时如果没有外婆的操持，我们家会是什么样子。记得在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父亲得了一场重病，住了大半年的医院。我每天放学回家，外婆都会交给我一个准备好的带提手的三层提盒，里面放着给我父亲做的可口的饭菜，让我往积水潭医院给父亲送饭。她每天准点把热菜热饭准备好，我拿着直奔医院，送到父亲手上，菜饭还没凉。是她可口的饭菜一点点吊起重病父亲的胃口，把他从生命线的那端拽了回来。
我家北京的亲戚很少，姨妈家是外婆可以走动的唯一去处。是我妈给她表姐说了这个媒。在那个早婚的年代，姨妈年近三十尚未成婚，成了家人的一块心病。我妈打听有个未婚的工程师，就说给了表姐。谁承想就成了！哪知没过多久，这个人竟被捕了。20世纪70年代末他平反之后，我才弄清楚，他没有任何不法行为。仅仅因为他母亲是日本人，他又是旧职员，运动要凑数，没有别的借口，就把他算成坏分子。别人对表姐一家躲闪不及，而我外婆则一点儿都不避讳，照样与她家往来不误。
记得那时我上幼儿园，每隔一段时间，等我父亲上班之后，已经七十多岁的外婆就让我搀她坐上14路汽车到六部口，颠着一双小脚，去看望姨妈的母亲舅婆婆。我最喜欢她家的檀香佛珠，总会盘在手中玩个不停。舅婆婆感激我外婆不计较她家姑爷出事，一如既往前来看望，总是设法做些精致的小点心与外婆一道享用。自然最高兴的当属我了，玩够、吃好之后，便又搀着外婆，再坐上汽车，下车后一步一挪，往回家赶。
或许因为早年丧夫，无以寄托，或是扬州寺庙的香火很盛，外婆早年就信了佛。她平日里多行善举，很有些人缘，处处事事肯帮人。有时她会把我们穿小了的衣服拿去送人。平日里，给人送个鞋样，帮人盘个扣子，得帮人处且帮人。街坊四邻都亲亲热热地喊她老太太。外婆过世多年后，一天我在胡同里遇到鞋铺修鞋人的老婆——外婆生前叫她“皮匠奶奶”。她拉住我的手说：“你姥姥是个大好人！三年困难的时候，老太太不止一次周济我家。那时家里孩子多，饿得实在受不了。老太太偷偷给我粮票，让我千万别说。那时谁敢抱怨一个字，老太太这可是救命啊！”直到这时候，我方才知晓外婆曾经的善举带给不少人些许温暖。
我们住的大院是民主党派宿舍，单元楼按党派分别入住。街坊邻里亲疏远近都像是白纸黑字，摆在明面上。这个楼是1957年之后开始入住的，那是反右运动不久的事。引蛇出洞的做法，令来自五湖四海入住这个宿舍楼的人多少有些深藏的恐惧，邻居彼此相处变得很是敏感。虽说街坊邻里，缺油少醋，你来我往是极为自然的事，可谁头上都没写着字，说不准谁家的人有历史问题，谁家有右派，谁是资本家，谁是资方代理人……不少人生恐和谁家走近了，被说成是阶级界限不清；虽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但是唯恐往来之后，馈赠反而招惹麻烦，不如少些事，自保为好。小心谨慎成了惯例。
我外婆则全然不管这些，她没有半点阶级斗争意识，童叟无欺地一律善待周围的人。她对每个邻居，不管你什么成分，是否有防范之心，都贴上去对人热络。她从不计较谁家是政治贱民，谁家什么成分。住在四层的陶妈妈，对我外婆格外亲近。她的丈夫许汉三和大儿子许南亭都被划为右派，她对世态炎凉不是没有感觉，而我外婆对她家人绝不另眼相看，嘘寒问暖地贴心关照；陶妈妈从我外婆那里得到一种落难时他人的厚爱，她特别喜欢我外婆。她是南京人，和我外婆是大同乡，乡音乡情又让她们更多了一层亲近。
在我记忆深处时而呈现出外婆那张盈盈的笑脸，她永远是那么的和蔼慈祥。平日里，外婆总打扮得利利索索，常用刨花水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还用燃过的火柴把眉毛涂得浓淡适宜。无论何时，她见到街坊四邻总是亲亲热热地打招呼，笑容可掬。外婆不识字，没有文化，也不曾参加过工作，她却依旧是个颇有人缘的人。勤劳、能干、和蔼、善良的外婆，把普普通通的日子过成了有滋有味的一天又一天。
她每天早早做好晚餐，在大家下班的时候，会穿着干干净净、用米浆浆得笔挺挺的毛蓝布衣服站在楼道门口，迎接大家下班。二楼住着周士观先生，他早年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是著名的民主人士，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四至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又是中国围棋协会北京棋院主席。他生于1892，比外婆大三岁，早年且在南京、上海一带待过很长时间。他大概与我外婆有不少共同的记忆吧。每天外婆总要在楼门口看着大家惯称的周士老坐着汽车回来，和他说上几句话，再转回家中。每天的守望，都会让外婆有一种内心的满足。
在我们的宿舍楼里，曾云集过几十位全国政协委员，有不少政治、文化名人，还有大学校长、中学校长、教授、学者，甚至还住过蒋介石的马弁、金融界有名的大腕，各色人物都有，但是能令楼里人自发愿意给张罗过生日的，就寥寥无几了。我外婆享受了这份待遇。
记得外婆快到八十岁的时候，周士老亲笔画了一幅国画送她。我家马上把这幅画挂在家里中堂的位置。一年之后“文革”爆发，国画给替换成毛主席像，因为要早请示，晩汇报。可惜那幅画后来竟不知收到哪里去了。周士老与楼上一些邻居主动提出要为外婆过八十岁生日。那些天外婆简直可以说是心花怒放！她一生从未外出工作，社交圈子很小。她渴望得到关爱，希望被重视；她很喜欢热闹，盼望着能过个热热闹闹的生日。她有好人缘，这不是人人都有的。而这种无比兴奋与期盼竟被一瓢冷水泼灭！我爸坚决阻止不让办。他说，这是机关宿舍，人际关系有多复杂，你们根本不晓得！没法子，外婆过生日一事只得作罢。
外婆掏心掏肺地对待他人，在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的年代里，会得到邻居的爱戴，尤显珍贵。如果说，上班或上学的人，宿舍楼只是早出晚归的地方，而像我外婆这样的家庭妇女，这里几乎成了她全部的世界。然而，她险些被逐出这里。
1966年“红八月”，扬州那边来信说我外婆的成分的是地主。一辈子没有外出工作的人，到头来竟然成了地主！按当时发布的条例，像我外婆这样的人是要送回原籍的。收到这封信之后，要不要这么做，父母纠结得不得了。扬州已经没有至亲的人了，外面一派动荡。外婆已经八十开外，风烛残年，哪里还经得住折腾。外婆吓得惊慌失措，六神无主。我母亲也不便说什么。这时，楼上一个和我父亲关系不错的同事知道了这件事，便出面相劝道：真送走，说不定火车上就被红卫兵打死了。父亲想了想，决定让外婆留在北京。
外婆是1975年去世的，那年她已经九十高龄了。我母亲是个中学教员，当时每月的工资只有62元，还需补贴南方的奶奶、姑妈，实在没有财力请人来照应老人。我和母亲去上班，一走一天，只好把外婆一个人留在家里。90高龄的老人，已经老眼昏花了。而当时竟没有想着要带她到医院查一查，看看是否患了眼疾。煤炉每天得定时加煤，她常对不准煤眼，这使屋里时不时会充斥着煤气。有一次她被熏倒，等我们下班回到家里，打开门一看，外婆倒在地上。她的大胯受了伤，站不起来了，实在不得已，只好请来我南方的姑妈照顾外婆。她在床上躺了半年，终老西去。
一个善良的老人，就这样默默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