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节的光荣

刘节的光荣
——读《傅斯年与陈寅恪》感言（三）

今天领教了两个新词：“斗鬼台”、“喷气式”。说新，是因为我这个年龄的人真没见过，实际上它已存在五十多年，曾在无数混乱场合兴风作浪。今天还学习了一个旧词：“反动”。说旧是因为我很早就见过，但蹊跷的是，连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竟然也一头雾水，当这个词强扣在他身上时，不得不问助手黄萱，到底反动是什么意思。

仅仅是这几个词语，就令人感到语言的变态、时代的扭曲、世事的黑白不分。比如“斗鬼台”，其实台上被斗的人很正常，相反，施斗的或台下的，大多是人不人鬼不鬼。又比如“反动”，如今的词条解释是反对进步的意思，但发明这个词的时代，本身就在残酷的扼杀进步。

本文题目中的“刘节”，遭遇的正是“斗鬼台”上的“喷气式”批斗。他是替自己的老师——当时已经双目失明多年、重病在身、无法下床的“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蒙受这种身体摧残与精神屈辱。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的最后一篇文章《陈寅恪之死》中，这样记载：

站在“斗鬼台”上的刘节，被造反派用最新发明的“喷气式”批斗方法羞辱折磨一番后，问其有何感想，刘慨然答道：“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在这篇文章中，有关刘节的内容，主要就是这区区几十个字，但他的所作所为却值得后人敬佩仰望、铭记在心。在那个集体疯狂的时代，能够发出反对声音的人，六亿之中寥寥可数；能够挺身而出，替自己尊敬的老师受难，这样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同为陈寅恪的学生，与刘节相异的另有一人，汪篯。1953年10月，中科院决定请陈寅恪出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时，汪自告奋勇充当了郭沫若的马前卒。汪从北京出发前往岭南中山大学陈寅恪的家中，以党员的身份口吻“劝导、教育”老师北上，被老师怒斥“你不再是我的学生”，自此断绝师生关系，并毅然回绝了中科院郭沫若的邀请。

汪篯后来跟随同道中人、背叛老师胡适的“高官吴晗”结成学术同盟。1966年6月，汪篯喝敌敌畏自杀，成为文革北京大学的首例殉难者。除了汪篯，还有金应熙、周一良等人，在听到上头和“尊敬的郭老”放出批陈的风声后，都不顾老师曾经的栽培，主动反水，亲自上阵批判老师，为了自保甚至上位，踩踏在老师的身上。

1958年，金应熙带头在中山大学张贴大字报，指斥老师的思想是一种“反动”。陈寅恪的夫人唐筼抄下大字报内容，回家哭着念给丈夫听。金曾是陈寅恪最赏识的学生，并认为他是“世之罕见的可造之才”。谦谦君子陈寅恪听完唐筼念的内容后勃然大怒，说出一句既寒心也痛心的狠话：“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

陈门弟子中，唯有刘节，从1952年到1969年长期陪伴老师身边。在他挺身而出替老师受难时，其实他自身所受的苦难，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了和陈寅恪一致的独立人格。在清华大学网站“清华史苑”中，有一篇关于刘节的文章《史家风骨士子魂》，其中记载到：

刘节先后遭到60多场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绝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假定有这样的人，我们来仔细考察他的学问，其中必有欺人之谈，因为他心中根本不是光明。”

《陈寅恪与傅斯年》第十六章中还有一词：“拔白旗”。与此相关的一则“故事”，和刘节之光荣相比，真可谓无耻和荒唐到了极点：

1958年5月，“尊敬的郭老”公开倡议，要像15年内超英赶美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超过陈寅恪。为了实现这一号召，有位“天才”想出一个短时间超过陈寅恪的方法，即组织数百人的阅读团，每人阅读十本书，大干快干几个月，加在一起赶超陈寅恪，参加这项运动的许多学生以此为风尚和自豪。当时在《大公报》任职的萧离感到不可思议，征询北大历史系教授向达的看法，向达回道：“一个人读几百本书和几百人读几百本书大概不一样吧。”

在把斗争当饭吃的时代，历史的可笑与荒唐没有上限。而刘节替老师接受批斗，这份光荣是纯粹的，丝毫不带有集体色彩的，是在狂悖时代中照亮人格尊严的光荣。刘节的光荣还在于，在替师受难的同时，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他的老师一道活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在鬼魅横行、众生麻木的世道中，他们都是人格独立、精神挺拔、不失尊严、独具风骨的学术大师。

网络上介绍刘节的资料很少，但他是堂堂正正的陈门弟子，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者和继承者。他在浑浊不堪的时代困厄中，辞世于1977年。他直面邪恶“代师受批”的画面冲击着我的心灵，他的“光荣说”是一道时代绝响，穿破时空，犹如一声声雷电般的警钟，让后人谨记，不要让那种丧失人性的时代重新上演。

自内战结束留在大陆后，在全国兴起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陈寅恪虽然艰难度日，但尚能蛰居岭南中山大学安心授课，继续投身学术研究。到了1958年夏，在遭受到“拔白旗”运动的批判、威胁之后，陈寅恪以“辱不能忍”的决绝态度，向中山大学提出：

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

二、即刻退休，搬离校园，以不见为净，不闻为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以不见不闻了却残生。

自此，陈寅恪的身影淡出了大学讲堂，也远离了师生们的视线，同时也在内陆史坛上隐去。“归隐”后的陈寅恪，专注于《论再生缘》的修订，以及《柳如是别传》的研究与撰著。他不曾料到，后来遭遇的侮辱更加令人发指。

从1958年“高官郭沫若”发表公开文章开始，针对陈寅恪的批判运动一步步加深，由超越他、拔掉他、批斗他直到整死他。直到1969年，在造反派残忍的反复摩擦中，于刘节代他接受批斗的一年半后，凄惨的离开了人世。

不久前的那个时代，大门紧闭，野蛮当道，社会经济崩溃，人们以互斗为正业，在饿的半死的情况下，居然把“喷气式”当作新发明，并且得到快速效仿。那些斗鬼台上的历史，正是民众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真实写照。后来的事实证明，只有打开大门，才能接触和走向文明，才能让人避免活得像鬼一样。

回到文章开始的那几个词，我想到今天的一个词：主流。

大媒体是主流，宏大的放言是主流，整个社会大面积的极左习性、蒙昧思维，等等，这些都已是不争的事实主流。具体如围攻方方、罗翔之辈的诬陷诽谤，如崇尚普京、哈马斯之徒的颠倒是非，这种主流与陈寅恪遭遇之大字报、刘节所登之斗鬼台，如此的相熟甚至雷同，其区别仅仅是披着一张薄如窗纸的外衣，即另一个新词：“线上”。

透过“线上”，从脑壳内部的意识形态看，这种“主流”与往昔的“反动”，早就画上了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