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杭州佛教之吴越兴佛

▲历史｜杭州佛教缘起

▲历史｜唐代杭州佛教之盛

五代时期，中国南北纷争，五代更迭，十国割据，战乱不止，社会动荡。钱镠以杭城为国都，割据一方，为保境安民，对内发展生产，对外臣服中原，代代钱王皆遵钱镠遗嘱：“善事中国，勿以易姓而废大礼”，使吴越国在此期间为唯一的经济发达地区。对五代政局，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曾撰文称：“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五十三年间易五姓十三君”、“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

在这混乱的局面下，地处两浙的吴越国三世四主钱王坚持“保境安民，奖励生产”的国策，开国之初，对人民曾重加赋敛，后期又改为“轻徭薄赋”。钱镠初奉道教，后兼奉佛道在法济禅师点化下，一心专信佛教。为了教化民众，历代钱王以“信佛顺天”为宗旨，大力提倡佛教。致使吴越国国都杭城寺院遍布，佛塔林立，梵音相闻，僧众云集。据《咸淳临安志》称：“吴越国时，九厢四壁，诸县境内，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十四州悉数数之，不胜举止矣。”仅杭州扩建创建的寺院可查的就有二百余所。除重建灵隐寺，扩大规模，并改建下天竺五百罗汉院，扩建中天竺寺，改名崇寿院外，还于唐天祐元年（904）在钱镠受封吴王时首建南塔，后来建成塔院名梵天寺；于后晋天福元年（936），钱元瓘接吴越王位时建昭庆寺；钱弘佐即位后先后在慈云岭、石屋洞等处镌刻摩崖造像；钱弘俶即位后，除在灵隐青林洞造摩崖石刻外，还广建寺院，在南屏山下创建了慧日永明院（即净慈寺）。

在五代吴越新建大批寺院中，其中著名的有九溪的理安寺、赤山埠的六通寺、南高峰的荣国寺、紫阳山的宝成寺、月轮山的开化寺以及海会寺、云栖寺、玛瑙寺、清莲寺等；同时还建造了一批佛塔。现在杭城有名的六和塔、保俶塔、白塔以及已倒坍的雷峰塔均为吴越所建，现存的梵天寺、灵隐寺经幢也系吴越遗物。钱弘俶还铸造七宝塔八万四千座，刻印金字《法华经》分发部内两浙丛林，以为镇国之宝。五代十国，吴越寺院丛林“倍于九国”。吴越雕印佛经的数量也居十国之首。钱弘俶与延寿禅师所印佛教经像、咒语，有数字可考者就有六十八万二千卷，数量之巨，在我国印刷史上是空前的。

▲杭州灵隐寺经幢

吴越国历代钱王对佛教十分虔诚，高僧名师也都很崇敬。早在吴越立国前，钱镠任镇海军节度使兼润州（今镇江）刺史时就专程上径山参谒洪諲禅师，并为径山寺几代住持奏请封号。吴越立国后，尊法眼宗创始人文益弟子德韶为吴越国师，并延请高僧住持杭城名刹。于南屏山下建慧日永明院后，即邀请衢州高僧道潜住院。请永明延寿主持重建灵隐寺，使该寺殿宇房舍多达一千三百余间；并请他主持建造六和塔，邀他继慧日永明院法席，使延寿得以悉心研究佛学，著有佛学经典《宗镜录》百卷。延寿为我国佛教史上一代宗匠，他原为法眼宗德韶传法弟子，高丽国王闻其名曾派国僧三十六人来杭学法，使法眼一宗流传国外。史称永明延寿“声被异国，高丽王常投书问道，执弟子礼，奉金丝织成伽黎、水晶数珠、金澡瓶等，遣僧三十六人亲承印证，相继归国，各化一方”。同时他还注重净土宗的实践，在其著作《万善同归集》中发挥“禅净双修”主张，被奉为净土宗六祖，他对禅宗只重直观而不读书的流弊有所批评，并广引经论，阐明佛菩萨与众生皆具“清净”佛性，“从本以来，性自满足”。法眼宗宋初极盛，宋中叶后逐渐衰微。但净土宗在永明延寿倡导并力行修持实践下，又因修持简易，逐渐广泛流行，日后又与禅宗融合，流传至今。延寿所著《宗镜录》作为佛教经典也一直流传后世。

▲杭州石屋洞摩崖石刻遗址

从中国佛教发展史来看，禅宗与净土宗合流是一种基本走势，而永明延寿是禅净双修的先驱者。他原本是“五家禅”之一的法眼宗传人，但他却每天诵经念佛，全力主张禅净合一，“禅净共修”最终归向净土，提出了禅僧可以念佛，念佛有助于禅定，他的”念佛四料拣“偈中有”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为佛祖“。吴越王封他为”智觉禅师“。而他的”禅净双修“一直广泛影响了中国禅宗各派，净土宗也随之勃兴。

此时，经德韶推荐，天台宗的义寂也见重于吴越王钱弘俶。钱王为他在天台山建螺溪道场，又接受他的建议遣使向高丽索求”会昌“以来失散的天台教籍。天台名僧皓端也在杭州撰《金光明经随义释》，融会贯通慈恩、天台两宗宗要，并启发了天台宗内部的一些异解。当时慈光、悟恩等曾从皓端听习经论，并将其学说融入天台教义。著有《金光明玄主》等，使天台宗有了新的发展。

吴越国历代钱王始终以”信佛顺天“为信条，还请高僧入宫授菩萨戒；在政务上遇有疑难也都向高僧问法请教，除前后两次采纳德韶、义寂的建议向高丽、日本派遣使臣请回天台教籍，中兴佛教外。宋开宝八年（975）宋太祖最后消灭南唐时，钱弘俶作出了”纳土归宋，捨别归总“的选择，尽献十三州之土归降宋朝。这一主张也是永明延寿于是年临终时的遗言。所谓”捨别归总“就是佛教”六相“教义中的”总相“和”别相“，意为捨弃别立一国而归总中原一统。钱弘俶采纳了永明延寿临终劝谕，为保一方民生，采取”重民轻土“毅然入宋的明智决策。后人赞称”诚用师（延寿）之劝谕，于是十一万兵，五十五万户，千四十四艘，官吏族属之命，皆广长舌所胎孕而更生者“。

在吴越崇佛的国策下，杭州寺院僧人激增，号称有三百六十寺，一些名蓝大刹挂单僧人常达千余人，不少名僧接踵而来。后晋天福初有道宣律师偕同法弟道翊、道定来杭，各自结庐弘法，时称”僧中三凤“。

吴越时，杭城禅、教、律三宗广为传播，分别有禅寺、教寺、律寺之分。在宗教教义、传教形式、法系传承等方面都各成体系，至唐末五代间，江南禅宗发展尤为迅猛。

以修持禅定为宗旨。当时佛教禅宗已分成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家，佛教史上称为”一花五叶“。其中沩仰早衰，曹洞宗的曹山四传而绝，洞山于南宋时东传四明（今宁波天童寺）。云门于宋时传入杭城，高僧辈出，著名的有灵隐契嵩、净慈圆照等，被尊为”云门中兴“的高僧重显也慕”天下禅宗胜地“之名来到灵隐挂单，埋名潜心参学三年。一些名刹高僧如道潜、延寿、洪寿、大通善本等都受法于法眼创始人文益和德韶。文益（余杭人）与德韶、延寿三世相传，入宋时该宗极盛。史称：圆照宗本、大通善本不但兼奉云门，而且倡导”禅净一体“，他们”虽弘禅宗，却偏赞净土“。临济宗至五代北宋间经”三佛“（佛鉴慧懃、佛眼清远、佛果克勤）传播，枝繁叶茂，弟子遍布两浙。灵隐名刹先后就有云门契嵩转由临济之善主寺，至今灵隐仍有”无论为云门临济均禅宗嫡派“的联语。

即后来的讲寺，以研究并阐扬佛教教义、宣讲佛教经典为宗旨。吴越时，一些讲寺主讲天台宗教观。天台宗于陈隋时由智顗创建，杭州不少高僧如皓端、宗季、如寂、义通等都嗣法于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并有不少著作问世。

▲杭州昭庆寺大殿（现为杭州少年宫所在）  图片来源｜网络

以研习和传播戒律为主旨。早在三国曹魏嘉平中（249-253）汉地就开始翻译戒律。当时，中印度僧人昙柯迦罗来到洛阳，见中国僧人只剪落须发而不受戒，于是译出《僧祗戒心》以为持戒的准绳；又请梵僧建立”羯摩法“（即受戒规则），创行受戒。此后，印度的《十诵律》等经典又流入中国并逐步流传于南北各地，但传至杭州较迟，主要为南山律。据史载，唐末元表律师原在长安西明寺参与法宝讲席，广明时（880）首先来浙江传南山律钞，杭州佛学者纷纷前去听讲。其门人景霄深得奥理著《简正记》，逐步形成南山正宗。此后西安法宝弟子慧则也曾来杭传授律法，杭州僧人赞宁精研其律法，深得其要，被称为”律虎“，吴越王授为”两浙僧统“。他住在祥符寺时大力宣扬律宗，祥符寺成为著名律寺。此时天台宗的皓端、义寂等对律宗教理也很有研究，并将两宗融为一体。实际上杭州佛教律宗直至宋仁宗时才真正兴起。北宋中，允堪住持西湖菩提寺，专弘律部，于庆历、皇祐中（1041-1053）依照戒律在大昭庆寺建立戒坛，每年授戒度僧，后又在苏州开元寺，秀州（今嘉兴）精严寺设坛度僧。继之而起的有灵芝寺的元照，他也广事讲说和著述。由于元堪曾著《行事钞会正记》，元照曾著《行事钞资持记》，内容各异，故杭城南山律宗分为”会正“、”资持“两家，分别流传各地。

五代吴越时，沩仰宗较早衰亡，南禅宗派也出现枝蔓横生的局面，而杭城各地盛行研习佛学，很多学者还融通儒家经典来解释佛学，使儒者受到佛教影响，宋代的理学即由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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