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克俭：“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宝贵的中国社会企业实践

Original 姚克俭社企网

2024-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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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100年前，儒家文化下的古老中国选择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带领中华儿女推倒三座大山走向民族独立一样，100年后的今天，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义、兼具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企业，将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全文5167字，约13分钟读完）

缘起：“中国式现代化”

10月16日上午党的二十大在北京开幕，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报告中还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昨天我全程听了报告，感触最深的便是这两段话，最最深的词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元素？应当如何实现？昨晚我再次回顾二十大报告全文，作为一名社会企业从业者，我更加感觉任重道远，越发感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企业”、发展“中国式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是什么？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新词，早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即有专门的论述。

“以社会化生产方法为基础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累积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直接相结合的诸个人的资本）的形态，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它的企业，也以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的资格，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限界之内，把和私人所有的资本，实行扬弃。”

近年来，社会企业在我国逐步兴起。

2018年，成都作为国内首个省份城市系统出台社会企业扶持办法，2021年中央统战部、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均在文件中提及支持社会企业发展，民建中央提交发展社会企业的两会提案。今年4月、6月，北京、安徽两地政府相继出台了支持发展社会企业的红头文件。

其实，作为以追求社会效益为先，兼顾经济效益的新型组织形式，“社会企业”与中国儒家思想提倡的、同时也是中国光彩事业价值观的“义利兼顾，以义为先”高度吻合。

其次，社会企业也不是从第三次分配做文章，而是从第一次分配开始就注重公平。其“资产锁定”、“分红限定”、“社会使命优先”、“不基于资本所有权的决策权力”、“共创者当家作主”等特点，体现了它是“联合劳动”的生产，决定着“共同富裕”的分配。社会企业是一种“共有的、共治的、共享的”新型组织形式，则具有显著的社会主义性质。

有趣的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前辈们、同仁们也在研究及积极推动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近年每年举办“张謇论坛”。

说了这么多，我举两个案例，让各位对什么是社会企业，什么是中国式社会企业，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近代中国民族企业代表——大生集团

大生集团最早起源于1895年，创办人是清末状元张謇。早在此前十年左右，张謇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并在家乡提倡过产桑、试制过高粱酒（后来办酒厂的前奏）的实践。当时，正值甲午海战失败，《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人在中国大举建厂，这对张謇来说刺激很大。在两江总督张之洞授意下，张謇在家乡南通筹办纱厂，并取名“大生纱厂”。

“大生”二字源于《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另一位中国近代实业家代表卢作孚也以“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宗旨，于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这寄托了张謇的理想——天地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民生。张謇为大生起草的《厂约》开篇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在创立之初，大生就以“实业兴国”为己任。

在企业治理方面，《厂约》对各人职责、奖励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做了具体规定，除《厂约》外，还有25个章程、多达195条规矩，这是当时国内民族企业的最高水准。

大生集团实行股份合作制但不是对西方企业制度的简单照搬，而是有其独特的创新管理方式，不同于西方股份制公司的“一股一票”的股权制度。为保护小股东权益，限制“官股”和大股东权益，大生集团实行梯级累退制，自1股到100股，每股一权，101股以上至无限股，每20股加一权。并且职工（包括普通机匠）也有股份，他们既是雇员也是股东。

从大生纱厂起步，企业不断壮大，后来成为包括纱厂、油厂、酒厂、冶炼厂、面厂、书局、房地产公司、电话公司、轮船公司、垦牧公司、盐业公司等20多家企业的现代化股份制集团公司。在张謇“父教育母实业”的理念倡议下，除办实业外，大生集团将收益的很大部分用来兴办教育和当地社会建设，其创办和参与建设的各级各类学校及教育机构多达370余所。是如今国内20余所知名高校的前身，如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南京大学、扬州大学、南通大学、苏州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暨南大学等。

南通是当时公认的“中国模范城市”，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都来南通取经参观。包括上面提到的创办民生集团的卢作孚，后来的民生集团学习南通，在重庆北碚开展了享誉海内外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并创造了中国抗战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作为大生集团的创办人，张謇被称为中国近代实业家的代表，但我认为，他更是在救亡图存的时局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挺身而出的代表，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下的爱国者应对当代全球商业文明的代表。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谈起张謇，称赞他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并说道：“社会是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期间，专程前往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介绍展陈，了解张謇“实业救国”、发展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事迹。

“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2019年度论坛的主题即为“促进当代中国社会企业发展”，2020年度论坛上，张謇嫡孙、原中国工商联常务副主席、曾任江苏省副省长的张绪武提到：“张謇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在他创建的各种事业中，很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张謇是一个社会企业家”。

在如今中国社会企业界，“大生集团”被视为中国第一家社会企业，张謇也被公认为中国社会企业家第一人。

当代中国古村保护活化与城乡熟人互助的善业互联网集群——古村之友

“古村之友”在国内社会企业界、乡建圈、公益圈，乃至互联网公益界颇有名气，其旗下有深圳市古村之友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促进中心、古之文化发展咨询顾问公司、深圳市众志古村基金会、古村众义创客空间公司、古村货郎公司、智慧共益、爱乡宝等10余家机构，以古村之友（公益组织）为母体，直接或间接持有各企业股份。如今古村之友已形成一个古村保护活化与城乡熟人互助的善业互联网集群。旗下“爱乡宝”公司更是在2019年于中国慈展会上被评为“金牌社企”，并获得社会企业界诸多奖项。

古村之友创办人是一个传奇的当代“侠客”——85后的汤敏。

为什么说汤敏是一个“侠客”？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成为一名侠客，要具备独立的人格，要有勇气和智慧，更要去不断修行，这是需要用一辈子去践行的。”一路一同走来的伙伴们，还有受过其帮助的人们，许多人都称赞汤敏是一位“大侠”。

汤敏来自四川达州农村，2017年考入北京大学，2009年获得北大人文地理硕士后，汤敏曾去过政府，在企业做过规划师、咨询师，但最终，他选择了做一个“侠客”。

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那年，汤敏利用业余时间发起了“可持续城市公益论坛”。而进入古村保护则从保护广东梅州围龙屋开始，2014年夏，广东梅州出现了大规模围龙屋拆除事件，为保护数百栋数百年的围龙屋古建筑不被拆除，汤敏毅然加入这场战斗，写下一篇《救救梅州》的万字长文并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在汤敏和他的团队四处奔走呼号下，在多方力量共同推动下，最终300多座古屋免于摧毁，如今还得到了相应保护。

受“围龙屋事件”的触动，并痛感全国各地古村落不断消亡的现状，汤敏决定发起一个全国性的古村落保护监督网络。那年年底，汤敏辞去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全心投入这份事业，发起成立全国古村落保护志愿者网络（后成立品牌“古村之友”）。由于有之前“可持续城市公益论坛”和“围龙屋事件”的群众基础，成立仅半年，全国古村落保护志愿者网络就覆盖到30个省份，成立了1000余支、人数达四五万人的古村保护志愿者队伍。

古村之友创立之初便坚守“义利并重，以义为先”、“利者，义之和也”的古训，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范仲淹为师，以近代中国乡村建设与社会建设先贤费孝通、梁思成等为师。自成立以来，古村之友先后发起了许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品牌项目，如中国古村大会、中国县长大会、中国乡博会、好家风工程、新乡贤工程、村史馆、“留根计划”、濒危文物“撑伞行动”、公益诉讼等。

古村之友还探索出了互联网公益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在该模式下，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这基础上，2018年古村之友团队开发出了它的又一爆款产品——爱乡宝，一个基于移动互联网终端的乡村文化互助项目资源平台，并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企业界的明星社企、金牌社企。从2018年至今，爱乡宝已累计支持乡村1000余个，筹款总额超过8000万，撬动社会资金超过5亿元。最近，在爱乡宝基础上，又生长出了“爱校宝”——县域校友大数据管理平台。就在今天，爱乡宝与贵州省榕江县教育局合作成立了“榕江县校友互助平台”，推动全县中小学建立校友会与校友基金。

我和汤敏老师最早认识是在2018年6月湖南古村之友组织的一场活动上，汤敏老师做主旨分享。2020年夏，我去深圳古村之友总部拜访过汤敏老师一次，再次被古村之友的事迹与文化深深震撼。

如今，古村之友在复兴乡土文化、发展县域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这条大道上，越走越清晰，越走越坚定。

总结：“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社会企业”

通过上面两个案例，我们可以发现什么？我的感触是很深的。

无论是100余年前的大生集团，还是如今的古村之友，她们都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其企业文化中打下了深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同时，她们又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大生集团以“救亡图存，实业兴国”为己任，古村之友以“复兴乡土文化，发展县域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为己任，大生集团采用了当时西方先进的公司制度及制造工具，古村之友则善用金融及互联网工具。

我觉得，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企业家，都应该具有如大生集团、古村之友这样的天下观、义利观、时代观。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如开头《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到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按照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私人资本”将转化为“社会资本”，“私人企业”将转化为“社会企业”。而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企业家与中国企业，在实践中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从“私人资本”到“社会资本”、从“私人企业”到“社会企业”的探索与思考。前如大生集团，今如古村之友。

如今，社会企业在应对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已成为推动经济平衡、高质量发展，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手段，也成为越来越多新时代中国青年创新创业的新选择。社会企业还被认为“是民营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更高阶、更彻底的创新形式，是调动新社会阶层参与经济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中国民主建国会，2021年两会提案）

业界对于社会企业的论述有许多，期盼也有许多。我衷心希望也相信：

如同100年前，儒家文化下的古老中国选择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带领中华儿女推倒三座大山走向民族独立一样，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义、兼具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企业，将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让我们携起手来，发展社会企业，发展中国式社会企业，“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姚克俭

2022年10月17日写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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