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本文是2018年，郭虹女士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举办的一次闭门思想会上的发言。郭虹女士时任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云公益发展促进会会长、成都农禾之家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有着社会学学者、政府顾问、公益人三重身份的郭虹女士，对公益慈善事业的现状和发展有深刻的洞察和理解。她在演讲中表示，“做公益跟做慈善是不一样的，公益是一种现代理念，是一种权利意识、性别意识，是一个基于公共利益的公民行为，这是和慈善最大的不同。”“我们现在很多基金会实际上做的是慈善而不是公益。”郭虹女士的这个结论，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开始构建中国式的现代化慈善，但显然很多基金会的理念并没有转变过来，这可以从他们开展的扶贫济困类的项目可以一窥端倪。今天，我们重新转载此文，希望能引发更多基金会的反思，“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期待基金会行业涌现出更多的智者。郭虹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云公益发展促进会会长，成都农禾之家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郭虹，我有三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社会学学者，研究方向是城乡社区发展。1999至2008年研究农民工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两个意识”，权利意识和性别意识。‌‌2008年，我的国家课题结束，十年的研究得出结论：农民工必须市民化，而说到底就是一个公民权利问题。我的研究方向转而开始做公民社会研究，专业方向是公民教育。我始终倡导公民教育，因此我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也作为努力的方向，我觉得在公民社会里它需要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第二方面是自下而上的能力建设。如果没有能力建设，光有制度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这种文化的改造、教化育人，公民是不可能产生的。‌‌目前我作为学者的身份已经退休了。第二个身份是在社会建设方面作为政府的顾问。大概是从2000年开始，成都市作为最早的民政部试点城乡居改社，我因为是城乡社区发展方面的学者，就被聘为顾问，参与到居改社的过程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加入到了政府的‌‌社会建设的行业里。第三个身份，我是一个公益人。2008年四川发生地震，我们成立了512服务中心，为来抗震救灾的伙伴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和帮助。在这个过程中也接触到了很多社会组织。2012年，成都的社会组织开始有一个大发展，我也被邀请担任很多社会组织的理事。非常感谢基金会论坛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做分享，我的分享角度可能跟大家不大一样，我的题目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社会组织”，是站在政府的角度，他们怎么来看社会组织。首先有一个背景前提，改革开放40年到现在，这绝对是一个新时代，新时代的最重要标志就是主要矛盾转变。而在这个主要矛盾转变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十九大‌再次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这句话，作为社会需求提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概念。中共十八大时提出来改革开放的总目标，跟40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40年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十八大特别提出来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国家治理体系是包括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在内的国家制度的集合。“国家治理”强调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元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等多种治理机制的共治、共建、共享。“国家治理”强调“增进公共利益”与“维护公共秩序”同等重要。作为政府，最主要的功能是良性运行，是保证公共秩序，所以他要养军队，养警察，要法律。但是现代国家，‌‌除了维护公共秩序以外，还要增进公共利益，这点已经被作为政府的职能，而实现这两个目的的能力就叫做治理能力，这是一个大背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提到了社会治理。政府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吸纳各类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有关事务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对社会组织而言：是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处置中的主动介入态度和自主行为。对社会管理层而言：是赋权予社会组织，让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责，并形成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提到“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平安中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我们看到，当前社会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利益协调问题，‌‌也是社会管理，社会建设中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这里还提到一点叫“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这体现了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基本认识。我们讲企业代表市场，政府代表公权力，那谁能够代表社会？经过“512”我们真正看到谁能代表社会，它的一个代表就社会组织协同什么公共事务，‌‌像地震救灾、像扶贫、像环保，凡是涉及到公共类的事物，这都是他可以去协同的，怎么样协同，就像“512”的时候我们提出来的“有序参与，有效服务”。二、改革开放与基金会的发展，“行政导向”严重谈到增量的问题，我觉得新社区新社群才是这几年来最大的增量，而且这个社群是以联谊型这样的民间类的组织组织起来的。比如说我前天接待的一拨小伙伴，来自全国各地，有高校的，也有不是高校的，因为大家在网上讨论对公益很感兴趣，就一起到成都来看一看成都的公益环境到底是怎样的。他们没有组织也没有注册，就是网上的一个社群，大家在一起经常交流，而我觉得这才是中国特别有希望的草根力量。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不一定完全准确的分析‌‌。我们是在基金会支持下成长起来的，我们说基金会的出现，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老百姓手里没钱，想捐也捐不出来。就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也好，政治管理体制也好，社会管理体制也好，发展的每一步也都是跟基金会相关。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人身依附关系还不能解决，每个人都还是单位人，不可能有单独的个人。没有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我们没有这个权利进入到公共事务当中去，所以，基金会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社会的改革和进步的进程，这是我自己对基金会的一个理解。就基金会的总的特点来说，引用王名老师的一个说法：

中共中央10月24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解读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主要精神，并回答了记者提问。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回答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提问时，对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进行了解读。陈一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最前沿，是“中国之治”的根基。我们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最关键的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最大程度把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陈一新指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注重在“打击”、在“化解”上、“管理”上、在“服务”上、在“疏导”上、在“群防”上等六个方面下工夫。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容？因为，自2011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多次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部分将社会组织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不但为社会组织发展指明了方向，也给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提出了新的要求。更让我们倍受鼓舞、倍感振奋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并一致通过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定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内容被写入党章！那么，社会组织在其中如何发挥作用呢？哪些社会组织会迎来发展机遇呢？2021年1月22日的《人民日报·理论版》，曾刊发了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的署名文章《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在这篇文章中，有不少篇幅就谈到了社会组织。文章共分“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优化社会治理层级功能”三大部分。在“完善社会治理体制”部分，陈一新指出，要“构建社会组织协同体制”。他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相统一，确保社会组织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改革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制度。当前，要重点扶持发展城乡基层生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专业调处类、治保维稳类等社会组织，发挥它们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陈一新还在“构建人民群众参与体制”中提出，要“拓宽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加强流动人口、网民以及自由职业者等新兴群体的群众工作，构建基层‘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其次，在“创新社会治理方式”部分，陈一新提出，要“发挥自治强基作用”。他认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村级组织体系，构建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社区治理体系。最后，在“优化社会治理层级功能”部分，陈一新提出，发挥基层桥头堡功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小矛盾小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枫桥经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牢牢抓住基层基础这一本源，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我们知道，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最基本的单元，社区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主战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基层治理作用。在这里，我们需要提一下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部分中，我们看到了“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慈善事业等健康发展”的描述，这说明“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慈善事业”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而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相关工作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完善社区服务功能”。而完善社区服务功能，一方面，社会治理重心继续向基层下移，这需要社会组织、慈善力量更多进入或者支持基层社区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在社区工作的重点，是完善社区服务功能，以提供社会服务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服务机构将有机会发挥更大作用。可以社会组织之于社区的重要！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基金会论坛（CFF）秘书处采访时还表示，“整体上说，中国慈善应该从现在开始把重心转到社区慈善。”王振耀认为，在自愿参与的前提下，如果每个社区居民一人一年捐10块钱，14亿人就是140亿，人均捐100块钱，就是1000多亿。美国的慈善是“二八开”，百分之七八十的捐赠在社区，而咱们国家现在的捐赠是“倒二八”，80%的捐赠都不来自社区，社区慈善的基础没有动员起来。“很多公益乱象是因为基础不牢，没有回归慈善的本源。”王振耀表示，慈善的逻辑一定要回归社区，社区捐款，大家商量，这不就是基层自治、村民自治吗？以社区为本的捐赠主要还是花在社区，大家都看得见摸得着，如果不公开透明，多吃多占一块钱都会被揭露出来。王振耀认为，中国的慈善要渡过这一大关。不渡过这个大关，吵来吵去是没有作用的。不回归社区，就没有回归慈善的本质。只是看着富裕人群，这和慈善的本意不符合。按照总书记的定位，发展慈善事业，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所以我觉得，慈善回归社区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都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社会组织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益性与独立性等特征，决定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系必然占据着重要地位。所以，毫无疑问的是，在基层治理中，我国的社区慈善大有可为！社会组织大有可为！-END-你的好友善达君拍了拍你，来个分享、点赞、在看三连吧

本质上，我们都坚定行走在公益慈善的‘朝圣’路上，前方就是公益文明的灯塔。李小云/著

邓国胜

导语：2021年2月3日上午，《中国公众捐款》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本书已于2020年12月出版，作者为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研究人员。据介绍，《中国公众捐款》阐释和反观了本土公众捐款特征及其文化内涵，围绕谁在捐、怎么捐、捐给谁等问题，对捐款公众特征、捐款规律等进行了扫描。结论对决策者和非营利部门从业人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该研究也为进一步国际比较奠定了基础。以下为《中国公众捐款》的主要结论。谁在捐款？（1）

导语近年来，徐本亮老师一直在倡导和推动“有效公益”，强调刻不容缓。但令人遗憾的是，很多公益项目虽然做得“有声有色”，但有效性却值得怀疑，浪费了社会资源不说，还一定程度上损伤了公益的形象和公信力。比如说，不少公益组织都在大凉山开展项目，国家也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并没有多少组织能够探索出一种让人拍手叫好的公益模式来。今天，我们重新刊登徐本亮老师的这篇旧文，希望公益组织能时刻保持警醒自省并及时纠错。

另一方面，就是在公益行业内，不同的人对公益的认知也不一样。可能有的人只是把公益当作一个职业，但我相信公益除了需要职业性和专业性，公益也是一份事业，是有助于实现人的尊严、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美好生活的。

在过去的十余年里，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公益到商业，再到资本行业，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企业家和影响力投资者正在创造越来越大的价值。实际上，自2006年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和戴维·伯恩斯坦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在中国的出版，社会企业的种子便被撒下。我们相信，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的诸多问题，将让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大有用武之地。他们有理想，但是能够把理想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能赚钱，但赚钱是为了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他们”越多，社会便越美好。当然，与任何领域的其他理念到实践如出一辙，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诞生和发展同样归功于一小群积极踊跃的人。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正是他们让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这一理念可以走进任何领域，慢慢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并且最终深入人心。为此，善达网特别策划推出《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访谈录》专题，走访全国范围内这一小群积极踊跃的人中的部分学者和实践者，聆听他们一路走来的、精彩纷呈的第一手故事，探询他们的观点、意见和指导，并且了解他们对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未来的发展预见。通过阅读这些访谈，我们希望您聆听他们的所思，学习他们对于未来的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眼界，并且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希望有更多的人在这条路上做出自己对于中国的贡献，甚至推进这个领域的前沿发展。善达网执行总编

在过去的十余年里，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公益到商业，再到资本行业，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企业家和影响力投资者正在创造越来越大的价值。实际上，自2006年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和戴维·伯恩斯坦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在中国的出版，社会企业的种子便被撒下。我们相信，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的诸多问题，将让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大有用武之地。他们有理想，但是能够把理想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能赚钱，但赚钱是为了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他们”越多，社会便越美好。当然，与任何领域的其他理念到实践如出一辙，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诞生和发展同样归功于一小群积极踊跃的人。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正是他们让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这一理念可以走进任何领域，慢慢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并且最终深入人心。为此，我们联合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推出《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访谈录》专题，走访全国范围内这一小群积极踊跃的人中的部分学者和实践者，聆听他们一路走来的、精彩纷呈的第一手故事，探询他们的观点、意见和指导，并且了解他们对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未来的发展预见。通过阅读这些访谈，我们希望您聆听他们的所思，学习他们对于未来的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眼界，并且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希望有更多的人在这条路上做出自己对于中国的贡献，甚至推进这个领域的前沿发展。善达网执行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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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在过去的十余年里，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公益到商业，再到资本行业，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企业家和影响力投资者正在创造越来越大的价值。实际上，自2006年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和戴维·伯恩斯坦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在中国的出版，社会企业的种子便被撒下。我们相信，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的诸多问题，将让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大有用武之地。他们有理想，但是能够把理想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能赚钱，但赚钱是为了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他们”越多，社会便越美好。当然，与任何领域的其他理念到实践如出一辙，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诞生和发展同样归功于一小群积极踊跃的人。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正是他们让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这一理念可以走进任何领域，慢慢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并且最终深入人心。为此，我们联合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推出《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访谈录》专题，走访全国范围内这一小群积极踊跃的人中的部分学者和实践者，聆听他们一路走来的、精彩纷呈的第一手故事，探询他们的观点、意见和指导，并且了解他们对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未来的发展预见。通过阅读这些访谈，我们希望您聆听他们的所思，学习他们对于未来的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眼界，并且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希望有更多的人在这条路上做出自己对于中国的贡献，甚至推进这个领域的前沿发展。——善达网执行总编

写在前面在过去的十余年里，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公益到商业，再到资本行业，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企业家和影响力投资者正在创造越来越大的价值。实际上，自2006年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和戴维·伯恩斯坦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在中国的出版，社会企业的种子便被撒下。我们相信，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的诸多问题，将让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大有用武之地。他们有理想，但是能够把理想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能赚钱，但赚钱是为了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他们”越多，社会便越美好。当然，与任何领域的其他理念到实践如出一辙，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诞生和发展同样归功于一小群积极踊跃的人。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正是他们让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这一理念可以走进任何领域，慢慢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并且最终深入人心。为此，我们联合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推出《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访谈录》专题，走访全国范围内这一小群积极踊跃的人中的部分学者和实践者，聆听他们一路走来的、精彩纷呈的第一手故事，探询他们的观点、意见和指导，并且了解他们对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未来的发展预见。通过阅读这些访谈，我们希望您聆听他们的所思，学习他们对于未来的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眼界，并且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希望有更多的人在这条路上做出自己对于中国的贡献，甚至推进这个领域的前沿发展。——善达网执行总编

写在前面在过去的十余年里，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公益到商业，再到资本行业，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企业家和影响力投资者正在创造越来越大的价值。实际上，自2006年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和戴维·伯恩斯坦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在中国的出版，社会企业的种子便被撒下。我们相信，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的诸多问题，将让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大有用武之地。他们有理想，但是能够把理想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能赚钱，但赚钱是为了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他们”越多，社会便越美好。当然，与任何领域的其他理念到实践如出一辙，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诞生和发展同样归功于一小群积极踊跃的人。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正是他们让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这一理念可以走进任何领域，慢慢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并且最终深入人心。为此，我们联合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推出《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访谈录》专题，走访全国范围内这一小群积极踊跃的人中的部分学者和实践者，聆听他们一路走来的、精彩纷呈的第一手故事，探询他们的观点、意见和指导，并且了解他们对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未来的发展预见。通过阅读这些访谈，我们希望您聆听他们的所思，学习他们对于未来的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眼界，并且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希望有更多的人在这条路上做出自己对于中国的贡献，甚至推进这个领域的前沿发展。——善达网执行总编

当然这趋势还需要继续推动，需要较早进入行业的人继续探路，为新人再多铺垫些环境，有尽量合理的待遇，有包容个人规划的空间，有赶超前辈的通道。大家可以欢呼着迎接后浪推前浪，不用一小群人在沙滩上堆城堡。

另一方面德鲁克晚年的时候，也提出企业应该向非营利组织学习管理。学习什么？学习公益组织的使命优先、价值观导向的管理方式。他提出对于知识工作者的管理，更重要的是文化管理，即用愿景、价值观和使命来管人。

房涛：是的。当时我就想，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有很多企业高管或者是企业家。对这个城市而言，多一个或少一个企业家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个城市却需要更多人去做公益慈善。我考虑自己是不是要做些改变了。

做公益是要有情怀，但仅仅有情怀是不行的。如果我们自身都朝不保夕，如何能安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怎么能让捐赠能人放心，怎么能让受助人安心？当我们自身都快要成为被救助对象的时候，公益理想还能憧憬多久？

彭艳妮：公益行业基础设施是支撑行业有效运作的基础性环境，这种环境有助于公益行业中所有公益组织开展工作并最终达成其使命。没有基础设施，或基础设施不完善，一个行业就很难有效地开展工作并达成使命。

这份报告的成功对基金会影响很大，我们决定撰写建立自己的独立研究品牌，即《中国发展报告》。而且，研究的主题是如何解决贫困问题，推动社会公平发展。绕了一圈，等于是我们又回到原来在农研室探讨的那些问题。

进入爱德后，先是做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对基金会了解就比较多了。不到半年，我开始参与农村的扶贫和发展工作，经常是“上山上乡”的跑。我经常开玩笑说，文革期间我没有“上山下乡”，倒是在爱德做到了。

涂猛：秘书长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比如我现在做“传化·爱心驿站”项目，就要研究信息平台怎么搭建，社区运营怎么做。卡车司机的互助组织是一种自组织，我还要学习自组织理论，而且要深入了解，真正搞懂。

基于这种优势，我们把性别平等意识这一理念纳入到所有项目的所有环节中，更关注将赋权妇女作为基金会追求的终极目标，从单纯帮助弱势妇女转变到改变妇女的意识和能力，将受助者从被动角色转变为主动参与和贡献。

马广志：友成基金会可以看作是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成长和发展的一个历史缩影，同时也可把其作为中国基金会成长的标杆。如果在友成基金会中有其他基金会成长所需要的优秀基因的话，你认为这个基因应该是哪些因素？

但这个行业又不同与企业，不是靠钱就能找来人，还得靠培育。银杏伙伴计划是支持人的发展，景行计划就是通过资助、支持行业内的支持性、引领性机构，使这些机构能够上一个台阶，帮助它们在行业和领域内做出影响力。

马广志：在这场企业的形象危机上，万科王石也成为公众炮轰焦点，被称为“王十”、“王十块”，一是因为企业只捐了200万元，二是企业规定，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后来，王石通过媒体向网民道歉。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个过程也是自身受教育的过程。比如，我现在理解了，救助了别人为啥还要感谢人家。因为别人给了你一次机会，让自己的精神和心灵得到升华，也越来越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不但要干，还要干好。

但是在中国，基金会目前并没有真正体现出这样的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发展晚、数量少——相较于70万社会组织而言，基金会的数量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它的资金量非常少。同时，在现有的基金会中，资助型的基金会太少。

有一篇文章写道，一位父亲经常以高价向一些贫困的人买东西，即使是他不需要的东西。有时候就是他习惯了多付点钱。孩子疑惑不解，就问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父亲回答：“这是包裹着尊严的慈善，孩子。”

自《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中国为公益组织打开一道口子，距今已经14年；自汶川地震燃起志愿者热情，催生大批草根NGO，距今10年；即便是2016年出台的《慈善法》，如今也已运作了一个完整财年。

3582?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那么慈善就会成为灰色地带，不可避免被人利用，沦为非法牟利的工具。这样的担忧并非多虑，近年来慈善行业黑幕、丑闻频频遭到曝光，令公众大失所望，亦对慈善组织的信任下降。

在你决定投入志愿工作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应该选择一个专业有效而且可靠的志愿组织或者团队。集体工作最重要的团结和服从。不要倚仗着无偿、爱心就认为志愿工作是可以缺乏领导，缺乏控制的。

世界是多元的，凡事常常不如人所愿。但无论如何，志愿活动都能给这个世界带来积极的影响。每个人都希望家人身体健康，孩子学业有成，残疾人和老人自力更生，街坊四邻和睦友好、互相帮助。志愿活动就是为此而努力。

平心而论，当地孩子得到的捐款并不算多，也未必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当地政府是否能建立长效机制，让更多网友、百姓的爱心源源不绝地汇入鲁甸、汇入其他贫困地区？这是公众更关心的问题。

昨天，有媒体探访了王富满的家。王富满还有一个姐姐叫王富美，一家人挤在一个破旧的土坯房里。姐弟俩穿着单薄，双手都是冻疮，他说，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见到爸爸了。问起妈妈，王富满则说“跑掉（离家出走）了”。

在团中央志工部举办的中国青年志愿者助残阳光行动暨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行动骨干人员培训班上，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白岩松以《志愿服务九思》为题，讲授了他对志愿服务的思考。

我已经不下百次地在微博上表示，我们的能力和精力真的有限，之所以坚持做这些，是希望影响身边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做公益，而不是“我们就应该去做公益”，以及“这些事就应该归我们去做”。

只是，在拍照片、录视频，传上网，发微信时，请多考虑一下当事人的感受，或者提前同当事人商量一下，征得他们的同意。如果当事人不愿意，那就不要录了不要拍了。这样做好事，才更好。

丹尼尔听了，眼睛一亮，他对女人说道，我马上安排人事部门对你进行考核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你就在这家超市财务部门工作，并预支你3个月的工资。女人听了，脸上露出欣喜的光芒，对丹尼尔连连称谢。

有了这一步，接下来要研究这项活动给受支援对象带来的影响，还要研究这项活动给收支援对象及其社区带来哪些风险，给企业及志愿者带来哪些风险，在准确甄别风险之后，确定规避和化解风险的措施。

最后，联合国志愿者组织在平衡志愿者提供无常服务的纯洁动机与志愿机构为推动志愿服务发展而做出一些鼓励性措施时提到，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外在的激励与保障并不损志愿者高尚、纯洁的内心动机。

我们应该为思想者和劳动者付费，正如我们要为自己的饮食付钱一样。因为当我们在享乐时，思想者们正在苦苦求索~而当我们要吸取精神营养时，应该有道义让思想者和付出者得到报酬，知识和劳动应该获得尊重……

②社工有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比如说个案社会工作，比如说聆听的技术等等，而从事公益事业的义工，有时候也需要一定的方法和技术，比如说医护人员，但社工则是一种专业特有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这有别于其他的专业。

来成都前两天，我和办公室的小伙伴聊天，问他们有没有看过《公益向右，商业向左》，问他们知不知道两光之争？居然有一半的人摇摇头说不清楚，不知道。我问为什么，他们说自己的朋友圈里没有大V，没有公益大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