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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红豆生南国》之一【小说月报4期精彩】

2017-03-29 王安忆 小说月报
精彩导读

2017年伊始,作家王安忆的新中篇《红豆生南国》发表在《收获》杂志。写作这件事,已经是王安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年新春几乎都有她的新作问世。略有不同的是,此次她的写作又回归了中篇小说。从考验智商和耐心的长篇小说《匿名》回到中篇,王安忆称这是“一种写作的调剂”,但《红豆生南国》浮现出一种得心应手———那种对叙述节奏与语言的掌控能力,在《叔叔的故事》《小鲍庄》《文工团》《逐鹿中街》等中篇名作中似曾相识,这一切都是“非常王安忆”的。


《红豆生南国》讲述了一位出生在内地沿海草根阶层的男孩子,跟着养母去港岛寻找阿爹,在香港求学时经历了青春的虚无与狂飙,并作为新移民生存下来,因缘际会间,他的人生似乎正在背离初衷……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诗人王维的《相思》,在中国人的情感谱系里别具意味,王安忆的新小说以此作篇名,并以“相思”二字结尾,这二字代表的既是主人公一生的恩欠,他的愧受,他的困囚,也是他的原罪。熟悉王安忆的人都知道,她笔下绝大多数故事发生在上海和乡村,《红豆生南国》则是她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写作并出版《香港的情与爱》后,又一次写发生在香港的故事。据王安忆透露,《红豆生南国》的创作初衷是为了写一写人世间的一种情。“现在的人谈及相思,好像总觉得是男女之情。很少有人会认为相思也可以是一种恩情。小说的男主人公,一生欠下很多情,好像人生处处在欠债的样子。”


去年年中,王安忆受邀去纽约访学半年。在美国的那段日子,她写出了《红豆生南国》。在纽约的生活,一切变得简单,少了日常琐事的打扰,她便把更多时间投入到写作里头。“作家像运动员一样,哪能一直跑长跑?中篇更像是跑长跑后的一次‘喘息’。”她告诉记者,在纽约时她还构思了另外一部小说,回国后写出来同样是一个中篇。这个名为《向西,向西,向南》的中篇小说,发表在2017年第一期《钟山》杂志上。


《红豆生南国》里的男主人公没有名字,同样的,小说里的其他人物也多没有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他”“他们”“阿姆”“同学”“前妻”……为什么都没有取名字?王安忆说:“给小说里的人取名是件苦差事,当我笔下的人物是一个类型的典型人物时,当我在他身上寄予比较多的时候,我通常不给他(她)取名。”


王安忆讲到,她早期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主观倾诉,但渐渐就感觉到了不满足。如今,她的写作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对世事的理性关照和细微洞悉。在《红豆生南国》里,王安忆式的视角得到充分体现。小说中充满了诸如“所谓情何以堪,其实还不是有‘情’才‘何以堪’?一个有情人总归是庆幸出生于世的。文艺专是为培育有情人的”;“二男一女组成结构,多半是一对一加一,就是说,一对恋人加一个无关的人,这个人常被称作‘电灯泡’。羞怯的少年爱恋,‘电灯泡’的存在很重要,不止作用于假象,有利舆论,更可以缓解单独相向的窘迫。所以这一个多余的人又是必要的人,被双方拉拢,成为三人行的中心人物”之类的笔触。


多年不中断地写作,令王安忆清楚了一件事情:一个故事本身便包含着讲故事的方式。那故事是唯一的,那方式也是唯一的。她记得马尔克斯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他所写的一切故事全是真实的,没有一点魔幻。其实,拉丁美洲的现实本身就充满奇花异草、奇闻怪事,事情本身就是魔幻而又真实的。一个故事带着它的模式存在了,它的模式与生俱来,并无先后。而作为作家,最大的困难,同时也是成功最重要的秘诀,便是如何去寻找那故事里唯一的构成方式。


——《文汇报》陈熙涵报道



身前身后都是指望他的人,依常伦排序,第一是他生母。


生恩和养恩孰轻孰重,难加分辨。论先后,没有生哪来养?论短长,生是一时,养却是一世。既无法衡量比较,便顺从现实,从来不提生家,一心侍奉养家。所谓养家,其实只阿姆一人。他从未见过养父,领过去时,只阿姆自己,阿爹卖猪仔去了菲律宾。那时节,人都是卖来卖去的,他的卖价是三百斤番薯丝,如今看来极贱,但阿姆骂他,是当价昂的说,意思花大钱沽他来,却不乖,又无用,可见是个赔钱货!他被骂惯了,时不时还会挨几下打,别的他不在心,唯独“三百斤番薯丝”这句,多少有些伤他,起来隔阂。虽然一上来就知道不是阿姆的小孩,也知晓即便自己的小孩,疼他也疼不过阿姆这样。但这一句,让他成了劳力,猪仔似的。六岁那年,阿姆决定去菲律宾找阿爹,与一伙同乡人付出一笔钱,夜里上一条大木船,登船时又被为难一番,嫌他太大,不是阿姆说的四岁,要加价。阿姆心疼钱,就骂他吃得多,长得快,三百斤番薯丝再提一遍。途中起风浪,木船几乎摇散,他被几个大人压在底下,听见阿姆变了腔的叫喊,应不出声。阿姆吵得太凶,受人呵斥,一艘巡逻艇突突开过去,借了灯亮,他和阿姆一上一下看见,都是惊恐失神的眼睛,仿佛分离有万万年,彼此换了物类却还认得出。


大木船登岸香港岛,一边找工做,一边打听阿爹消息,是一段极苦的日子。在新填地街租下半间屋,说是屋,其实是替人看档,夜里拉下卷帘门,铁皮柜上铺开席枕;天白卷帘门拉上去,便卷起铺盖,将柜里的干鲜货摆上柜面,大人小孩各自走开。阿姆到后面码头打杂,他则上学读书。一日里只晚饭起炊,就在路边露天点一个火油炉,下一锅面线,母子俩吃一顿热食。那两餐都是混,倒也不曾挨饿。因这条街多是水果档,垂手可拾,刀尖剜去烂眼,余下一角填肚腹。也因此,成年以后他不爱吃水果,果肉里总有一股腐味似的。街对面是一间戏院,专演粤剧,小孩子们常溜进去玩。倘有戏班住场,守门人没看牢,潜进后台。那一挂挂戏服,一顶顶头面,妆台上的镜子交相辉映,架上的刀枪,红绿缨子,空气里有一股粉香,好像天上人间。曾经从广州过来剧团,红线女头牌,天不亮就排队购票,一人只得四张。他们这伙小孩子代人占位,一个位换一角币。天热,卷帘门里,一夜睡过去,一身痱子,他们本来就睡马路。占位的收入,集起来替阿姆买一张票。那一天,阿姆早早从码头回来,煮了面线,吃毕后洗澡洗头,穿一身香云纱衣裤,摇一柄蒲扇,扇面洒几滴花露水,过到街对面,堂堂正正走进大门,看戏去了。剧团的团长是个北佬,叫他们“小鬼”,广东话里不是好话,但内地那边过来的,尤其官场上的人,有些君临天下的气派,所以就还是欢喜的。


都是苦惯的人,他又年纪小,不解事,就受得住煎熬。不知不觉间,他们从货档里搬出来,搬进一间正经屋子;又不知不觉间,阿姆自己开起一小间货档,打老鼠会得的本钱。这时候,他也大了,十二三岁的人,个头长过阿姆,穿了白衣白裤的校服,头发斜分、梳齐,骑一架自行车,游龙般出了街巷。先给食档送菜,然后上学,下学后再送一轮。这一轮就带有馈赠的性质,即将过夜废弃的菜,不如做人情。阿姆少骂他许多,再不提三百斤番薯丝的话,预见到将要靠他。菲律宾那边的人,一是无音信,二是不指望,香港是唐人的地方,阿姆和他已经住惯了。


他上的是一间爱国学校,师生中有激进分子。“左翼”思想往往培养文艺气质,因二者都有空想的成分。具体到他,困窘的现实里,更需要开辟出另一个空间,存放截然相反的储藏,就像新填地街对面的剧院,舞台灯光里的男女丽人,上演一出出戏文。说是古事,可谁又真知道,总归和今日不同,凡不同的事物,都推到古远,三皇五帝就是至仁至德。所以,他自小往文艺青年的方向走,喜欢读书。学校邻近,专有一间书铺,租售现代文学作品。鲁迅的文章对少年人显得过于严苛;刘呐鸥一派的都会小说,在社会底层的人生又忒奢华;批判现实主义,比如茅盾的《子夜》,一方面,和前者同样,声色犬马,另方面,却有一个坚硬的壁垒,即资本主义运作体系,中学生的认识难以攻破,令他生惧,于是便退回来;巴金的《家》《春》《秋》,是他喜欢的,虽然也是离他的生活远,但因有着常情被他理解并感动,然而那皇皇巨作,众多的人物,反复的情节,社会各阶层样貌,几乎是先天的存在,非人力所创造!所以,他攫取做榜样和练习的,是戴望舒、徐志摩,还有林徽因“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说到此,就要感谢“五四新文学”,开创有白话文的诗与散文,要不,少年人的心事往哪里安放呢?反过来说,正因为有了这些新辞,方才启动心事,否则,他们还不自知。这也就是启蒙的结果吧!


这样,他就在自习本上写下一行行句子,写海、远山、礁石般的一串离岛、天上的云——香港的天空,实在是很活跃的,氤氲集散,一忽儿推拥,一忽儿铺平,一忽儿成风,一忽儿化雨。心情也随着摇曳,一忽儿舒朗,一忽儿沉郁,一忽儿阴,一忽儿晴。文字多少是夸张的,偏离客观真实,加强主观性。他就变得多情善感,常在无人处独自出神,甚或流泪饮泣。临青春成长,一切感受格外尖锐。阿姆的粗鲁的爱折磨着他,吃不下的时候硬逼着吃,睡不着时强行关灯逼着睡;与同学争执,最常见不过了,阿姆却吵到同学家去;老师评语稍有差池,那就是全校耸动,校长都出面了。倘若不是“三百斤番薯丝”的前缘,他会与阿姆闹翻,现在,因有这项自知,便压制下来。受恩其实是屈抑的,但这屈抑帮了他,安然度过反抗期的危机。


如此的处境里,要他不去想念生父生母,也是不可能的。从“三百斤番薯丝”的卖价推认,一定是极贫寒的人家,否则不至于沽儿鬻女,所以心中并无怨艾,只好奇他们是怎样的人性,如何喜怒形状?想必不会是阿姆这样的强人,而是软弱认命的;他的兄弟姐妹——他无疑是有兄弟姐妹,否则不会养不下他,倘是有他们,就不会像如今的孤单。看街坊多子女的人家,尤其是兄弟们,呼啸而过,呼啸而往,当然的,免不了要争食争衣,阿姆却从未让他受过饥寒。这么想,并非要将两家做比较,生和养如何比较?两项缺一项,就没有他。即便在最寂寞最苦闷时,他也不曾生出过厌世心,相反,还有些享受呢!所谓“情何以堪”,其实还不是有“情”才“何以堪”?一个有情人总归是庆幸出生于世的。文艺专是为培育有情人的。


其时,他的有情还未邂逅革命,处在蔓生蔓长状态,仿佛天地间皆是,又仿佛,是一个空洞。如果这样无目的的阶段再延后一段时日,恋爱就会充实他的滥情,可是男生普遍晚熟,看不见,甚至害怕,为了躲避还要绕道走。要过若干年,方才醒悟,然后勇进,这且是后话了。如今,他的知己是同性朋友,和情欲无关,而是同道的性质。这位同学少他一岁,因他晚读书一年。同学籍贯浙江慈溪,以乡土论,应是蒋系三民主义,可偏偏追崇新民主主义革命。也爱读书,读的是哲学和政治,严复的《天演论》、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同学的说话,他多半不懂,说的人自己也不全懂,但辞藻是华美的,共和国,放射光芒,仿佛海上生明月。两人都激动着,湿润的海风吹拂脸和身子,云一层一层垂下来,最顶上的一层,镀有金边,是落日的余晖,海鸥就在金边上下飞。离岛在暮色中忽隐忽现,忽起忽沉,天公顺手撒下的一串碎石,带着人家、稼穑、渔猎。渔火闪烁。再一会儿,云层与海平线合拢,满天星斗。演说结束,一片静谧,一个更宏大的华美笼罩下来。他们站起身,回家去了。


同学的父亲,在码头拆船厂做工,一口养活几口,家境甚至不如他,但有父有母,又有兄弟,气势就磅礴了。再说,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贫穷是常态。外头说香港势利场,其实是胼胝手足,打和拼。有一阵子,他近乎艳羡,看同学慷慨激昂。两人个头高矮一般,但那一个手脚比这一个粗壮,声气也是粗壮的,一双细目炯炯有神。而他,此时已戴上近视眼镜。视力,也是性格,使他行动、反应都要迟缓一步。看同学大敞衣襟,任风吹起额发,张开双臂,像是迎接时代,又像时代迎他走来。


历史,大约在某种程度上,真是天地人感应。这一年,世界“左翼”力量忽然积累到临界点,这股力量来自冷战格局下意识形态对峙冲撞,大约还有发育期荷尔蒙水平激增的缘故。战后婴儿潮一代人,急躁地成长着正义的概念,理想主义各辟路径,每一个局部的孤立事件,先后成为逻辑链上的一环。刺杀肯尼迪,古巴革命,切·格瓦拉,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巴黎“五月风暴”,香港“反英抗暴”——文艺青年终于遭遇激进政治,那段日子,即便日后付出代价不小,回想起来依旧心旌激荡。罢课,游行,集会,冲击港督府,印刻传单——他写了多少文字啊!原先的风清云淡忽就变得炙热。他觉得正在靠近他的同学,同学的思想变得容易理解,更要紧的是,能量。原先他总是跟不上,就像一个气短的人,现在,他踩在同学的脚窝里。甚至,他开始,逐渐地,能言善辩。笔尖更加流畅,一向的短句延为长篇累牍,总也收不住,收不住。他的文章被校外的报刊采用,迅速传播。他来不及将草稿上的文字刻到油纸上,就有一名女生自报做誊抄公。晚上,教室里,他写文章,她刻钢板,同学呢,推油印滚筒,同时向他输送思想。这思想在递进,向着远大的目标,他险些又要跟不上了。女生的娟秀的字,刻在钢板上变得棱角分明,英气勃发,使他的文章增添战斗力。他们这三人行组,成为学校运动的核心层,当风潮平息,运动解体,三人行还延续着,结局却出乎所有人意料。


二男一女的组成结构,多半是一对一加一,就是说,一对恋人加一个无关的人,这个人常被称作“电灯泡”。羞怯的少年爱恋,“电灯泡”的存在很重要,不止作用于假象,有利舆论,更可缓解单独相向的窘迫。所以,这一个多余的人又是必要的人,被双方拉拢,成为三人行的中心人物。时间进行,事态发展,倘若有一天,第四个人加盟,成为二对二,便水落石出,各归各位。然而,情窦初开,往往蒙昧不明,难免清浊混沌,生出错来。女生来自上海,香港社会阶层划分,地域的因素占一定比重,江浙沪甬先天有一种优势。这靠海吃海的一带,多是以劳力谋生计,并不因此为上下,但潜在的,多少划分出亲疏远近。这样,女生和同学在地缘上就是同类,智能上也旗鼓相当。他不至于自谦是蠢物,但是,千真万确,缺乏他们那样的光彩,声色照人。做他们的朋友,他很骄傲,也很感激,倘不是被他们接纳进三人行,就连目下这一点发挥也没有了。现在,他们的出行,变两人为三人。随在那两个身后,不是跟不上,而是自觉地退一步,看着他们的背影。同学的手臂张得更开,马上要飞起来。女生飞起来的是裙裾,还有齐肩的黑发。再加上海鸟,羽翼缭乱眼睛,热辣辣的。


有一晚,他们忘了时间,埋头在工作里。忽然,教室的门推开,阿姆进来了。他的心怦怦乱跳,不知道阿姆又会骂出什么不堪的言语。不曾想到,阿姆没有出声,目光扫视三人一遍,停一停,退出门去。那两个愕然相觑,他则埋下头,匆匆收拾起东西,来不及告辞一声,跟上阿姆。昏暗的星光下,阿姆快步走着,他不敢走前,又不敢落后,母子俩一前一后走过无人的街道,走进家,那小小的临街的一间屋。前面是阿姆的货摊,后面的余地相当局促,但还是隔给他三十英尺,白天收起床铺,作书房,夜里放下,是卧室,他就有了个小世界。隔着板壁,听到阿姆上床,关灯,摇动蒲扇。他不敢出大气,心中惶惶的,听蒲扇越摇越慢,渐渐止息,一夜平安。早上起来,阿姆的脸色很平静,方才知道,事情过去了。要过些时候,阿姆方才对这一晚的印象发言,大大地惊他一跳。但事实证明阿姆的洞察力,超人一等。


这一段狂飙岁月,将他们闲暇时读的书,全用上了。法国大革命,俄国民粹运动,三民主义,五四新文学,中共“九评”,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不分先后排序,一股脑进入年轻头脑的思想,一股脑化作行动,冒失的,鲁勇的,一往无前,再一股脑闯下穷祸。可是,青春要不是这样的,便是虚度,就像没有长大就老了。历史很快完成一个循环的周期,犹如风暴袭来迅雷不及掩耳,转瞬间大潮退去。市面恢复秩序,港督政令顺达,学生们回到课堂上,继续学业,为弥补荒废的功课,比之前加倍克勤。当然,事情并非说完就完,法制社会必将体现威权。体恤他们学生,正当成熟和未成熟之间,不至于入监,但相应的处置是免不了的。运动积极分子中,同学受罚最重,开除学籍;女生虽被允许在读,但终究升学失利,上了一所两年制会计学校;他呢,学校迟迟不授予毕业证书,似乎犹豫着不知如何发送才好,从严心有不忍,从轻无法向上交代。所有在港的爱国学校均受到政府挤压,面临存亡大计,一时难以顾及,于是便搁置起来。


后来回想起来,这段日子颇有一番喜剧性,在当时可是煎熬。先是阿姆怕他出事,在阿姆的经验里,所谓出事,无非是想不开寻短见。因此,亦步亦趋,他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凡高兴与不高兴,他都爱往海边去,这就更令人紧张,不敢离开眼睛。阿姆这样一个女人,从命运中练出来一派强悍,太不合这意境。她哪里管这些,跟着不说,还要喊他。他就想起幼年时偷渡的大木船上,被压在人底下,阿姆在上头踩来踩去地喊他,又辛酸又厌烦,还有一种滑稽。后来,他不出门了,日日将自己关在他的三十英尺里,可是,很快就关不住了,因为阿姆要出门。出门去哪里?去学校!想不到会闹什么事,他又喊不住,只得跟着去,就变成他跟她。


阿姆熟门熟路,径直走进校长办公室,叱问为什么不让毕业,我的仔——他倚在门边墙上,听阿姆说出这几个字,耳生得很,阿姆几时曾称他作“我的仔”?称他的话有各式各样,记得最牢是“三百斤番薯丝”的瓜葛,猛听见这昵称,只觉得窘。称过“我的仔”,接下去的是一串溢美之辞。阿姆大赞“我的仔”多么乖,文章又好,放在古时,定是状元郎!她呢,就是诰命夫人。他听不下去,可谁能拦得住阿姆?不过,阿姆的策略是多变的,下一回去,便不再作声,坐在校长室的办公桌前。校长亲自奉茶,她看也不看,只喝自带的凉茶。爱国学校的校长都是有普罗思想的,阿姆属他们关怀与救赎的阶层,所以不会说狠话,而是百般哄她。不能说全是阿姆纠缠的结果,也不是一点没有,总之,学校最终发放了毕业证书,鉴定也还看得过去。此时,升学考试已经过去,只能等下一年,他不愿意继续让阿姆供衣食,也对学校生活心生厌倦,就应了一个小报校对的聘用,做工了。之前,同学凭借父亲的人脉,在一艘远洋轮当水手,头一趟出行便是往澳洲。临别前,三人行再聚,就是散伙宴了。三人都喝了酒,酒又都跑到眼睛里,盈盈的,再变成惜别的话,连他都变得滔滔不绝。事先有约似的,没有涉及过往的日子,像是要珍藏,又像不堪回首,更可能是,他们跳跃过少年时代,面临成人社会,那里有着关乎生计的严肃性,过去的都成了闲情。同学饮干最后一杯酒,说道:你们要好好的,等我回来!犹如壮士出行,二度革命即来,事实上,此一时,彼一时。借“你们”的复数,通一己私心,那女生不时低下头,避开那一双热辣辣的眼睛。他一向以为他们是一对,郎才女貌。女生虽称不上绝色,但在广东籍为众的本港,江南女子的白皙肤色和细致眉眼,亦有一番过人。而自己,总是处于陪衬的位置,一方面是守分,另方面,人在事外,从容地看与听,乐趣并不比当事人少呢!


有一日,下夜班回家,新人多是排在夜班,阿姆还没睡,告诉说女生来找过他。他“哦”一声便去冲凉就寝,阿姆还不睡,走到床跟前,说:“男追女,一重山;女追男,一层纸。”他瞌睡得很,勉强睁眼,看着阿姆的脸,不知发生什么。阿姆将一封信丢在他身上,自去睡了。睡意退去些,他拆开信,竟然是一封情书,抬头是女生的名字,落款则是出海的同学。他懵懂着,不知道两人间的私信为何落在他手里。阿姆方才的话又响了一遍,他有些糊涂,又有些明白。糊涂和明白中,夜班的困乏跑走,彻底清醒过来。他终于懂得女生的用心,可是,阿姆又从哪里悟出?她不认识字,也不认识那女生。待事情进到下聘阶段,阿姆娓娓地道来,那晚闯去学校,见灯底下他们这三人,就断定其中必成一对,这一对非别人,而是他和她。问为什么,阿姆说:世上人都看得见。问世上人是谁,阿姆说:所有人。问有没有他自己,回答有三个字:灯下黑!


他与女生之间,自然而然,仿佛已经认识一百年,再无隔阂。“电灯泡”有“电灯泡”的优势,浑然不觉中,培养出了解和好感。回想起来,发现早有交集。一并听那同学宣讲,接受教育;继而被指使工作,交代任务;然后同去执行,再行汇报。他是领袖型人物,而他们,忠诚,谦逊,崇拜精英,是他的大众。他伴在两位身边,作他们的障眼法,事实上,是给自己作了障眼法。再看笔下的文章,不都是写给一个人的?吟风颂月述的是温柔心,战斗檄文唱的是激情歌。本来这一个人不知在哪里,现在知道了,就是她!原来,他想,早就有这个人了,却不自知,是事态朦胧,还因为羞怯。许多事都被“羞怯”两个字耽误,要不是有阿姆,帮他挽回败局,人生将是另一番面目。从恋爱一路到婚姻,途中有一个关隘,有点难住他,就是同学。甜蜜中的苦涩,是愧疚又是窘。阿姆看出他的忧虑,阿姆就像先知,什么都知道。手里摇着蒲扇,眼睛定定对着前方,说道,同学是走四方的人,抛得下父母妻仔!他未及追问为什么,阿姆接着说,同学与他阿爹有同样的相,双耳紧贴后脑,前额有一对鼓,这种生相,走遍天下有人帮!他与同学相处多年,不曾留意这两点,阿姆只一眼就全看见了。更让他吃惊的是,阿姆提到“阿爹”这个人,虽然因为寻他才到的香港,可连一张相片也未留下,他从来不去想象“阿爹”的生相,仿佛是一个没有实体的人。阿姆的话打开一扇门,放他走出情义的囚禁,释然了。


他们先是和同学写一封信,因斟酌字句,延宕下来。婚期日益临近,最后放弃写信,代之以一张婚柬作告知。想不到,同学竟然出现在喜宴上,加盟迎亲兄弟团。海上生活与体力劳作使他更加结实,皮肤是古铜色,双臂伸开,几个小孩攀住了打秋千,他再慢慢抬起来,举座皆惊。送亲姐妹团有好几位向他传递眼风,他则兵来将挡,水来土壅,迎拒自如。显而易见,已在风月场上有过历练。想一想,那远洋轮一出几万里,停航码头多少流莺,滋润着漂泊的身体和心。女生选择这一个,不选那一个,也是先知先觉。他逐渐明白,不止是阿姆,还有现在的妻子,女人大多有特殊的感知能力,这既带给他好运,也带来烦恼。总之,过去和将来,他都要与这种异能纠缠不清,最后败倒。


虽然是阿姆热情支持的婚姻,但婆媳关系跑不脱传统窠臼,龃龉是免不了的,夹板气是免不了的,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亦免不了。日常生活的筛选相当可怕,漏去的都是好处,留下的全是坏处,因好总是细腻的,坏呢,突出、尖锐和粗糙。阿姆本就是个强人,否则的话怎能够单枪匹马,带他到今天;妻子渐渐地也显现出强来,为他所料不及。两个强人都怨他软弱,他不止软弱,更是亏负,亏负她们的恩情。阿姆赐予的毋庸说了,妻子,赐予他爱,还有子息。妻子给他生儿子,不是一个,是三个,他很高兴不是女儿,而是儿子,要不,他就又多了债主,并且三个。千真万确,女性是他天然的债主,他生来就是为还报她们的施舍。有时候,当他独自一人,安静下来,对比双方的能量——他从来不评判是非,倘要评判是非,那么一定是她们都对,就是他错,所以,他只以强弱论。从本性说,阿姆强,妻子尚有几分温柔;从遭际看,阿姆受的苦多,磨砺也更大,妻子基本顺遂,家境不算富足,温饱还是有的,可算在和谐环境中长大,但这种和谐却在婚后被颠覆,于是崛起,所以,就这项说,妻子的个性是被阿姆激发起来的。当然,他忽略一点,三人行是因她主动,才有结果,更可能是潜在的力量型人格;人间事物其实受天意造化主宰,某一方能量上升到倾斜失衡,另一方亦会反弹,水涨船高似的。于是,对峙就保持住了。妻子本是后起,又需服从于长幼尊卑,地位就在下风,然而,一径生下三个儿子,气焰步步高升。自从生产以后,不知是荷尔蒙缘故,或者心理变化,妻子说话声音粗壮,腰腿圆出一周,脸也宽出一指,原先那个温婉的女生藏到芯子里,看不见了。现在,她们势均力敌,平起平坐。他做着评估,现实的烦恼变得抽象了,生出哲学的理趣,又不纯是思辨性的,还有一种温馨,来自于亲缘。一旦她们出现,争端挑起来,好心情烟消云灭,只觉得人生是一场折磨。


后来他与妻子分手,完全是另外的缘由。其时,阿姆已经过身,或者说,他拖延到阿姆过身,方才签署同意书。事实上,婆媳生怨,日积月累,终究消耗了夫妻的亲密。妻子离去,他心中是有遗憾的,本来,阿姆不在了,也许他们间的罅隙有机会弥合,可是,冷淡了的夫妻,再度热情起来的可能几近于无。不如好合好散,换一种缘分。


阿姆过身,妻子离婚,三个儿子都成年,只有小的还在读书,费用他包,跟母亲住。所以,房子是归妻子。他净身出户,倒也清静。经过这一段冗杂的世事,他对自由生出新的认识。一切善后处理完毕,头一项要做的事,就是看望生母。


……


——摘自中篇小说《红豆生南国》,作者王安忆,原刊《收获》


阅读全文请关注《小说月报》2017年4期,2017年4月1日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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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月报》2017年第4期,2017年4月1日出刊,总第4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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