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月报君采访了这些作家
月报君采访了这些作家
2021年，月报君采访了曾剑、郭爽、胡性能、熊湘鄂、辽京、蔡东、王怀宇、沈念、王传宏、林培源、孙睿、马平十二位作家。
您开始小说创作的动力或者灵感来源于哪里？
曾剑：喜欢！朴素地喜欢！我想，如果没有内心对小说创作的热爱，不可能坚持这么多年。我心里清楚，我写小说，成不了一流的小说家，但如果让我干别的，还不如写小说。我还是像蜗牛爬行一般写吧，虽然缓慢，却是贴着大地而行，心里踏实。
胡性能：有时候来源于一个词汇，有时是因为一句话，有时也会是生活中突然的顿悟和发现。人汲取营养的方式不同，创作的动力与灵感来源也千奇百怪，它们是上苍的恩赐，让你对这个世界还有想象的愿望与重构的渴求。
辽京：写小说对我来说，与其说是一种创作，不如说是一个思维运动的过程，我想借助写作去发现自己，发现周围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被忽略的事物。随着文字的铺展，一些被掩盖的东西渐渐浮现。这种发现的快乐是我创作的动力。
沈念：不满。对自己的不满，对阅读的不满。那些范式成熟却雷同，面孔精致却模糊，同质性的热闹相拥，导致当下的小说创作难以令人激奋。越过壁垒和雷池，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不满是文学创造的源动力之一，有理想的写作者应葆创新意识，这也是期冀自己不断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的前提吧。
王传宏：我曾做过多年的新闻记者，但在写新闻稿的时候，有时会忽然希望去尝试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也是从那时起，开始了最初的小说创作。小说是虚构的，所以有着更开阔的空间，让我去打量、去眺望。那是一种成长的方式，也是对生活的一己之见。我在作品中目送那些匆忙行走的路人，向那些沉睡者和低声哭泣的人伸出手去，触摸那些呐喊者和窃窃私语者颤抖的声带……他们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在我的键盘中存留了下来。
孙睿：生活加想象。生活会让我在特殊瞬间有各种新鲜的感受，我不能对这些感受视而不见，有时候，会让自己停止下来——比如走着走着突然不走了，或坐在路边，或就近找个咖啡馆，如果是饭点，就随便走进一家小馆，点瓶啤酒——把刚才让我产生强烈情绪的事情在脑子里过一过，这时候想象力也开始运作，也许不会立即吃透，但至少等跟它的化学反应平息了，再暂时结束重新进入日常世俗生活。有时候在琢磨的过程中，当下就能决定它是否可以变成小说。
自己作品中有哪一部，因为创作过程之难忘，让您对其有特殊的感情？
曾剑：短篇小说《哨兵北舞》。2019年8月，我到边防部队采风，走了好几个哨所，都是寂寞、甘苦、交通不便。不是这样的哨所和哨兵不值得书写，是我以前写得比较多，没有新的东西。我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到“老虎哨”去采访。到那里时，天近黄昏。哨所的兵围在饭桌旁包饺子以迎接我。这时候，一个身材修长、帅气的小伙子引起我的注意。我问他来自哪里。他说，北舞，北京舞蹈学院。我被震惊了。在我看来，这比来自清华、北大更了不得。我觉得以他为人物原型，可以写个短篇。
胡性能：中篇小说《生死课》。为写这部作品，我去重庆奉节与殡葬师生活了一个星期。近距离与阴阳两界的“摆渡人”交往，我深感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拒绝。他们的孤独，他们置身文化底层，内心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渴望，触发了我对个人尊严的思考：与强者的对抗固然是获得尊严的渠道，但更重要的渠道是对弱者的悲悯。
蔡东：应该是《往生》。有几年写作遇到困境，都快没信心了，所以这篇对我挺重要的。写完《往生》，感觉像从一条长长的黑暗的隧道中走了出来。记得小说的题目和想法一浮现，整个人就很兴奋，心里有奇妙预感，认为这篇大概是可以的。小说成品跟预期差不多，完成得比较理想。
孙睿：第一部作品《草样年华》。那是二十年前，我正在工科院校上大学，即将毕业，不喜欢所学专业，想去当记者，愁于没有文科毕业证，为了证明有文字能力，就写起小说。当时还忙于补考，得把学分修完才有毕业证，二十万字就写在复习试卷的背面，小说一共四章，最后变成四摞试卷，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正准备考研呢。那时候对写作没有概念，完全是胡写，但对未来满怀憧憬，每天如果能写上三千字，觉得这一天特有意义。后来这本书也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从一个理工男变成专职作家。现在越来越“会写”了，也有了“完成度”的概念，但是当初下笔时的那种新鲜感不复存在，创作完成后的欣喜感也减弱了。我想那个时候就是破土而出的瞬间吧，现在的每次创作则是破土而出后藤蔓的自然生长而已。
马平：中篇小说《高腔》。我当时因腰腿病痛不能久坐，硬忍着撑了下来。更重要的，这部作品从搜集素材到在《人民文学》发表，有那么多人给过我帮助，就像我在前台高唱，他们在后台帮腔一样。这些，都让我终身难忘。
到目前为止，您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
曾剑：长篇小说《向阳生长》。《向阳生长》是对故乡和军营的双重书写，既写乡村生活，也写几代人的从军之路。对我而言，乡村生活的一些细节已融入血液里，落在作品中自然而真实。而军人情怀的注入，使这部作品更阳刚、更有质感。
熊湘鄂：我的作品不多，中篇小说《蓝色四叶草》应当算是我相对满意的作品。
林培源：我写了十几年的小说，目前最满意的作品还是《灰地》（《小说月报》2021年第7期选载）。过去我写的“潮汕小镇故事”人物相对单一，基本是处在生活边缘的无助、无名人物，但在《灰地》里，我试图把目光放到另一个阶层——乡镇的小老板身上，以点带面，通过细微的事件去呈现平静生活下涌动的波澜。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尝试，这篇小说是我写作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马平：是长篇小说《塞影记》，《作家》杂志今年第一期首发，四川人民出版社三月出版单行本。川中一个小地方，一大一小两座建筑一直在那儿对望，也一直在那儿对话。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尽力去弄清它们究竟说了些什么，然后记录下来。那些隐藏在地表之下的暗道里的声音，最好也能够听到一些，哪怕并不一定真切。
除了写作之外，您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曾剑：舞蹈。我特别喜欢舞蹈，一有音乐我就想跳舞。
郭爽：如果能成为一名舞者，就是最棒的事吧！训练、感知自己的每一块肌肉，了解人体的极限、与地心引力的关系，重要的是，舞蹈让舞者和观者同时愉悦。
蔡东：希望拥有音乐上的才华，会谱曲，会歌唱。很多时候觉得音乐比小说更直接更有力，也更打动人心。
孙睿：音乐才华。音乐比小说更直接，更接近本质，也更抽象，但技术门槛也更高。除了吹口哨，最简单的可能就是打鼓了，女儿学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学。事实证明，在这方面我比较愚钝，所以希望拥有这种才华。
请您介绍一下最近读过的某本书。
郭爽：让•科克托《可怕的孩子》是我去年读过印象最深的书。遇见让•科克托，对我来说就像遇见贡布罗维奇或托马斯•伯恩哈德一样，给我带来对阅读和写作的更新与冲击。这三人都是天才，从个人生活到写作，都不为社会框架所约束。可以说，天才们创造制高点，文学的曲线由他们连缀并延绵不断。
熊湘鄂：今年春节期间，看完了科马克·麦卡锡的《长路》。这本书讲述了人类经过某场灾难后，社会秩序崩塌，一对父子在文明末日长路上的漫长流亡生活。作者有意模糊背景、简化场景、缩减人物，最大限度地抽离故事的元素。父子的每次对话，虽极其简短，但一字一句皆能摄人心魄，始终让人感到一种强大的、洞穿的力量。
沈念：刚读完英国小说家黛西·约翰逊的短篇小说集《沼泽》。她的小说充满着阅读的不可预测性和面向未来的施法，像藏有无尽珍奇的宝箱，像广袤乡野里孩子仰望夜空中的发光飞行物，像折叠时空中无法预测的量子纠缠，是那么惊异、惊诧，也是那么生猛、冒犯。好小说必定撞击身体，更锤打灵魂，我始终坚信，只要关乎人世间审美精神的真切存在，阅读和写作就会即使身处危机也将获得另一种永恒。
林培源：最近刚读完马来西亚华裔作家黎紫书的长篇小说《流俗地》，这是一部呈现马来西亚当代社会的“长卷浮世绘”式的小说，故事时间跨度长达五十余年，但它没有采用传统家族史式的、史诗式的写法，而是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呈现了我理想当中的世俗小说的样貌：真诚，充满日常生活的气息，细节饱满，“流而不俗”，很好地处理了小说技巧的“显”和“隐”的关系。
请您描述一下手头刚刚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作品。
郭爽：我正在修订全新的中短篇小说集《去月球》，预计2021年夏天能跟朋友们见面。这是《正午时踏进光焰》后我的第二本小说集，跟几年前相比，我对小说有了更深的体悟，而在如何表达上也更放松了。我始终觉得，无论小说有多少种形态，最终还是要抵达人心。
王怀宇：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风吹稻浪》书写改革开放四十年间的东北乡村，塑造了一群内心充满矛盾又执着坚韧地与命运抗争的东北农民。我出生在东北乡村，现在还有很多亲戚仍然是黑土地上的农民。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和他们之间、他们和他们之间越来越难以沟通了，有的甚至形同路人。都是骨肉亲人，差距为什么越来越大？为什么听不懂彼此说的话了呢？我常常为此感到痛心，我们不只是物质贫穷，更是精神贫穷，我希望这一切能有所改变。
孙睿：刚刚写完一个短篇小说，是参加《收获》APP举办的“文学无界”大赛的参赛稿，有命题。自打高考结束后，再没写过命题作文，这回对命题创作有了新感受。有时候命题并不会限制创作，相反，还能激发创作，帮你把“素材库”里一些模糊的东西具体化，启发、捋顺思路。这篇小说的初稿一万四千字，太长了，删成一万字发给编辑。减掉四千字，让我对短篇小说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删掉的那四千字，也不觉得很累赘。甚至觉得两万字以内的短篇小说，可以分为长短篇和短短篇两种，这两种小说字数可能差一半，质地很不一样，对人物的刻画、对叙事的要求挺不一样的，真不能说短篇是越短越好。
是否有一部文学作品，曾让您感叹：如果它是由我所写该有多好？
郭爽：文学的世界里巨匠林立，灿若繁星，但我觉得有个人最特别，那就是卡夫卡。因为，自从他写出了那些让人无比着迷又困惑的小说之后，“K”这个字母就永远属于他了。我想不到还有哪个作家还享有这一殊荣。
蔡东：时不时会有这种感叹，好作品太多，读后难免心生艳羡。若只能选一部，我会选《白鲸》，因为每次读都能感受到写作者狂热的激情，还有强烈的表达和创造的愿望。赫尔曼·麦尔维尔写过很多小说，但我一直记得第一次读完《白鲸》时的感觉：这是一个作家用尽一生才能写出来的长篇，且是唯一的一部。
在您评价作家的私人尺度里，最看重的是哪一点？
胡性能：独创性。他们的与众不同，他们的离经叛道，他们的天马行空，他们在写作时的肆无忌惮与任性妄为，以及他们在平凡生活中披沙拣金的能力。对于这样的作家来说，写作是自由的象征。
辽京：有没有关注到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并且尝试去表达。这并不是说，写作者要去追赶当下的潮流，相反，写作者可能需要慢一些，尾随在时代的后面，从喧嚷中找到冷静的声音，发现时代中不变的价值。无论书写哪个时代何种背景的故事，依然能够与当下产生联结。
沈念：我最看重那些不可为而为之的作家。小说像个迷宫，无数人在又高又深的巷道摸着漫长的墙体走，虽心知有一扇门在，但毅力丧失、耐力消怠，找不到门洞与出口，掩耳盗铃的回撤、坐以待毙的安享是多数选择。唯有少许者哪怕狭路相逢撞得头破血流，仍故我而行，去真正创造“人类的每一个样本”。
您是否有固定的私人写作习惯？
胡性能：我在写作上矫情且脆弱。我非常羡慕那些能够在机场、火车站、会议中写作的人，他们是全能的写作者，有着百无禁忌的自由。我不行，我得心无杂念，清空内心所有的干扰，有封闭的空间，仿佛写作是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私。
熊湘鄂：我爱好越野，喜欢在崇山峻岭的攀爬和奔跑中构思小说的人物和情节，顺便打发漫长而无聊的时光，算得上一举两得。
王怀宇：我原来没有什么写作习惯，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条件选择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并以合适的姿势去写作。那时我总是起早贪黑地写，有空就写；后来，年龄大了，条件好了，尤其是楼上又有了养大狗的邻居，我就不得不尽量与大狗和晨练的老人同作同息了。我现在通常是早晨四点钟起来写作，写到早晨八点去上班；晚饭后再写上两三个小时，很少写至后半夜。我另一个写作习惯就是喜欢反复修改小说，就像小时候喜欢修理自己的自行车，远看自行车还是那辆永久牌自行车，但是自行车在细节上已经大不相同了。
请您描述一下您与现在生活的这座城市的关系。
胡性能：也许，大多数人会有一个肉身的故乡和心灵的故乡。三十多年前我到昆明，立即热爱上这座城市。它的蓝天与白云，古典又洋气的建筑，时光包浆过的老街，阳光灿烂的气质，阔朗又清澈的湖水。总之，它满足了我对天堂的想象。虽然说今天，我内心珍藏的昆明城只剩下一些地名、一些破碎的记忆和隐约的气味，但毕竟给我提供了想象的依托和肉身的庇护。熟悉意味着倦意，但也意味着接受、从容以及依赖。
熊湘鄂：我生活在荆州——一座江汉平原上的城市。二十多年前，少年逃学的我第一次以过客身份坐着公交穿过古城东门时，便被它沧桑的历史气质迷惑，以至于成年后将自己的双脚坚定地停留在这里。城墙上的文字砖、“头顶”上奔腾的江水、街市上温热的早酒……都成了我小说的切口，我总是不遗余力地试图去书写这座古老城市的厚重、优雅和宁静，也包括那些不为人知的隐痛——我愿为此而继续努力，尽管这里埋葬了我年轻时的诸多梦想和过往。
辽京：北京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的家，但是现在的北京是一个让我很难产生亲近感的地方。在《新婚之夜》里，我写过一个北漂年轻人的故事，发现自己虽然生长在这里，却能够体会到在北京漂泊的感觉。大城市总是繁华热闹，又面目模糊、千篇一律，地标总是跟商业有关，是一个大家工作、赚钱和吃喝玩乐的地方，看似丰富多彩，其实是很单一的城市印象。除了收入和消费，关于一个城市的叙事可以有更多样也更细致的维度，关于城市的书写，有很多大的话题，反过来也可以有一些细微的小话题，恰恰是这些细微之处，是文学可以探头进去而别的创作形式所不能的。
沈念：七年前我调到长沙工作，但中途有三年半是在北京学习度过。我对长沙这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的认知是一点一滴加深的。这一年我常去湘江边散步，我把这里当作引领外地朋友走进长沙的一道门径。是美食、江景，是喧哗、僻静，也是逝者如斯夫和恰同学少年。我最希望的是以异地人回故乡的状态，在这座城市里经历、思索我的今天和未来。
王传宏：我在上海工作生活了十多年，仍然时常会惊诧于它的丰饶与驳杂。每个人眼中的上海都是不一样的，这正如我在一部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这座城市虽然明艳、张扬，却也是琐屑、平常的，就像是什么人把所有的一切全都敲碎了，又细心地将它们重新组合在了一起。于是，它们便在忽然间变得陌生起来，充满着某种不可捉摸的意味，就像是人们口中讲述的耳熟能详的故事的真相，或是某个谜语的谜底。虽然最后的结论总免不了陈旧而发白，但却充满着机巧，灵敏而出人意料。
对于我来说，上海既是整个世界，又是一座桥梁。它是我体察世界的介质，就像是一块飞地，由此抵达生命的真相。
林培源：广州是我读研时待过的城市，博士求学生涯结束后，我选择回到这里生活。我骨子里喜欢世俗生活，广州既有丰厚的岭南文明，又充满人间烟火气，非常适合我；我的工作落于此，孩子也在这里出生，对我而言，广州是一座可亲可近的“生活”之城。
马平：我已经在成都生活了二十三年，每天都会在一条名叫“红星路”的大街上行走，感觉不是在追随它，而是在模仿它，包括它的打开、容纳、变通、堵塞以及堵塞之后的流动。无论车流多么猖獗和嚣张，我依然能够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它和车水马龙一样振振有词，不断回答我对于写作意义的新的追问。
您如何看待小说与“非虚构文学”的关系？
熊湘鄂：小说与非虚构都是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一种处理和表达，前者重在刻画，后者重在表述，二者的边界日益漫漶。非虚构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传统文学的观念和秩序。
王传宏：虽然小说的基本特征是虚构，但小说的想象力常常来源于生活的规律。而所谓的生活规律都是由人总结出来的，是理性的，因此难免会有人为因素。但是，理论是灰色的，唯有生活之树常青。如果我们把非虚构文学看作是生活的实录的话（虽然二者之间也有差异），那么非虚构文学是粗糙的、非理性的，里面会有一些完全超出想象、出乎人意料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正是生活本身的魅力，也是这几年非虚构文学拥有很多读者的原因之一。
您认为作家是可以培养的吗？
辽京：我觉得作家很难被外界培养，或者说，很难总结出一套培养作家的教育体系，但是作家可以被自我培养。写作的冲动常常来自内心的疑惑，想要用文字去理解世界，去寻求答案，这样的冲动可能外化为很多形式，通过文字、影像、音乐或者别的文本形式被表达出来，小说只是其中一条途径。我觉得写作本身并不是一个作者的最终目的，它更像是一个工具、一座桥梁，最终呈现出来的虚构世界虽然脱胎于文字，也超乎于现实，体现的却是作者运用独属于自己的视角和话语，表达对生活以及整个世界的感受和思考。
蔡东：写作有神秘的一面，作家中也有一类天赋型选手。但对大部分写作者来说，先不必谈天分，保证定量的阅读和练习才是最重要的。
林培源：从写作者的身份、来路出发，写作有专业 （科班）和非专业之分，但从小说本身的专业性来说，这些身份和来路都不重要。从这一层面讲，作家是可以培养的，归结到小说创作，叙事的技巧 （视角、人称、时间、空间、细节、人物塑造等） 是可以通过经典细读、揣摩和模仿借鉴等手段习得的。但一个作家能走多远，除了落在小说文本上的可见的“基本功”，对生活的热爱、精神的成长和涵养等或许更重要。
在您读过的文学作品中，最喜爱的主人公是哪一位？
蔡东：毫不犹豫选《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早些年喜欢萧峰，现在更能理解令狐冲的好。多潇洒有趣的人，活泼有生气，生活中能有他这么一个朋友就好了。他其实挺坎坷，失恋，受重伤，屡被冤枉，秘笈一丢就赖他头上，但他性格洒脱，身上有豪气。读他的故事不会觉得沉重，不会苦情兮兮的。从情感这方面来说，他也比萧峰有血有肉得多。
请向读者推荐几本您心目中的理想小说。
蔡东：推荐杜鲁门·卡坡蒂的《圣诞忆旧集》。集子里的小说有一种自然天成的气质，读起来很享受，但很难被学习和仿效。我反复读过很多遍，不是为解决写作中的问题，而是为领受小说艺术品所能带给读者的最纯粹也最极致的快乐。
林培源：《包法利夫人》《卡拉马佐夫兄弟》《金瓶梅》《白鲸》……
您认为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各自的文体特点是什么?
王怀宇：有人说短篇小说像瀑布，中篇小说像河流，长篇小说像海洋，我也同意这种比喻；也就是说，这三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构。再通俗一点说，它们的骨骼是不同的。如果说短篇小说如一只兔子那么长篇小说就是一头大象。除骨骼不同以外，它们的行走方式、速度和爆发力都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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