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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R特稿 | “零废弃村落”:一个异乡人在江西的垃圾分类实验

康国卿 CBR传播人 2022-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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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改造过的电动三轮车拖着6个大垃圾桶晃进了这个赣浙闽三省交界处的村庄,随之而来的还有村民们不熟悉的北方口音。2018年12月,东阳乡龙溪村成为陈立雯推行垃圾分类的第6个村庄。

如今,东阳乡的垃圾分类已经走到了“深水区”,“反弹”就像悬在陈立雯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是她最害怕发生的事情。


记者丨梁民达 傅应林 王纪民
视频丨王纪民 傅应林 
编辑丨Amber

 

挂着赣、浙、鄂、皖各省牌照的车流奔涌穿梭,忙碌的203省道上,重型运输车的发动机轰鸣声此起彼伏。经常跑这条线的卡车司机们知道,当看到玻璃窗外一黄一绿两个垃圾桶矗立在每家每户门前,江西省的东大门——上饶市广丰区东阳乡就到了。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东阳乡让前来探亲的每一个外乡人都感到意外。哪怕在少雨的秋季,村里的主干道也总像刚刚洗过一样。

 

东阳乡在去年的12月从龙溪村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半年过去,实行垃圾分类的版图已覆盖了整个东阳乡,乡村的老人和孩子会主动提醒到家里做客的外地亲友:“可以烂的丢绿桶,不会烂的丢黄桶。”

 

变化的发生是众人拾柴的结果,但这一切的发生,首先与一个异乡人有关——东阳乡垃圾分类的 “指挥官”:陈立雯。

 

▲对话陈立雯


陈立雯第一次走进垃圾填埋场是在10年前。刚刚完成天津师范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业的她没有“顺其自然”成为一名英语老师,而是选择与朋友一起成立了一家名叫“北京零废弃”的环保组织,正式成为专职环保人。

 

十层楼高的垃圾山矗立在陈立雯面前,比看得见的垃圾更可怕的是藏在背后的污染。垃圾被转送城外偏僻的一角填埋或者焚烧,有毒的渗滤液沉入土地,经由地下水传染开来,垃圾焚烧产生的有毒气体参与一次又一次呼吸。

 

循着环境污染的蛛丝马迹,她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的垃圾焚烧场、填埋场,起草污染状况调研报告,向有关部门寻求回应,还把四川、广州、杭州等省市的环保厅、环保局告上法庭。

 

“垃圾分类是唯一的出路。”2015年,陈立雯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求学,关注的重点就是全球和中国的垃圾治理。2017年回国后,她重新定位了自己的工作,把理论投入实践,积累“垃圾分类方法的第一手经验”。

 

在城市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实验屡屡遭拒后, 农村长大的陈立雯决定回到农村。2017年6月,距离北京市不到100公里的河北涞水南峪村成为了她开展垃圾分类的第一站。此后她的足迹来到了河北沧州西蔡村,再之后又到了浙江金华马宅村,再到福建和广东。

 

江西广丰县的东阳乡是她开展农村垃圾分类的第六站,也是她把农村垃圾分类实验的范围从"村"推广到"乡"的第一站。

 

“请您一定要来东阳乡”

 

2018年12月8日,东阳乡的夜空中飘起零星的雪花。一年前在浙江金华马宅村时,陈立雯就发现“南方的冬天比北方冷”。

 

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春节,在这个时间点开始东阳乡的垃圾分类工作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一年前的这个时候,马宅村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外地务工人员返乡,礼品包装、厨余垃圾数量大大增加,刚刚建立起来的垃圾分类体系被打回原型,“隔了一个春节,垃圾又混合了。”

 

一碗热乎乎的面条暂时打断了陈立雯的顾虑。东阳乡党委书记王青海细心地为这位远道而来的北方客人准备了面食。

 

 ▲东阳乡党委书记王青海


“东阳乡的环境还能怎么变得更好?”这位年轻的乡党委书记一直在思考。在陈立雯做着农村垃圾分类试点的同时,王青海也开始在浙江、江苏等地考察。王青海苦于找不到一种“接地气”的垃圾分类系统,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对湿垃圾的处理,“分出来之后处理不了,分就没有意义了。”

 

在浙江湖州,王青海曾看到当地通过建设沼气池的方法处理湿垃圾。建设沼气池需要大量资金,还要后期维护,经济成本比较高,东阳乡财力上难以支撑。

 

 “一套方法,如果需要不断往里砸钱,肯定是有问题的,不可持续的。”陈立雯的方法是在农村建堆肥场。陈立雯认为,在农村推行垃圾分类,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背靠土地”,“可腐烂垃圾”经过堆肥就可以回到土地。


2018年9月,陈立雯来到了河北沧州西蔡村,那里住着她的父母,是她的生长的地方。她按照父亲说的方法,搅拌“可腐烂垃圾”,做起了从未做过的堆肥的农活。因为手生,手上经常磨出水泡。


陈立雯相信:这一套体系并没有让农村垃圾治理的经济成本大幅度上升。因为除了堆肥场,不需要新建任何其他基础设施,而且分离出可还田的湿垃圾,还降低了垃圾清运的成本。


2018年9月的一天,正在河北沧州西蔡村推行垃圾分类的陈立雯接到一通来电显示为江西上饶的电话。

 

“陈老师,我向你请教三个问题:一,农村垃圾如何分类?二,分出来的垃圾怎么处理?三,这套系统花不花钱?”

 

在得到明确的回答后,电话那头似乎十分满意,“请您一定要来东阳乡。”

 

2018年9月10日,上饶市组织全市12个县市区主管环境卫生的领导到河北保定党校学习,其中一门课就是陈立雯主讲的垃圾分类。广丰区的领导听了陈立雯的介绍之后,感觉这套方法很适合农村实际,把她的联系方式推荐给了王青海。

 

从河北到浙江,再到福建和广东,陈立雯和她发起的“零废弃村落”组织已有了在5个村推行垃圾分类试点的经验,“已经尝试出村级垃圾分类的基本规律,不想再做村一级的规模。”陈立雯需要一个全新的更大的战场。

 

一通电话,三个问题,两个追逐垃圾分类的人一拍即合。

 

“垃圾分类的‘素质论’没有任何根据”

 

2018年国庆节过后,陈立雯没有如约来到东阳乡。得知她在河北沧州西蔡村推广垃圾分类,王青海立马派了四个人去河北,两名村干部,两名垃圾清运公司的负责人。一是显示诚意,二是学习取经。

 

一辆改造过的电动三轮车拖着6个大垃圾桶晃进了这个赣浙闽三省交界处的村庄,随之而来的还有村民们不熟悉的北方口音。2018年12月,东阳乡龙溪村成为陈立雯推行垃圾分类的第6个村庄。

 

 ▲改造过后的垃圾清运车


五个村庄的摸爬滚打,陈立雯对垃圾分类的落地已有了更立体的理解。这是一场“零废弃村落”团队、地方政府、第三方垃圾清运公司和村民共同的战斗,参与战斗的各方是在“互相成就”,只有当四方的矛头一起指向无序的垃圾处理,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后来的发展说明,东阳乡就像是农村垃圾分类的天然实验室,陈立雯的垃圾分类系统在这个环境中平稳运行,不断扩张,得以舒展出全貌。

 

陈立雯推行垃圾分类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制定思路和方向,这个环节必须要熟悉当地实际情况的地方政府支持和配合,否则就会像她在北京那样处处碰壁。

 

初到东阳乡,陈立雯会拒绝别人递给她的水,因为她不用一次性水杯。她已经坚持了十多年不喝瓶装水,因为塑料瓶也是一次性用品。她也多年没买过新衣,经常穿着领口和袖口泛白的衣服。对她而言,环保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她的倡导下,东阳乡一个星期之内,购置一批瓷杯,撤换了所有办公场所的一次性水杯。

 

有了乡党委的支持,与此前在南峪村、马宅村等地推行农村垃圾分类一样,一夜之间,村里的大垃圾桶被全部撤走,取而代之的每家每户的两个小垃圾桶,垃圾桶上有每户的名字。

 

 ▲每家每户门口都会摆放两个写着住户名字的小垃圾桶


给垃圾桶写上户主的姓名,是陈立雯在自己家乡西蔡村推行垃圾分类时,为了防止村民多领垃圾桶,父亲告诉她的方法。后来,在垃圾桶上写名字成了陈立雯垃圾分类系统里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这个小举动不仅让村民不会多领垃圾桶,还让村民们有了对垃圾分类的责任感。

 

在旁观者的印象里,垃圾分类是人口素质更高的城市花很多钱都没法做到的事情,在农村岂不是更难做到?此前在南峪村、马宅村等地的实践,颠覆了包括陈立雯在内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垃圾分类的‘素质论’没有任何根据。”


农村垃圾如何分类?“其实垃圾就是两类,有机物和无机物”,那就分干湿两类。村民不懂,就在绿色桶上写“会烂垃圾”,黄色桶上写“不会烂垃圾”。


陈立雯挨家挨户手把手教,“两周时间内,90%的村民就能学会并遵守垃圾分类的规则。” 每天早上,陈立雯和村委会当值人员跟着垃圾收运车,一边挨家挨户收垃圾,一边检查垃圾分类情况。


在最开始的一个星期,村民们还是会犯错,烟头和糖纸出现在绿色垃圾桶里是最常见的失误。参与考评的村干部能容忍,陈立雯却不接受。她直接用手把分错的垃圾捡出来,并告诉那家人错在哪里,怎么分才对。

 

村民看见是写了自己名字的垃圾桶里有分错的垃圾,不好意思地说:“别别别,下次我一定分对。”

 

这些情况都会被村干部记录在统计表上。统计表上写着日期、每一户村民的姓名和垃圾是否按规定投放的评价结果。每两个星期,村委会的墙上就会公示出“红黑榜”,分类准确率高的人家上红榜,反之上黑榜。

 

“对村民不需要奖惩,他们一定会在乎红黑榜。”王青海说。

 

“孤立的一个村可持续的风险非常大”

 

2019年春节,东阳乡第一个试点垃圾分类的龙溪村在村委的持续督导下平稳过渡。虽然春节期间垃圾分类准确率有所下降,但在节后这661户人家的垃圾分类准确率很快又回到了90%以上。

 

两年农村垃圾分类探索的经验告诉陈立雯,孤立的一个村可持续的风险非常大。南峪村和马寨村就因为陈立雯团队的离开没有持续下去。从龙溪村获得初步成功开始,东阳乡以每月推进3个村的速度,到2019年5月28日,东阳乡全乡投入了垃圾分类战斗。

 

改变习惯从来不会是一呼百应。当要把乡里所有的公共大垃圾桶全部搬走,换成给每家每户添置两个小垃圾桶时,一名老村支书跳出来说:“你们把垃圾桶撤走了,我怎么丢垃圾?”质疑的声音像病毒一样在村干部之间传播,“东阳乡的乡村面貌在广丰区是一流的,为什么还要搞吃力不讨好的垃圾分类?”

 

面对这种情况,陈立雯的经验是要加强对乡、村干部的培训,给他们讲清楚垃圾分类背后的逻辑和社会条件,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要进行垃圾分类。

 

 ▲2019年9月21日,东阳乡垃圾分类交流会,陈立雯与参会人员交流

在东阳乡,王青海主动担任了培训的讲师,给村干部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他带着村干部去到上饶的垃圾填埋场,在那里他们看到原本设计寿命是20年的填埋场,在使用10年后即将报废。
 
“垃圾被运走了,你看不见,不代表这个问题不存在。”站在垃圾堆边王青海对村干部说,将来我们的垃圾运不出去,要自己处理,怎么办?
 
几个月后,一名村委送陈立雯去火车站时告诉她:“陈老师,你这个事情也就在我们东阳乡能一下子做好,因为王书记说的事,我们肯定会好好去做。”
 
“因为他们自己想改变”,王青海等东阳乡领导对待环保的行动力“击中了”陈立雯,让她对东阳乡有了更大的信心。
 
陈立雯认为,垃圾分类如果没有形成氛围,实行垃圾分类的村子很容易被其他村子同化。而且,垃圾收运公司往往是与一个乡或更大的行政区域签订合同,只有一个村进行垃圾分类,就意味着收运公司要专门为这个村制定收运计划,成本很高,持续性就很差。
 
如何让东阳乡的垃圾分类持续运行下去?首先就是建立一套可持续的追责机制。东阳乡发布了一项政策,垃圾分类工作在全年考评获得前三名的村,分别予以8000元、6000元、4000元奖励,对全年考评倒数第一、第二的村分别予以6000元、4000元的处罚。对于考评全年倒数第一的村,取消全年各项评先评优资格。
 
村委有了压力,工作就更认真了。有一次,陈立雯在东阳乡清淤村检查垃圾分类情况,连续翻开几家门前的垃圾桶,分类都是正确的。有户人家在回应陈立雯评价自己家垃圾分类做得很好时说,村委工作带头号召,下着雨,还天天挨家挨户做工作。
 
垃圾清运公司则像伸进每家每户垃圾桶里的监控摄像头,监督着垃圾分类的持续运行,是垃圾分类工作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相比于上市企业,陈立雯发现,“本地企业更看中自己的名声,不会拿一笔钱就走人。尤其是在这种熟人社会,他只会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钱凤梅的绿洁物业公司就是这样一家本地企业。在陈立雯看来,绿洁物业似乎不仅仅是负责东阳乡垃圾清运的第三方服务公司,“更像是本地人集中起来为东阳垃圾分类治理而生的力量。”

绿洁物业公司负责人钱凤梅


王青海算了一笔账,过去每天东阳乡要送往填埋场的垃圾是9吨,现在降到4吨。减少的这些垃圾一部分被农户直接还田,另一部分被送往堆肥场堆肥。每年节省下的垃圾清运费用有40万。


 ▲东阳乡的堆肥场
 
“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2019年9月1号东阳乡管村幼儿园开园,陈立雯的“零废弃村落”团队给孩子们买了一些水果和有塑料包装的食品。
 
吃完食物,他们让孩子们自己投放垃圾。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20多个孩子中,除一个以外,其他孩子都能准确分清“可腐烂垃圾”和“不可腐烂垃圾”。
 
一个孩子说,是她父亲教她如何分类的。“垃圾分类体系的大环境建起来后,大人们都可以垃圾分类后,孩子们也会潜移默化的受影响。”
 
8月下旬,陈立雯在东阳乡隔壁的玉山县官溪社区向一户年轻人介绍垃圾分类时,对方忙说“我知道怎么分。”原来,她的娘家在东阳乡的社后村,已经实现垃圾分类好几个月了。

即使这样,陈立雯认为,“东阳乡的垃圾分类还不能说是已经成功了”。

▲陈立雯行走在东阳乡管村的街道上

“街道干净了,干净了很多。”这是包括管丽华在内的很多东阳乡人对垃圾分类效果的直观印象。在管村经营早餐店的管丽华成功让自己的厨房适配了垃圾分类,随手把垃圾投入该放的桶也成了习惯。但被问到垃圾分类的作用时,她说:“他们说好就是好。”

行走在东阳乡管村的街巷,陈立雯随手掀开村民门前的两个垃圾桶低头查看,这是她重复了无数遍的动作。
 

▲陈立雯在日常生活中会随机打开村民家门口的垃圾桶检查垃圾分类是否规范


“陈老师,我带你去看一个情况!”一辆电动车在她身边停下,车上皮肤黝黑的中年大姐大声招呼。

 

陈立雯抬起头,二话没说跨上电动车后座。两人摇摆着驶出柏油路,拐进一条小道,向着村庄的深处去了。

 

五颜六色的零食包装散落在道路两旁的草丛里。祝大姐带陈立雯来到管村小学门口说:“陈老师,你要跟他们校长反映反映,这样我没办法管。”陈立雯连忙“拍照取证”。

 

▲东阳乡管村小学门口的路边,陈立雯正在用手机记录学生乱丢的垃圾


东阳乡的垃圾分类已经走到了“深水区”,“反弹”就像悬在陈立雯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是她如今最害怕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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