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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进德：​明清人解读《金瓶梅》

金学界 金学界 2022-11-26
收录于合集
#传播与域外传播研究 3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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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刚一问世，就惊动了当时的文坛，在士大夫中传阅抄写。先睹者们见仁见智，对这部旷世奇书发表了各自不同的见解。
这个时期的评论虽然只是出现在文人们的笔记、书信以及有关序、跋中，但涉及的范围已相当广泛。归纳起来，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充分肯定这部奇书的成就及地位。
袁中道《游居杮录》卷九曰：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

称赞《金瓶梅》“琐碎中有无限烟波”1。
公安派盟主袁宏道在《觞政》中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读后感觉“甚奇快”2,认为它“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③。



万历本《金瓶梅词话》


《七发》乃西汉文学家枚乘所作的辞赋名篇，旨在对楚太子进行劝谏，有开汉大赋先路之功。
袁氏说《金瓶梅》超过《七发》，大约意在说明，《金瓶梅》的劝谏主旨与其艺术上的创新突破，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后来随着《金瓶梅》的付梓印行，文人士大夫更是推崇备至，甚至认为它的成就在《水浒传》之上。
如欣欣子认为《金瓶梅》“语句新奇，脍炙人口”，将其与《剪灯新话》《莺莺传》《效颦集》《水浒传》《钟情丽集》《怀春雅集》《秉烛清谈》《如意传》《于湖记》等作品进行比较，
说这些作品“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篇终而掩弃之”，唯《金瓶梅》能使读者“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④。
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也认为《金瓶梅》作者是“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⑤。
对于《金瓶梅》内容的评价，以谢肇淛《金瓶梅·跋》中的概括最具代表性。其文曰：

“《金瓶梅》……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
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脍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谀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駴意快心。”⑥

可以说是鞭辟入里，言简意赅。



《小草斋文集》

（明） 谢肇淛   撰


关于小说的作者、时代以及创作意旨，当时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足见作者隐名埋姓之深，以及小说作者寓于其中的意旨、涵容之广。
明人谈及《金瓶梅》作者的有六家，多认为此书的作者为嘉靖时人。但究竟坐实为谁属，则说法不一。
与作者紧密相关的问题便是作品的主旨、立意所在。屠本畯在其《山林经济籍》中说：

不审古今名饮者，曾见石公所称“逸典”否？按《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埓。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⑦
 
这是迄今所见提及《金瓶梅》作者的最早的资料之一，它包含的意思是：
《金瓶梅》的书帙、篇幅大体等同于《水浒传》，为嘉靖时的个人创作，并且是有感而发的泄愤之作。
袁中道在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甲寅（1614）八月的日记中追忆他在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的见闻时提出《金瓶梅》是“绍兴老儒”影射其主人“西门千户”的“淫荡风月之事”⑧：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
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
后从中郎（按指袁中道之兄袁宏道）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具备。……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

这里透露出以下消息值得注意：
其一，《金瓶梅》的成就极高，在当时就为封建文人们所推崇；
其二，小说是以儿女私情为描写对象，并夹杂有“淫荡风月”之类描写；
其三，小说的作者是一位不甚有名的封建儒士，且为南方人；
其四，《金瓶梅》所描写的故事，是有生活原型的。因为这是较早谈及《金瓶梅》这部小说的文献，所以对后世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谢肇淛在《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金瓶梅·跋》中说：

“《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汏，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

此处的“永陵”，即是明世宗嘉靖朱厚熜的陵墓；这里所说的“永陵中”，指的是嘉靖时（1522—1566）。
“金吾戚里”究系谁属，仍是个不解之谜。
这里指出作者为达官贵族的门客即一般儒士，《金瓶梅》所写乃“凭怙奢汏，淫纵无度”之风流淫荡之事，且有生活原型等，与袁中道的“绍兴老儒”说大致相同。



《野获编》

（明）沈德符   撰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金瓶梅》条云：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
丙午（按指万历三十四年即公元1606年），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
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
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
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穿，一见知其赝作矣。
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⑨
 
这是沈德符在《金瓶梅》苏州刻本问世（万历四十五年即公元1617年）后对往事的回忆。
袁中郎《觞政》中的原话是：

“凡《六经》《语》《孟》所言饮式，皆酒经也。
其下则汝阳王《甘露经》《酒谱》、王绩《酒经》、刘炫《酒孝经》《贞元饮略》、窦子野《酒谱》、朱翼中《酒经》、李保绩《北山酒经》、胡氏《醉乡小略》、皇甫崧《醉乡日月》、侯白《酒律》诸饮流所著记传赋诵等为内典。
《蒙庄》《离骚》《史》《汉》《南北史》《古今逸史》《世说》《颜氏家训》，陶靖节、李、杜、白香山、苏玉局、陆放翁诸集为外典。
诗余则柳舍人、辛稼轩等，乐府则董解元、王实甫、马东篱、高则诚等，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
不熟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⑩

袁宏道在此借用佛家将佛教典籍视为“内典”、把其他典籍称为“外典”的说法，谈到“饮徒”的三类必读之书，
如果不熟悉《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逸典”，只是“保面瓮肠”的饭囊酒袋，而非真正的高雅“饮徒”，流露出对新兴的通俗小说的激赏。
而沈德符的这段话，谈到了《金瓶梅》最初的传抄、保存者等情况，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但这里提出《金瓶梅》“指斥时事”，小说中人物各有所指，则开了后世《金瓶梅》研究中索隐派的先河。
另外，这里指出有一陋儒补作了原书缺损的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回答了今人研读《金瓶梅》时提出的这五回所写人物、事件、语言以及细节等方面明显与全书血脉不相贯穿、不尽一致的疑问。



《金瓶梅词话》序


欣欣子在万历丁巳（万历四十五年即公元1617年）《新刻金瓶梅词话·序》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
欣欣子与笑笑生均系化名，又据欣欣、子与笑笑、生相对，故欣欣子与笑笑生很可能为同一人。
这里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指出作者为兰陵人。
江苏武进与山东峄县在古代都称兰陵，故作者的籍贯究系谁属，尚难确定。
不过，小说中大量运用山东方言，书中故事又是设置在山东，所以作者为山东人的可能性自然要大一些。
需要指出的是，“兰陵笑笑生”五字可能为吴中刻本所没有，所以袁中郎、沈德符等人均未提及。
同样刊在万历丁巳年《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的廿公在《金瓶梅跋》中指出：“《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钜（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11
“钜（巨）公”无疑指大官僚，“世庙”是指明世宗嘉靖皇帝。廿公同系化名，故“钜（巨）公”之确指无法考知。
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认为“廿公”是袁中郎，但并未展开论证，不足以使人信服。
以上这些说法都距《金瓶梅》成书时代较近，况且有的还与作者为“友”，
但究系什么原因，他们都不愿意点破《金瓶梅》作者的真实姓名，恐怕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当时小说尚不能登大雅之堂，其作者为封建正统文人所瞧不起，也不仅仅是因为小说中存在大量的淫秽描写。
也许还有政治上的考虑，以及其他不便明言的原因。
如何看待《金瓶梅》中有关男女私情、两性关系的描写？
由于对这一问题存在着截然对立的意见，因此相应而来的便是对《金瓶梅》所应采取的取舍态度问题。
作为思想趋于保守的正统儒者，董思白一方面叹赏其“极佳”，另一方面又基于小说中的两性描写，认为“决当焚之”12。
薛冈更是大声疾呼：“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13
与其针锋相对，著名的通俗文学家、进步文人冯梦龙却“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14。
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中对“语涉俚俗，气含脂粉”的描写进行辩护，廿公公然赞赏“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之所以“目为淫书”，是因其没有真正把握作者言“有所刺”，不了解作者“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结果冤屈了作者和“流行者”，故在《金瓶梅跋》中“特为白之”。
在评价《金瓶梅》的社会功用及其与封建名教的关系时，由于对小说审视角度的不同，又为评论者世界观的制约，所以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袁中道说“此书诲淫”，有碍“名教”15，沈德符也认为此书“坏人心术”16。
这种论调主要是立足于《金瓶梅》中的两性生活描写而言。
与此相反，袁宏道认为此书的劝诫旨意“胜于枚生《七发》多矣”17，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谓此书“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



《游居柿录》

（明）袁中道  著


与小说批评领域的人物批评理论同步，《金瓶梅》的人物塑造也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有的评论者已注意到小说中人物的典型性问题，认为《金瓶梅》是“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18。
谢肇淛的《金瓶梅跋》还涉及到了小说在塑造人物方面的突出成就：“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19肯定小说中的人物各有个性，达到了神形兼备的艺术境界。
总的来说，明人的评论虽多为片言只语，零碎而不系统，但已涉及了诸多方面的问题。
后人正是在此基础上，来建构“金学”的基本框架，研究中也往往把明人的有关阐说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从而推动“金学”的纵深发展。
有清200多年间，《金瓶梅》的研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阶段的评论形式，虽然还是局限于文人的序、跋、笔记、札记之中，但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较明人有长足的进展。
清人对《金瓶梅》的作者提出了种种推测，大致有王世贞、李渔（《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本书名“李笠翁先生著”）、
卢楠（《满文译本金瓶梅序》）、薛应旂（清宫伟鏐《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庭闻州世说》）、赵南星（清宫伟鏐《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庭闻州世说》）、
李卓吾（王昙《金瓶梅考证》）、王世贞门人（清康熙乙亥谢颐《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序》）、明季浮浪文人（王昙《金瓶梅考证》）、
唐荆川（顺之）仇人（蒋瑞藻《小说考证》征引《缺名笔记》）、某孝廉（徐谦《桂宫梯》卷四引《劝诫类钞》）、
观海道人（《古本金瓶梅·观海道人序》）等等说法，但或是出于推测，或是囿于传闻。
清康熙乙亥（康熙三十四年即公元1695年）谢颐在《第一奇书<金瓶梅>序》中说：“《金瓶》一书，传为凤洲（按：王世贞号）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手。”
可见，王世贞与王世贞门人作《金瓶梅》说在当时是并行相传的。
不过该序在赞赏了小说的“细针密线”之后，认为它“的是浑《艳异》旧手而出之者，信乎为凤洲作无疑也。”20
《艳异》是否为王世贞所作，今已不可考知。谢颐系化名，即“解颐而谢”之意（《第一奇书<金瓶梅>序》）。
有人推测，此人“很可能就是张潮”21。
徐谦在《桂宫梯》卷四引《劝诫类钞》云：

“《金瓶梅》一书，原一时游戏之笔，不意落稿盛行，流毒无穷。孝廉负盛名，卒不第。己丑南宫已定会元矣，主司携卷寝室，挑灯朗诵，自喜得人。至晨，将填榜，则卷上点点血痕，盖鼠交其上而污之也，遂斥落。止一子，在江宁开茶室，后流为丐死。”22

这里指明小说为嫉权贵之淫放而作，但也包含着浓重的因果报应成分。
王昙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月十四日写的《金瓶梅考证》中否定了《金瓶梅》为李卓吾作之后接着说：“大约明季浮浪文人之作伪。”
意即《金瓶梅》为明末浮浪文人假托李卓吾之名而作。这系推测之辞。
不过，王世贞说在此期具有相当的势力与影响。



苹华堂本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


如王昙的《古本金瓶梅考证》23、宋起凤《稗说》、顾公燮《销夏闲记摘抄》等均倡此说，提出创作意图是王世贞为报父仇。但究竟其仇人是谁，因何事构仇，则说法不一。
其中王昙《古本金瓶梅考证》说是报严嵩、严世蕃害父之仇：

“《金瓶梅》一书，相传明王元美所撰。元美父忬，以滦河失事，为奸嵩构死，其子东楼，实赞成之。
东楼喜观小说，元美撰此，以毒傅纸，冀使传染入口而毙。东楼烛其计，令家人洗去其药，而后翻阅，此书遂以外传。”24

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在《稗说》卷三中说是报陆炳谮父之仇：

“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
弇洲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弇洲愤懑怼废，乃成此书。
陆居云间郡之西门，所谓西门庆者，指陆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诸狎昵比相嵩羽翼。
陆当日蓄群妾，多不检，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所事与人皆寄托山左，其声容举止，饮食服用，以至杂俳戏媟之细，无一非京师人语。
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閤排荡，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25

此说显然是承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而来，且比前者更具体，更骇人听闻。
此外，清代多种笔记、杂记中，也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
如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作金瓶梅缘起王凤洲报父仇》条说：

“太仓王忬家藏《清明上河图》，化工之笔也。严世蕃强索之，忬不忍舍，乃觅名手摹赝者以献。
先是，忬巡抚两浙，遇裱工汤姓，流落不偶，携之归，装潢书画，旋荐于世蕃。当献画时，汤在侧，谓世蕃曰：‘此图某所目睹，是卷非真者。试观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即此便知其伪矣。’世蕃恚甚，而亦鄙汤之为人，不复重用。
会俺答入寇大同，忬方总督薊辽，鄢懋卿嗾御史方辂劾忬御边无术，遂见杀。后范长白公（允临）作《一捧雪》传奇，改名莫怀古，盖戒人勿怀古董也。
忬子凤洲（世贞）痛父冤死，图报无由。一日偶谒世蕃，世蕃问：‘坊间有好看小说否？’答曰：‘有。’又问：‘何名？’仓促之间，凤洲见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迹漫灭，容钞正送览。
退而构思数日，借《水浒传》西门庆故事为蓝本，缘世蕃居西门，乳名庆，暗讥其闺门淫放。
而世蕃不知，观之大悦，把玩不置。相传世蕃最喜修脚，凤洲重赂修工，乘世蕃专心阅书，故意微伤脚迹，阴搽烂药，后渐溃腐，不能入直。
独其父嵩在阁，年衰迟钝，票本拟批，不称上旨。上寖厌之，宠日以衰。御史邹应龙等乘机劾奏，以至于败。噫！怨毒之于人，甚矣哉！”26

到了后来，佚名的《笔记》亦谓：

“《金瓶梅》为旧说部中‘四大奇书’之一，相传出王世贞手，为报复严氏之《督亢图》。
或谓系唐荆川事。荆川任江右巡抚时，有所周纳，狱成，罹大辟以死。其子百计求报，而不得间。
会荆川解职归，遍阅奇书，渐叹观止，乃急草此书，渍砒于纸以进。盖审知荆川读书，必逐页用纸粘舌，以次披览也。
荆川得书后，览一夜而毕。蓦觉舌木强涩，镜之黑矣。心知被毒，呼谓其子曰：‘人将谋我。我死，非至亲不得入吾室。’逾时遂卒。
旋有白衣冠者，呼天抢地而至，蒲伏于其子之前，谓曾受大恩于荆川，愿及未盖棺前，一亲颜色。
鉴其诚，许之入。伏尸而哭甚哀。哭已，再拜而出。
及殓，则一臂不知所往。始悟来者即著书之人。因其父受缳首之辱，进鸩不足，更残支体以为报也。”27



《消夏闲记摘抄》

（清）  顾公燮  撰


佚名的《寒花盦随笔》则说是王世贞报唐荆川谮父之仇：

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书中西门庆，即世蕃之化身。世蕃小名庆，西门亦名庆；世蕃号东楼，此书即以西门对之。
或又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用以复其父仇者。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翻其书页。
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经营此书。书成，粘毒药于纸角。
觊巨公出时，使人持书叫卖于市曰：“天下第一奇书！”巨公于车中闻之，即索观。车行及其第，书已观讫，啧啧叹赏，呼卖者问其值，卖者竟不见。
巨公顿悟为人所算，急自营救，已不及，毒发遂死。今按二说皆是，孝子即凤洲也，巨公为唐荆川。
凤洲之父忬，死于严氏，实荆川谮之也。姚平仲《纲鉴挈要》载杀巡抚王忬事。
注谓：“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赝。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
但未记识画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谓识画人即荆川。
古画者，《清明上河图》也。凤洲既抱终天之恨，誓有以报荆川，数遣人往刺之，荆川防护甚备。
一夜，读书静室，有客自后握其发，将加刃，荆川曰：“余不逃死，然须留遗书嘱家人。”其人立以俟。荆川书数行，笔头脱落，以管就烛，佯为治笔。管即毒弩，火热机发，镞贯刺客喉而毙。凤洲大失望。
后遇于朝房，荆川曰：“不见凤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
其实凤洲无所撰，姑以诳语应尔。荆川索之切，凤洲归，广召梓工，旋撰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荆川。
荆川阅书甚急，墨浓粘，卒不可揭，乃屡以指润口津揭书。书尽，毒发而死。或传此书为毒死东楼者，不知东楼自正法，毒死者实荆川也。
彼谓“以三年之力成书”，及“巨公索观于车中”云云，又传闻异词者尔。不解荆川以一代巨儒，何渠甘为严氏助虐，而卒至身食其报也。28

 
后来鲁迅在《小说旧闻钞》中针对清代文人编造的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离奇故事说：

“凤洲复仇之说，极不近情理可笑噱，而世人往往信而传之。”29

吴晗又先后撰《<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等文，
阐明了《清明上河图》的沿革轨迹是由宜兴许氏→西涯李氏→陈湖陆氏→昆山顾氏→袁州严氏→内府，显然与王忬、王世贞父子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说法虽然未免有荒唐之处，但却大多都指出了《金瓶梅》中所反映的故事与明代史实的某种程度的联系，以及小说中人物与明史人物的某种程度的关联，
这就为后世研究《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金瓶梅》的创作原委等提供了寻觅、梳理的线索。
此外，《满文译本金瓶梅序》云：“或曰是书乃明时逸儒卢楠所作，以讥刺严嵩、严世蕃父子者，不识然否？”30
宫伟鏐《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庭闻州世说》曰：“《金瓶梅》相传为薛方山先生笔，盖为楚学政时以此维风俗，正人心。”“又云赵侪鹤公所为。”
王昙《金瓶梅考证》否定了《金瓶梅》为王世贞作后又说：“或云李卓吾所作，卓吾即无行，何致留此秽言？”对这种传闻也持怀疑态度。


《小说考证》

（清）蒋瑞藻  著


如何看待《金瓶梅》中的两性生活描写，这是解读中争论最大的问题，也是评价这部巨著时首先碰到的最为敏感的问题。
由于对此问题持论的差异导致了对待这部小说态度上的迥然不同。
首先，是一批正统封建士大夫们看到了《金瓶梅》中的两性生活赤裸裸的渲染对封建名教的冲击，指斥《金瓶梅》是一部诲淫之作，应对其严加禁毁，有的甚至编造出荒诞不经的果报故事来诋毁《金瓶梅》及其作者。
如申涵光《荆园小语》曰：

“世传作《水浒传》者三世哑。近世（时)淫秽之书如《金瓶梅》等，丧心败德，果报当不止此。
每怪友辈极赞此书，谓其摹画人情，有似《史记》。果尔，何不直读《史记》，反悦其似耶？至家有幼学者，尤不可不慎。”31

李绿园在《歧路灯自序》中宣称：

“若夫《金瓶梅》，诲淫之书也。亡友张揖东曰，此不过道其事之所曾经，与其意之所欲试者耳。而三家村冬烘学究，动曰此《左》《国》、史迁之文也。
余谓不通《左》史，何能读此；既通《左》、史，何必读此？老子云：童子无知而脧举。此不过驱幼学于夭札，而速之以蒿里歌耳。”32

这里透露出当时人们对《金瓶梅》有相去天渊之判。
方濬《蕉轩随录》说：

“《水浒》《金瓶梅》二书倡盗诲淫，有害于世道人心者不小。”33

意识到了《金瓶梅》对封建名教的妨害。
林昌彝《砚（耒圭）绪录》则高喊“人见此书，当即焚毁。否则昏迷失性，疾病伤生，窃玉偷香，由此而起，身心瓦裂，视禽兽又何择哉！”34
甚至连狐鬼巨豪蒲松龄也以淫书目之：

异史氏曰：世风之变也，下者益谄，上者益骄。……若缙绅之妻呼太太，裁数年耳。
昔惟缙绅之母，始有此称；以妻而得此称者，惟淫史中有林、乔耳，他未之见也。……35

 
这里的“淫史”，即指《金瓶梅》；林、乔指的是《金瓶梅》中的林太太和乔五太太。
在清代，《金瓶梅》还遭到统治者的再再禁毁。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载：

偶于书摊见有书贾记数一册云，是岁所销之书，《致富奇书》若干,《红楼梦》《金瓶梅》《水浒》《西厢》等书称是，其余名目甚多，均不至前数。
切叹风俗系乎人心，而人心重赖激劝。
乃此等恶劣小说盈天下，以逢人之情欲，诱为不轨，所以弃礼灭义，相习成风，载胥难挽也。幸近岁稍严书禁，漏卮或可塞乎？36
 
此外，佚名《劝毁淫书徵信录·禁毁书目》、余治《得一录》中，都有关于销禁《金瓶梅》的记载。
更有甚者，有的封建文人为了诋毁《金瓶梅》的流传与影响，竟然不择手段，编造出《金瓶梅》的作者、售者、刊行者如何遭到果报、惩罚的离奇谎言：

孝廉某，嫉严世蕃之淫放，著《金瓶梅》一书，原一时游戏之笔，不意落稿盛行，流毒无穷。
孝廉负盛名，卒不第。己丑南宫，已定会元矣，主司携卷寝室，挑灯朗诵，自喜得人，至晨，将填榜，则卷上点点血痕，盖鼠交其上而污之也，遂斥落。
止一子，在江宁开茶室，后流为丐死。37

 
并呼吁要将此书“尽投水火而后已，不得随众称扬其文笔之美”（同前）；而聚者、看者、说者、借者与作者、买者一样，都是罪不可恕的：

李卓吾极赞《西厢》《水浒》《金瓶梅》为天下奇书。
不知凿淫窦，开杀机，如酿鸩酒然，酒味愈甘，毒人愈深矣。有聚此等书、看此等书、说此等书、借贳此等书者，罪与造者买者同科。38

 
由此可以看出，卫道者们对《金瓶梅》的仇视、恐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金瓶梅资料汇编》

黄 霖      编


在贬《金瓶梅》为淫词艳科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封建士大夫认识到了《金瓶梅》的价值所在以及淫秽描写所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提出读《金瓶梅》必须谨慎，必须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
不然的话，将会贻害无穷。如满文本《金瓶梅序》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种，固小说中之四大奇也，而《金瓶梅》于此为尤奇焉。”
然而，“倘于情浓处销然动意，不堪者略为效法，大则至于家亡身败，小则亦不免构疾而见恶于人也。可不慎欤！可不慎欤！至若厌其污秽而不观，乃以观是书为释闷，无识之人者，何足道哉！”39
刘廷玑《在园杂志》亦云：

“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如悟。”40

然而，“欲读《金瓶梅》，先须体认前序内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读此书《金瓶梅》而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紫髯狂客《豆棚闲话总评》中认为，不善读《金瓶梅》，“乃误风流而为淫。其间警戒世人处，或在反面，或在夹缝，或极快极艳，而悲伤零落寓乎其间，世人一时不解者也。”41
戏笔主人在《绣像忠列全传序》中道：

文字无关风教者，虽炳耀艺林，脍炙人口，皆为苟作，立说之要道也。凡传志之文，或艰涉猎，及动于齿颊，托于言谈，反令目者闷之。
若古来忠臣孝子贤奸在目，则作者足资劝惩矣。小说原多，每限于句繁语赘，节目混牵。
若《三国》语句深挚质朴，无有伦比；至《西游》《金瓶梅》专工虚妄，且妖艳靡曼之语，聒人耳目。
在贤者知探其用意，用笔不肖者，只看其妖仙冶荡。是醒世之书，反为酣嬉之具矣。42
 
在评价《金瓶梅》的思想价值时，大多数文人根据小说中人物生前死后的遭际，将《金瓶梅》视为诫世之书，以因果报应来涵括其思想内容。

“这《金瓶梅》一部小说，原是替世人说法，画出那贪色图财、纵欲丧身、宣淫现报的一幅行乐图。”43

刘廷玑《在园杂志》认为《金瓶梅》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44
用这种果报迷信的观点来解释这部博大精深的煌煌巨著，显然不足为训。
倒是满文译本《金瓶梅序》对《金瓶梅》所描写的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

历观编撰古词者，或劝善惩恶，以归祸福；或快志逞才，以著诗文；或明理言性，以喻他物；或好正恶邪，以辨忠奸。其书虽稗官古词，而莫不各有一善。
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种，固小说中之四大奇也，而《金瓶梅》于此为尤奇焉。
凡百回中以为百戒，每回无过结交朋党、钻营勾串、流连会饮、淫黩通奸、贪婪索取、强横欺凌、巧计诓骗、忿怒行凶、作乐无休、讹赖诬害、挑唆离间而已，其于修身齐家、裨益于国之事一无所有。
至西门庆以计力药杀武大，犹为武大之妻潘金莲服以春药而死，潘金莲以药毒二夫，又被武松白刃碎尸。
如西门庆通奸于各人之妻，其妇婢于伊在时即被其婿与家童玷污。吴月娘背其夫，宠其婿使入内室，奸淫西门庆之婢，不特为乱于内室。
吴月娘并无妇人精细之态，竟至殷天锡强欲逼奸，来保有意调戏。至蔡京之徒，有负君王信任，图行自私，二十年间，身谴子诛，朋党皆罹于罪。
西门庆虑遂谋中，逞一时之巧，其势及至省垣，而死后尸未及寒，窃者窃，离者离，亡者亡，诈者诈，出者出，无不如灯消火灭之烬也。
其附炎趋势之徒，亦皆陆续无不如花残木落之败也。其报应轻重之称，犹戥秤毫无高低之差池焉。
且西门庆之为乐，不过五六年耳。其余撺掇谄媚、乞讨钻营、行强凶乱之徒，亦揭示于二十年之内。将陋习编为万世之戒，自常人之夫妇，以及僧道尼番、医巫星相、卜术乐人、歌妓杂耍之徒，自买卖以及水陆诸物，自服用器皿以及谑浪笑谈，于僻隅琐屑毫无遗漏，其周详备全，如亲身眼前熟视历经之彰也。
诚可谓是书于四奇书之尤奇者矣。……观是书者，将此百回以为百戒，夔然慄，悫然思，知反诸己而恐有如是者，斯可谓不负是书之意也。……45
 
《金瓶梅》的艺术成就，受到了此期评论者的高度评价。



满文译本《金瓶梅》书影


或谓小说“闺闼谐谑，市井俚词，鄙俗之言，殊异之俗，乃能收诸笔下，载诸篇章，口吻逼真，维妙维肖。……才人文笔，不同凡响，信乎人之钦企弗衰也。”46
或谓其“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47
静庵《金屋梦识语》曰：

……如《红楼》《水浒》《金瓶》之文字，虽雅俚不伦，然不屑屑于寻章摘句，效老生常谈，其描摹人物，莫不须眉毕现，间发议论，又别出蹊径，独抒胸臆，畅所欲言，大有曼倩笑傲，东坡怒骂之概。
点染世态人情，悲欢离合，写来件件逼真，而不落寻常小说家窠臼。阅之不觉狂喜咋舌，真千载难遇之妙文也。48

 
这些评论虽是片言只语，说不上系统、全面，但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自有其值得重视的价值。
《金瓶梅》在文学史上应享有什么样的地位？人们大多通过与其他作品的比较来阐述这一问题。
有的将其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列，认为《金瓶梅》为“四大奇书”中之“尤奇者”49，《金瓶梅》与“别家迥异，非寻常小说之可比”50；
有的将其与《左》《国》《史》《汉》并列，认为“四大奇书，各臻绝顶，堪与《左》《国》《史》《汉》并传，厥后罕有继此”51。
也有的看到了《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巨大影响，认为“前人谓《石头记》脱胎此书（按指《金瓶梅》），亦非虚语。所不同者，一个写才子佳人，一个写奸夫淫妇；一个写一纨袴少年，一个写一市井小人耳。至于笔墨之佳，二者无可轩轾”52；
《红楼梦》“大略规仿吾家凤洲先生所撰《金瓶梅》，而较有含蓄，不甚着迹，足餍读者之目”53。
诸联《红楼梦评》认为《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而亵嫚之词，淘汰至尽。中间写情写景，无些黠牙后慧。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54
张新之《红楼梦读法》认为《红楼梦》“借迳在《金瓶梅》”，“《红楼梦》是暗《金瓶梅》”，指出“《金瓶》有‘苦孝说’，因明以孝字结，此则暗以孝字结。至其隐痛，较作《金瓶梅》者尤深。《金瓶》演冷热，此书亦演冷热；《金瓶》演财色，此书亦演财色。”55
这里虽包含有封建士大夫的迂腐之见，但却指出了《红楼梦》在创作上对《金瓶梅》的艺术借鉴。
此外，脂砚斋、哈斯宝等人还就《金瓶梅》《红楼梦》两书某些细节、场面描写的相似入手，评论了《金瓶梅》对于《红楼梦》创作的深刻影响。

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康熙年间张竹坡和光绪年间文龙对《金瓶梅》的比较系统而又全面的评论，这在《金瓶梅》研究的历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功绩，开创了《金瓶梅》研究的新阶段。



张新之评《妙复轩评石头记》书影



张竹坡（1670—1698），名道深，字自得，竹坡为其号。徐州铜山人。曾奋斗科场，但所遇不遂，终于潦倒穷愁，赍志以殁。
竹坡于康熙年间评点、刊刻了《第一奇书金瓶梅》。
他的评论包括总评（计有《第一奇书凡例》《杂录》《竹坡闲话》《冷热金针》《金瓶梅寓意说》《苦孝说》《第一奇书非淫书论》《第一奇书金瓶梅趣谈》《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108则）、回评、眉批、夹批等，总计十万余言。
继张竹坡之后，光绪年间，文龙对《金瓶梅》又作了一次较为全面而详尽的评论。
文龙字禹门，本姓赵，汉军正蓝旗人，曾做过南陵知县、芜湖知县等。为官清正，颇受百姓拥戴。他在光绪五年（1879）、六年、八年三次于在兹堂刊《第一奇书》本上对《金瓶梅》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成就、人物塑造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论。
其评论包括回评、眉批、旁批等，大约六万余言。
他们指出，《金瓶梅》是一部暴露世情之恶、嫉世病俗、指斥时事的泄愤之作。张竹坡认为，《金瓶梅》作者既然不愿意留名，是因为小说有其寓意，有其针对性。
“总之，作者无感慨，亦不必著书。”56“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57
在第七十回“老太监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参太尉”的回评中，张氏评道：

“甚矣，夫作书者必大不得于时势，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国家，何以见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历叙运艮峰之赏，无谓诸奸臣之贪位慕禄，以一发胸中之恨也。”58

他认为，《金瓶梅》作者生活于黑暗的社会，历经忧患，不遇于时，痛恨奸臣当道，深感世事险恶，饱尝世态炎凉，“悲愤呜唈”，因而作小说以“泻其愤”59，抒发胸中的郁郁不平之气。
文龙提出“是殆嫉世病俗之心，意有所激、有所触而为此书也”60。
在第三十六回“翟管家寄书寻女子    蔡状元留饮借盘缠”的回评中，文龙也说道：

“此一回概影时事也。宰相与状元，固俗世以为荣而俗人所共羡者也。
然必有其位，兼有其德，始无惭为真宰相；有其才，并有其度，乃不愧为名状元。兹则以大蔡、小蔡当之，天下时事可知矣。
蔡京受贿，以职为酬，前以约略言之，举一以例百也。
若再详述，恐有更仆难尽者，即以其仆之声势赫炎代之，此曰云峰先生，彼曰云峰先生，云峰直可奔走天下士，而号令天下财东也。若曰：其奴如此，其主可知，此追一层落笔也。”

“蔡蕴告帮，秋风一路。观其言谈举止，令人欲呕。”张竹坡和文龙都看到了小说中所蕴涵的社会生活内容以及作者对险恶世俗、污秽官场的批判。
不同的是，张竹坡侧重于从作者“患难穷愁”的个人遭际来评论，而文龙则更多地着眼于作者对整个黑暗社会的愤激。
张竹坡和文龙还极力为《金瓶梅》“淫书”之“恶谥”正名。
如何评价《金瓶梅》中的淫词秽语？《金瓶梅》究竟是不是一部“淫书”？
张竹坡在《第一奇书非淫书论》的专论里，全力为之辩解。
他指出：“《金瓶》一书，作者亦是将《褰裳》《风雨》《箨兮》《子衿》诸诗细为模仿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皆知。”61
恰恰相反，它是一部惩淫诫世之书。“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见其为淫耳”，“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悌”。
他将《金瓶梅》与《诗经》相比，感叹世上不善读书者，将《金瓶梅》目为淫书，并不无过激地说：“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只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62
当然，对于小说中有关两性生活的赤裸裸的渲染，张竹坡有时也批有“不堪”等字样，也提出了批评的意见。
总之，张竹坡强调的是从整体上、宏观上去评价《金瓶梅》所取得的成就，而不能专注于它对两性生活的描写而扼杀其价值，
提出“《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止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63。
同时，也是更重要的，张竹坡提出这种淫笔是直接服务于人物塑造、并有深意寓焉。他论述道：

《金瓶梅》说淫话，止是金莲与王六儿处多，其次则瓶儿，他如月娘、玉楼止一见，而春梅则惟于点染处描写之。
何也？写月娘，惟“扫雪”前一夜，所以丑月娘、丑西门也。写玉楼，惟于“含酸”一夜，所以表玉楼之屈，而亦以丑西门也。
是皆非写其淫荡之本意也。至于春梅，欲留之为炎凉翻案，故不得不留其身份，而止用影写也。至于百般无耻，十分不堪，有桂姐、月儿不能出之于口者，皆自金莲、
六儿口中出之。其难堪为何如？此作者深罪西门，见得如此狗彘，乃偏喜之，真不是人也。
故王六儿、潘金莲有日一齐动手，西门死矣。
此作者之深意也。至于瓶儿，虽能忍耐，乃自讨苦吃，不关人事，而气死子虚，迎奸转嫁，亦去金莲不远，故亦不妨为之弛张丑态。
但瓶儿弱而金莲狠，故写瓶儿之淫，略较金莲可些。而亦早自丧其命于试药之时，甚言女人贪色，不害人即自害也。吁！可畏哉！
若金莲、如意辈，有何品行？故不妨唐突。而王招宣府内林太太者，我固云为金莲波及，则欲报应之人，又何妨唐突哉？64
 
这种看法是独到的，也是值得我们今天研究中重视的。



皋鹤堂本《竹坡闲话》

（清）张竹波  撰


文龙则更强调读者的主观方面，认为“《金瓶梅》，淫书也，亦戒淫书也”。
之所以说是“淫书”，因“观其笔墨，无非淫语淫事”，但“究其根源，实戒淫书也……是是在会看不会看而已”65。
他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读者是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些描写，它会因读者欣赏与憎恶、羡慕与畏戒的不同态度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他论述道：

皆谓此书为淫书，诚然，而又不然也。但观其事，只“男女苟合”四字而已。此等事处处有之，时时有之。彼花街柳巷中，个个皆潘金莲也，人人皆西门庆也。
不为说破，各人心里明白，一经指出，阅历深者曰：果有此事；见识浅者曰：竟有此事！是书概充量而言之耳，谓之非淫不可也。若能高一层着眼，深一层存心，远一层设想，世果有西门庆其人乎？
方且痛恨之不暇，深恶之不暇，阳世之官府，将以斩立决待其人，阴间之阎罗，将以十八层置其人。
世并无西门庆其人乎？举凡富贵有类乎西门，清闲有类乎西门，遭逢有类乎西门，皆当恐惧之不暇，防闲之不暇。一失足则杀其身，一纵意则绝其后。
夫淫生于逸豫，不生于畏戒，是在读此书者之聪明与糊涂耳。生性淫，不观此书亦淫；性不淫，观此书可以止淫。
然则书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书又何尝淫乎？66

是书若但以淫字目之，其人必真淫者也。其事为必有之事，其人为实有之人，决非若《驻春园》《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艳》以及七才子、八才子等书之信口开河，无情无理，令人欲呕而自以为得意者也。
何以谓之不淫也？
凡有妻妾者，家庭之间，势必现此丑态，以至家败人亡，后事直有不不可问，见不贤而内省，其不善者而改之，庶几不负此书也。67

或谓《金瓶梅》淫书也，非也。淫者见之谓之淫；不淫者不谓之淫，但睹一群鸟兽孳尾而已。
或谓《金瓶梅》善书也，非也。善者见善谓之善;不善者谓之不善，但觉一生快活随心而已。
然则《金瓶梅》果奇书乎？曰：不奇也。人为世间常有之人，事为世间常有之事，且自古及今，普天之下，为处处时时常有之人事。
既不同于《封神榜》之变化迷离，又不似《西游记》之妖魔鬼怪，夫何奇之有？
故善读书者，当置身于书中，而是非羞恶之心不可泯，斯好恶得其真矣。又当置身于书外，而彰瘅劝惩之心不可紊，斯见解超于众矣。
又须于未看之前，先将作者之意，体贴一番；更须于看书之际，总将作者之语，思索几遍。
看第一回，眼光已射到百回上；看到百回，心思复忆到第一回先。书自为我运化，我不为书捆缚，此可谓能看书者矣。曰淫书也可，曰善书也可，曰奇书也亦无不可。68
 
在这些论述中，文龙并没有回避小说中的淫秽笔墨，但他更强调的是读者在接收作品信息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
认为读者对《金瓶梅》的褒贬好恶，会因各自的个性爱好、欣赏角度、艺术情趣、道德品性等等的差异而存在巨大的不同，这即是接受美学所说的“共时接收”的差异性。
此外，张、文二人还对小说中的人物塑造、针线细密、语言艺术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看法。



《金瓶梅词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随着西方列强鸦片和大炮的交替进攻，锁闭了几千年的中国国门终于被打开。
封建势力与外来敌寇的结合，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一切有识的封建士大夫都不得不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洪流之中。
革除社会弊端，重振中华之威，促进民族富强，已成为此期文学创作乃至文学批评的主旋律。
对于《金瓶梅》小说的评价，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我们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大约80年的评论，划为《金瓶梅》研究历史上的第三阶段。
此期的评论以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的有关论述为代表。
维新派的宣传活动家狄平子（葆贤）论及《金瓶梅》的创作动机时说：

“《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借小说以鸣之。”69

认为《金瓶梅》是不平之鸣、发愤之作，是作者在黑暗时代对“无穷冤抑”的抒泄。
显然，这是对明代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中所提及的“沉冤”说以及张竹坡穷愁著书说的发展。
关于《金瓶梅》所反映的内容及其社会价值，资产阶级改良派及诸评论者大都能将其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强调、肯定《金瓶梅》的社会批判功用，使得《金瓶梅》评论与他们所倡扬的社会改良挂起钩来。
平子（狄葆贤）指出，《金瓶梅》乃“真正一社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其“描写当时之社会情状，略见一斑”70。
天僇生（王钟麟）认为《金瓶梅》是“极端厌世观之小说也”71。作者“痛社会之浑浊”而作是书，“描写社会之污秽浊乱贪酷淫媟诸现状，而以刻毒之笔出之”，“血透纸被而成者也”72。
王钟麟又进一步指出，《金瓶梅》通过各种典型形象的塑造，对社会上的各种丑形恶俗进行解剖，“记西门庆，则言富人之淫恶也；记潘金莲，则伤女界之秽乱也；记花子虚、李瓶儿，则悲友道之衰微也；记宋惠莲，则哀谗佞之为祸也；记蔡太师，则痛仕途黑暗、贿赂公行也”。
他发出感叹：“嗟乎！嗟乎！天下有过人之才人，遭际浊世，把弥天之怨，不得不流而为厌世主义，又从而摹绘之，使并世者之恶德，不能少自讳匿者，则王氏著书之苦心也。”73
梦生提出“《金瓶梅》乃一惩劝世人、针砭恶俗之书”74，邓狂言《红楼梦释真》则直言点明《金瓶梅》是“政治小说而寄托深远”。
总之，这些评论都涉及到《金瓶梅》是明代社会现实、社会政治的反映这个本质性问题。
评论者对《金瓶梅》的艺术成就也从各个方面加以阐述，给予充分的肯定。首先，多数论者认为，《金瓶梅》开拓了中国古典小说的题材领域。
从描写的生活来看，它独辟蹊径，已将笔触由古代历史的兴衰、英雄豪杰的业绩、神魔仙怪的神通转向了一向为士大夫们所不注意、不熟悉、但每个人物都生活其间的“情事尤为复杂，描写更难着笔”的“下等社会情事”方面来75，
它已由《水浒传》的“大刀阔斧，气象万千”“一变而为细笔，状闾阎市井难状之形，故为隽上”76，“描写恶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77，
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它可以与英国的狄更斯、美国的马克·吐温、法国的查拉、俄国的杜瑾纳夫等人的作品相颉颃78。
与作品描写的内容紧密相关的，是人物形象塑造问题。
曼殊认为，《金瓶梅》“是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也。试观书中之人物，一启口，则下等妇人之言论也；一举足，则下等妇人之行动也。虽装束模仿上流，其下等如故也；供给拟贵族，其下等如故也。”79
充分肯定了《金瓶梅》在塑造下层妇女形象方面的突出成就。



《小说丛考》

钱静方  著


钱静方虽然指责《金瓶梅》“淫亵鄙陋”，但却称赞“其描摹小人口吻，无不逼真”80。
梦生在这方面对《金瓶梅》更是倍加推崇，认为“《金瓶梅》乃一最佳最美之小说，以其笔墨写下等社会、下等人物，无一不酷似故。……盖《金瓶梅》专写奸夫淫妇，贪官恶仆，帮闲娼妓，即无不可为普天下奸夫淫妇、贪官恶仆、帮闲娼妓一齐写照也”81。
可以说，《金瓶梅》所塑造的下层市民群像，丰富了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人物画廊，是对中国小说史的突出贡献，这得到了此期评论者的一致称赞。
有的评论者还注意到，《金瓶梅》描写人物的手段较以前的说部有所变化。
它不同于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形成强大阵容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以及神魔小说的作者在塑造人物时褒贬分明、扬抑判然的常规，而是在写人时“并不下一前提语”，作者不作或少作主观的褒贬、评判，
而是让人物通过自己的言行，使“其人之性质、身份，若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辨之，真如对镜者之无遁形也”82。
这种变化，也正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在塑造人物的手段上由幼稚逐渐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
平子在评论《金瓶梅》时，将它与《水浒传》进行比较，认为二者在诸多方面都呈现着不同的风貌，

“《水浒》多正笔，《金瓶》多侧笔；《水浒》多明写，《金瓶》多暗刺；《水浒》多快语，《金瓶》多痛语；《水浒》明白畅快，《金瓶》隐抑凄恻；《水浒》抱奇愤，《金瓶》抱奇冤”83。

在语言运用方面，平子指出，《金瓶梅》已由《水浒传》的“文字兼语言之小说”变为“纯乎语言之小说”，
在《金瓶梅》中，“文字积习，荡除净尽，读其文者，如观其人，如聆其语”，使人“不知此时为看小说，几疑身入其中矣”84。
也就是说，《金瓶梅》的语言，已经被历来被人称道的《水浒传》的语言更提高了一步，并且人物的语言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人物语言的高度个性化。
这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长足进步，而且也是小说发展的必然。
此外，有人还注意到小说中的陪衬、穿插等手法的妙用。
如梦生曾指出，《金瓶梅》“于武二兄弟会见时，百忙中插入武大往事、金莲出身一大段文字。叙王昭宣府一节，详金莲恶之所从出也。叙张大户一节，原金莲之得嫁武大也”85。
这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张竹坡的说法，但更多注意的是社会之腐败对人物堕落的恶劣影响，以及时代在人物身上所打下的深刻烙印，显然比张竹坡更进一步。



《黄人及其小说小话之研究》

龚 敏    著


如何看待《金瓶梅》中的写淫之笔，仍是这个时期评论者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种认为《金瓶梅》是淫书，应全盘否定。如胡适就曾说《金瓶梅》引不起人们的“美感”，没有什么价值可言86。
叶小凤认为《金瓶梅》“实淫书也”，如果流传开来，将贻害无穷87。箸超（蒋子胜）曰：“《金瓶梅》则淫书之尤者耳。”88
铭飞（张焘号）由否定《金瓶梅》的淫秽描写进而否定整个小说的价值。他说：

“《金瓶梅》一书，丑秽不可言状。其命意，其布局，其措辞，毫无可取。”

“统观《金瓶梅》全部，直是毫无意识。其布局之支离牵强，又无章法可言。至其措辞，则全是山东土话，可厌已极。
独其写男女之事，勤勤恳恳，有如孝子慈孙之称述祖训者然；使人翻阅一过，有如春日行街市中，处处见有野狗觅偶也。”89

与前一种观点相对，吴趼人、黄小配、解弢等人认为《金瓶梅》是以淫惩淫，是一部“惩淫之作”。
吴趼人指出：“《金瓶梅》《肉蒲团》，此皆著名之淫书也，然其实皆惩淫之作。”“淫者见之谓之淫。”90
之所以得出“淫书”的结论，是“不善读书”的缘故。解弢《小说话》说“《金瓶梅》等书意在惩戒”，
黄世仲（小配）则联系社会现实，肯定了《金瓶梅》在惩淫方面的社会功用，指出“有《金瓶梅》出，而西北淫浇之风渐知畏忌，盖其感人者深耳！”91
与前两种态度不同，有的评论者在评价《金瓶梅》时，对其成就大加赞赏，但对小说的淫笔却避而不论。
如曼殊就曾说过：“吾固不能谓（《金瓶梅》）为非淫书，然其奥妙，绝非在写淫之笔。”92
倒是钱玄同在给胡适的信中，对《金瓶梅》中的淫秽描写作了比较中肯的、客观的分析与评价。他说：

“《金瓶梅》一书，断不可与一切专谈淫猥之书同日而语。此书为一种骄奢淫佚、不知礼义廉耻之腐败社会写照。
观其书中所叙之人，无论官绅男女，面子上是老爷、太太、小姐，而一开口，一动作，无一非极下作极无耻之语言之行事。”

但由于“描写淫亵太甚，终不免有‘淫书’之目”，用辩证的观点评价这些描写的实质。

“若抛弃一切世俗见解，专用文学的眼光去观察，则《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93

这里并不否认《金瓶梅》中有淫词秽语，但明确指出它绝非“专谈淫猥之书”，而是对腐败社会的真实反映，不足在于作者对猥亵淫态渲染过度，容易产生负面效应。
这种评论是比较公允的，也是符合《金瓶梅》的实际的。


《新青年》第三卷


关于《金瓶梅》的成就、地位，评论者的观点比较一致。
一是认为《金瓶梅》与《水浒传》《红楼梦》同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杰作，一是认为《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的创作传统，从《金瓶梅》脱胎而来。
平子在论述中国小说时，曾将《金瓶梅》与《水浒传》《红楼梦》并列94，曼殊指出，“《金瓶梅》之声价，当不下于《水浒》《红楼》”，认为“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95。
天僇生说《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同为小说中“好而能至者”，“此三书，真有观止之叹”96。
梦生也论道：“中国小说最佳者，曰《金瓶梅》，曰《水浒传》，曰《红楼梦》”97。
陈独秀认为《金瓶梅》成就在《红楼梦》之上，“《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远不及也”98。
鹓雏（姚锡钧）也说《红楼梦》“无一不自《金瓶》一书脱胎换骨而来”99。
而包柚斧在《游戏杂志·答友索说部书》中则比较公允地指出，《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是“善脱胎而已，几于神化者也”，认为《红楼梦》在继承《金瓶梅》创作传统的基础上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总之，此期的评论者高度评价并充分肯定了《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应享有的地位，以及它所取代的巨大成就，
看到了长篇小说由《水浒传》而《金瓶梅》、再由《金瓶梅》而《红楼梦》在描写生活、塑造人物等方面的发展轨迹，以及后者对前者的继承与提高，这都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红楼梦》的产生是受到《金瓶梅》的巨大影响之说是比较公允的话，那么，《红楼梦》是《金瓶梅》的倒影、《红楼梦》全从《金瓶梅》脱胎而来，甚至《金瓶梅》的成就在《红楼梦》之上云云，则是值得商榷的。




本文作者    张进德  教授










注释：

①  《游居杮录》，青岛：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页。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金瓶梅》，《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2页。

③  袁宏道《董思白》，《袁宏道集笺校》卷六《锦帆集之四——尺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页。

④  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本书所引原文均出自该版本。

⑤  谢肇淛《小草斋文集》，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76页。

⑥  谢肇淛《小草斋文集》，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76页。

⑦  屠本畯《山林经济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4），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

⑧  《游居杮录》，青岛：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页。

⑨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金瓶梅》，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2页。

⑩  袁宏道《觞政·十之掌故》，《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9页。

11  《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2  《游居杮录》卷九，青岛：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13    薛冈《天爵堂笔余》卷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41页。

14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金瓶梅》，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2页。

15    袁中道《游居杮录》卷九，青岛：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16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金瓶梅》，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2页。

17    袁宏道《董思白》，《袁宏道集笺校》卷六《锦帆集之四——尺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9页。

18    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9    谢肇淛《小草斋文集》，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76页。

20    《第一奇书序》，《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卷首，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

21    顾国瑞等《<尺牍偶存>、<友声>及其中的戏曲史料》，《文史》第十五辑，1982年。

22    徐谦《桂宫梯》卷四引《劝诫类钞》，道光戊戌陈氏刻本。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1页。

23    郑振铎在《谈金瓶梅词话》中认为此《考证》“一望而知其为伪作，也许便是出于蒋敦艮辈之手”。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在此《考证》后加了按语，认为此文系废物即王文濡辈“伪造后不断加以润色”。

24  王昙《古本金瓶梅考证》。《绘图真本金瓶梅》卷首，上海：上海存宝斋1916年版。

25    《稗说》卷三《王弇洲著作》，《明史资料丛刊》第二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

26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涵芬楼秘笈本，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3年（1924）版。

27    见《小说月报》1910年第1卷第1期。

28    见蒋瑞藻《小说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2页。

29   鲁迅校录《小说旧闻钞》，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2页。

30    康熙四十七年满文本《金瓶梅》卷首，佚名译，黄润华、王小虹校订并标点，见《文献》第十六辑，1983年。

31    申涵光《荆园小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页。

32    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94页。

33    方濬《蕉轩随录·续录》卷二《武松》，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5页。

34    林昌彝《砚耕绪录》卷十二，同治五年广州刊本。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8页。

35    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十五《夏雪》，《详注聊斋志异图咏》（下），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0页。

36    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卷四》。《续修四库全书》一一四〇“子部·杂家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152页。

37    徐谦《桂宫梯》卷四引《劝诫类钞》，道光戊戌陈氏刻本。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1页。

38    徐谦《桂宫梯》卷四引《最乐篇》，道光戊戌陈氏刻本。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1页。

39    康熙四十七年满文本《金瓶梅》卷首，佚名译，黄润华、王小虹校订并标点，见《文献》第十六辑，1983年。

40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4页。

41    圣水艾衲居士编《豆棚闲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

42    戏笔主人《绣像忠烈传序》。《忠烈全传》卷首，《古本小说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

43  紫阳道人《续金瓶梅》第一回，《金瓶梅续书三种（上）》，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2页。

44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4页。

45    康熙四十七年满文本《金瓶梅》卷首。佚名译，黄润华、王小虹校订并标点，见《文献》第十六辑，1983年。

46    《原本金瓶梅跋》。《古本金瓶梅》卷首，卿云图书公司1926年版。原署名袁枚，黄霖认为此系后人伪托。见《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页。

47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4页。）

48    《莺花杂志》1915年2月第一期。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页。

49    康熙四十七年满文本《金瓶梅》卷首。佚名译，黄润华、王小虹校订并标点，见《文献》第十六辑，1983年。

50    闲云山人《第一奇书钟情传序》。《第一奇书钟情传》卷首，光绪乙巳年（1905)仿西法石印本。按《钟情传》即《金瓶梅》。

51    周永保《瑶华传跋》。丁秉仁：《瑶华传》卷首，《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

52    《金屋梦识语》。《金瓶梅续书三种（下）》，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1页。

53    兰皋居士《绮楼重梦楔子》，《绮楼重梦》卷首。《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

54    道光元年刻本。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8页。

55    曹雪芹  高鹗著，张新之评《妙复轩评石头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56    《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三六，《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36页。

57    《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五九，《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2页。

58    张竹坡《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七十回，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069页。

59    《竹坡闲话》，《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0页。

60    文龙《金瓶梅》七十一回回评。见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页。

61    《批评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20页。

62    《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五三，《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2页。

63    《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五二，《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2页。

64    《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五一，《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2页。

65    《金瓶梅》第一回回评。见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页。

66    《金瓶梅》第十三回回评。见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

67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回评。见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页。

68    《金瓶梅》第一百回回评。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5页。

69    1903年《新小说》第八号《小说丛话》。

70    《小说丛话》，《新小说》1903年第八号。

71    《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月月小说》1907年第一卷第九期。

72    《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月月小说》1907年第一卷第十一期。

73    《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月月小说》1908年第二卷第二期。按：王钟麒持《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的观点。

74    1914年《雅言》第一卷第七期《小说丛话》。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6页。

75    废物（王文濡）《小说谈·金瓶梅》，1915年《香艳杂志》第九期。

76    鵷雏（姚锡钧）《稗乘谭隽》，上海：上海文明书局1916年《春声》第一集。

77    陈独秀《答胡适》，《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上海：上海群益书社民国六年（1917）。

78    废物（王文濡）《废物赘语》，1917年文明书局《临时增刊南社小说集》。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7页。。

79    曼殊《小说丛话》，1904年《新小说》第八期。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5页。

80    钱静方《小说丛考·金瓶梅演义考》，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页。

81    梦生《小说丛话》，1914年《雅言》第一卷第七期。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6—337页。

82    黄人《小说小话》，《小说林》1907年第一期。

83    《小说丛话》，《新小说》1903年第八号。

84    平子《小说新语》，《小说时报》1911年第九号。

85    1914年《雅言》第一卷第七期《小说丛话》。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9页。

86    胡适《答钱玄同》，《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海：上海群益书社民国七年（1918）。

87    叶小凤：《小凤杂著·小说杂论》，新民图书馆1919年5月排印本。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6页。

88    《古今小说评林》，1919年5月上海民权出版部初版。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61页。

89    《古今小说评林》，1919年5月上海民权出版部初版。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9—360页。

90    《杂说》，《月月小说》1907年第一卷。

91    棣《改良剧本与改良小说关系于社会之重轻》，1908年2月21日《中外小说林》第二卷第二期。

92    曼殊《小说丛话》，1904年《新小说》第八期。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5页。

93    钱玄同《寄胡适之》，《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上海：上海群益书社民国六年（1917）。

94    平子《小说新语》，《小说时报》1911年第九号。

95    1904年《新小说》第八期《小说丛话》。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5页。

96    天僇生《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月月小说》1908年第二卷第二期。

97    梦生《小说丛话》，1914年《雅言》第一卷第七期。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5页。

98    陈独秀《答胡适》，《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上海：上海群益书社民国六年（1917）。

99    鵷雏（姚锡钧）《稗乘谭隽》，上海：上海文明书局1916年《春声》第一集。

 










文章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张进德<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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