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是第一次变革：“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第二次变革是宋话本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前者相对于六朝志怪强调唐传奇的"有意为小说”，即自觉的小说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后者则重点指宋元话本在描写题材及艺术形式上由奇幻、怪异向现实通俗方面的变化，可看作古代小说发展方向的重要转变。毫无疑问，这两种变革都标志着中国小说思想的重大进步。长篇小说《金瓶梅》的出现，再一次打破宋元以来白话小说的某些模式，使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方向出现了又一次新的转折。它主要表现在：完全摆脱传奇、神魔题材的羁绊，把平凡而现实的世情生活作为审美对象，开拓了新的审美领城，完全改变了传统的审美意识；公然以赤裸裸的性描写冲击“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带有强烈的人性解放色彩；讽刺基调的形式，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先河。
任何艺术创作都是审美活动。审美对象的确定，则是不同审美思想的主要标志。六朝之前，明确的小说观念尚没有产生，“小说”的内容极为驳杂，史事、杂论、巫医、术数等都成为作者的描写对象，表现出"合丛残小语”的特征，说明这时的小说思想还处于一种混沌状态。但到了六朝时期，自觉的小说观念开始出现，不但产生了小说虚构意识，而且对小说的审美娱悦作用有了明确认识，标志着真正的小说观正在形成。六朝小说把虚幻、怪异的神鬼故事和名人轶事逸闻作为自己的观照对象，并开始出现把神话传说历史化，人神合璧的历史小说（如《穆天子传》）。唐传奇除了部分作品继承六朝小说“搜奇记逸”的传统，仍然用“奇”吸引读者外，另外一些作品则开始把笔触由神鬼世界移到人间，塑造了不少现实的人的形象。这种描写对象的转移，标志着唐传奇的作者对小说本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文学的本质是人学，要把人、人类社会作为自己主要的审美对象。宋元话本又前进了一步，它不但写现实的人，而且多是极普通的下层群众，“取材多在近时”，主人公多为新兴起的市民阶层的人物，以他们的喜怒哀乐感动读者，小说审美意识由猎奇变为对平凡人生的体察。明初，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又陆续出现了《三国》、《水浒》、《西游记》三部名垂千古的长篇。它们以宏伟的结构、众多的人物、史诗般的容量出现于文坛，使小说审美功能实现了一次新的飞跃。长篇小说不同于志怪传奇用一个奇异的神鬼故事或一次哀艳动人的人生遭际赢得读者的惊诧或同情，亦非白话短篇以现实生活中的一人一事来满足市民阶层特有的审美兴趣，而是以无数各具形态的人物和错综复杂的事件构成一幅历史的长卷，再现了整整一个社会或一段历史时期。读者面对包容宏富的审美对象，不仅从审美角度，而且从哲学、政治、军事、历史等方面获得巨大的收益。《三国》、《水浒》均是如此。《西游记》稍稍不同，它除了审美作用外，更主要的是以庞大的象征体系给人以深刻的哲理上的思考。《金瓶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我们之所以认为它的出现是小说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首先是指它给予读者的审美对象既不同志怪传奇，亦有异于宋元话本，简言之，《金瓶梅》在前两次变革的基础上，又一次改变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方向，它以细腻而深刻的“世情”描写，为小说创作开拓出一片新的审美领域，为中国小说思想增加了新的内容。比较地说，《三国》《水浒》均是在宋元话本基础上产生的，是话本小说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必然成果。《三国》取材于历史，以遥远的三国故事作为描写对象，在金戈铁马的征战杀伐中塑造一大批叱咤风云、气势磅礴的英雄人物，再现了一个血与火的时代。他们中有圣明的贤君，智勇双全的忠臣，也有残忍狡诈的霸主，背信弃义的势利小人。但他们同是那个时代的主人，共同造就了一段独特的历史。作者崇敬他们、赞扬他们，把自己的审美理想凝聚在历史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之中。在罗贯中看来，美存在于历史，存在于千百年前的英雄人物身上，存在于金鼓震天的厮杀战场上。忠勇、刚毅、智慧、力量，成为作者塑造人物的审美标准。《水浒》也是取材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但虚构成分更多些。施耐庵的审美意识似有不同，他并不注重题材的历史感，而是着重于对忠义、豪迈、悲壮性格的刻画。他笔下的人物，缺乏《三国》人物的历史启迪力量。却以强烈的传奇色彩博得读者的喜爱。如果把关羽、张飞称作"英雄”的话，李逵、阮小二毋宁叫作“好汉”更为恰切。征战疆场的"英雄”离读者较远，易激起人们的崇敬感；抱打不平的“好汉”与读者关系较近，易使我们产生亲切感。但《三国》、《水浒》有一个共同点，二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某些情节的描写，并未完全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而是充满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浸透着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
《金瓶梅》虽然由《水浒》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引出，但容纳了完全不同于《水浒》的审美内容，表现了迥然相异的审美观念。在《水浒》里，西门庆、潘金莲都是次要人物，是为塑造主要人物武松的粗豪性格服务的，故事本身并不具备深刻的社会意义。与《水浒传》描写的以梁山好汉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相比，西门庆、潘金莲的风流韵事只算是一个完全不引人注意的偏僻角落。但也很显然，这个故事却比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打家劫舍、拔树举鼎的梁山英雄更具人间生活的色彩，更接近现实的人生。《金瓶梅》作者以一个非凡的艺术家的识见恰恰看准了这个不起眼的角落，开掘出一个全新的审美领域。在兰陵笑笑生看来，美不在水泊梁山，不在宋江，不在武松，而在西门庆、潘金莲、应伯爵，在以他们为主角的现实生活中。虽然这里既无惊天动地的大战场面，亦无帷幄之中的远虑深谋，有的只是吃饭穿衣、朋来客往、打情骂俏、争风吃醋、吹牛撒谎、逢迎拍马，但在这种平凡而又平淡的世俗生活中同样隐藏着深厚的审美内容。西门庆在《水浒》中不过是一个好色的生药铺主人，很快就成为武松拳脚之下的短命鬼——在众多的梁山豪杰面前，邪恶势力只能是短命的。但在《金瓶梅》里，他不但没有轻易死于非命，反而在商场、官场、情场里连得意，成为集官、商、霸于一体的头面人物。他不择手段地来敛钱财，又用钱财换来政治上的权力，反过来再用用权力作为进一步攫取金钱的后盾；而政治、经济上的暴发又成为他淫靡无度的巨大资本。西门庆就是这样一个由权欲、财欲和色欲凝聚而成的怪胎。这个怪胎不可能出现于《水浒》，而只能在《金瓶梅》所反映的特定环境里滋生、繁衍。如果说刘备、曹操、宋江、李逵等人物更容易激起我们对历史的回忆和反思，对正义的赞颂和献身的话，那么西门庆的审美认识价值，则更多地表现在引导读者认识新生的市民阶层在那个刚刚出现的人欲横流的社会是如何猎取权力、金钱和女色。又是如何迅速走向幻灭的；进而启发人们从这种幻灭中体悟人生的真谛。潘金莲也是如此。《水浒》作者没有留给她太多的表演机会，她的性格较为单薄，至多算一个勾引奸夫害死本夫的邪恶妇人。但在《金瓶梅》里她成了主角，淫荡、凶狠、自私、阴险，但也聪明、伶俐、讨人喜欢；她既是一个凶恶的害人者，又是个可怜的受害者，她曾经想得到真正的爱情，但终于堕落为一个淫侈无度的荡妇，并烧死在欲焰里。总之，她的身上既有丑的污秽，也有美的光点，她是一个复杂的人。其他人物大都如此。《金瓶梅》作者第一次以完全冷静客观的旁观者身份观察社会，描摹人生。既然新的时代再也不会出现曹操、刘备、宋江、武松式的英雄豪杰，不会演出赤壁大战、三打祝家庄那样威武雄壮的“活剧”，艺术家就只能把自己的目光转向现实的人生，在自己的周围寻觅新的审美对象。兰陵笑笑生正是把小说的描写对象，由重大的历史事件变成柴米油盐衣食起居的日常生活，小说的主人公也由令人崇敬的帝王将相、传奇英雄变成贪官恶仆、奸夫淫妇、帮闲娼妓、尼姑道士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一次寻常的家庭宴饮，一起因争风吃醋而起的妻妾争斗，几句溜须拍马的谀词，甚或泼妇的骂街、帮闲的恶谑，都可能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审美价值。欣欣子在《金瓶梅》序中说:“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所谓，“市井常谈”、“闺房碎语”给人的美感不同于《三国》《水浒》。它不是以惊天动地的雄壮场面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给人刚劲、雄健、崇高、悲壮的感受，而是以一个家庭的“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的细密描写引起读者亲切、真实、生动、细腻的美感。《金瓶梅》对中国小说审美思想的变革是与明代中期整个文学艺术领域的审美意识的变化有联系的。明初，拟古主义文艺思潮盛行，诗文讲究“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要象“摹临古帖”一样去模仿古人。长篇小说多以历史为题材，可能与这种拟古主义风气有一定关系。但到了明代中期，一批思想家、文学家在哲学、文艺领城起而反对拟古主义。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都是针对复古主义而发的，对文学由拟古到写实的转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李贽的前辈王艮曾以“百姓日用即道”的著名命题反对程朱理学，李贽也极力鼓吹“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肯定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不仅具有哲学意义，而且也有重要的审美意义:“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焚书·答耿司寇》）只要具有“童心”，表达人的真情实感，即使写“百姓日用”也是好文章。袁宏道也说“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小修诗序》，《袁中郎全集》卷一）他们把“百姓日用”“吃饭穿衣”“妇孺所唱”这些原本不值一提的“人情物理”都带入文学的殿堂。《金瓶梅》正是在这种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出现的。因此，《金瓶梅》描写内容的巨大变化不仅是小说观念的一次飞跃，而且反映了整个文学思想，审美意识的空前进步。自此之后，“百姓日用”，小民的饮食起居，喜怒哀乐成为小说戏曲的普遍题材，逐渐形成一般“世情小说”的强大洪流，中国古代小说真正走上面对现实生活反映普通人思想感情的现实主义道路。
《金瓶梅》问世以后，因其惊世骇俗的性描写而被目之为“淫书”，几百年来，屡遭劈板、删改、查抄的命运。直到现在，《金瓶梅》仍不能以它的本来面目面世。性描写既是《金瓶梅》的突出特点，也几乎成了它的致命“污点”。现代的研究者们对这个敏感问题也是仁智各见，难于统一。这个关系到对《金瓶梅》作出正、反两种完全不同评价的关键问题，确实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我认为，《金瓶梅》的性描写问题不能孤立看待，必须放在整个小说发展的进程中，尤其应放到明代中后期正在巨变的整个社会思潮中去考察，才能给予正确的评价。上面已约略提到，明代中晚期是一个在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宋代兴程朱理学，为封建统治秩序和伦理道德寻找哲学上的根据；明初继之。宋明理学只承认“天理”即封建伦理道德，不承认“人欲”即人的生存发展的自然要求，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与之相适应，文学领域提倡“文以载道”，把文学纳入维护封建道统的轨道，文学实际上变成了“道学”。这时，无论哲学还是文学领城，人，人性，人的价值都受到了蔑视；特别是人欲，简直被视为洪水猛兽。但到了明代中期，随着哲学领域进步思想流派的出现，宋明理学的一统局面受到强大冲击。与“理学”相左的陆王“心学”之后，王艮、李贽诸人以“心即理”作为突破口，大大阐发人“心”即人的自然要求、自然欲望的合理性，认为百姓的日常生活，吃饭穿衣都是“道”，都是符合“天理”的。换言之，“人欲”与“天理”并没有矛盾，二者是统一的。李贽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同者也。”（《焚书·答邓石阳》）所谓“世间种种”除了吃饭穿衣之外，还包括人的其他各种欲望，比如，“好货”、“好色”、“勤学”、“进取”等，这些人人应有的正常欲望，既正当，又合理。这种前所未有的对人的天然之性的肯定，虽然被当时的正统派诬之为“左道感众”，但却受到下层人士、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的欢迎，“四方从游日众，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除李贽外，其他文坛名将如徐渭、汤显祖、冯梦龙、袁氏兄弟等也都充当了社会新思潮的主力军，并且迅速转化为自已的文学思想。例如徐渭的“凡利人者，皆圣人也”，汤显祖的“主情说”，冯梦龙的“情真说”，无不针对理学的禁欲主义要求在文学作品中渲泄人欲，顺应自然。以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代短篇小说，正是这种思潮的形象反映。如果我们把《金瓶梅》的性描写放在上述的背景下去考察，庶几可以获得较为正确的认识；至少不至将这些描写以“诲淫”的罪名一笔骂倒。很奇怪，《金瓶梅》主人公对色欲的疯狂追求，大家都注意到了，并自然而然地目之为“诲淫”；但对书中另外两种人类欲望一一权欲和财欲的描写，往往未加注意，或者说虽然注意到了但却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暴露，批判。实际上，象“三言”“二拍”一样，《金瓶梅》也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现实和新思潮的形象记录。它既以极为冷峻的写实态度精雕细刻出人们对欲望的向往和追求，又以传统的儒家观念表示对这种现象的忧虑和担心。作者的主旨是既要读者看到那个特定时代人欲横流的残酷现实，又要读者从《金瓶梅》主人公由追求到幻灭的历程中思索人生的真正价值。这种创作意图其实在小说开头的“四贪词”中已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西门庆的一生是追求酒、色、财、气的一生，《全瓶梅》就是为他疯狂追求的全过程立传。为了满足自己的财欲，他开生药铺、缎子铺、绒线铺，到江湖上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还勾结官府逃避赋税，放高利贷，甚至趁奸娶李瓶儿、孟玉楼的机会侵吞她们的家产，使金钱大量集中于自己手中。但西门庆不是为了钱而敛钱，他不是守财奴，他懂得如何利用金钱去取得更大的利益。他不仅用金银贿赂官府，逃避罪责；而且用金钱买到了一个理刑官的官位。当他掌握一部分权力之后，更是贪赃枉法，无所不为。他的权欲也得到了满足。财欲、权欲的满足，使他的色欲变得更为膨胀，他除了一妻五妾外，丫头，使女、仆妇都逃不出他的糟践；而且还包占王六儿，奸通林太太，甚至还有书童、王经之流的男宠。西门庆的色欲实际是一种对女人的占有欲，本质上和权欲，财欲是一样的。他对女人的占有并不以姿色作标准，他毫无审美眼光，有时甚至不加选择，只要能满足他的占有欲就行。他与林太太的苟且就是如此。林太太作为一个有儿有媳的中年寡妇，本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他的显赫门第引起西门庆的强烈占有欲。西门庆虽身为理刑官，但无法与招宣府的地位相比，这使西门庆的心理上产生两种感觉：羡慕和自卑。对于一个声称“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喜事，就使强奸了嫦娘，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的人来说，这显然是不能容忍的。占有了林太太，他的心理就会获得某种平衡和满足。至于与奶妈如意、贲地传的老婆等女佣的关系，虽与林太太有别，但无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占有欲。在西门庆看来，作为一个要权有权，要钱有钱的人，他对女人的占有是理所当然的。
西门庆显然非常精通权、财、色三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利用金钱得到权力，再利用权力得到更多的金钱和女色。西门庆在追逐权欲、财欲和色欲时所表现出的疯狂性十分惊人，可以说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还不曾见到。西门庆的种种恶行也非个人行为，应视为他代表着一个阶级。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使市民、商贾成为时代的骄子，象西门庆那样集官、商、霸于一身的暴发户自然要有恃无恐。金钱、权力变得空前重要，对色欲的追求也变得从来没有过的强烈和公开。贪欲象一股猛烈的浪潮，把程朱理学禁欲主义的樊篱冲得支离破碎。不仅下层如此，上层统治阶级内部更是如此。明神宗深居宫中享乐腐化，几十年不接见朝臣，王公大臣多有死于酗酒与妇女手中者。兰陵笑笑生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上自皇帝宰相下至市井小民“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博平县志》四）的社会。他“寄意于时俗”，“拨遣”自己心中的“忧郁”，除了以真挚的“童心”把这些丑恶的东西和盘托出，又能干些什么呢？人们往往指责《金瓶梅》对性欲的描写过于细腻、夸张，其实，何止这一类描写？笑笑生对西门庆权欲、财欲的描写不也是如此吗？如对他的吃喝宴饮，几乎每餐必书，极尽铺张描写之能事，同样使人觉得过于琐碎、重复以至难以卒读。但没有人会斥之为“诲饮”“诲食”，何以对性描写的过细以“诲淫”目之？欣欣子在《金瓶梅》序中说“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作为人类的自然天性，只要人类存在，这种行为就不能消失。然而很奇怪，既然性欲是一种合乎天性的要求，是“人皆好之”的行为，而且每日都在发生，但人们很忌讳谈到它，特别是忌讳在书中看到它。中国描写性欲的文学自古就有，但因时时受到压抑，始终无法发展起来。实际上，这正是“人欲”和“天理”（即封建的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人欲”总是无法战胜“天理”，起码在文学领域是如此。但到了明代中期，当存“人欲”去“天理”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现实的时候，人们终于鼓起在文学作品中描写性欲的勇气。如果兰陵笑笑生不是面对这样的现实，不是受到这种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或许将会是另外的样子。我们在谈到《金瓶梅》的性描写产生的背景，并肯定它对于宋明理学具有冲击作用的同时，还应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兰陵笑笑生通过赤裸裸的性描写所表达的忧患意识。笑笑生为何要写《金瓶梅》？
“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人有七情，忧郁为甚。上智之士，与化俱生，雾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为累。惟下焉者，既不出了于心胸，又无诗书道腴可以拨遣，然则不致于坐病者几希。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
很清楚，作者由于对“时俗”产生了“忧郁”，只好以写书来“拨遣”他对社会、人生的忧虑。他何以忧虑？现实社会的“人伦”、“淫奔”、“淑慝”、“善恶”等道德秩序方面的问题引起了他的不安。于是他要用西门庆的种种恶行警醒世人，使大家知“祸因恶积，福缘善庆”，“乐极生悲”的道理。似乎很矛盾：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言，作者以惊世骇俗的露骨性描写宣泄人欲，猛烈冲击了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作者却又对道德的沦丧感到“忧郁”，力图正“人伦”，戒“淫奔”。其实，这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作为一个封建文人，兰陵笑笑生的道德伦理观念不能超出历史的规定性，他绝不是一个封建伦理道德的彻底叛逆者。欣欣子的序及作者在叙述过程中不断介入故事表达的主观意识都强烈说明，他的部分创作目的是为了维护正常的伦理秩序。他既反对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义，也反对西门庆淫欲无度的纵欲主义。为前者，他敢于进行露骨的性描写；为后者，他不断对主人公的淫行加以谴责和批判。这正是刘廷玑所云“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在园杂志》）的笔法。也是当时和后世的小说作家常常运用的笔法。如冯梦龙在当时的人文主义新思潮中是一员健将，对程朱理学深恶痛绝，主张“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山歌序》）。他的“三言”及稍后的“二拍”就不避性描写，有些描写甚至不比《金瓶梅》逊色。但同时，作者的“喻世”、“警世”、“醒世”的意图又很明显，我们不能认为他们在鼓吹纵欲主义，反理学的勇士李贽被人目为“狂士”、“异端”，对理学进行了全面攻击；但对基本的封建伦理规范，如忠孝节义等，他并没有超越。每个人都存在于一定的历史中，他没有能力超越历史。
当然，作为审美对象，我们希望作者的描写都能给读者以美的感受。《金瓶梅》的性描写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美学效果。作者不懂得，因此也不能把“性”上升到“情”的高度。明末清初的某些才子佳人小说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看到了《金瓶梅》的这个弊病，开始把粗恶的性欲发泄，转变为真诚的感情表达，净化了作品人物的灵魂和作品的氛围，至《红楼梦》，粗俗的性欲已完全被淘汰，代之而起的是美好而纯净的爱情和诗一般的韵致，小说艺术达到了完美的境界。这当然与时代生活的变迁有关，也与作家的审美意识的提高有关。与兰陵笑笑生的纯粹写实不同，曹雪芹在现实生活中又加入了理想主义的调和剂，从而使现实变得如此光明、美好和富有诗情画意。
张竹坡把《金瓶梅》称为“一部炎凉书”，廿公称其“曲尽人间丑态”。《金瓶梅》不仅以极为锋利的写实笔法再现了那个社会各种丑恶的外部现象，也以冷峻、严肃的态度剖开了人物的肮脏心灵，并给以尖锐的讽刺，写尽了那个时代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讽刺，不仅是作者塑造人物的手段，而且成为贯穿《金瓶梅》全书的基调。人们往往把《儒林外史》看作是中国“讽刺小说之祖”；其实，第一次把讽刺作为全书基调的是《金瓶梅》，而不是《儒林外史》。《金瓶梅》是部暴露的书，笑笑生目光所及除了黑暗、丑恶、无耻之外，似乎没有一丝亮光，这就决定了他在叙事过程中的冷眼旁观和讽刺的态度。相对而言，他在写西门庆、潘金莲、吴月娘等人物时，多采取较冷静、客观的“作者旁观”方式；写应伯爵之类的帮闲人物时，则运用强烈的讽刺、嘲谑口吻。在以前的文学作品里应伯爵这类人是没有资格充作主人公的，因为他们既不能象古代英雄那样令人崇敬，又不象平民百姓那样使人感到亲切。兰陵笑笑生毕竟有非同寻常的审美能力，他首次看到了解剖这类人的卑劣心灵同样具有巨大的审美价值和认识意义。无疑，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应伯爵之辈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不事生产，却有吃有喝；身居下位，却又混迹于上层社会之中。他们出卖灵魂，泯灭良心，对上逢迎溜须，助纣为虐，无所不用其极；对下狐假虎威，落井下石。这实在是一批人类的渣滓，道德沦丧的产儿。然而他们又象极其灵敏的晴雨表，反映着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作者运用“追魂摄影”的白描手法，往往三言两语就雕画出他们的丑恶行径和阴暗心理。兰陵笑笑生是把讽刺作为解剖人生、透视人物心灵的武器来运用的，所以他不仅对应伯爵、韩道国这样的小丑使用讽刺，就是对西门庆这样的“大官人”，也同样使用讽刺嘲弄的笔法。第三十四回西门庆和应伯爵谈论衙门公事，伯爵道：“......哥.，你自从到任以来，也和他（指夏提刑）问了几椿事儿？”西门庆道:“大小也问了几件公事。别的倒也罢了，只吃他贪滥蹹婪的，有事不问青水皂白，得了钱手里就放了，成什么道理！我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虽是个武职官儿，掌着这刑条，还放些体面才好。”多么庄重、堂皇！然而此话出自西门庆之口，实在是出人意料。乍一听，他似乎是个清廉刚正的执法官。但仔细推想，他从一个地方豪绅、普通商人爬到交通权贵、巴结官府的官僚、恶霸，到底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勾当！他哪里有资格谈论什么“刑条”，什么“青水皂白”！如此冠冕堂皇的话放在这个恶棍嘴里说出，不仅产生了滑稽可笑的讽刺效果，也深刻揭示了西门庆恶鬼充圣人的虚伪本质。西门庆和吴月娘谈起王三官，很为王招宣府生下这样的不肖子孙而感慨:
“......你又见入武学，放着那功名儿不干，家中丢着花枝般媳妇儿，自东京六黄太尉侄女儿不去理论，白日黑夜，只跟着这伙光棍在院里嫖弄，把他娘子头面都拿出来使了。今年不上二十岁，年小小儿的，通不成器！”
俨然敦厚的长者口吻！这种话出自这个嫖娼宿妓的老手口里，尤显得荒唐无稽！
“你不曾溺胞尿看看自家！乳儿老鸦笑话猪儿足，原来灯台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这井里水，无所不为，清洁了些甚么儿！还要禁的人！”
讽刺可以产生多种艺术效果。它既可以指出美好事物的不足，引起读者的善意微笑，又能无情撕下丑恶事物的假面具，使读者在笑声中认清虚假后面的真实来。《金瓶梅》的讽刺多是后者，而非前者。讽刺艺术的最佳境界应该是“含泪的笑”，是喜剧后面的蕴含着巨大的悲剧因素，是笑过之后的痛苦沉思，人们是这样评价《儒林外史》的，我们同样可以在《金瓶梅》中找到这样的片断。兰陵笑笑生也常利用讽刺剖析那些受侮辱、受损害的“小人物”被扭曲了的心灵，在看似浅薄的戏谑里埋着深沉的悲剧内容。如书中的宋惠莲，一个与西门庆通奸的女佣，表面上看来，她的灵魂够肮脏无耻的了，为了改善自己卑微地位，她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她甚至以与主子有奸作资本，狐假虎威，得意忘形，做出许多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事情。她不但打扮得花枝招展，吆三喝四，打牙犯嘴，甚至居然混入主妇们的行列说三道四，指指点点。于是，她终于受到潘金莲、孟玉楼、蕙祥等人的嫉妒、羞辱与痛骂。靠卖身于主子改善地位，并且立即显示出自己的满足和洋洋得意，表现了宋惠莲的浅薄和愚蠢。然而这并不是宋惠莲的全部。后来西门庆在潘金莲的挑唆下要害死来旺，并最后终将他递解原籍，宋惠莲便显示出她性格的另一面。她一面大哭着为来旺儿鸣冤叫屈，一面破口大骂西门庆“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去看出殡的”，是不凭“天理”，她后悔自已上了圈套，在事实面前终于看清了西门庆的狰狞面目，于是主动抛弃了幻想和用惨重代价换来的一点“特殊”地位。回过头来看她原来的行为，我们会觉得“浅薄”的后面还深藏着一个地位卑微的人希图获得与人平等资格的良苦用心和作出的重大牺牲。鄙贱的身份并没有泯灭宋惠莲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但悲惨的结局使她的追求染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宋惠莲的悲剧显然不仅是一个逗人发笑的“噱头”，它含着令人深思的人生问题。讽刺在《金瓶梅》中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手法，它是一种风格，一种气氛，一种贯穿全书的基调。我们固然可以在夸张的对比和外露的冷嘲热讽的口吻中发现讽刺，但更多的时候它定隐蔽在冷峻的写实中。只有作者对人间的丑恶和黑暗有了全面察觉和深刻省悟之后，只有在作者满腔悲愤无处发泄而只好寄之于书的时候，这种讽刺才会产生，才会变得如此有力。《全瓶梅》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先河，为《儒林外史》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严格地说，只有把握贯穿《金瓶梅》全书的讽刺基调，才能认识《金瓶梅》的全部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深刻理解兰陵笑笑生的创作动机，并正确评价《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否则，我们只能把它看成“美丑不分”、“爱憎不明”的自然主义作品，看成“导淫宣欲”“坏人心术”的“淫书”。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研究集》，1988，齐鲁书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彩蛋福利赠送} ↓
《金瓶梅》中的人脉建构
（视频制作 李 明）
【已授权】
谢尔金指 点个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