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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进德 李娟娟：《金瓶梅》评论中的作品比较现象刍议

金学界 金学界 2022-11-26
收录于合集 #张进德专辑 32个




摘要：《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占居重要地位，众多评论者从各种角度以各种方式给予全方位的解读。

在评论中存在着大量将其与其他各类作品作比较的现象，其范围涉及诗赋、史传、戏曲以及小说等等，通过比较论述论者表达了自己对《金瓶梅》的阅读体验及价值评判。

这些对比论述不乏中肯的评价，但也存在溢美或贬抑等有失客观的情况。

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究前人对于《金瓶梅》的审美感悟，以期对《金瓶梅》的丰富蕴涵与文学地位有更加深刻全面的把握。



关键词：《金瓶梅》；评论；比较；地位




作为一部在中国小说史上享有盛誉的世情小说，《金瓶梅》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评论随之拉开了序幕。
从初始阶段的评点到后来的专论，评论文献洋洋大观。

“小说评点长久以来深得读者之喜爱，而其之所以引人入胜，往往并不在于理论上的逻辑论证，更重要的是评点者独特的审美感悟和艺术情趣，尤其是运用生动灵活和富于情感的语言将这种感悟和情感传递给读者，对读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

实际上，这种“审美感悟”和“艺术情趣”存在于所有的评论文字中。笔者注意到，历代的评论者常常通过将《金瓶梅》与其他作品比较的方式，表达自己对《金瓶梅》的价值评判。
由于学界对此罕有关注，本文拟以此作为切入点，审视金学中这一独特的评论视角，以期对《金瓶梅》的丰富蕴涵与文学地位有更加深刻全面的把握。
一
经过仔细梳理我们发现，历代论者在评价《金瓶梅》时，用来作比较的作品涉及面很广，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诗赋：《诗经》《离骚》《七发》。
此类作品都有褒善贬恶的内涵，因而论者将《金瓶梅》与它们作比较时，常常是为了强调《金瓶梅》的劝世作用，甚至是为了洗清《金瓶梅》“淫书”之恶谥。

诗云“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此非瓶儿等辈乎？
又云“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此非金、梅等辈乎？
“狂且狡童”，此非西门、敬济等辈乎？乃先师手订，文公细注，岂不曰此淫风也哉！
所以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注云：“诗有善有恶。善者起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逆志。”
圣贤著书立言之意，固昭然于千古也。今夫《金瓶》一书，作者亦是将《褰裳》、《风雨》、《箨兮》、《子衿》诸诗细为模仿耳。
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知惧［2］20。

用《离骚》《七发》与《金瓶梅》作比较是因为论者认为笑笑生与司马迁、枚乘的创作初衷相同，即发愤著书。

夫必使梅花翻雪案，是又一部《离骚》，无处发泄，所以著书立说之深意也［2］112。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3］289。


《中国小说评点研究》


（2）史传：《史记》《左传》。
小说与史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史传文学主要以历史事件为主要描写对象，其刻画人物的手段与叙事方式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典范。
论者将《金瓶梅》与史传文学相比较，也正是注意到了此点。
《史记》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时日也……看其三四年间，却是一日一时推着数去……此为神妙之笔［2］36-37。

……世之说部者动曰：“慌尔，慌尔。”彼所谓“慌者”，谎矣，彼所谓“真者”，果能尽书而读之否？
左丘明即千秋慌祖也……愿善读说部者宜急取《水浒》、《金瓶梅》、《绿野仙踪》三书读之，彼皆慌到家之文字也，谓之大山水大奇书不亦宜乎［4］。

（3）戏剧：《西厢记》《杀狗记》。
作为叙事文学，戏剧与小说有诸多相通之处，因而不少论者常常将《金瓶梅》与戏剧作品相比较。
戏剧的受众有文人与市民之分，如《西厢记》文辞典雅，迎合了封建文人的爱好；
《杀狗记》表现的则是普通市民生活，更多地起到了对民众的劝诫作用。
论者正是基于“语言”和“立意”这两个不同的着眼点，将《金瓶梅》与这两部作品作比较。
《金瓶梅》倘他当日发心，不做此一篇市井的文字，他必能另出韵笔，作花娇月媚如《西厢》等文字也［2］45。
此书为继《杀狗记》而作，看他随处影写兄弟，如何九之弟何十，杨大郎之弟杨二郎，周秀之弟周宣，韩道国之弟韩二捣鬼，惟西门庆、陈经济无兄弟可想［2］50。
（4）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绿野仙踪》。
明清时期，中国古典小说的类型丰富，逐步走向多元化：神魔、历史演义、英雄传奇、艳情、世情等等。
作为此期具有开创意义的《金瓶梅》，也就经常被论者用来与其他各种类型的小说作比较。
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然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

《西游》，极幻矣……《三国志》，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势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其季孟之间乎……他如《玉娇梨》，《金瓶梅》，另辟幽蹊，曲终奏雅，然一方之言，一家之政，可谓奇书，无当巨览，其《水浒》之亚乎［5］卷首！



《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


二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把握客观事物本质的有效途径之一。
日常生活中，人们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往往根据一定标准，将彼此有某种联系、具有可比性的事物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找到它们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从而使事物的个性得到彰显。
比较既可在异类对象中进行，也可在同类对象中展开。
那么，金学史上人们将《金瓶梅》与其他作品作比，自然是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共性或某种联系，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人物塑造
作为虚拟的艺术，小说要求作者努力从生活中汲取创作营养，并进行更高一步的艺术提炼，从而使作品中的人物须眉毕现。
有了极具个性化与真实性的人物，小说才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在文学史上颇负盛名的《水浒传》《红楼梦》在此方面成就突出，《金瓶梅》的评论者基于此点，将二者加以比较来肯定《金瓶梅》刻画市井人物方面的成就。如静庵在《金屋梦识语》中说：

《西游》、《金瓶》、《水浒》，皆千载一遇之大文章也。……如《红楼》、《水浒》、《金瓶》之文字，虽雅俚不伦，然不屑于寻章摘句，效老生常谈，其描摹人物，莫不须眉毕现……［6］18

金圣叹在感叹《水浒传》成功地塑造出一百零八好汉形象时说:

“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

这正说明了作者在此方面的深厚功力。
《红楼梦》则更胜一筹，文中多用“特犯不犯”的笔法描摹相似的人物或者相似的情节，但其巧妙之处却在同中之异的细微差别，使得相似的人物各显风采。
不少论者也在比较《金瓶梅》与《红楼梦》时注意到了二者在刻画人物方面的不同之处，如曼殊所谓的“倒影”之论：“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6］315
西门庆一家虽说也是富贵之家，但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暴发户的庸俗气，截然不同于贾府诗书簪缨之族的大家气象。
哪怕贾府已然走向没落，但仍然保持着礼乐大家风范。
相比而言，《金瓶梅》中的人物虽然装束、供给皆与贵族相似，但其下等本质却由内而外自然散发，这无不证明《金瓶梅》刻画人物的技巧娴熟。
曼殊的“倒影”之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反差”，张竹坡则将《金瓶梅》与《诗经》作比，从另一个角度阐述《金瓶梅》在刻画人物方面所达到的“反差”效果。

……月娘前后文，其贪人财，乘人短，种种不堪，乃此夜忽然“怨而不怒”，且居然《麟趾》、《关雎》，说得太好，反不像也［2］319。

在此，我们暂且不论《诗经》中《麟趾》与《关雎》是否都真如张竹坡所说的“怨而不怒”，
可以明确看到的是张竹坡把《诗经》作为《金瓶梅》的比较对象是为了将“怨而不怒”与月娘烧香祷祝行为的表象作比较，借以点明月娘挟制西门庆的真实意图，揭示出笑笑生运用皮里阳秋的讽刺手法塑造人物所达到的特殊效果。


《竹坡闲话》书影

（二）叙事艺术
在谈及《金瓶梅》的叙事艺术时，论者常用四部作品与《金瓶梅》作比较，分别为《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
如张竹坡多次将《金瓶梅》与《史记》相比，认为《金瓶梅》全得《史记》壸奥，对《金瓶梅》的整体叙事架构给予充分的肯定。
《史记》中的“本纪”部分以年代顺序为纲，贯穿历代帝王的重要事件，而“表”的部分又将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加以表格化。
《金瓶梅》的叙事也有明显的时间脉络贯穿：
西门庆二十七岁时出场，二十九岁让吴神仙相面，三十三岁死亡退场；官哥政和四年丙申出场，到政和五年丁酉死亡退场等等。
因此张竹坡认为《金瓶梅》的叙事方式类似于《史记》中的年表形式。
而文龙在将《金瓶梅》与《三国演义》作比较时，则提出前者在叙事上的不足。

挨光一回，有夸为绝妙文章者，余不觉哑然失笑。
文字忌直，须用曲笔，文字忌率，须用活笔。挨光一层，早被王婆子全已说破，此一回不过就题敷衍，略者详之，虚者实之，两回仍是一回也［7］413。
故《三国志》中，每设一计，只用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使人急于要看下文，方知如此如此，原来如此如此也。若事前合盘托出，则下文仍是如此如此，又安得谓为绝妙文章哉［7］413！

《三国演义》以战争描写见长，采用限知视角设置悬念迭起的战争情节，节奏富于变化，张弛有度，给人以神秘之感。
文龙指出《金瓶梅》第三回的行文明显劣于《三国演义》，因为前者用直笔提前交代了后面即将展开的情节，使得后文的描写文字显得缺少悬念，平淡无味，故不得谓“绝妙文章”。
哈斯宝在将《金瓶梅》与《红楼梦》作比较时也指出前者的不足。
我读《金瓶梅》，读到给众人相面，鉴定终生的那一回，总是赞赏不已。现在一读本回（第九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才知道那种赞赏委实过分了。
《金瓶梅》中预言结局，是一个历数众人，而《红楼梦》中则是各自道出自己的结局。教他人道出，哪如自己说出？《金瓶梅》中的预言浮浅，《红楼梦》中的预言深邃，所以此工彼拙［8］。
《金瓶梅》通过吴神仙给众人相面道出了西门府几个主要人物一生的遭际，这个情节在《金瓶梅》的叙事中起到预言作用，给叙事安排好了既定的方向。
然而哈斯宝认为此方法虽然巧妙，与《红楼梦》相比则未免略逊一筹。《红楼梦》中的预言多由当事人自己说出，通过这种方式揭示出人物自身的命运更具震撼性。
除“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一回以外，《红楼梦》贯穿着多种形式的谶，包括谶图、谶诗等等，因此相对而言《金瓶梅》中的谶语虽在作品的整体架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终有肤浅之失。
但从小说发展的链条来看，如果没有《金瓶梅》的稚嫩，何来《红楼梦》的成熟呢？
一般认为，《金瓶梅》的故事情节发脉于《水浒传》，鉴于此种特殊关系，论者常从叙事角度对二者加以比较。
首先是人物的出场：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兰陵笑笑生必须在原故事的基础上重新安排人物命运，完成事件的转换衔接，才能使《金瓶梅》的叙事顺畅进行。如张竹坡云。

文字生色之妙，全在两边掩映。下文武二文字中，将李外传替死，自是必然之法。又恐与《水浒》相左，为世俗不知文者口实，乃于结处止用一“倒说是西门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遂使《水浒》文字，绝不碍手。妙绝，妙绝［2］143。

从《水浒传》的西门庆到《金瓶梅》的西门庆这个转化中，需要重新安排此人的出场与退场方式。
《水浒传》中西门庆在出场不久就死于武松之手，《金瓶梅》的作者巧妙杜撰出李外传替死这一情节，从而使后面的情节得以顺理成章地展开。
其次是关于人物的退场：文龙将《金瓶梅》和《水浒传》中关于西门庆之死的写法作了比较，认为相对于《金瓶梅》中西门庆自送其命，《水浒传》中西门庆死于武松之手更为大快人心。
我们认为就两种死法而言，孰优孰劣取决于作品塑造人物时的既定目的。《水浒传》中武松处于主位，作者安排西门庆死于其手是为了凸显武松的英雄之气；
而《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之死则在更大意义上是为了起到警戒世人的作用，同一个人物死亡的不同安排也正说明了《水浒传》和《金瓶梅》的不同创作意旨。


《金瓶梅资料汇编》

（三）主旨立意
从作家的角度而言，尽管一部作品的创作意旨有其恒定性，但在不同的接受者那里，往往会出现见仁见智的差异。
论者在论述《金瓶梅》的主旨立意时，也常将《金瓶梅》与其他不同的作品相比较。
首先，认为《金瓶梅》立意在于“劝善惩恶”的论者，多用《诗经》《易》《书》等作为《金瓶梅》的比较对象。
有论者认为《诗经》的主旨是“思无邪”，可以起到净化读者心灵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诗有善有恶，善者起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逆志”。
张竹坡提出《金瓶梅》的作者是将《诗经》诸诗细为模仿的观点，认为虽然《金瓶梅》用了大量笔墨描写淫亵，但是其立意并不在于宣淫，而旨在警戒世人。例如《隔帘花影·序》云：

《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金瓶梅》一书，虽系空言，但观西门平生所为，淫荡无节，豪横已极，宜乎及身即受惨变，乃享厚福以终，至其报复，亦不过妻散财亡，家门零落而止，似乎天道悠远，所报不足以蔽其辜……”［9］序

从《易》《书》的观念出发，认为《金瓶梅》中作恶多端的西门庆虽然遭到果报，但其“惨变”程度似乎远远不足以大快人心。
其次，认为《金瓶梅》的立意在于倡导“孝悌”的论者，则多用四大南戏之一的《杀狗记》作比附。
此书为继《杀狗记》而作，看他随处影写兄弟，如何九之弟何十，杨大郎之弟杨二郎，周秀之弟周宣，韩道国之弟韩二捣鬼，惟西门庆、陈敬济无兄弟可想［2］50。
《杀狗记》是南戏四大传奇之一，以家庭伦理为题材，以“亲睦为本”“孝友为先”“妻贤夫祸少”为信条。
张竹坡以此作比，显然是为了强调《金瓶梅》的“孝悌”内涵。
而在《金瓶梅》中，作者也曾引用《杀狗记》来讽刺应伯爵等人的丑恶嘴脸，指出西门庆生前所谓的“兄弟”完全是《杀狗记》中柳龙卿、胡子传一类蹭吃蹭喝、见利忘义之徒。
最后，认为《金瓶梅》的立意在于作者“浇胸中之块垒”的论者，则常将《离骚》《七发》《水浒》等作为比较对象。

夫必使梅花翻雪案，是又一部《离骚》，无处发泄，所以著书立说之深意也［2］112。

中国文学史上的“发愤著书说”发端于司马迁，他认为作家大多在自己理想或主张无法实现时，转而采用著书方式，抒泻胸中块垒。
“发愤著书说”后来也常被用来观照《金瓶梅》的创作，认为《金瓶梅》正是作者胸中块垒的发泄。
如平子在《小说丛话》中将《金瓶梅》和《水浒传》的立意进行了详细比较。
《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借小说以鸣之，其描写当时之社会情状，略见一斑。然与《水浒传》不同……《水浒》抱奇愤，《金瓶》抱奇冤。处境不同，故下笔亦不同［10］。
指出《水浒》和《金瓶梅》二者虽然有“正笔”和“侧笔”、“明写”和“暗写”、“快语”和“痛语”、
“明白畅快”和“隐抑凄恻”、“奇愤”和“奇冤”的不同，但是两者立意一样，都是对黑暗社会情状的暴露，鸣作者胸中之不平。
袁宏道对《金瓶梅》的立意也给予了很高评价：“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3］289
《七发》对贵公子养尊处优的生活进行了力透纸背的讽刺，袁宏道将《金瓶梅》与之相比较，正是看到了《金瓶梅》对当时社会多层次的批判，提出其批判力度远胜于《七发》。

三
从宏观上考察《金瓶梅》评论中的作品比较现象，不难发现其很大程度上突显了小说评论者的主体意识和主观目的性，融合了论者对文本赏读的独特感悟及其理论批判。
由于评论者的人生阅历、艺术修养和批判目的不尽相同，导致了他们评判的千差万别。
他们这些比较文字，既有值得肯定的价值所在，也存在有失公允的地方。
比如，张竹坡在评论中屡次将《金瓶梅》与《史记》并提，认为“《金瓶梅》全得《史记》之妙也”，“谓之太史公之文哉”，“纯是一部史公文字”等等。
《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史学和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在史学史、文学史上是一座丰碑。
张竹坡将《金瓶梅》与之相比较，正是看到了二者客观上确实存在有共通之处。
从积极的一面理解，可以说《史记》和《金瓶梅》分别代表了各自领域的最高成就，但不可否认，张竹坡在某种程度上借《史记》表达了他对《金瓶梅》的溢美倾向。
再如，文龙曾将《金瓶梅》与《诗经》作比较，认为《金瓶梅》中对淫的描写与《诗经》不删淫奔之诗同出一理，这种观点未免牵强。
虽然《金瓶梅》的淫秽笔墨受到了纵欲世风的影响，甚至出于人物形象塑造和表达意旨的需要，但这并不足以作为对其全盘肯定的理由。
李卓吾曾将《金瓶梅》与《西厢》《水浒》并举为“天下奇书”，而徐谦针对此点提出反对意见：

“不知（《金瓶梅》《西厢》《水浒》）凿淫窦，开杀机，如酿鸩酒然，酒味愈甘，毒人愈深矣。”［11］

徐谦对这三部作品的价值视而不见，而以封建卫道者的眼光，给予“倡盗诲淫”的恶谥。
这种极端荒谬的以偏概全，必然难“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
总之，通过与其他作品的比较来肯定作品的成就或指出其不足，在《金瓶梅》的评论中比较突出。
这种比较评论的文字，广泛涉及人物塑造、叙事艺术、主旨立意等方面的问题。
尽管在比较时往往受制于论者本人对被用来作比较的作品的理解，但这种评论方式的直观性和通俗性，则是其他评论方式无法取代的。
无论对于《金瓶梅》内容、艺术的深刻理解，还是对于《金瓶梅》的传播接受，都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小说丛话》



参考文献：

［1］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导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03．

［2］张竹坡．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87．

［3］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李百川．绿野仙踪［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339．

［5］张无咎．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四辑·新平妖传·卷首［M］．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

［6］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文龙．金瓶梅回评［M］//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

［8］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M］//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270．

［9］四桥居士．隔帘花影·序［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10］平子．小说丛话［J］．新小说，1903（8）：169-170．

［11］徐谦．桂宫梯［M］//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271．

文章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章刊于《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转发清注明出处。
                 
                     （数据采集   杨雪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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