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多知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论《金瓶梅》出语惊人：《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①]
但人们却未必知道早在毛泽东之前，二十世纪中国之怪杰陈独秀就对《金瓶梅》发表过高论。他说，《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毛说与之极为相似，表述方式却更俚俗。而《金瓶梅》与《红楼梦》孰高孰低，他俩观点则正好相反，不过陈是着眼艺术，毛则着眼内容，视角有异而已。至于毛说《金瓶梅》没有传开，则有悖史实。而且他关于《金瓶梅》发行的意见，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他曾在1957年说： “《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于是，文化部、中宣部责成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影印插图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影印了两千部。于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人手一册，所有持书者均编号登记在册。堪称小说发行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要全面了解陈独秀的“金学观”，则须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小说之争”说起。
二十世纪之初，《新青年》之同仁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为推广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过一次有益的论争，其中也涉及到《金瓶梅》。《新青年》同仁讨论中国小说，起于胡适、钱玄同之争，二人虽“同抱文学革命之志”，对中国小说的评价却有分歧。1917年1月胡适在其名文《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 “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从这一开创性观点出发，胡适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主张今日作诗作文，“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②]钱玄同在肯定胡适“白话体文学说”的同时，对中国小说中的某些具体作品则持否定态度，他说： “小说是近世文学之杰构，亦自宋始。以前小说如《虞初》、《世说》为野史的非文学作品，唐代小说描画淫亵，称道鬼神，乃轻薄文人浮艳之作，与纪昀、蒲松龄所著相同，于文学上实无大道理，断不能与《水浒》、《红楼》、《儒林外史》诸书相提并论也”[③]几经回合，越辩越烈。总的趋势是，胡适对中国古典小说肯定越多，而钱玄同对中国古典小说则否定越多。 钱、胡之争中有两个有趣现象，其一是对中国古典小说肯定较多的胡适对《金瓶梅》却持否定态度，而钱玄同却多有肯定。首先是钱玄同在1917年7月2日《寄胡适》信中说： 《金瓶梅》一书断不可与一切专谈淫猥之书同日而语。此书为一种骄奢淫佚不知礼义廉耻之腐败社会写照。观其书中所叙之人，无论官绅男女，面子上是老爷太太小姐，而一开口，一动作，无一非极下作极无耻之语言之行事，正是今之积蓄不义钱财而专事“打扑克”、“逛窑子”、“讨小老婆”者之真相。语其作意，实与《红楼梦》相同。（或谓《红楼梦》即脱胎此书，盖信。）徒以描写淫亵太甚，终不免“淫书”之目。
即我亦未敢直截痛快径以此书与《红楼》、《水浒》等齐列。然仔细想来，其实善描淫亵，为中国古人之一种通病。……故若抛弃一切世俗见解，专用文学的眼光去观察，则《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④]
正是这段妙论引出了胡适1918年1月15《致钱玄同》中的诘问： “先生与独秀所论《金瓶梅》诸语，我殊不敢赞成。我以为今日中国人所谓男女情爱，尚全是兽性的肉欲。今日一面正宜力排《金瓶梅》一类之书，一面积极译著高尚的言情之作，五十年后或稍有转移风气之希望。此种书即以文学的眼光观之，亦殊无价值，何则？文学之一要素在‘美感’。请问先生读《金瓶梅》作何美感？”[⑤]
胡适对《金瓶梅》的这一见解，应当说是无可厚非的；不过似乎还是钱玄同之分析有力些，他在上书说： “惟往昔道德未化，兽性肉欲犹极强烈之时，文学家不务撰述理想高尚之小说以高尚人类之道德，而益为之推波助澜，划画描摩，形容尽致，使观之者什九不理会其作意，用‘赋诗断章’之法专事研求此点，致社会道德未能增益。而血气未定之少年尤受其毒。此则不能谓前世文学家理想之幼稚矣。
然社会进化是有一定的路线，固不可不前进，亦不能跳过许多级数，平地升天。故今日以写实体小说不作淫亵语为是，而前之描摹淫亵为非；然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⑥]
正是以这种历史观点视之，钱玄同肯定“《金瓶梅》自是十六世纪中叶有价值之文学”。这种观点即使在今天，也大致可以为文学史家所接受。也许还是出于这一基本的历史观点，到1921年7月28日钱玄同给胡适的信中仍说： 《金瓶梅》亦可重印。但我的意思，以为这部书须重编（打破章回形式），仅仅删去“……”，不但文气不贯，即回目亦须动摇，困难未免太多了。你说这部书是一部真正的写实小说（按：胡适此论应较其“淫书说”有所不同，可惜其信不见），这话真不错。
我很希望你对此书做他一次“孔夫子”（将来人说胡夫子删《金瓶梅》，定《水浒》，赞X，修Y，倒也是佳话哩！）[⑦]
可惜胡适未接受朋友的建议，这段文坛佳话也就不存在了。钱胡之争的第二个有趣现象是，其论争的双方前期不是直接交锋，而多投书陈独秀以各抒己见。原因大概有二：其一，陈独秀在当时是大力鼓吹“科学与民主”的《新青年》杂志主编，授书于他有利于双方意见之面世；其二，当年的陈独秀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与理论仲裁，于是毋庸置疑地将是非求决于陈独秀。这就引出了陈独秀对中国古典小说包括对《金瓶梅》的一系列精彩意见。
陈独秀首先从宏观上肯定了中国古典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批评了小说的传统观念，他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附识中说： 余恒谓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施（耐庵）曹（雪芹）价值远在归（有光）姚（鼐）之上。闻者咸大惊疑，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⑧]
国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此种风气倘不转，文学界决无进步之可言。[⑨]
在其名文《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则以更决然的口气说： 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灿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
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⑩]
其对中国文学革命之前途，归根到底是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之小说家相期。具体到《金瓶梅》，陈独秀在1917年6月1日致胡适信中说： 足下及玄同盛称《水浒》、《红楼》等古今说部第一，而均不及《金瓶梅》。何耶？此书描写旧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
《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远不及也。乃以其描写淫态而弃之耶？则《水浒》、《红楼》又焉能免？[11]
陈独秀对《金瓶梅》描写旧社会的功力与意义的高度评价，无疑与钱玄同的观点相似。而他对《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比较与取舍，在今天看来似有失偏颇。但当时的陈独秀只看谁更接近生活，谁更接近口语，谁更有利于白话文学之兴起，遑论其他？因而主张不以“描写淫态”而弃《金瓶梅》，甚至谓其“文章清健自然”胜似《红楼梦》。陈独秀在《三答钱玄同》中，对中国小说包括《金瓶梅》有更全面的看法。他说： 中国小说，有两大毛病： 第一是描写淫态，过显露；第二是过贪冗长。（《金瓶梅》、《红楼梦》细细说那饮食、衣服、装饰、摆设，实在讨厌！）这也是“名山著述的思想”的余毒。
吾人赏识近代文学，只因为他文章和材料，都和现在社会接近些，不过短中取长罢了。若是把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当做吾人理想的新文学，那就大错了。不但吾人现在的语言思想，和元、明的人不同，而且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抄袭老文章，算得什么文学呢！
但是外国文学经过如许岁月，中间许多作者供给我们许多文学的技术和文章的表式，所以喜欢文学的人，对于历代的文学都应该去切实研究一番才是。（就是极淫猥的小说弹词，也有研究的价值。）
至于普通青年读物，自以时人译著为宜。若多读旧时小说弹词，不能用文学的眼光去研究却是徒耗光阴，有损无益。并非是我说老（学）究的话，也不是我一面提倡近代文学，一面又劝人勿读小说，弹词，未免自相矛盾，只因为专门研究文学和普通青年读书截然是两件事，不能并为一谈也。[12]
这里，陈独秀高屋建瓴地看到了明清小说包括《金瓶梅》与传统文学相比的优胜处，与西方文学相比的缺陷处，以及与新文学的联系与区别之所在。又科学地区分了专门研究与普通青年阅读的差异（对于前者即使是极淫猥的小说弹词也有研究的价值，对于后者则以时人译著为宜）。
尤其可贵地指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虽和现代社会接近些，可作为新文学的借鉴，但这毕竟是与传统文学相比，短中取长的意思罢了，因为即使是第一流的古典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也有着令人讨厌的毛病，不能与新文学同日而语。他富有远见地告诫人们： “若把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当作吾人理想的新文学，那就大错了。”钱、胡文学革命目标一致，对小说尤其是对《金瓶梅》的看法却有着深刻的分歧。陈独秀既指出其各自的偏颇，又吸取各自的长处，然后将他们各执一端的片面卓见，升华出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论表述。陈独秀这段精彩的论述，堪称《新青年》同仁对《金瓶梅》乃至整个明清小说评论的总纲。钱玄同在《致陈独秀》中也表露出与陈独秀相近的意见，说他以前与胡适论小说是为匡正旧文学家贬低通俗文学的谬误，才表彰《水浒》、《红楼梦》等书的，“这原是短中取长的意思”，“其实拿十九、二十世纪的西洋新文学眼光去评判，就是施耐庵、曹雪芹、吴敬梓也还不能算做第一等。因为他们三位的著作，虽然配得上称‘写实体小说’，但是笔墨总嫌不干净”。至于《金瓶梅》他则认为它“虽具刻画恶社会的本领，然而描写淫亵，太不成话；若是勉强替他辩护，说做书的人下笔的时候自己没有存着肉麻的冥想，恐怕这话总是说不圆的”。（《独秀文存》卷三）“我以为不但《金瓶梅》流弊甚大，就是《红楼》、《水浒》亦非青年所宜读；吾见青年读了《红楼》、《水浒》不知其一为实写腐败之家庭，一为写凶暴之政府，而乃自命为宝玉、武松，因此专务狎邪以为情，专务‘拆梢’以为勇者甚多。”
因而“中国今日以前小说，都该退居到历史的地位；从今以后，要讲有价值的小说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做”。[13]
应该说，尽管钱玄同对《红楼》、《水浒》的看法有些偏激，但他的文化参照与文化建设的目光还是远大的，与陈独秀之总体文化建设思想是合拍的。还应指出的是，不管胡适与陈独秀、钱玄同在《金瓶梅》乃至其他小说的评论上有多严重的分歧，他们以白话小说为教本推动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由讨论《金瓶梅》及其他小说发展到策划亚东图书馆标点排印中国古典小说，都属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与重要实施之一。其意义与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此前此后的任何关于中国小说的评论与研究都无法与之相比拟。质而言之，无论是胡适，还是陈独秀之论《金瓶梅》，只有放在这一宏观文化背景下考察方能真正认识清楚。
注释：[①]龚育之等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9月版。[②]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2卷5号。[③]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2卷6号。[④]钱玄同《寄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81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⑤]胡适《致钱玄同》，《新青年》4卷1号。[⑥]钱玄同《寄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81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⑦]钱玄同《致胡适》，见《胡适研究丛录》第23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⑦]陈独秀《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附识》，《新青年》2卷5号。 [⑨]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第97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新青年》3卷1号。[⑩]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第97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11]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166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11月版。[12]《独秀文存》卷三第727—728页。13《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88页。
文章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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